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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社会建构 在上一辑中我们说到，实现共产主义有两个前提：一是社会产品极大丰富，应有尽有，二是人具有高度思想觉悟，以劳动为第一需求。达到这两个前提，只能靠发展解放生产力来实现，而市场经济是发展解放生产力不可或缺的条件，所以，共产主义的智慧计划经济将向物质极大丰富时的市场经济模式学习。有人会说了，那时人类都全面解放了，其思想觉悟和劳动意识现在的人能比吗?就像现在我们觉得“以劳动为第一需求”很不可思议，但是共产主义时的人会自发认同这一点，所以，人的内在价值取向在共产主义时和现在肯定有很大的不同，用利益至上的经济学眼光看待共产主义，会不会不合时宜。 然而我想说的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才能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之所以共产主义人能够有“以劳动为第一需求”的社会意识，是因为社会产品极大丰富的社会存在决定了共产主义时的劳动与现在的劳动有着本质的区别。如果你生活在共产主义，你也会想要以劳动为第一需求，因为那时的劳动对人极有吸引力，就像如果古代人生活在现代，也会用燃气灶而不是烧柴取火一样。既然不同时代的人在内在上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那么共产主义人相对于现代人的“高度思想觉悟”是哪来的呢？现在还需要国家等各种暴力机关的存在来惩治犯罪，难道共产主义就没有“坏人”了吗？ 如果秉承“现代人与共产主义人内在一致，“空投”到共产主义也能无困难融入共产主义社会”的观点，那么之所以人在共产主义社会能够有具有高度的思想觉悟，一定是因为共产主义这一外在社会建构能够使人向善。于是，比起内在“修行”，靠外在“激励”来提高人的思想觉悟在共产主义社会变得非常重要了。一个靠“修行”建立起来的“高觉悟”社会一定是排外的，而共产主义必须要能够包容——包容不同人的思想觉悟，并帮助他们变好——这才是共产主义的真正内涵。因此，如果人本质上是对名利是敏感的，那么为何名利上的激励不可以存在于共产主义社会呢？所以，之前我主张通过各种外在激励手段鼓励实现“人以劳动为第一需求”这一达到共产主义的条件。 论劳动的内涵 当然，各种外在激励的存在，只是为了弥补内在吸引力的不足。随着生产力的解放，内在吸引力不足的生产活动将被替代，劳动将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展现在人们面前。为什么现在很多人不喜欢劳动？是因为人在劳动中体验到了异化。“996的打工人”不是在为自己而劳动，而是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而劳动，“他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 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见《1844年经济学手稿》）至于为何现在的劳动会产生异化，是因为现在很多劳动的目的是为了交换货币，而不是为了创造价值。劳动者关心的不是劳动本身的内涵，而是交换货币的数额。劳动被沦为商品买卖，而定价权掌握在货币的拥有者——资本家——手里。所以，资本家能够想尽办法剥削剩余价值。 然而撇开这一切再看劳动，其实劳动本身也有不同的另一面，即在创造价值的过程中体验到人之为人能动地改造世界的意义。这也是劳动“好玩的”、具有吸引力的一面。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到，尽管现在很多人不喜欢劳动，但也有很多人是喜欢劳动的。而这种“喜欢”，不是只喜欢劳动赚来的钱，而是在劳动本身中体验到了快乐。赚到的钱反而是对自己劳动创造了价值的“奖赏”。为什么前一种人没有这种观点？因为他们认为劳动就是金钱，金钱是对“劳动的痛苦”的补偿，所以必须要把劳动和金钱“并置”，才能合理化加入生产活动的意义。不幸的是，他们所做的生产活动没有让他们体会到加入其中本身的意义。这不是他们“人”的问题，而是由于生产力还没有解放，以至于人在改造世界的劳动中还没有得到完全的自由。于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成了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企图通过“分配”来肯定劳动的价值。然而，靠分配来肯定价值的劳动，是不自为的，因为很多时候分配并不能代表劳动的真正价值：当可被分配的社会产品有限时，再“公平”的分配，也无法体现劳动所具有的所有价值。所以， 匮乏的社会没有真正的公平可言。 因此，分配公平很重要，但是发展生产力更重要，“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只有当社会产品极大丰富时，劳动的价值才能得到完全体现。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想生活在共产主义的原因，不仅是因为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共产主义社会要更快乐，有更大的社会剩余（见上一辑），而且从义务论和德性论的角度，共产主义社会要更道德。 共产主义伦理学？—— 其实还是经济学 这有人会说了，共产主义社会并不道德，因为 “按需分配”是养懒人的社会，如果知道自己的劳动成果会被用来分配给别人，那么没有人会愿意付出更多的劳动，因为人本质上是自私的，只想索取，不想付出，只想消费，不想劳动。确实，共产主义人和现在人在内在本质上没什么区别，如果现在人的本质包括了自私，那么共产主义时人也是自私的，考虑问题也是从自身利益出发的。承认人性的“不完美”，将是我与许多共产主义者——以及各种“理想国”的主张者——的最大区别： 他们一方面相信费尔巴哈的主张“人的本质是哲学上的最高东西”，又害怕“贪婪、自私、和懒惰”成为“哲学上的最高东西”。 于是，人类“好”的一面都划给了“人性”，那些“糟糕”的特质，比如“贪婪、自私、和懒惰”，则被归为了“动物性”；以至于人类发展以至于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过程，成了一个人类“去动物化”的过程。而这种思想的源头，其实是人类根深蒂固的自恋，新古典主义的遗风，和工业革命以来在自然和其他物种面前称“神”的人类沙文主义。  然而，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真正使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在于实践——这也是人的本质通往现实性的唯一道路——“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如果在实践中，人不仅出于“知足、无私、和勤劳”，还出于“贪婪、自私、和懒惰”做出了很多事情、形成了很多社会关系，甚至这些“事情”和“社会关系”在促进历史生产力发展的过程必不可少且极为重要，那么不仅不得不承认这些特质也是人性的一部分，而且不能就此说它们是一种“缺陷”，造成了人性的“不完美”。 反而正是因为人有这些“正邪两赋”的特质，赋予了人的本质的复杂性。（换句话说，如果“哲学上的最高东西”不复杂，那么试问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能够是复杂的？）所以，由于人的本质的复杂性，人类创造的历史能够在矛盾对立统一中螺旋上升、递进式发展前进。 因此，对于建立一个更好的社会而言，重要的是不是靠道德说教——选择性地“忽视”与“重视”某些人的本质——而是要靠发展生产力形成一个外在社会建构，使人能够在其复杂的、“同时既好又坏的”本质中最佳发挥其有益而非有害的一面。还是那句话：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物质极大丰富时，从自身利益出发的“索取”和“消费”并不一定会与社会利益产生冲突，反而能够成为社会利益的来源。甚至，为了最大化社会利益，要形成一种新“消费主义”价值观，鼓励人 “为了社会利益，做自己想做的事，需求和消费自己喜欢的东西。”——这，将是共产主义的新道德。 而非在生产力还没有解放的情况下，我们所常见的，“为了社会利益，放弃自己想做的事情”，或者“为了自己想做的事情，而损害社会利益”。 至于这种新道德何以可能？铺张浪费、污染环境的“消费主义”曾是资本主义的最大弊端之一，为什么共产主义还会需要“消费主义”呢？由于物质极大丰富的外在社会建构，对任何社会产品的使用和享有不造成和消耗任何物质财富的支出，那么共产主义时单纯地使用和享有各种社会产品何谈“消费”可言？可见，不仅是劳动，共产主义时的消费与现在的消费也有本质上的区别。 于是，我们来到了“共产主义经济学”的核心问题：那就是，在共产主义，究竟什么样的活动才值得为其消耗（具有价值的）物质财富，从而构成“消费”？由于这一问题的存在，“共产主义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的一致性被打破了：它甚至是一种“相反的”经济学，或者说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其对立面的出现引发的对其自身的一种扬弃。而在现在看来，它更像是一种 “思想实验”，但这并不影响我们把这场“实验”进行下去。 消费即生产。 而如果把那些“复制”已有社会产品的行为不算作“生产”，那么， 消费即劳动。 这不是说“因为要消费，所以要劳动”，劳动和消费是两个独立的环节，而是说， 劳动生产本身就是一种令人快乐的消费，消费本身就是一种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 而这种“劳动—消费”的一体化，将是共产主义唯一的劳动或消费方式。于是我们可以回答之前的问题，为什么共产主义时的劳动生产对人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是因为那时的劳动是一种消费，现在的消费对人有多大的吸引力，共产主义时的劳动就有多大吸引力；为什么共产主义还需要“消费主义”？是因为那时的消费是一种劳动，充满了价值与意义，现在的劳动创造了多少价值，共产主义时的消费就多么有价值。这需要从两方面来理解： 论劳动的消费性 劳动创造价值，因此本身具有价值。而劳动本身的价值，就在于其发挥人之为人自为地改造世界的属性。在这个过程中，人是快乐的，因为体验到了自由。为什么现在很多劳动还做不到这一点，是因为生产力还没有完全解放，人在劳动中体验到的不是自由，而是改造世界能力的局限，因此倍感痛苦。所以，他们需要将劳动与金钱——这一劳动所创造价值的物化——“并置”，来补偿这一因生产力不足而流失的，劳动本身的价值。这导致劳动者被迫听命于金钱的拥有者——其雇主——从而丧失了自由。当雇主与劳动者的利益相近或一致时，劳动者可以间接地通过雇主的意志实现改造世界的自由，但是当雇主与劳动者的利益不一致时，这就是最糟糕的情况，因为劳动者不仅无法在劳动中实现改造世界的自由，而且这时为雇主劳动的行为否定了劳动本身具有价值的属性。在“并置”劳动所造价值与劳动本身的过程中，劳动沦为了纯粹的生产活动—— “劳动除了它的产品，一无所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大部分劳动的现状。
然而在共产主义社会，这将是再平常不过的现实。因为当生产力解放了，劳动消费性的一面将会越来越显露出来。现在劳累枯燥乏味的劳动将被极大的社会生产力取代，只剩下“有趣”的劳动——其“有趣”就在于人类在有意识地改造世界过程中实现自我而获得自由的体验。但这并不意味着劳动生产性的一面——即劳动创造价值以至于可以靠出卖劳动赚“钱”的一面——就不存在了，而是这两者能够达到一个平衡：使愿意劳动的人能够充分得到劳动消费的机会，愿意消费劳动所创造的产品的人能够充分地通过劳动产品消费满足需求。当然，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只有在社会产品极大丰富的条件下才能够实现。 至于这样的劳动真的可能吗？在上一辑中我已经举过一个例子，即不愁衣食住行的小说家因为不愁衣食住行，所以愿意在没有物质报酬的条件下创作，而其“报酬”将是读者对其作品的满足。而读者——即小说家劳动产品的消费者——所希望获得的，也是对小说家作品的满足。于是，在物质条件极大丰富的情况下，劳动消费与劳动产品消费自然地得到了平衡，实现了可持续的“劳动—消费”一体化。 甚至，在物质条件还没有极大丰富的情况，“为了能够劳动而花钱”也不是一句空话，而是确凿的现实：比如，凡·高曾经常借钱找他弟弟买颜料，而他生前只卖出过一幅画（即本文的封面《红色葡萄园》）。难道他作画的劳动是为了卖劳动产品吗？无疑，凡·高更多是在花钱消费自己画画的劳动，花的这些钱买来的是他在劳动中实现自我的快乐。 比起凡·高买颜料的钱，马克思花了恩格斯接济的钱二十几年，只为了写《资本论》，这是小巫见大巫了。而《资本论》的下场呢？其稿费还不够马克思写作期间消耗的雪茄钱。你可以说他们这样做是因为“有更高的思想觉悟”，但事实是， 他们只是很享受他们的劳动， 如果你对什么叫做劳动消费还有点难理解，你也可以这样想：对梵·高来说，画画就像打游戏一样上瘾，以至于花光了所有钱买“装备”——颜料和画布——最终使自己陷入了财政危机。（换句话说，如果生活在共产主义的你，以打游戏为工作，打游戏不仅能赚钱还能交朋友，你会享受劳动吗？）
头号玩家 (2018) 所以，对于一些劳动者来说，某些劳动的消费性要远大于其生产性。就算无法带来，甚至消耗，自己的物质财富，这些劳动也对劳动者具有莫大的吸引力。因此，所谓“提高人的思想觉悟”，在其本质上，即“提高劳动的可享受性”，或者说提高劳动因使人享受而具有的可消费性。这样才能真正使人达到“以劳动为第一需求”的条件。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一方面要靠教育使人拥有享受劳动创造价值的能力；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发展生产力，改变剥削创造良好的劳动环境，让劳动不再枯燥痛苦。当然，估计现在也不会再有人愿意像马克思一样花二十几年去干一件不赚钱还赔钱的事情。不过劳动的消费性是不可否认的，劳动也有快乐的、具有吸引力的一面，否则不会促使劳动者满怀热情地做一些事情。 论消费的劳动性 如果劳动是人类创造价值的活动，那么消费是一种劳动，在于消费创造价值。这不是说消费本身所有的价值，这种价值再寻常不过，一张纸币每被消费了一次，就发挥了其面值的价值。而是说，消费通过交易，创造了超过其本身现金流面值的价值：为什么消费后的消费者和商家都会感到快乐？如果一件商品的真实价值为X，买家花了价值同为X的现金换到了该商品，其价值流量为-X+X=0。同样，卖家花了价值为X的商品换到了价值为X的现金，其价值流量还是-X+X=0，单纯地看，这样的交换并没有创造任何新的价值。那么之所以消费者和商家在消费后都变得更好了，一定是因为消费这个过程创造了新的价值，即消费的剩余价值。由于买家和卖家都变好了，所以他们都分得了消费产生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然而，如果他们中的任意一方掌握了消费（名词）这种劳动的生产资料——使交易发生的市场，那么其就有动机“剥削”另一方，即无偿占有另一方在消费中的剩余价值。 比如当商家对消费者进行“剥削”时，由于消费者永远希望买到和所支付金钱价值相等的东西，也就是说当一件商品的价值为X，消费者有且仅当花费小于等于价值为X的金钱时愿意消费。如果消费这件商品产生的总剩余价值为V，在正常情况下，消费者的剩余价值为Vc, 商家的剩余价值为Vp，Vc和Vp的大小取决于需求和供给曲线，Vc+Vp=V，消费者的价值流为-X+X+Vc=Vc，商家的价值流为-X+X+Vp=Vp。当卖方掌握市场时，那么商家就可以抬高定价，使消费者要花费最大为X+Vc的价值才能买到价值为X的商品。由于此时的消费者的价值流-(X+Vc)+X+Vc=0且不为负，消费者还是愿意消费，消费活动还会发生，此时商家的价值流为-X+(X+Vc)+V=X+V，于是，商家无偿占有了，即“剥削”了消费者的剩余价值。然而与生产劳动不同的是，消费者和商家都是参与消费（名词）这种劳动的劳动者。所以在消费活动中，不仅消费者有可能受“剥削”，当买方掌握市场时，商家也有可能受“剥削”。不过市场经济一般情况下能够发生交易的市场既非商家所决定，也非消费者所决定，而是由市场均衡所共同决定的。所以，这些“剥削”并没有像传统生产劳动中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剥削那么严重。 为什么这是一种对剩余价值无偿占有的“剥削”？这要从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区别来看：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人类劳动；使用价值是商品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属性。商品因为市场条件的变化而需求旺盛时，凝结于其的无差别人类劳动或者说生产其的必要劳动时间并没有改变，也就是说该商品的价值并没有变化，但是我们都知道，根据市场规律，需求增加会导致体现该商品使用价值的价格上升，于是消费者要为其额外付出物质财富。而这些额外付出的部分，是在商品价值并没有变化的情况下，被迫由消费者转移给商家的，所以可以说商家无偿占有，即“剥削”了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应得的剩余价值。同理，商品在市场上过剩并不降低凝聚于其的无差别人类劳动，即其价值，但商家却要为为商品过剩导致使用价值降低而遭受损失，被迫靠贱卖将剩余价值转让给消费者。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谁掌握了市场，谁就掌握了“剥削”他人的权力。这也是市场经济不可避免的缺陷。所以，资本家集团会想方设法形成卡特尔（Cartel）同业垄断联盟，迫使市场上只能买到高价的产品，于是消费者不得不为产品支付额外的价格。这在具有稀缺性的商品的市场尤为严重，因为稀缺品的市场是一个卖方市场，卖家拥有对买家的剥削能力。比如说，学位房。没有人会觉得买到学位房赚了，因为即使学位房确实具有非常高的价值，卖家也可以定比这个非常高的价值还要高的价格出售，迫使学位房的消费者把所有的剩余价值转让给卖家。 要改变消费的剥削性，只有两种办法：一是发展生产力，解决稀缺问题，这一方面要靠发展生产消费品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要靠发展生产消费（名词）这种劳动的生产力，即增加消费机会、扩大市场规模，给市场足够的自由来竞争，防止任意一方完全掌握市场。这也是西方自由主义国家最常用的做法。二是宏观调控市场经济，加入“第三方” ——通常是政府部门——一个价值中立且权力大于市场两边任意一方的“利维坦”，来限制和仲裁市场行为。这也是各社会主义国家最常用的做法。当然，任何成熟的经济体这两种方法都会或多或少地采用。不过这些只能缓解，而无法彻底解决市场经济的问题。 第一种方法虽然可以有效扩大市场规模，分散市场的权力所有者，但是也赋予了市场整体更大的权力，以至于如果任何一方掌握了市场，也同时掌握了更大的权力，可以更加变本加厉地“剥削”另一方。第二种方法虽然可以有效制约市场的权力，并增加市场经济的计划性，但是由于市场外权力所有者的存在，市场中的两方为了自身的利益，会想尽办法拉拢权力的拥有者，使“第三方”利维坦不再价值中立，以至于一方能够利用第三方的权力无偿占有另一方的剩余价值。只有当生产力得到彻底解放，使市场上不再存在满足不了的需求和消费不掉的商品，也就是当共产主义实现，智慧计划经济取代市场经济时，这些问题才能得到彻底的解决。 至于在具体的消费活动中，消费的劳动性体现在哪里呢？我们都知道，消费是要动脑的，或者说无脑消费是没有可持续性的。理性的消费者永远在最大化消费带来的剩余价值。手握同等财富，一个经验丰富的消费者相对于消费新手，其买出来东西带给ta的满足一定要高的多，即同样价值为X的消费，其花X得到的剩余价值Vc要比新手的大。也就是说， 消费的劳动性在于创造消费的剩余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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