反对美国政府所支持的，支持美国政府所反对的——帕尔默论罗斯巴德的仇美情结

风灵编译

罗斯巴德的著作和文章中充满了强烈的个人感情，这种感情与其说是对自由的热爱，不如说是对美国政府的痛恨。比如，1975年越战结束的时候，他在“国家之死”（The Death of a State）一文中写道：

“印度支那如此迅速的事态变化只会让任何一个自由意志主义者都感到振奋：因为我们眼前所看到的不是别的，而是一个国家——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两个国家——的灭亡，即南越的西贡政权和柬埔寨的金边政权。这些国家的瓦解过程再一次证明了大规模游击战理论家的见解是正确的，从 18 世纪后期的查尔斯·李等自由主义者到毛、切·格瓦拉等现代共产主义理论家的阐述，还有越南的武元甲将军。换句话说，在一场缓慢、耐心、旷日持久的斗争中，游击队(由民众支持)逐渐削弱和消耗了国家军队（通常由其他帝国政府支持）的巨大优势火力之后，最后的打击令国家以惊人的速度瓦解，分崩离析。当然，在越南和柬埔寨，一个国家立即被另一个国家取代——这并不奇怪，因为共产党领导的反叛者几乎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国家无处不在，这没什么特别。对自由意志主义者来说，真正鼓舞人心的是看到一个国家最终迅速解体。”（风灵注：当年雨季结束后，老挝成为第三个覆亡的国家）

“自由意志主义者欢欣鼓舞的另一个原因是，这些事件对美帝国主义造成了沉重打击，也对美国有道义责任和永久权力在世界各地扶植各种政府，统治各国人民的观念造成了沉重打击。我们正被迫采取“新孤立主义”政策。不幸的是，这不是因为道德原则，而是因为具体认识到了帝国主义现实上已不再可行。”

“对于美国来说，回归孤立主义外交政策不仅是唯一符合道德和现实的政策;它可能是唯一有机会避免苏联最终在整个第三世界取得胜利的政策。但是，如果我们不吸取这个教训，如果我们支持幕后操纵的错误神话，我们就只是确保了苏联在第三世界的持久胜利——在美国人付出巨大的生命和财富牺牲之后，在所有我们试图“拯救”的国家发生无辜人民被大规模屠杀之后。”（原文出处：https:///1975/07/01/the-death-of-a-state-2/）（风灵注：这种说法既无逻辑，又不符合现实。最终是在里根的干预政策而不是孤立主义外交下，冷战结束，苏联因失败而崩溃。）

这只是一个例子，在罗斯巴德阐述无政府主义的重要著作《为新自由而奋斗》（For a New Liberty）1973年第一版中也写道：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的军事和外交政策都假定苏联进攻的威胁迫在眉睫，而美国应该为此调动精力，做好准备。但与此相反，如果我们冷静地审视一下布尔什维克革命以来苏俄的外交政策，我们会发现他们对和平的持续热情有时近乎于自杀。波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攻击了苏俄，得到了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大片领土。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斯大林对和平如此执着，以至于他未能对纳粹的进攻做出足够的准备。大肆渲染的苏联“扩张”仅仅是对德国无端攻击的回应;为了击败德国，苏联不得不推翻德国在东欧的军事盟友。除了击败德国的迫切需要外，苏联不仅没有扩张，而且苏联一次又一次地后撤，以避免与西方发生任何冷战或热战。”（第293页）

著名的自由意志主义活动家，加图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帕尔默（对帕尔默不了解的人可参见《和平与爱》花絮：永不疲倦的帕尔默）对此有过直言不讳的批评：

“因此，吞并罗马尼亚和波兰的领土，以及在东欧和中欧建立亲苏的独裁政权，只是防御德帝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的一部分。本来是一个反对军事干涉主义的可能的正当理由，变成了对苏联扩张主义的完全夸张的辩护。”

帕尔默有一本罗斯巴德签名的《为新自由而奋斗》，罗斯巴德在扉页上写着：1975年2月，致托马斯·帕尔默，为了理性与自由——穆瑞·罗斯巴德。1978年，帕尔默与罗斯巴德有一次谈话，罗斯巴德被说服，在第二版中修改了相关文本。他把“斯大林对和平的持续热情”这句话去掉了，把“对和平如此执着”改为“斯大林如此无准备”和“斯大林如此不好战”。罗斯巴德意识到他以前写的东西站不住脚。

帕尔默总结罗斯巴德的立场：问题的根源不在于穆雷·罗斯巴德是“亲苏分子”或“亲伊斯兰主义者”，而在于他经常认为自己只是“反国家”。他只是反国家，有时忘了支持自由，坦白地说，他一点也不关心别人的痛苦。帕尔默强调：“我不仅是从他的作品中推断出这一点。我曾反复听到过，他质问聚集在他客厅里的人，是'恨压迫者，还是爱被压迫者’？正确的答案是'憎恨压迫者’和'弄死被压迫者!’”

帕尔默后来还评论道：“照从罗斯巴德的言论来看，当第三帝国和苏联扩张时，人们应该为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的崩溃感到高兴。当我们讨论是否应该为波兰国家的崩溃高兴时，会想起在华沙犹太区或卡廷森林中被杀害的波兰人的尸骨吗？”

帕尔默指出罗斯巴德在“国家之死”中的事实方面有许多错误。南越其实是被北越军队征服。而那时南越的越共实际上几乎被消灭了。同样，穆雷·罗斯巴德称红色高棉对柬埔寨的破坏值得高兴。无论是北越军队对南方的征服，还是红色高棉对柬埔寨的军事征服，都不能被视为是“人民革命”的恰当例子。这种说法根本不符合事实。在这些例子中，崩溃的国家都是被纪律严明的军队所征服，而不是什么游击队。在柬埔寨，征服者把人们赶出城市，像奴隶那样服苦役。

罗斯巴德的这种思想也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传人，如卢·罗克威尔（Lew Rockwells），贾斯汀·雷蒙多斯（Justin Raimondos）和汉斯-赫尔曼·霍普(Hans-Herman Hoppe)。在他们的世界观里，对美国充满了愤怒和仇恨，如果美国政府支持某件事，他们就会反对，如果美国政府反对某件事，他们就会支持。美国的敌人必然就是朋友，美国的朋友必然就是敌人。如果美国政府反对圣战分子、法西斯分子和其他自由的敌人，他们就会公开支持这些组织。

因此，这些“罗斯巴德人”（Rothbardians）把伊拉克新招募的警察比作纳粹的合作者（这里的纳粹指美国），对美国士兵和伊拉克警察和士兵被杀而兴奋，为乌克兰的authoritarian亲俄政党欢呼。他们对美国的仇恨如此强烈，以至于这个国家遭受的任何失败或挫折（或其盟友或附庸国的任何毁灭）都是值得高兴的理由，而不管最终的结果是自由多了或少了，正义多了或少了。“我为攻击美军的人喝彩。我将继续为美军遭遇的任何失败欢呼。”

如果说帕尔默对罗斯巴德的评价是褒贬参半（在其他场合帕尔默肯定过罗斯巴德的贡献），那么他对卢·罗克威尔和贾斯汀·雷蒙多斯等人的批评则毫不留情。帕尔默认为他们不具有罗斯巴德的美德，却继承了罗斯巴德的恶习，即喜欢将自己的主张推过界，超出其有效的范围。“他们不仅损害了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名声和'反战’的理念（风灵注：卢·罗克威尔是米塞斯学院主席，贾斯汀·雷蒙多斯是Antiwar.com网站的编辑主任），他们甚至已经失去了与道德和现实本身的联系。”

帕尔默指出，罗斯巴德的思想在其著作中是一以贯之的（如果有些部分不一致，那也只是表面现象）。不管罗斯巴德是对哪方面作出论述（经济、法律、历史、政治哲学，等等），都是为了实现他更伟大的综合目标的重要步骤。虽然罗斯巴德及其追随者也研读前人的著作，特别是米塞斯的经典著作，但是，这也只是为了展示那些著作如何为罗斯巴德主义所取得的综合所有知识的成就铺平了道路。最极端的版本是汉斯-赫尔曼·霍普，他力图证明罗斯巴德的思想为所有的知识，包括经济学、历史、权利的科学即伦理学本身……奠定了基础! 还有几何学和光学等科学！帕尔默揶揄道，毫无疑问，就连插花艺术也迟早能从米塞斯—罗斯巴德—霍普的公理中推导出来！

有人认为，罗斯巴德是20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自由意志主义者，帕尔默不同意这种说法，米尔顿·弗里德曼或F·A·哈耶克可能是更恰当的人选。就经济学而言，罗斯巴德关于货币理论的著作可能有很多值得推荐的地方，但他的货币史存在严重的缺陷，他的著述中谴责部分准备金银行为“欺诈”，与严肃的经济学相比，这更像是小册子的编写者。

帕尔默并非认为罗斯巴德不重要或不值一提。罗斯巴德发挥了一些重要的积极影响，特别是提高了对历史重要性的认识（尽管他自己的历史著作往往是“应该发生的历史”，而不是严肃的学术研究）和对自然权利传统的认识。

如帕尔默所说，对于一个智者而言，成为一个荒谬邪教的宗师是可悲的命运。罗斯巴德一生中成就了许多好事，也成就了一些坏事。对很多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也对一些人产生了负面影响。像许多其他非常聪明和意志坚强的人一样，穆雷·罗斯巴德留下了复杂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