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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时间外传》序言，杨庆祥 …… 具体来说就是，因为某种功利主义的思考方法——从结果裁决成败——从而将苏东剧变这一类“特殊性”的历史事件理解为一种“普遍化”的观念危机，并导致了对革命普遍的不信任和污名化。辩证地说，“具体的革命”确实值得怀疑和反思，但是“抽象的革命”却不能因为“具体的革命”的失败而遭到放逐，因为对“抽象革命”的放弃，思想的惰性被重新体制化——在冷战之前漫长的20世纪的革命中，思想始终因为革命的张力而生机勃勃。正如弗里德里克·詹姆逊在《对本雅明的几点看法》一文中指出的，“体制一直都明白它的敌人就是观念和分析以及具有观念和进行分析的知识分子。于是，体制制定出各种方法来对付这个局面，最引人注目的方法就是怒斥所谓的宏大理论或宏大叙事。”意识形态不再倡导任何意义上的宏大叙事，也就意味着在思想上不再鼓励一种总体性的思考，而总体性思考的缺失，直接的后果就是思想的碎片化和浅薄化——在某种意义上，这导致了“无思想的时代”。或者我们可以稍微迁就一点说，这是一个高度思想仿真的时代，因为精神急需思想，但是又无法提供思想，所以最后只能提供思想的复制品或者赝品。 与此同时，因为“冷战终结”导致的资本红利形成了新的经济模式。大垄断体和金融资本以隐形的方式对世界进行重新“殖民”。这新一轮的殖民和利益瓜分借助了新的技术：远程控制、大数据管理、互联网物流以及虚拟的金融衍生交易。股票、期权、大宗货品，以及最近十年来在中国兴起的电商和虚拟支付。这一经济模式的直接后果是，它生成了一种“人人获利”的假象，而掩盖了更严重的剥削事实。事实是，大垄断体和大资本借助技术的“客观性”建构了一种“想象的共同体”，个人将自我无限小我化、虚拟化和符号化，获得一种象征性的可以被随时随地“支付”的身份，由此将世界理解为一种无差别化的存在。 当下文学写作的危机正是深深植根于这样的语境中——宏大叙事的瓦解、总体性的坍塌、资本和金融的操控以及个人的空心化——当下写作仅仅变成了一种写作（可以习得和教会的）而非一种“文学”或者“诗”。因为从最高的要求来看，文学和诗歌不仅仅是一种技巧和修辞，更重要的是一种认知和精神化，也就是在本原性的意义上提供或然性——历史的或然性、社会的或然性和人的或然性。历史以事实，哲学以逻辑，文学则以形象和故事。如果说存在着一种如让·贝西埃所谓的世界的问题性 的话，我觉得这就是世界的问题性。写作的小资产阶级化——这里面最典型的表征就是门罗式的文学的流行和卡夫卡式的文学被放大，前者类似于一种小清新的自我疗救，后者对秩序的貌似反抗实则迎合被误读为一种现代主义的深刻——他们共同之处就是深陷于此时此地的秩序而无法他者化，最后，提供的不过是绝望哲学和憎恨美学。刘东曾经委婉地指出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太多怨恨的东西，现在看来，这一现代文学的“遗产”在当下不是被超克而是获得了其强化版。 ——选自《时间外传》序言，杨庆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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