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釉层是陶瓷的外衣。清代是中国陶瓷史上烧制色釉瓷最多、质量最高的朝代。清代瓷器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在明代色釉瓷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二是对宋代官窑名瓷的仿制；三是创烧了大量新的色釉瓷品种，如天蓝釉、珊瑚红釉、松石绿釉等。 这一时期景德镇御窑厂由之前的政府督窑官改由地方官兼管，他们个人的艺术修养和审美创造能力对当时制瓷业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督窑官郎廷极在督理窑务时所烧造的郎窑红釉就是一大代表。 娇艳的红釉瓷器，烧成较为困难，虽然在明代初期风靡一时，但随着明朝政治、经济的衰退，红釉的生产、制作在明中期以后逐渐失传了。直到清代康熙时期，才得以恢复，并创烧了著名的“郎窑红”。所谓“郎窑红”，就是指清康熙时期江西巡抚郎廷极在任督理窑务时，所督造生产的官窑红釉瓷器。康熙四十四年至五十一年（1705年—1712年），郎廷极兼管景德镇的瓷器烧造事务，虽然在任只有短短8年，但是在他的带领下，景德镇御窑厂创烧了一批闻名后世的陶瓷名品。 郎窑红本是为了模仿宣德霁红的釉色而研制的，但郎窑红与宣德霁红又有所区别：从釉层上看，郎窑红釉玻璃质感较强，与明宣德霁红“橘皮棕眼”的亚光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从器型上看，郎窑红釉瓷并没有摹古，而是创新了一批别具一格的新器型，形成了康熙时期独特的瓷器风格。 图中所示的是一件精美的郎窑红釉观音尊，这件瓷尊撇口，长颈，丰肩，敛底，足外撇，形状十分修长俊美。正是由于散发着端庄优雅的气质，人们给它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观音尊”。从这件观音尊的釉色来看，鲜艳饱满，釉质较为亮泽，口沿处有一圈因流釉所造成的淡黄色白边，俗称“灯草口”，底足部分又有一圈因堆积而形成的厚釉层。如果翻看底足的话，还会看见白中泛黄的釉色，俗称为“米汤底”。二、瓷中珍品“霁蓝釉” 除了娇艳的郎窑红以外，康熙郎窑烧造的霁蓝釉瓷器也十分精美，主要器型有碗、盘、笔筒等。下图这件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的霁蓝釉合碗，就是一件精妙绝伦的霁蓝佳品。 这件霁蓝釉合碗的口部微微外撇，下腹内折，碗的外壁饰有两道凸起的弦纹。碗的外部满施霁蓝釉，内施白釉，内心用青花书“大清康熙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这个合碗的特别之处在于：在碗心年款的左侧，还有7个用青花楷体撰写的字：“御赐纯一堂珍藏”。根据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陈焯《湘管斋寓赏编》记载和明项圣谟书画册中郎廷极题首的印章，“御赐纯一堂”应为康熙皇帝御赐给郎廷极的堂号，这件珍贵的瓷器，也归郎廷极所有。清代霁蓝釉瓷的烧造一直没有间断，直到清末都有烧造。如果细数康熙以后的霁蓝名品，不得不说起霁蓝釉粉彩描金缠枝牡丹纹双燕耳瓷尊，它制成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是当时的景德镇御窑厂为圆明园内的“海晏堂”专门定制的贡品。 这件瓷尊高约31.2厘米，卷口直颈，鼓腹敛足。器身通体施霁蓝釉，口沿、颈、肩、腹部多处有描金弦纹、蕉叶纹、缠枝纹。器物近底足一圈绘有粉彩莲瓣纹，瓷尊肩部两侧还有对称的海燕形双耳。海晏堂是圆明园中著名的欧式园林景观，“海晏”二字得名于唐代郑锡《日中有王子赋》中的“河清海晏，时和岁丰”。即黄河水流清澈，大海风平浪静，预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这件瓷尊的海燕形双耳，谐音“海晏”，安静沉稳的霁蓝釉又称为“霁青”，隐喻江河海水之“清”，有歌颂当时政治清明的吉祥寓意。三、其他颜色釉 除了郎窑红、霁蓝以外，清代还有许多丰富多样的颜色釉。有的是仿古色釉，有的是新创品种。 在清代仿古色釉中，仿宋代五大名窑色釉是当时十分流行的。如乾隆粉青釉灵芝式笔洗，造型上模仿具有“仙草”美誉的灵芝的形状，左右两只半圆形“菌盖” 错落叠压，枝干蔓延相交，不仅在形式上打破了传统圆形洗的单一形式，还能将水分别盛储，拓展了实用功能。这件洗通体施有粉青色釉，釉层较厚，具有宋代汝窑粉青釉青润、如玉的典型特征。除了模仿古代名窑釉彩之外，清代景德镇御窑厂还创烧了许多新式品种，如天蓝釉、珊瑚红釉、茶叶末釉、松石绿釉等，琳琅满目。 天蓝釉瓷是清代较为名贵的颜色釉瓷，这种清亮明快的色彩十分讨人喜爱。如图所示这件天蓝釉菊瓣尊是清康熙颜色釉中的精品。瓷尊大口、丰肩、腹部逐渐内敛，外壁印有排列极其规整的菊瓣纹，排列非常整齐有序，做工也十分精细，让人联想到在晴朗的天气里，蓝天倒映在清澈湖面时的美丽景象。乾隆时期还有一种松石绿釉很是特别。这种瓷釉模仿的是绿松石，釉色翠绿带蓝。如图所示这件乾隆松石绿釉凸雕云蝠纹洗，器身外壁印有凸雕的祥云蝙蝠，器物内底也刻有5只蝙蝠，有“五福临门”的美好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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