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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郝在今  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前与周恩来、赫尔利、张治中、朱德在延安合影 国家、政党，无不极端重视安全问题。 2013年，中共中央决定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统筹协调涉及国家安全的重大事项 和重要工作，引起国内外的高度关注。殊不知，中共自创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安全工作，安全体系已经进行多次调整。 1941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拐点。年初，中国突现皖南事变；年中，德国全线突袭苏联；年末，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晴天霹雳般的突发事件，严重威胁相关国家和整个世界的生存安全。 美国、苏联、中国，以及中国的国共两党，开始了安全工作大竞赛。 谁能料想，实力最弱的中共，却悄悄从安全体系的调整入手，为日后的发展积蓄了力量。 东方大黑暗——确立极度警觉的安全意识重视保卫工作 安全工作，也有各种层级，从生产经营到社会秩序都有安全问题；国家安全，则属于最高层级。美国、苏联等大国都设有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共执政之前设有政治保卫部门。 安全工作的主要方式一般有两类：进攻性情报工作和防御性保卫工作。中共的安全工作从保卫起步，1921年创立时属于非法政党，离开保卫就一日不能生存。首次党代会中途从上海转到嘉兴，就是防范外国租界巡捕房的侦查抓捕。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共得以公开合法活动，可是，1927年又遭受国民党的突然镇压。这就激发了全党的安全意识，在创建军队的同时创立安全机构——中央军委特务工作科（简称“中央特科”）。中央特科于1927年11月成立，比国民党的调查科早了三个月，1931年中央苏区政权的宪法又规定成立了国家政治保卫局。 抗日战争中，国共第二次合作，中共成为合法政党，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的机构很小。与此同时，国民党却将“中统”和“军统”两个特务机构从处级升格为局级。1939年初，中共设立统管情报和保卫工作的中央社会部。 中共创建情报保卫系统的初衷是保卫自身的安全，即使开展情报工作，也以获取保卫性情报为主。为了扭转被动防御的态势，中共在抗日战争期间开始大力调整。 1940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决定开展敌后大城市工作，周恩来任中央敌后工作委员会主任，康生任副主任。10月7日，中央社会部发出《关于开展敌后情报工作的指示》，提出要把开展敌后大城市的工作看成目前保卫工作的头等任务。 敌后，敌人的后方，日本和汪精卫政权控制的地区。 从初进延安的处处设防，到深入敌区核心地带，这意味着中共情报保卫工作由守转攻。 可惜，刚准备进攻，就遭到别人的进攻。1941年初，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新四军几乎全军覆没。 严酷的现实再次提醒中共：安全工作在任何形势下都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不仅要防备敌人的进攻，还要小心盟友的突袭。 开展进攻性情报工作 所幸，中央此前已经部署进攻性情报工作，很快，重大情报接踵而至。 1941年3月8日，日本驻美大使野村与美国国务卿赫尔达成《日美谅解案》。5月19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日本驻英大使重光葵商妥“和平方案”，由郭带往美国征求意见。上海、香港、南京、重庆，多条渠道报来国际密谈的情报，德国友人王安娜也发现远东地区有类似慕尼黑阴谋的活动。 抗战时期，日本是民族大敌。中共情报部门始终盯紧日本，看看中国有谁敢同日本秘密媾和。潘汉年领导的情报系统打入日本特务机关，发现国民党居然有八条线同日特接触，还有个军统代表自称宋美龄的弟弟宋子良。 毛泽东在延安作出战略分析：现在不是日本在争取美苏，而是美苏在争取日本，争取日本不要把战争扩大到美苏的地盘。美国并不打算联合英苏中合作抗日，美国同日本密谈的目的是拆散日德意同盟，而使自己保持中立态势。 1941年5月25日，毛泽东发布《关于揭破远东慕尼黑新阴谋的通知》的指示：“日美妥协，牺牲中国，造成反共、反苏局面的远东慕尼黑的新阴谋，正在美、日、蒋之间酝酿着，我们必须揭穿它、反对它。” 远东的慕尼黑新阴谋极其凶险，美英苏各国与日本妥协，中国就成了国际孤儿；国民党再与日本媾和，中共就成了国内抗战的孤军。 毛泽东向全党极而言之：“要准备出现东方大黑暗！” 用曝光的方式戳破阴谋 拿到情报，并不意味着情报工作的结束，还有个怎么运用的问题。 制止秘密媾和的通常做法是暗杀，杀掉密使，秘密谈判就无法进行了。汪精卫从重庆脱逃，在越南河内发表公开电表露求和企图。蒋介石闻知大怒，立即派军统特务越境刺杀。可惜，刺汪不成，反而激得汪精卫撕破最后一点脸面，索性逃往南京，公开当了汉奸。 毛泽东对远东慕尼黑阴谋，并未采用暗杀手段。 八路军驻山西代表王世英召开群众大会，揭露山西当局同日本密谈的阴谋，甚至点出了双方代表的名字。阴谋最怕曝光，阎锡山不得不停止投降密谋。按说，此刻王世英有条件刺杀阎锡山，阎锡山的密友赵戴文任山西省长，可这位省长的公子赵宗复却是个秘密共产党员，杀阎易如反掌。可是，王世英给赵宗复的任务不包括暗杀，只是搞情报，搞到阎锡山同日本特务密谈的情报。 在合作的局面下，对阴谋尚未败露的盟友采用暗杀手段，不得人心。在合作的局面下，揭露盟方背信弃义的密谋，大快人心。新华社一封公开电讯稿，就能制止一起阴谋。毛泽东连续曝光，轻松地切断八条投降密线。 这种阳谋，又被毛泽东运用到国际斗争中。 中共领袖在接待外国记者时，提出美国不应向日本提供钢铁等战略物资。那些外国记者大吃一惊，美国号称在中日之间保持中立，不应变相支持日本啊！ 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美国停止向日本输出钢铁、橡胶、石油等战略物资，美日之间的密谈也难以达成。 实践证明，用曝光的方式戳破阴谋，不战而胜，性价比极高。 实践还证明，提前拿到情报，才能摆脱被动，设计应对。 远东慕尼黑阴谋被制止了，胜利的前提是提前——提前侦获情报，掌握战略主动。 中央调查研究局——以大安全观进行顶层设计开展情报国际合作 1941年，堪称情报工作全球化的元年。全世界的情报机构都在追逐国际战略情报，一项是德国的战略动向，一项是日本的战略动向。 最担心德国和日本动向的还是苏联。 德军已经横扫欧洲。西线，德军正在跨海轰炸英国；东线，德军已经同苏军相望。希特勒可能打而尚未打的，只剩个苏联了。苏军情报部派出大批情报员，围绕德军展开侦察，侦察德军是否向苏联发起进攻。 日本是俄国（苏联） 的宿敌，俄国向东，日本向西，两国的扩张势头在中国东北相撞。从1905年的旅顺之战到1939年的诺门罕之战，日本总是企图对俄国动武。苏军情报部门在1929年派遣战略情报员佐尔格到上海就近侦察，1932年又让其潜入东京侦察。 佐尔格虽然是个高级间谍，但毕竟是黄头发、蓝眼睛，一到日本就被纳入了特高课的侦控对象。要想接近日本，还得使用亚洲人，特别是抗日的中国人。因此，中国的情报工作也就同国际情报界有了联系。 中共是共产国际的成员之一，与共产国际本来就有情报交换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共产国际已经不满足于由中共提交中国战场情报，而是要在中国各地建立直属自己的情报网。共产国际向中共提出，培训一些中国籍的情报人员，在远东战场搜集日本情报。正好，西路军到达新疆的余部，正在进行现代军事技术的培训，陈云和邓发从这400多人中挑选刘鹤孔等十几人，送到苏联培训。后来，这些人被派到中国各地的沦陷区，秘密从事情报工作，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诸多贡献。尽管这些中共党员奉命服从共产国际领导，不与中共组织发生横向关系，但是，出于爱国之情，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是主动与中共情报部门联络，为祖国提供抗日情报。 兰州有一个“联共情报组”。为了争取苏联援华抗日，国民党政府允许苏联在中国一些城市建立外交、军事代表处。苏联驻兰州军事副代表弗拉基米洛夫（孙平）是苏军情报人员，同中共协商，由苏方提供经费、电台，中方选择人员，情报组长由俞鸣九（萧炳实）担任。 延安也有苏军情报组，就驻在中共中央和中央社会部驻地枣园，对外用苏联新闻机构塔斯社的名义。创建“联共情报组”的苏联驻兰州军事副代表孙平被调到延安，担任苏军情报组组长。 类似的国际间谍，也活动于东北大地。沙俄在东北据有中东铁路，苏联继承路权，在东北的中国人中发展了许多共产党员。抗战爆发后，这些中国籍情报员又为苏联提供抗日情报。 共产国际、苏共、苏军，都曾努力在中国建立自己的情报系统，一批中共党员因此当了一阵“苏联特务”。对于年轻的中国情报员来说，这种国际情报合作也是一种历练。 中共情报人才济济 尽管苏联重视培训中国籍的情报员，但是，这些红军干部出身农村，很难在大城市进入上层，于是苏联又求助中共。驻重庆的苏联大使潘友新和武官罗申，直接找周恩来借人，借用情报人员。 周恩来身边，有的是人才。 按照中央敌后委员会的分工，延安负责北方，南方局负责南方的敌后大城市工作。南方局由周恩来任书记，董必武任副书记兼统战部长，秦邦宪任组织部长，凯丰任宣传部长，刘少文任情报部长，叶剑英管军事和联络，邓颖超管妇女工作，蒋南翔管青年工作，吴克坚任《新华日报》总编辑兼管情报。这些秘密工作的行家里手，把工作关系铺展到社会的各个层面，特别是进入了“内部”“上层”“核心”。 国民党中央党部机要处潜伏着沈安娜，通过速记工作拿到国民党中央常委会议的秘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事室有史永（沙文威），史永的大哥沙孟海是浙江才子，为蒋介石起草文稿。“中统”四川省特种委员会有黎强，提前发现“中统”抓捕地下党的信息。国民党高级将领的身边也有共产党员，如陈诚的随从秘书邓达章，李宗仁的秘书刘仲容，白崇禧的秘书谢和赓。最大的特务机关“军统”内部，居然有个七人支部，由延安派来的张露萍任书记。国民党的四大家族身边都有共产党员，宋子文身边有王炳南，孔祥熙身边有冀朝鼎，陈立夫身边有卢绪章，蒋介石身边有阎宝航。 阎宝航是辽宁海城人，张学良的高级幕僚，同高崇民、杜重远发起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西安事变爆发后，蒋介石被张学良扣押，宋美龄急需找人斡旋，这时就想到了阎宝航。阎宝航曾经留学英国，又是东北基督教青年会的会长。宋美龄委托这个教友，去西安说服张学良。 阎宝航奔走于西安和南京之间，促成蒋介石被释放，受到蒋介石夫妇的信任。可是蒋介石不知，阎宝航在此期间还成了周恩来的朋友。1938年，周恩来批准阎宝航入党，并让他不要暴露身份，继续以东北爱国人士的身份，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开展国民党上层的工作。 能够使用阎宝航这样的人，正是中共调整政策的结果。以前的“左”倾领导声称“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敌军工作“要兵不要官”。 阎宝航是个有影响的“中间派”人物，也是蒋介石需要拉拢的人物之一，于是他又成了“高官”。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发起“新生活运动”，阎宝航是这个组织的干事长。阎宝航还是宋美龄的舞伴，巴结第一夫人的高官还要走阎宝航的门路。阎宝航进入了国民党的顶层圈子。在一次宴会上，国民党监察院长于右任和行政院长孙科喜形于色地告诉阎宝航：德国要进攻苏联！ 原来，蒋介石一向崇拜德国的法西斯主义，不但“围剿”红军要请德军顾问，就是解决中国的抗日问题也寄希望于德国的斡旋。国民党与德国军方的关系非常密切，驻德武官桂永清在柏林与德国军官聊天，谈到中国的北方问题难以解决，那个德国军官随口吹牛：中国问题好解决，6月22日德国进攻苏联就全解决了！ 这个天大的情报，迅速传回重庆，传到秘密共产党员阎宝航的耳朵里。 中共情报能力获肯定 1941年的世界大局，瞬息万变！ 6月13日，苏联塔斯社否定苏德即将开战。14日，汪精卫飞往日本进行“国事”访问。16日，周恩来上报延安，侦获德国即将大举进攻苏联的战略情报。 此前，苏军的几条情报渠道，已经侦获德国即将突袭苏联的情报，但斯大林不肯采信。兵家最忌两线作战，一般而言，德军应该集中兵力先拿下西边的英国，然后再向东边的苏联开战。很难设想希特勒现在会两线作战打苏联，除非他疯了！何况，提供德国动向的情报组织大多在西欧活动，很难保证没有德国或英国间谍的渗透。各种互相矛盾的情报都在传播着：有的说德国要大举进攻苏联，有的说是英国施放假情报挑拨德苏关系。这让斯大林难以决断。 直到中共提供情报，斯大林这才信了。中共同西欧没有关系，没有受骗上当的可能。 前线苏军提前一天进入战备。这是情报工作的成绩，提前一天也会减少很大的损失。 可是，对于一场大规模战争，一天的准备期还是太短，苏联还是遭受了惨重的损失。这是情报工作的失误，是攸关国家安全的大失误。 关于德国动向的国际情报竞赛，谁是胜者？ 德国发起进攻之后，斯大林给延安发来电报，感谢中国同志提供的重要情报。向来都是苏联支援中共，这次，斯大林第一次感谢中共了。 中共的情报能力，开始得到承认。 中央最高领导负责机构调整 从1941年初的皖南事变被动挨打，到年中的预判德国侵苏，中共挽回一局。但是，毛泽东非但没有得意，反而更加警觉。1941年上半年，国内国际的形势变化太快，情报工作必须跟上！ 中共中央颁布两个决定：7月1日发布《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8月1日发布《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这两个决定，被确定为中共情报保卫部门的指导方针。 不仅有理论指导，还要有组织措施。中共中央决定，组建一个中央调查研究局。 这个局的领导和职权，具有前所未有的高规格、大范围。毛泽东自荐当局长，兼任政治研究室主任。这个中央调查研究局局长，可以说是毛泽东一生唯一同情报保卫工作相关的职务。下属单位：中央社会部情报部门、中央军委二局，还有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涵盖所有中央级别的党政军情报部门，甚至超出情报保卫部门。 中央调查研究局下面还有四个不公开的分局：第一分局在晋察冀边区，负责调查华北和东北日占区大城市的情况；第二分局是潘汉年领导的情报系统，负责对欧美和沦陷区的调查；第三分局在重庆的南方局，调研南方敌后大城市和国统区各党派的情况；第四分局在陕甘宁边区，负责边区内部和周边的调查研究。 中央调查研究局的工作任务是：负责敌我友诸方的调查研究工作。 这是一种全方位的大安全观，不仅开展对敌斗争，而且掌握友方动向。皖南事变再次表明，这世上没有永远的朋友，朋友可能向敌人的方向转化！ 中央调查研究局的职能相当特殊，负责情报保卫工作，又不等同于情报保卫机关。显然，这是中共放眼大安全的一次探索。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调整由中央最高领导亲自负责。 调查研究是决策的基础 延安时期，毛泽东的调查研究，已经从个体行为提升为系统工程。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列入中央社会部的《干部必读》手册。中央社会部设有书报股，出版专门刊物《书报简讯》。延安每月拨出300块银圆，订购敌占区报刊；晋察冀边区社会部派人潜入北平、天津，定期购买大量报刊；晋绥社会部专设运输队，千里迢迢转送延安。 书报之中有情报！日本报纸《朝日新闻》刊载：“从日本华北军发表昭和十八年（1943年）年度综合战果中，充分说明了过去以重庆军为对手的华北军至今已完全转变为扫共为中心的事实了。”延安《解放日报》立即转载，刊登《敌人口中的八路军》一文，驳斥蒋介石对八路军游而不击的造谣。 毛泽东从延安致电重庆，要求周恩来在国民党统治区各省搞上层调查，调查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高级将领，每省数十人至100人。 毛泽东亲力倡导，调查研究成为全党的风气。延安市公安局详细调查延安的城乡接合部，写出《延安新市乡调查》，为社会管理打下基础。 解放战争期间，转战陕北的毛泽东身边只有数百名护卫。可就在这么少的编制内，还增设了一个调查科。部队行军频繁，今晚住这个村，明天就可能到另一个村。可每到一村，不管时间多紧，科长慕丰韵都要调查，弄清这个村庄的社会情况，立即上报毛泽东。 毛泽东还要求各战略区定期向中央提供全面报告。打仗那么紧张，谁还有空写文章？林彪拖延不报，毛泽东连电催促，还表扬及时报告的邓小平。 “情况明，决心大。”毛泽东把调查研究作为决策的基础，提高到哲学理论的层次，毛泽东坚持立下规矩，把调查研究作为全党干部的基本功。 战争胜利，准备接管城市，各地都轮训干部，学习资料就是调研报告。华东局准备的上海社情资料，竟然有数千万字之多。由于有了这么周到的情报准备，土包子干部进城，眼不花，头不晕。 调查研究，可以说是一种基础性的情报分析整理工作。毛泽东致力于情报工作的科学化，新中国成立后将中央的情报机构命名为中央调查部。须注意，这个名称同苏联的克格勃和美国的中央情报局都不同，这体现出毛泽东对调查研究的极度重视。 调查研究——毛泽东的情报分析方式。 未完待续 责编：江荣兵 编审：郑国伟 制作：王喻 本文为《党史博览》原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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