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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破产，在中文语境中，是一个满含失败、落魄的词汇。实际上，这一制度设计更多的是出于保护目的——让企业及时止损，使陷入困境的生产力得到再次解放，令创业折戟的企业家卸下包袱轻装前行。 破产是现代经济体系中最经典的发明之一，如同创建公司这样一种组织形式。 破产，这一对于企业经营者来说是噩梦一般的事情，正成为我们经济活动中的新常态。实际上破产是一个经济生态优化的具体体现，就是把不好的企业淘汰，让优良的企业占有更多的资源。 今年1-9月，浙江法院受理破产案件2131件，同比增加55.77%；审结1588件，同比增加64.39%。读这些数字，也许我们更应该用乐观的视角解读，在资源再配置、重组涅槃中看到某种新活力。 一直以来，中央一贯强调企业家保护，要求不能因为破产难而导致企业主不敢创业。在经济下行的当下，更需要完善破产制度，以激发企业家创新创业热情。  破产是营商环境的表征 在中国，破产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基础性法律制度，它与公司法、合同法、证券法等一起，构成企业成立、运行、退出三个阶段的法律支撑。 经济运转如同高速公路，企业上路（创立）时有入口，上路后（运行）顺畅地跑，跑完（退出）后要下高速。有些车子坏了废了（如僵尸企业），不能堵塞高速公路，就该退出。有了破产退出机制，经济流转就能顺畅。 在深度参与世界经济的今天，中国破产制度完善与否备受关注。 世界银行建立了一套衡量各国营商环境的指标体系，目前将十个重要指标纳入评价体系，指标得分越高，说明市场经济越发达。其中一条便是“办理破产”指标：反映破产程序的时间和成本，以及破产法规中存在的程序障碍。 2019年10月24日，世界银行发布《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中国营商环境全球排名从前年的46位跃升至31位，连续两年位列全球优化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十大经济体。 浙江是全国破产案件量较多、办案经验较丰富的地区之一。受理破产案件多，并非意味着经济不好，而是浙江市场经济体系运行顺畅的表现之一。有些地区实际上有大量符合破产条件的企业，但因为内外部条件所限，没有正式进入破产程序，而浙江法院破产审判“大门”开得比较大，说明市场法律规则运行更加通畅。 浙江也是全国破产领域先行者之一。最高人民法院推进与破产立法相关的工作之前，常会来浙江调研。浙江省高院有关人士总结，从浙江的实践看，破产的三种类型中，近90%是破产清算；破产重整的其次，说明重整并不容易；破产和解的最少，因为想与所有的债权人和解，相当难。 不过，无论是破产清算还是破产重整，破产企业的有效生产力都可得到延续——人才可以流动、设备可以转手，这是市场的优胜劣汰，以破产构建市场资源的最优秩序。法律为企业行为提供一个模式、标准或方向，而真正发挥作用的是市场的力量。 防止被“老赖”利用 目前，个人破产制度在中国还未完全建构起来，但社会对其呼声很高。2019年，温州平阳法院在全国范围内首次进行个人债务集中清理，激起广大舆论反响。 如何一方面更好地推进个人破产立法，帮助企业主在创业失败后卸下包袱重新创业，另一方面又防止被“老赖”利用，加剧个人破产的道德风险？业内专家建议，一是规范企业治理结构，区分企业破产和企业家破产；二是改善税务制度，对破产企业实施税务免除；三是加强（政）府（法）院联动，提高破产审判效率。 一个阶段以来，一些民营企业存在企业主与企业资产界限不清晰的情况。然而，治理结构和财务账册不规范，企业一旦进入破产程序就会很麻烦，企业破产和个人破产无法完全区分。一位企业家告诉《浙商》记者，企业破产往往会牵连到个人乃至家庭，甚至人身安全。 如何在企业破产程序中尽可能保护企业主合法财产？浙江省高院负责破产审判的民五庭副庭长王雄飞说，最主要的是规范公司治理结构，区分企业财产和个人财产。“在相对成熟的经济体，企业破产和个人破产是两回事，但在中国，中小民营企业公司治理结构尚不健全，企业主认为'企业的钱就是我的钱’，不太区分。同时，家族式管理模式下，高管团队、财务都是自己人，造成企业和个人财产混同，这也是我们破产审判工作中比较麻烦的问题。” 让破产不因“税”难 破产企业的税务问题，也是推进企业破产亟待完善的问题。现行的很多法律法规是保护正常经营企业的，但破产企业不适用，比如要求破产企业补缴豁免债务的所得税。“这是不可思议的。”法律界人士表示。 例如，某公司是一家拥有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的企业，因资金回笼、周转困难、房地产市场低迷、经营管理不善等诸多原因，最终以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为由，向当地法院申请破产重整。 虽然该公司的破产重整在当地法院各方协调下继续推进，但因高达数亿元豁免债务的所得税款补缴，企业无力支付而悬而未决。 “碰到这些问题的案子，有些不了了之，有些需要时间，未来再找机会解决。”当地法院人士说，“破产企业已经严重资不抵债，不应该适用企业兼并重组的补税标准。” 浙大光华法学院破产法研究中心副主任石一峰认为，税收债权一律优先需要调整。在现行一般债权清偿排序中，税收债权具有较高优先级，位列普通破产债权之前，甚至有税务机关主张适用《税收征管法》第45条，在“纳税人欠缴的税款发生在纳税人以其财产设定抵押、质押或者纳税人的财产被留置之前的，税收应当先于抵押权、质权、留置权执行”，这些都影响了破产程序的进行和破产债权的清偿率。如某资产拍卖价值1亿元，缴税就需数百万元，这项税由谁承担？是买受人还是债务人？如果债务人承担则导致其他普通债权人的清偿率下降。同时，债权人拍卖后发现每个交易都需交税，对推进破产不利。有些案件中，重整成功了，但是发现要缴税，结果又陷入资不抵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境地。 浙江海浩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郑剑锋经手过一个案子，桐庐一家小型房地产公司，因资金链断裂而被破产清算，但因开发的项目周期长，导致房产增值税、土地增值税税率较高，企业没钱交税，购房户无法领证，案子非常棘手。 业内人士提出，在企业决定走破产途径后，企业应尽早提出破产，法院应加快企业破产审判进度，不要等到企业严重资不抵债才介入。 石一峰也认为，需要完善破产申请提出的流程，“早一点进入破产程序，企业资产价值将更大，也更有重整重生的可能。”郑剑峰则认为，进一步加强（政）府（法）院联动，可以提升企业破产效率。 近年来，得益于最高人民法院对审判执行要求的提升，各级法院对破产案件的重视明显增加。郑剑峰呼吁，府院联动机制应更强化，政府对法院的配合应更强。 此外，破产的三大类型——破产清算、破产重整、破产和解，程序之间是否可转换？比如，债务人提出的破产清算可否转化为破产重整？ 不久前，武汉有一起企业破产案例，债务人提出破产清算，后管理人发现还有资产，认为有重整价值，然而现行法律没有明确可以转，因此破产过程中就不敢转。 破产程序中，企业和企业主的信用修复也是当下的一大难题，是否应在现行信用制度中作相应修改。比如年限要求，可参考上市公司ST之后可摘帽的制度，让破产企业主经过一定年限，可修复信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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