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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职写作不易，您的赞赏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恳请各位把本文转发到朋友圈或微信群 1969年，这一年南京的冬天似乎格外寒冷。 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躺在病榻上，他看着面带愁容的家人，嘴里一直在喃喃自语：“ 我不是特务，不是叛徒，也不是什么内奸，我到底算一个什么人，自己也说不清，但周总理是知道我的.....” 1969年12月19日，这个老人带着不舍离开了人世，而上面的这番话也就成了他最后的遗言。 老人叫杨登瀛，他是我党历史上第一个“双面间谍”，他潜伏在敌人阵营之中，传递情报，营救被捕的革命同志，为革命事业做出了许多重要的贡献。 周恩来、陈赓称他是为中国革命立了大功的人。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杨登瀛的传奇人生。 十里洋场崭露头角 杨登瀛，本名叫做鲍君甫。光绪十九年也就是1893年出生在广东。 杨登瀛所处的时代，赴日留学是一股潮流。杨登瀛也和很多青年一样，东渡日本求学。杨登瀛在日本就读于早稻田大学。 在日本十多年，杨登瀛练就了一口流利的日语，加上他为人活络，经常穿梭于日本商界和新闻界，交友广阔，还曾在日本的商社工作过一段时间，对日本的经济、文化和社会颇多了解，被在日留学生称为“日本通”。 在日本期间，杨登瀛还接触了一些社会主义的思想，阅读过一些马列主义的书籍，结交了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河上肇，这些为他日后同情革命继而投身革命都有所影响。
杨登瀛回国之后去了上海，先后在日本人的教会，商社里工作。工作之余，他也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 和在日本一样，社交能力极强的杨登瀛很快就在上海打开了局面，不仅和日本商人有来有往，还和上海租界巡捕房的高层和国民党人士非常熟悉。 回国后杨登瀛加入了国民党。加入国民党之后，他也结交了不少共产党人。 在上海日久，杨登瀛又和青帮的杨剑虹结为莫逆之交。这个杨剑虹不是普通人，他不仅是青帮分子，还是当时上海洋务工会的负责人，和国民党高层多有来往。在杨剑虹的牵线搭桥下，杨登瀛又结识了陈立夫、张道潘等国民党大佬。 杨登瀛长袖善舞，每次这些大佬到上海，杨登瀛无不细心招待，投其所好。他还帮助张道潘除掉了政敌，久而久之他和陈立夫、张道潘这些人成了莫逆之交。 交情深到什么程度？后来杨登瀛事发，就是这两个大佬出来保他。 就这样，杨登瀛在上海滩声名鹊起，政界、商界、帮会，他都游刃有余，在黑白两道都吃得开。 在这期间，杨登瀛结识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上海交通局发行科长的陈养山。杨登瀛的人生也因为陈养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陈养山是谁？解放后做过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当时已经入党，也是一个久经沙场的革命者。 陈养山经常跟着杨登瀛学习日语，关系密切。通过陈养山，杨登瀛经常阅读《中国青年》、《语丝》、《向导》等进步刊物。 两人经常交流思想，后来在陈养山的介绍之下，上海某区党支部对他进行了考察，并且让杨参加了几次党内会议。 故而杨登瀛在解放后曾和子女说：“我其实老早就入党了，1926年，陈养山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不过到底有没有入党，笔者没有查到权威资料，在此存疑）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杨登瀛对此很是不满，发过几次牢骚，结果也被关了起来，后来是蔡元培等人作保，才被放了出来。 成为“双面间谍” 1928年初，陈养山在浙江组织农民暴动失败之后，潜伏在上海。 陈养山在上海躲在哪里？他就躲在杨登瀛的家里。 在那个革命低潮期，杨登瀛敢冒生命危险，收留陈养山这样的“通缉犯”，足见他对革命至少是抱有同情之心的。 躲在杨家的这段时间里，陈养山经常对杨登瀛进行正面引导，而杨登瀛明知陈养山是我党的人，还将上海一些清党的情报透露给陈养山。 陈立夫拉起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也就是中统的前身。杨剑虹被陈立夫任命为采访股总干事，而杨登瀛则被任命为驻上海的特派员。 杨登瀛上任之后，陆续将中统如何在上海筹建，如何办案等细节告诉了陈养山。 陈养山经过一番考察，认为杨登瀛有进步的倾向，向组织建议和杨登瀛建立长期的情报合作关系。 周恩来此时正苦于无法打入敌人情报系统内部，获悉此事之后，指示由陈赓和杨登瀛单线联系，而为了保护这条情报线，陈养山也很快从杨家搬走了。
1928年5月，杨登瀛和陈赓见面。杨登瀛对陈赓诉说了自己为国民党卖命的不情愿和不得已，表示了自己愿意为革命工作和服务的想法。 陈赓则建议他可以和国民党上海党部、淞沪警备司令部、租界巡捕房都建立好联系，陈赓还代表组织批准每月给杨登瀛300光洋的经费。 就这样，杨登瀛成为了陈赓领导下的一个红色特工，由于他身处国民党特工部门，也成了我党历史上第一个“双面间谍”。 此后，杨登瀛就在上海中统潜伏了下来。虽然他的上司几经变化， 先后有张道藩 、钱大钧 、叶秀峰 、徐恩曾等人。但是这些人都毫不例外对杨登瀛信任有加。 而杨登瀛也利用这一层关系，多次为我党获取了诸多机密情报。陈赓还派了安娥担任杨登瀛的秘书，一旦有重要情报，“由安娥秘书及时抄送给陈赓”。而陈赓也会适当提供一些真实但不重要的情报给杨登瀛，帮助他在中统内部立功受奖。 因为杨登瀛的缘故，中统在上海的机关实际上在建立之初就是在我党的影响下工作。陈赓回忆这段历史时曾说：“当时国民党在上海的特务机关，实际上掌握在我们手里” 不单单在中统，杨登瀛在租界那人缘也很好，当时英国巡捕房探长兰普逊公开向国民党表示：“不希望和杨登瀛以外的人联系” 杨登瀛利用自己的身份和人脉，不仅多次帮助组织获取情报，营救被捕同志，还有力地协助组织清除叛徒，消灭奸细。 1929年8月24日，因为叛徒的出卖，彭湃等人被捕。杨登瀛则迅速查明这个出卖同志的叛徒就是白鑫，并且利用自己的身份，接近白鑫，掌握了其动向。杨登瀛随后将白鑫的动向及时报给了组织。 陈赓等人根据杨登瀛的情报，成功地策划和执行了对白鑫的制裁行动。事成之后，特科成员也都成功地从戒备森严的租界安全撤退。这一切都和杨登瀛的贡献密不可分。 而为了营救彭湃等人，杨登瀛也多次传递出重要情报，特别是彭湃等人的押解计划，就是杨登瀛秘密报告给组织的，只是因为准备不足，导致营救计划没能成功。 杨登瀛一直潜伏得很好，都没有引起敌人的怀疑。然而好景不长，顾顺章的叛变打破了这一切。
顾顺章叛变之后，我党在上海的机构和人员不得已紧急撤离，改变原有的联系方式，采取更为隐秘的方法。 撤离之前，陈赓专门找到杨登瀛，建议他去外地躲一躲。杨登瀛感激之余，觉得张道潘、陈立夫会保他，不大会有生命危险，就放弃外出躲避的计划； 无奈之下，陈赓只好叮嘱，万一顾顺章咬住杨登瀛，杨登瀛就反咬他。并说“我们总会胜利的，绝不会忘记你” 后来杨登瀛果然因为顾顺章而入狱，在狱中杨登瀛守口如瓶。后来在张道潘的活动下，杨登瀛被释放出狱。被释放一段时间之后，他再次出任国民党南京反省院副院长，而这个时候他也和组织断了联系，生活归于平淡。 陈赓可以为我证明 时间一晃就到了1949年，解放军大军渡过长江，南京城内红旗飘扬，沉睡的古都迎来了新生。 这个时候的杨登瀛早已远离了政治和权力，不得不在街头摆摊谋生，日子过得十分困难。 1951年，因为杨登瀛曾经出任过国民党反动派官职被逮捕。当时法院准备对他处以重刑，紧急关头，杨登瀛告诉法院同志，自己曾经为我党做过工作，陈赓和陈养山都可以为他证明。 革命斗争年代，隐蔽战线工作特殊，很多事情和人都是单线联系，没有什么档案留存下来。南京法院院长鞠华为此专门给陈赓写信求证此事。 收到南京来信，陈赓马上就为杨登瀛作证“1931年以前在工作上曾和我联系，在此期间对党贡献颇大”。 时任司法部副部长的陈养山也给南京公安局长写信证明“在大革命后对我党的保卫工作有很大的贡献，而且救出了许多我党负责同志” 在陈赓、陈养山证明之下，杨登瀛重新获得了自由。 1956年，陈赓还专门邀请杨登瀛前往北京家中做客。这次的家宴之上，不仅有陈赓、陈养山，还有我党当年隐蔽战线的多名战友，如李克农、安娥等人。 时隔多年，老友重逢，共同回想当年一起战斗的峥嵘岁月，杨登瀛内心唏嘘不已。 北京之行之后，陈赓、陈养山还去南京专程看望过杨登瀛，并在在他们的安排之下，南京公安局每月都给杨登瀛一家发100元生活费。曾经的战友安娥也时常给杨登瀛写信，寄去衣物，帮扶杨家的生活。 陈赓对于杨登瀛一直非常关心，时常嘘寒问暖，两人的联系一直到1961年陈赓去世。 1969年杨登瀛离开了人世。周恩来听到消息之后， 指示有关部门要好好照顾杨登瀛家属，并说“杨登瀛一生功大于过” 周总理逝世之前，曾经对罗青长等人提到杨登瀛等人的名字，说他们都是为为人民做过贡献的人，“一切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你们都不要忘记他们” 杨登瀛后半生低调，他的事迹知者甚少，“知道杨登瀛何许人也，寥若星辰：知道中央调查科的杨登瀛．竞又是中共特科绝密的鲍君甫者几希 ”他的事情直到90年代，大量史料的解密才逐渐为人所知。 历史的浪涛席卷而来，杨登瀛曾经的种种都淹没于此，渐渐不为人所知。在战争年代，我党一度十分弱小，多次处于危急关头。而杨登瀛敢于冒着生命危险，多次为我党传递情报，营救被捕同志，甚至不惜以命相博。也难怪周总理、陈赓等说他是为中国革命立了大功的人。 有人或许会说杨登瀛是想两边下注，有投机之嫌。可试问一下，在杨登瀛所处的年代，有几个人会能看见红旗有一天飘扬在中国的上空？如果要荣华富贵，杨登瀛何必要冒着生命危险帮助我党，他做的事情，每一件都会让他掉脑袋。 我更相信，杨登瀛是遵从自己的内心，他相信我党在做的事情是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相信他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仅此而已。 全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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