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1950年，张治中携家人来到了位于南海的一栋小别墅里，随行而来的还有几位代表。这次，张治中可不是来度假的，他是带着重要的秘密任务来的，因为第二天，他将与蒋经国见面，就有关台湾的一系列问题展开商谈。  这次见面事关国家统一大业，张治中十分重视。为了第二天能够精神饱满地谈事，晚上，满怀期待和忐忑的他便早早睡下。但没想到的是，深夜，他却被突然响起来的电话铃声吵醒了。他睡眼惺忪地下了床，刚接起电话，就听到了叶剑英焦急的声音：“消息泄露，你们的位置也暴露了，赶紧撤离，敌人的飞机正在赶来。” 一番话令张治中猛地清醒了过来，他立即跑回房间叫醒家人和随行的几位代表赶快离开，就在他们刚刚离开这栋小洋楼不久，伴随着飞机的轰鸣声而来的是投下来的炸弹爆炸的声音，一瞬间燃起了熊熊大火，浓烟滚滚。 张治中曾是国民党高级将领，蒋介石“八大金刚”之一，在1949年赴北平谈判失败后，选择弃暗投明，留在北平。他为何要在新中国刚刚成立后便秘密会见蒋经国呢？蒋经国方面为何答应了会面却又突然出尔反尔呢？甚至还打听出了张治中的住所实施了轰炸行动呢？  新中国刚刚成立，蒋经国派密使赴大陆求和1949年10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金门战役，因准备不足，敌情掌握不准确等因素，导致进攻金门岛的战斗失利，登岛部队共3个多团9086人全军覆没，损失惨重。尽管如此，解放军攻台的决心并未有丝毫动摇，依然根据中央的严密部署积极进行战备。 1950年初，美国对外释放出了“弃蒋弃台”的信号，中央审时度势，决定抓住机会解决台湾问题，并点名由粟裕和萧劲光共同负责。 同年3月，中共中央耗费巨资购入了大量海军装备，组建起了华东海军，充分补足了我军海空力量的薄弱环节，为不久后的攻台任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身为战前总指挥的粟裕对这次作战可谓信心满满。 反观国民党军队，号称有60万大军的军队突然涌进了台湾岛这个小小的岛屿上，导致全岛物价飞涨，秩序混乱，当解放军攻台的消息传出后，岛内更是人心惶惶，躁动不安。国民党军队更是毫无斗志，盘算起了一旦解放军攻入台湾他们该如何保命的问题。 这时，为了安抚民心，蒋介石公开宣称“台湾一定可以守住”，但同时，他也感受到了深深的绝望，悲叹道：“若是台湾沦陷了，我就以身殉国。” 形势已然发展到了如此地步，蒋经国忧心如焚，思考对策。一天，他犹豫再三，还是鼓足勇气敲开了父亲的书房，说道：“父亲，我们是不是该和中共谈一谈？” 蒋介石听后，一言不发，陷入了沉思。蒋经国见状，默默地退出并关上了书房的门。原本已经认为“谈判”无望的蒋经国，在第二天一早，便被父亲叫到了书房。 蒋介石见到儿子后，一脸严肃地说道：“我决定派遣秘密使者去大陆，试探一下国共和谈的可能性，希望能够有好的结局。这件事，就交给你负责吧。” 仅仅一夜之间，蒋介石突然作出这样的决定，令蒋经国十分震惊。但也由此能够说明当时对蒋介石来说，已经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了。  于是，接到命令后的蒋经国，开始挑选合适的人选担任“和谈大使”一职。如今，已经不是1945年重庆谈判的时候了，解放军已经是一支胜利之师，要想跟中共搭上话，这个人选至关重要，否则，必定是白费力气。 正当蒋经国思量想去，想不到合适的人选之时，时任“总统府”战略顾问的汤恩伯却向其推荐了一个人选——李次白。 李次白原属黄埔系，与汤恩伯、戴笠是同学，军事才能深受党内人士认可。按理说，他应该一路平步青云，受蒋介石重用。但现实并非如此，由于他的家人几乎都投入了中共的阵营，与中共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国民党内部对他是充满警惕和怀疑的，他甚至一度被军统认为是中共派到国民党内部秘密潜伏的中共党员。 就这样，李次白在不堪排挤和打压后，于1946年便脱离了国民党，在台湾高雄做起生意，当了老板，并立誓从此不涉足政坛。 然而，当曾任国民革命军空军军官学校校长的胡伟克找到他时，一番深情劝说便让他有了动摇，胡伟克说：
5月3日，蒋经国亲自接见了李次白，正式向他交付了去大陆求和的任务，他语重心长地交代道：“李先生，实话说，现在跟共产党谈合作，我看希望不大。如今中共席卷大陆，踌躇满志，但所幸金门一仗，也显示出了我'国军’的潜在威力，尚不容小觑。你和陈毅是至亲，我看可以深谈，最低限度是希望能不进攻台湾。”  5月下旬，李次白辗转来到了陈毅家中，一番寒暄后，李次白向陈毅说明了此次前来的目的，转述了蒋经国的意思：“希望能与中共重开谈判，通过谈判解决两党之争，国民党的条件是将来共走美国两党制的道路，最低限度是要求不进攻台湾。希望你能代为转达给毛主席。” 李次白话音刚落，陈毅就已经意识到在当前形势下提出国共合作，不仅不合时宜恐怕也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仍然回答道：“关于国共合作的话题，现在提还为时尚早，以后有机会的话，我愿将这个消息转告中共中央和毛主席。” 完成蒋经国交代的任务后，由于还未得到中共高层的回应，李次白决定暂时留下来，一边走亲访友，浏览祖国大好河山，一边等待中共中央的消息。 谁都没想到，仅仅一个月后，朝鲜战争突然爆发，美军直接出兵介入，同时还将第七舰队开进了台湾海峡。 鉴于“唇亡齿寒”的危险局面，中央军委和毛主席作出了“抗美援朝”的伟大战略决策，应朝鲜人民政府请求赴朝作战，而原本用于解放台湾的数十万大军也被调至朝鲜战场。 至此，原本摇摇欲坠的国民党得到了喘息的机会，不久，胡伟克便接到了台湾方面的指示“关于国共合作之事不必再说了。”收到消息后，胡伟克第一时间便告知了还在大陆的李次白，指示他“留在大陆相机行事”，实际上，李次白的大陆之行已经失去了意义。  张治中沟通两岸高层的往事，曾陪周总理秘密赴约抗美援朝后，此前因朝鲜战争而被搁置的台湾问题被重新提上了议程。 1954年7月，中共中央成立“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由周总理直接领导，李克农和罗瑞卿负责，工作组成员有徐冰、罗青长、凌云、孔原和童小鹏。 周总理指示工作组成员，要特别注意“小三角”（即蒋介石、蒋经国和陈诚），将工作重点放在此处。 这一年，张治中发表了题为《告在台湾的人们》的广播讲话。讲话中，他将国民党对大陆长达二十多年的统治定性为“错误的、反动的、罪恶的”，指出在台湾的国民党叫嚣“反攻大陆”的言论是不切实际的愚蠢妄想。接着话锋一转，介绍了新中国的成就，并希望在台湾的昔日旧友、部属等人员“靠拢祖国和祖国人民”。 作为曾经的国民党高级官员，张治中的讲话在台湾引起了热烈反响。实际上，这并不是张治中第一次就台湾问题发声。 早在1950年6月时，张治中就曾受周总理所托，以个人名义向蒋介石写去了信件，奉劝其放弃反共立场。遗憾的是，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得争取蒋介石的计划搁置了下来。 1956年，周总理正式对外宣布了“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对台基本方针。对此，张治中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指出了和平解放台湾存在的可能性，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对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期待。 为了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这位“和平将军”鞠躬尽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多次陪同周总理接见特赦战俘，帮他们做思想工作，放下心理包袱，并鼓励他们利用书信、写文章等方式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奔走呼号，发挥特殊作用。  张治中语气诚恳，对这些被特赦的人特别说了以下几点，寥寥数语，却足以让他们看到新的希望：
1956年至1958年间，宋宜山和曹聚仁奉蒋介石之命回大陆查探情况，张治中成为了沟通国共两党人士的桥梁。 1956年10月3日下午，在张治中的引荐下，毛主席见到了曹聚仁，曹聚仁明确转达了台湾方面的动态：“台湾已经了解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不可能发生了，同样，反攻大陆也不可能，国共和谈的条件一旦成熟，可能在一个晚上便能成功。” 毛主席听罢，缓缓说道：“可能快，也可能慢，但我们不着急。以前，台湾说，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四年成功。如今，已经过去四年了，又改成七年了。只要台湾跟美国断绝关系回归祖国，其他的一切都好办。” 4天后，周总理又宴请了曹聚仁并同他谈话，周总理说：“台湾还是你们管，蒋介石、辞修（陈诚）、经国都'能到中央’来。” 此后，张治中也经常参加毛主席和周总理等领导人关于台湾问题的会谈，积极协调国共联系、介绍情况等。在他的努力下，双方得以进行了多次真诚而深入地交流，虽然最终没能在形成统一方面有实质性的进展，但是，也促进了两岸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的合作，使得美国企图分裂祖国统一的阴谋没能得逞。 1958年，金门危机爆发，美国介入，甚至劝蒋介石接受“划峡而治”的方案，但遭到了蒋介石的断然拒绝。在这一情况下，蒋介石向大陆传递了信息：如果解放军再不停止炮击，他将不得不听从美国人的。 最终，中共宣布了“逢单日炮击、单打双不打”的决定，换句话说，已经与蒋介石形成了一种固定的默契，无论如何，台湾始终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960年，张治中再次受周总理委托写信给蒋介石，信中表达了最重要的一点是“台湾宁可放在蒋氏父子手中，也绝不能落到美国人手里，台湾必须统一于中国。”周总理还特别强调，一定要将信送到蒋氏父子的手里。 此后两年里，周总理一直以各种渠道积极与台湾当局联系。1963年12月6日，周总理视察了广州的一些地方，当天晚上，他便在张治中和罗青长的陪同下，登上了海军的一艘护卫舰，向一座秘密小岛驶去。 第二天，周总理与两位“能够沟通国共两党关系的人”进行了秘密会晤。当时，不止一家媒体发布了相关报道，但国民党方面究竟是谁参与了此次会晤，至今尚不得而知。 不过，有研究专家表示：不会是蒋氏父子，但为了保护对方，所以才不能透露这个人的名字。 对比文章开头50年代初，我党在明知道可能无所获的情况下，依然决定派张治中赴约，进行密谈。而张治中也自认与蒋经国有点交情，就算谈判不会取得什么进展，但也不至于会发生什么意外。 不过，现实却让张治中十分失望，如果不是叶剑英的电话来得及时，恐怕他再也没有机会为两岸和平统一大业继续奔走了。尽管差点命丧南海，但这并没有打击张治中为国家统一大业努力的决心，反而让他更加坚定地扛起了沟通两岸中间人的这个角色。  70年代国内外形势巨变，历史留下了无法弥补的遗憾1969年，张治中逝世，一个在国共两党内都能说得上话的人一下子空缺了出来。 70年代初，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返联合国，恢复了在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合法席位，中国同美国、日本等国的关系得到改善，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使得台湾处境急转直下，在这样的有利形势下，毛主席和周总理再次提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但是，由于能够居中调解的人选空缺，思来想去，已经90岁高龄的章士钊主动请缨，希望能够担任两党和谈的中间人。 起初，周总理十分犹豫，章士钊如此高龄，一直靠轮椅代步，如今，怎么能让这位老人家长途奔波呢？于是，拿不准主意的周总理向毛主席汇报了情况。 毛主席沉思片刻后，说道：“要是准备充分，是不是能让他去呢？比如，派专机去。” 最终，章士钊乘专机到了香港，临行前，周总理还亲自到机场送他。 然而，不幸的是，由于他年事已高，加之活动频繁、水土不服等因素，刚刚到香港不到一个月，章士钊便病倒了。 周总理得知消息后，立即派遣医疗队赴港，并下达指令一定要稳住病情，护送他回到北京。但是，当医疗队赶到香港后，章士钊却出师未捷身先死。  虽然时间不长，但章士钊在香港的活动仍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年后，或许是感受到了中共中央多次发出和谈邀请的诚意，也或许是为了台湾的出路，蒋介石再次萌生了与中共谈判的念头。 1975年春节期间，受蒋介石之命，国民党元老陈立夫秘密向中共中央发出了信息：邀请毛主席到台湾。不久后，还没等到中央回信的陈立夫，又公开发表了题为“假如我是毛泽东”的文章，表达了欢迎毛主席或周总理来台湾与蒋介石重启谈判，以造福国家和人民的愿望。 文章发表后，掀起了巨大的舆论狂潮，人们纷纷期待着能够看到国共再次合作的新局面。 然而，人们殷切期盼的局面没能出现。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在台湾逝世，次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历史终究留下了遗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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