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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想法一直很多，主要还是想牢牢盯着人来写。城里这帮人，我了解几十年了，排着号呢，像排队买东西。我得先把和乡村的旧账写清楚再说，如果有时间再来写城市。《蛙》里的姑姑、《生死疲劳》里的蓝脸，这些都是我生活里忘记不了的人，我不能为他们树碑立传，就把当年给我难忘的人物原型写出来。城里也有很多让我忘记不了的人，慢慢一步步来，生活肯定是朝前走的，写作就像生活的轨迹。 谈到自己的作品在国外的影响，莫言说，客观地讲，有张艺谋的功劳在里面。1987年的时候，《红高粱》在德国得了金熊奖，很多人先是看了电影然后找小说、找作家。80年代末，早一点被翻译出去的作家都沾了张艺谋的光，他的电影开路，后面的小说跟上去。这一点是不能否定的。“但是最近几十年来，西方的翻译家和出版方也开始慢慢理性化了，从文学、从艺术的角度关注中国的作家和中国的文学。” “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莫言这样说。从二三十年前的文学青年一步步往上冒，如今在文坛“浪得一点虚名”，他经常提醒自己，一定要保持头脑冷静。“当代文坛没有出现大作家，才使我这样的人得以出名。这一点必须非常清楚。一些人比我有才华，个人经验比我丰富，但是没能在文学上获得太大的名声，是机遇的原因。从这一点来讲我非常幸运。所以要经常向别人学习，不要忘本。” 莫言经常怀疑自己配不配得上“作家”这个称号。有时候，他会说自己是个写小说的，他不太愿意用小说家这样的字眼。“标榜自己是小说家实际上很冒险。”莫言说，王朔老说我们就是码字的，这样的说法又走到另外的极端。码字尽管看上去很平实，实际上对作家这个职业有些蔑视。文人相轻固然是历朝历代都有的现象，但是他努力在自己身上避免。“不能因为名声大一点就目空一切，应该对别的作家、别人的作品持有尊敬的态度，不是伪装，而是发自内心。只有看到别人的长处，你才有可能进步。如果把自己的作品看得比谁都好，那这个作家也就到此为止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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