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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写了一篇大宗子过继到小宗、又兼祧大宗的案例，有读者提问：独子兼祧大宗和小宗时，不论本生和兼祧都应该以大宗为重，那么，兼祧都是小宗时，应该以谁为重？ 这个问题提得相当不错，值得专门回复，本文就援引一桩清代案例来回应这个问题：当过继子兼祧的两门都是小宗时，应该以本生父母为重？还是以兼祧父母为尊呢？ 兼祧制度从明朝在民间普遍兴起后，就形成约定成俗的习惯法，到清朝乾隆四十年（1775）又被写入律法，披上合法的外衣，以“补古礼之缺、济人道之穷”。
而随着兼祧制度的确立，又衍生出各种问题，比如兼祧子如何为双方父母服丧、兼祧子如何婚配等等问题，朝廷也随着新问题的出现，与时俱进的随时调整律法。 比如上篇李鸿藻兼祧的问题，李鸿藻是大宗之子，出继小宗，又遇到本支大宗绝后，兼祧大宗和小宗，本着大宗为重的原则，李鸿藻应以大宗本生为重，小宗兼祧为次。 当然，即便李鸿藻是出自小宗，又兼祧大宗，按宗法制度大宗为重的原则，他仍然是要以大宗为重的。 那么，当小宗之子出继小宗，又遇到本支小宗绝后，出继子要兼祧两个小宗，这时，应该以谁为重呢？ 道光年间的南昌太守张寅张子畏家的情况，就是这种类型的典型案例。 张寅，字子畏，安徽桐城人，出自桐城张氏，是名臣张士维的后裔，其家族名臣辈出，如张秉文、张英、张廷玉、张若澄等等。
张寅是道光二年（1822）进士，以进士官户部主事，历任户部郎中、江西九江知府、南昌知府等，也是清代晚期的知名良吏，同治元年（1862）九月初三病逝。 他的祖父张裕淮生有四个儿子，长子张同椿，次子张栋，第三子张森，第四子张效彬。 长房张同椿没有子嗣，二房张栋生有一个儿子却不幸早殇，三房张森有一子叫张开运，四房张效彬有两个儿子，即张寅、张开第兄弟俩。 老四张效彬看二哥张栋夫妻因为丧子而忧郁成疾，就宽慰二哥二嫂，承诺把自己的长子张寅过继给二哥张栋为嗣，当时张寅才十二岁。 嘉庆十四年（1809），张栋的妻子、张寅的二伯母病危，张效彬就通过宗族把张寅出继二房，在张栋之妻亡故后，为其成服，服丧完毕、参加科举书写父祖三代时，张寅就写嗣父张栋之名。 而长房的张同椿也因为没有子嗣、随着日益年迈而忧愁，四房张效彬自觉自己还没有年过四十，应当能够再生出儿子，就把小儿子张开第出继到长房为嗣。 如此一来，张氏兄弟四门均有后嗣。
之后，二房张栋亡故，身为嗣子的张寅循例为嗣父服斩丁忧。在服满后，以进士出任户曹，张寅就把本生父母张效彬夫妻迎接到京城奉养。 道光六年（1826），过继到长房大宗的张开第早亡，没有留下一男半女，长房大宗再次绝后。而过继到二房、并奉养本生父母的张寅，也没有生出儿子来。 眼看长房和二房又要面临绝嗣的境地，三房的张开运就把次子张传顺，过继到长房大宗为嗣孙，即过继给张开第为嗣子；同时，又把第三子张传和，过继到二房为嗣孙，即过继给张寅为嗣子，这样辗转过继，终于让四房均有后嗣。 可是，让人想不到的是，把俩儿子过继出去的四房张效彬，到老也没有再生出儿子来，以至于原本有子嗣的四房，要面临无嗣的境地。 张寅极为孝顺，在京城为官时，就把本生父母接到京城奉养，外放知府后，又带着本生父母赴任。 虽然张寅侍奉本生父母安享晚年，但想起来百年之后本生父母要面临绝嗣的状况，孝子张寅就心如刀绞不能自己。 道光十八年（1838）秋，张效彬的妻子、张寅的本生母过世，他要为本生母丁忧，按例，过继出去已经为嗣父母服斩衰（三年）的张寅，只能为亲母服期年（一年），这是张寅不能接受的。 因此，心痛本支绝嗣，痛心亲娘有儿子却没人服斩的张寅，就援例引经，向朝廷申请，请求让自己归宗，原本三房过继到二房的孙子张传和，可以继续留在二房为嗣孙，不用跟着他归宗四房。 张寅还陈述当初过继是他本生父母出于孝友至诚之心，才把亲生的两个儿子，出继给毫无资产的两位兄长，并对出继兄长的两个儿子“抚之教之”，以至成人。如今却要面临绝嗣的境地，实在是令人心痛，所以申请归宗。 面对张寅的请求，礼部和吏部经过商议，驳回他单独归宗本生的请求，允许他以一身兼祧二房和四房。 但是，在张寅为本生母服丧的问题上，引起二部的争论，就是张寅以小宗兼祧小宗，应该以哪个父母为重？
礼部认为：张寅已经为二房嗣父母持服三年在先，就该为本生父母持服期年（一年），因为礼无二斩之义。 吏部则认为：张寅已经为二房嗣父母持服三年了，也应该为本生父母持服三年，因为同属小宗应以所生为重。 显然，礼部的意思是让张寅以嗣父母为重、本生父母为轻；而吏部的意思则是以本生父母为重、嗣父母为轻。 因为谁也不能说服谁，礼、吏二部就这个问题展开激烈的讨论： 张寅兼祧的两门都是小宗，假如他当日承继的是大宗伯父，兼祧本支小宗，那他应该为大宗服斩衰，为本生小宗服期年； 因为嘉庆十八年（1813）的《礼部则例》有规定：大宗独子兼祧小宗者，要为本生父母（大宗）丁忧二十七个月（服斩），为小宗承祧的嗣父母服期年；小宗独子兼祧大宗者，同样要为大宗承祧的嗣父母丁忧二十七个月，而为小宗的本生父母服期年。 张寅本生、兼祧都是小宗，且他已经为嗣父母服斩，此时也应该为本生父母服斩。
但是，嘉庆二十年（1815）的《礼部则例》又有记载：同属小宗的独子兼祧两房，应该以本生为重，为本生父母服斩，为兼祧的嗣父母服期年，期间不准应试出仕，平时考试报捐，要填写所生父母之名。 而随后的道光九年（1829）例又载：小宗之子出继小宗，已经为所后的嗣父母丁忧持服，然后又兼祧两房，应该按照礼不贰斩之义，为本生父母服期年；如果出继在前，但嗣父母仍然健在，然后兼祧两房，这时就应该以本生为重，为本生父母服三年，为兼祧父母服期年。 张寅的情况就是已经为所后的嗣父母服斩了，然后又兼祧本支，属于出继在前、兼祧在后，且所后父母已经亡故，如果参考道光九年的最新律例，张寅就应该只为本生父母服期年。 如果参考嘉庆二十年的条例，小宗子张寅兼祧小宗，则应该以本生父母为重。 正是因为道光九年条例颁布后，嘉庆二十年的旧例也没有被废除，两例并存，所以礼部和吏部才各自援引相持不下。 对张寅来说，父子骨血，至情至性，他此前出继二房，也不是因为垂涎二房资产，是因为本生父的孝友之心；且他已经为嗣父母服斩，而嗣父母也因他受到封赠，如今自然也应该给本生母服斩，不能让所生父母“本有子而终无嗣”啊！ 因此，张寅最终还是以吏部的支持为据，为本生母服斩（三年）。 按照礼法来说，张寅为所后、所生父母都服斩，肯定是违礼的，但具体问题还要具体分析。 张氏四兄弟都是清贫之家，张寅本生父把儿子出继并不是为了图谋兄长资产，而是出自孝友之心，且没有放弃对儿子的教养，和那些依靠嗣父母过活并继承巨额财产的出继子有本质区别。 因此，如果还拘泥于死板教条，不允许张寅们为本生父母服斩，未免太过不近人情。 正是因为要兼顾情、礼，张寅、李鸿藻这样先出继、后归宗的兼祧子，为双方父母都服斩的行为，还是获得当时礼学大家们的同情和支持的。 就是这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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