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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厢记》如温柔乡,《莺莺传》才是现实的尖叫

 平头哥68 2022-11-02 发布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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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置今何道,

当时且自亲。

还将旧时意,

怜取眼前人。

                                        ——《莺莺传》

公元800年左右,元稹写下了《莺莺传》。500年后,才子王实甫写下了著名杂剧《西厢记》。两种文学体裁叙述了同一个故事,却有着不同的结局。前者走的是“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现实主义路线,后者走的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理想主义路线。虽然后者的结局为世人所热衷,但不得不承认,前者所呈现的真实世态才是人类应该思考的两性关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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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西厢记》     1965


《西厢记》:世人的温柔乡

法国古生物学家和地质学家皮埃尔·泰亚尔·德·夏尔丹说:“受到爱的驱使,世间万物寻找到另一半,这才成就了一个完整的世界。”人类婚姻的意义正在于此,可现实告诉我们,爱情却不尽然。以至于人类写下了千千万万篇歌颂爱情的篇章来弥补现实中没能拥有一份温馨爱情的缺憾。不管是丘比特和月老这样的神话人物,还是《仲夏夜之梦》和《西厢记》这样爱情戏剧,无不显示出人类对美好爱情的渴望与追求。

在《西厢记》中,张君瑞进京赶考,途径河中府蒲津县,落脚普救寺,因退了孙飞虎之兵,救了崔莺莺,得到崔夫人许下的诺言:可娶崔莺莺为妻。然后又金榜题名归来取其为妻的爱情故事。世间有不少让人厌恶的事,也有不少让人憧憬的事——其中就有人类自诞生以来就具备的爱情冲动。心有它的道理,理智对此一无所知。哲学家布莱兹·帕斯卡如是说。张君瑞与崔莺莺在绝美的年华相遇,按照人类求偶的行为逻辑,张君瑞见了崔莺莺,立马“则著人眼花缭乱,魂灵儿飞在半天。”把那“梵王宫疑是武陵源”。他们一个“相思恨转添,漫把瑶琴弄”,一个“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哪怕是孝服未除日,哪怕是佛门清静地,也挡不住两个青年男女的荡漾春心。事实上,哺乳动物自古就有异性相吸的冲动,当然也包括人类。自人类自诞生那一刻起,于生命中的某个时段便萌发这种冲动,在面对异性时,人类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要和对方亲热,这种亲热不限于共赴巫山,还可以是一个暗送秋波的微笑,共享一份粗糙的晚餐,相依于“帘外雨潺潺”的山洞,我们姑且把它叫做“爱情”。当然这只能算作是爱情最初的形态。张君瑞与崔莺莺的爱情,显然没有那样粗糙,它很细腻,有男性的温润如玉,还有女子的柔情似水。他们的爱情可以称得上是一种温柔乡。有那般细腻?又有那般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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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君瑞操《凤求凰》诉衷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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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西厢记》     1965


如你想的,异性在选择人生伴侣时,往往不会仅限于惊鸿一瞥,但如果没有这惊鸿一瞥,几乎所有的爱情都没有下文,正如两千五百多年前希腊诗人萨福所吟咏的那样:“只需一眼,我已无言,笨嘴拙舌,浑身哆嗦,肉躯之下,暗火烧灼。”可见第一印象的重要。张君瑞见了崔莺莺,只需一眼,便惊叹:“呀,谁想著寺里遇神仙!”崔莺莺亦显娇羞之态:“未语人前先腼腆,樱桃红绽,玉粳白露,半晌恰方言。”一见钟情过后,便是待月西厢,红娘传书。开始了他们的爱情长跑,当然这里的爱情长跑不是海伦·费舍尔所言的在结婚之前谈一场漫长的恋爱,而是张君瑞和崔莺莺朝爱情目标进行的长跑。于是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崔莺莺“待月西厢下,迎风半户开”,张生若是不来,定叫她“望穿他盈盈秋水,蹙损他淡淡春山”。在张君瑞动身前往长安之际,两人依依不舍,以至于王实甫为他们写下了著名的《长亭送别》。在爱情长跑中还有很多路障,包括孙飞虎的争夺、崔母的悔婚、郑恒的污蔑甚至互相的猜忌,当然还有张君瑞去长安考取功名所造成的异地恋。但在红娘穿针引线下,两人终究还是满足了世人“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愿望。

有人认为王实甫囿于时代枷锁,不满社会黑暗,才将理想寄托于文字,表达自己的理想主义。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放观现实社会,不论何时何地,浪漫似乎是要付出很多代价的,而且常常有“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无奈与心酸。

《莺莺传》:现实的尖叫

拿张君瑞与崔莺莺故事的创始人元稹来说,他写的爱情则并没有那么浪漫,而是有着无限的唏嘘。情不知所起而文人多喜言情,不光喜言情,还风流成性,元稹也不例外。《莺莺传》在很大程度上是元稹的亲身经历。陈寅恪在《读<莺莺传>》考证说:“《莺莺传》为徽之自序之作,其所谓张生即徽之之化名,此固无可疑。”鲁迅亦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言:“《莺莺传》者即叙张、崔故事,元稹以张生自寓,述其亲历之境。”在《莺莺传》里。张生即是元稹。在为发妻韦丛写下“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这样深情款款的诗句之前,他在山西蒲州邂逅了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彼时也为崔莺莺写下了《赠双文》表达爱慕之情:“艳极翻含怨,怜多转自娇。有时还暂笑,闲坐爱无憀。晓月行看堕,春酥见欲消。何因肯垂手,不敢望回腰。”双文即是莺莺真名。才子佳人,郎情妾意。一番云雨之后,元稹飘然而去,再未相见。参考元稹后来的几段感情经历,无论是对韦丛、薛涛还是刘采春,都与王实甫笔下的情种张生相去甚远。至少在两性感情上,元稹是一个“渣男”,尽管有一字一句总关情的诗句留世,却难以为其“始乱终弃”的“渣男行迹”申辩。陈寅恪说他:“纵其一生行迹,巧宦固不待言,而巧婚尤为可恶也。岂非多情哉?实多诈而已矣。”鲁迅说他:“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文过饰非即指《莺莺传》中张君瑞面对众人的好言相劝,大言不惭地说:“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将崔莺莺比作红颜祸水,列举商纣周幽之祸为自己辩解。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始乱终弃的“爱情”有不少发生在一个是美玉无瑕,一个是阆苑仙葩的两性之间,即所谓的才子佳人。不管是元稹薛涛这样古代诗人,还是徐志摩林徽因这样现代诗人,都难逃劳燕分飞的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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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狄仁杰之神都龙王》中的元稹     2013


事实上,元稹之“渣”是人类通病,无论男女。当你手机几乎每天都有层出不穷的男女劈腿新闻弹出来时,在以前,你或许还会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神色凝重地认真读完,并为之惊讶和唾弃。不知道从那一刻开始,你已对其不再感到惊讶和新鲜,而是至多唏嘘一声:世风日下。转眼便划过去浏览自己感兴趣的事物了。世风日下?或许不然,至少在性与爱方面,人类从未改变。

与其说是“渣男”,倒不如说是“野性的呼唤”。纵观人类历史,男女之“渣”在生理学上情有可原。美国金赛性学研究所的贾斯汀·加西亚和其同事共同发起的一项覆盖一百八十一名年轻男女的研究显示:多巴胺系统内的特定基因同高频率未婚性行为——以一夜情为主——以及高频率性出轨之间存在直接关联。你可以将把这种名为多巴胺的物质理解为一种“催情素”。这种物质能催生人类的“感情”,尤其之于恋爱婚姻关系来说,多巴胺越多,对情之所钟的人儿就越依恋,反之亦然。显然,张生在与崔莺莺呆在一起时,两者的多巴胺可谓十分丰盈,深情款款,于是水涨船高,两人坠入爱河。当然多巴胺所挑起的不只是人类的性欲,它还催生了许多对异性有好感的情愫,且这种情愫的产生先于性欲,试想一下面对一个你认为并不漂亮甚至是丑恶的面孔时,你几乎不会产生与其共赴巫山的想法。这种情愫很多都是不理智的,而这也是多巴胺本身存在的意义,欲望与理智本就水火不容。伟大的莎士比亚就说:“我们可以把这些可爱的人儿据为己有,却无法掌控他们的各种欲望。”(《奥赛罗》)在如水的月光下,在婆娑的树影中,在昏暗的房间里,两个人可能会痴迷于对方眼珠里流盼出来的欲说还休,钟情于他那可与古希腊雕塑相媲美的形体,或者是她那“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倾城之貌,于是两人心照不宣地将嘴唇往对方嘴唇上靠去,此时或许又因为女方的羞涩进而伴随一个“噗哧”的笑声而中断,进而双方的盈盈眼珠又闪烁出顽皮的火花......但两人似乎忘了他们另有所爱,甚至还有各自的家庭。性与爱就像黑夜与白天两种自然现象,人们似乎都难以逃脱,人们难熬寂寞孤独的黑夜,人们不堪百无聊赖的白天。人们痴迷于漫漫长夜里爱马仕香水与威士忌酒精相结合的意乱情迷,即使是酒吧里喷射的干冰也难消人们将笨拙的舌头伸入异性那与白鲸肚子一般柔软的口腔的火热欲望。但同时,在红日初升的早上,人们一觉醒来又懊悔昨夜之冲动和愚蠢,人们以体面的装束嘲笑他人的性丑闻,在爱人的耳畔又一次重复他们的海誓山盟。一如元稹写下深情的诗句之后又将另一个女人拥入怀抱。这就是人类,在追求性的路上选择性地说出爱。因为多巴胺的存在,似乎没有什么能够将性与爱严密的结合在一起,然而道德却一直试图这样做,正如阿兰·德波顿所言:“如果获得性爱的唯一方法就是假装陷入爱情,有些人就必定靠撒谎来达到目的;相应地,如果找到长期伴侣的唯一方法是放下身段,毫不在意与刚认识不久的人开房一夜风流,那么有些人很可能在第二天就深陷遭人抛弃的痛苦。”在我看来,多巴胺固然算得上是一种对爱情不忠的不可抗力,但也绝不是为强奸案取保候审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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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多巴胺》     2003


所以爱会消失,对吗?

不管是张生背叛了爱情,还是爱情高看了人类,爱是不会消失的。从史前到此刻,从新几内亚到印度里西亚,再到加勒比海。从东欧平原到西伯利亚。人类之爱从未消失。对象可以选择,婚姻可以选择,爱却不会。张君瑞爱过,崔莺莺爱过,元稹爱过,薛涛爱过,刘采春也爱过。你我无时不刻不在爱着和被爱着。蒲苇韧如丝,人类的爱情也如此,在遭遇飓风时可以俯身,风过后又抬起头来,这不是处世玲珑,只是爱之深沉。任何人不是在追求和选择爱情,而是在被爱情寻觅和选择,爱情对你我从不吝啬。既然如此,有人为什么还在追问:为什么真正的爱情如此难以拥有?《西厢记》于张生和崔莺莺可以守得云开见月明,有人却要像《莺莺传》那般走向另一个极端?人类也几乎形成了一个共识:我要找到一个“正确的人”。而不是去思考如何去爱一个真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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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美丽人生》     1997     


事实上,这个问题不是一部分人仅有的,于整个人类而言,它都是一个难题。性与爱人类都渴望拥有,但婚姻已难以满足,我们的文明又不允许滥交。弗洛伊德认为:“我们的文明是建立在对个体性本能的压制上的。每个个体都必须做出一定的牺牲......在文明发展的进程中,这种牺牲具有进步意义。”当然弗洛伊德同时还认为正是文明的性道德造成了现代人的神经症,这一观点尚有争辩,毕竟有神经症的人不多,因所谓的文明性道德造成的神经症则更是少数。性与爱一直在人类历史中明争暗斗,连续的一夫一妻制和在酷刑威慑下也从未断绝的暗中私通贯穿我们的文明。如何处置两者之间的关系显然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任何粗暴的阻拦和威逼从来都不是解决道德与欲望难题的不二法门。人们或许会为自己的寻花问柳而巧舌如簧,但要是知道自己所爱之人为他人所玩弄,并且所爱的人也对其乐此不疲时。他(她)多半会大动肝火,心碎一地,此时他(她)更愿意放弃自己的风流也不愿意让自己的爱人与他人有床笫之欢。这就是爱,一种克服了原始欲望的爱,一种火辣辣、沉甸甸的爱。诚如海伦·费舍尔所说:“如果我们这个物种能够延续,一百万年后我们的子孙后代还是会相亲相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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