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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师范大学 詹 丹 目前大单元教学的讨论，就语文学科来说，有不少是以新教材的课文编排为例的。从文本解读角度对教材单元的各篇文章进行组合式的从结构到要素的讨论，已成为语文界的一个热点。其中，也有一些讨论是围绕着几篇文章组合为一课而展开的。后一种解读，可以理解为是从单篇到单元整体解读的过渡，其重要性也不容忽视。本文就以普通高中教科书语文选择性必修中册第二单元，把鲁迅《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两篇文章编为一课为例，［1］提出一些组合解读的不成熟思考，供大家批评参考。 就教材所选的两篇文章看，无论写刘和珍还是左翼五烈士，鲁迅都不是简单地从理想角色来定位其写作对象的，而是用了较多篇幅写他们作为普通人、作为生活中人的真实性。这体现鲁迅文章中真与诚的鲜明特色。 鲁迅当然也写到了一种理想人格，在《记念刘和珍君》中，他提到了“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真的猛士”。因为这种理想人格主要是在作者想象中、希望中出现的，带有一定期待性，所以对于真的猛士内心世界会有“怎样的哀痛”或者“幸福”感受，鲁迅是以疑问的方式来表达的。只是在该文写作的一星期后，在《淡淡的血痕中》一文里（最初发表于《语丝》，后收入《野草》），他以更多笔墨，刻画了“叛逆的猛士”，这也可说是对“真的猛士”具体化，或者说是一种补充性说明，这里特别强调了猛士超凡的见识，这就把真的猛士、叛逆的猛士与一般意义上光凭勇气往前冲的莽夫区别开来（上海交大附中乐燎原老师也提醒笔者，单就勇气而言，鲁迅也不认为真的猛士是该徒手的），这大概也是鲁迅之所以在“猛士”前，加一个“真的”修饰语的用意所在吧。关于“叛逆的猛士”，鲁迅是这样刻画的： 鲁迅记念的刘和珍等热血青年当然还不是他笔下的真的猛士（尽管不少一线教师和有些鲁迅专家会这么认为）。至于作者五年后写《为了忘却的记念》时，对于作者笔下的“左翼五烈士”，似乎也不宜简单地把他们划在真的猛士一类里，且不说其时与塑造“真的猛士”“叛逆的猛士”的语境已经不同。至于鲁迅本人，更没有把自己定位于猛士，而是如他在文章中提到的，是“后死者”，是“苟活者”。当然，如果认为鲁迅笔下的猛士纯然是一种非现实的理想人物，是与现实绝对隔离的，那也未必符合实情，因为毕竟，在《记念刘和珍君》的结尾部分，鲁迅也预设了： 似乎苟活者和猛士也是可以同在一个世界的。但是，说鲁迅虚拟猛士的形象主要偏于理想，不是用于类比他笔下所要记念的现实人物，而鲁迅写记念文章，主要也不是为了赞美猛士，而是在给普通人（包括自己）以安慰的同时，树立起一种人格的标杆，这一结论应该大致成立。 立足于现实中的真的人，于是我们看到，在《记念刘和珍君》中，作者既写刘和珍，是“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也写为母校前途担忧时“黯然至于泣下”；既赞叹她和她的同伴有“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和“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之类的特质，但又对她们徒手请愿的做法不敢苟同，认为过于天真，是牺牲太大，意义甚少。这跟猛士的那种“洞见”“深知”和“看透”等，自不可相提并论。 同样，《为了忘却的记念》提及左翼五烈士时，说白莽翻译诗歌不够客观；说柔石做人迂腐，没有实际经营能力，从事朝华社出版只能亏本了事，做人又太天真，看不到别人的坏，也认识不到政府的野蛮；冯铿又有点罗曼谛克，急于事功；等等；这都是着眼于记念对象的现实性，写出真的人的风格体现。 但鲁迅把这样的材料呈现于笔端，不是有意矮化烈士。文章从生活的真人出发，即便回忆的对象投身于公共的伟大事业，也并没有因这种公共性、事业性遮蔽了个人化的感情。或者说，把生活中的私人化情感与公共世界的意义结合在一起展示，使鲁迅这类记念性的文章获得了一种因真诚面对而抵达的深度。这种深度，有一部分来自鲁迅对烈士自身情感世界复杂性的洞悉和揭示。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有一段文字和配图，是深深击中笔者的内心世界的： 然后作者提到了选珂勒惠支的题名《牺牲》的木刻给《北斗》刊物，这是从母亲角度来一笔双写地刻画柔石内心情感的复杂性的： 柔石的悲愤和母亲的悲哀，这样的情感叠加在鲁迅笔下的柔石身上，也叠加在鲁迅的心里。如果说这里有多种力量拉扯下的难以平衡的无奈，那么，把这种无奈真实地呈现，选一幅木刻而主要不是形诸文字（文字虽然有，却是一种古典对偶式的内敛表达，即“母亲的眷眷的心”“柔石的拳拳的心”），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记念对象的那种难以言说的复杂与深沉。 鲁迅写作的真与诚，既是朝向记念对象的，也是朝向他所处的写作语境的，这种真实的写作语境，聚焦于他所面对的读者群体。 鲁迅写作有清醒的读者意识，他清楚自己用笔的分量和意义，所以无论是《记念刘和珍君》还是《为了忘却的记念》，他的记念，不时在“说”与“不说”间游移。并以这种游移，或直接或间接透露了他面对的读者群体形成的接受语境。 在两篇文章中，情感郁积的强烈，都有文字抒发无以名状的困难，比如鲁迅说的“出离愤怒”，教材把“出离”解释为“超出”，强调了情感的强烈，当然可以。但是这样的解释，无法捕捉到文字表达与情感的微妙关系，难以解释清楚用文字的概念化、抽象化的“愤怒”表达人的具体、真实的愤怒的困难性。 相比之下，《为了忘却的记念》中的“不说”，是客观上不能说，不便说。就像鲁迅在烈士遇害后写到的，是“吟罢低眉无写处”，而“要写下去，在中国的现在，还是没有写处的”，是“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因为环境过于黑暗，使得当时的报章也“都不敢”报道五烈士的事。 但在《记念刘和珍君》中，鲁迅的不说，则侧重于主观上的“不愿说”“不想说”。 如果把该文提及的除“我”之外的各色人等排列，大致有这样一些有名有姓或者无名无姓的个人与群体。有刘和珍、杨德群等逝者，受伤的张静淑、程毅志等学生，有阴险论调的学者文人；有真的猛士，也有庸人，有阴险的杨荫榆、刘百昭等，有凶恶的段政府卫队、中国军人、八国联军、中外的杀人者等，还有恶意散布流言的闲人和作谈资的无恶意闲人，苟活者；还有牺牲者的亲族、师友、爱人等。 当鲁迅提到各色人等时，当这一庞大群体构成他写作的真实语境时，他不能不想到，这些人看他的文章会有怎样的感受，他的文章会产生怎样的效果。这在很大程度上给他写还是不写，或者究竟如何写，造成了困扰。 一方面他很悲愤，他要把悲愤表达出来（尽管他也说了，他是出离愤怒的）。但他又想到，这样的情感流露，类似的言说，可能会增加刽子手和流言家的快感，也有可能加深觉醒者的痛苦。这样的念头曾经久久盘旋在作者的心头。在《答有恒先生》中，他曾经向一位询问的青年解释过一段时间以来自己沉默的原因，他是以中国人喜欢吃醉虾来比喻的： 中国的筵席上有一种“醉虾”，虾越鲜活，吃的人便越高兴，越畅快。我就是做这醉虾的帮手，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我有一种设想，以为无论讨赤军，讨革军，倘捕到敌党的有智识的如学生之类，一定特别加刑，甚于对工人或其他无智识者。为什么呢，因为他可以看见更锐敏微细的痛苦的表情，得到特别的愉快。倘我的假设是不错的，那么，我的自己裁判，便完全证实了。 所以，我终于觉得无话可说。［3］ 只是当他愤怒、悲凉、哀痛到忍无可忍，他又不得不说时，才无奈、沉痛而又恨恨地说出了这样一段话： 以前笔者读这段文字，最感疑惑的就是，如果“它们”会快意于“我的苦痛”，“我”为何又愿意“使它们快意”呢？也许，这固然说明了作者的无奈，他在要把自己郁积心中的感情抒发出来，让刘和珍周边的师友、亲人得到安慰时，也难免会让险恶者快意。但是，恰恰是“它们”（注意，作者这里不用人称代词）的快意，反过来加深了非人间的黑暗和自身的痛苦，从而让自己与所处的非人间彻底对立起来，在情感上与逝者得以更紧密地联系。 也因为《记念刘和珍君》“说”过程中的“不说”，有着更多的主观上不愿说、不想说的侧重，所以其开头方式，跟《为了忘却的记念》有明显的差异。 当然，比较开头的差异，是需要从整篇文章的结构差异、表现对象的不同、写作时间与事件发生时间的远近等角度切入，但这里以“说”与“不说”的比较作为分析的补充，也是一种思路。 我们先把两篇的开头转录下来： 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就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十八日在段祺瑞执政府前遇害的刘和珍杨德群两君开追悼会的那一天，我独在礼堂外徘徊，遇见程君，前来问我道，“先生可曾为刘和珍写了一点什么没有？”我说“没有”。她就正告我，“先生还是写一点罢；刘和珍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文章。”（《记念刘和珍君》） 我早已想写一点文字，来记念几个青年的作家。这并非为了别的，只因为两年以来，悲愤总时时来袭击我的心，至今没有停止，我很想借此算是竦身一摇，将悲哀摆脱，给自己轻松一下，照直说，就是我倒要将他们忘却了。（《为了忘却的记念》） 前一个开头，主要以叙述和描写为主，后一个开头则是叙述中夹有直接的议论和抒情。前一个开头中，读者几乎看不到作者的感情流露；而后一个开头，作者直接告诉了读者，他两年来心灵时时受到悲哀袭击。前一个开头，写到了刘和珍的同学来劝作者写记念文章，尽管鲁迅自己也说过要写一点文字，但别人的直接期待，也是一个动因；后一个开头，则是作者自己主动提出来要写的。但不管是哪一个开头，在细细阅读下，我们能深切感受到理智与感情交织后的不同方式。 在前一个表面看不到情感字眼的开头中，读者却在最长句子中，感受了一种被强压下去的、透不过气的压抑和憋闷。这种压抑和憋闷的感受，是在没有断开的“那一天”前的长长修饰语中传递给读者的。这样的表达方式，似乎暗示了一方面作者想用自己的理智通过选用最无感情色彩的字眼来尽量压抑或者说回避自己的情感（因为作者认为流露自己的感情不但意义不大，而且会增添险恶者的快乐），但那句拉长的长句，又把情感的真实状态曲折地表现了出来。 而在后一个开头中，当作者采用叙议与抒情结合的方式在说自己被悲哀袭击，让自己活得过于沉重，所以需要通过抒发情感来使自己变得轻松一些时，其用词的貌似轻松，比如“竦身一摇”（似乎可以像摇落肩头的树叶一样将悲哀摇落），句子短小，比如“将悲哀摆脱”“给自己轻松一下”，等等，其实是在表面上努力显得轻松的描写中，说明了内心挥之不去的悲哀现实。 也就是说，两种开头方式中，我们都能感受到作者理智与情感的交织乃至搏斗。在这里，表面的不动声色与内心的情感压抑，表面的放松诉求与内心遭受的悲哀袭击，这些情感的张力与复杂状态，都是通过恰如其分的遣词造句，真实地呈现在读者面前的。 从读者感受说，当作者在前一个开头没有直接说出他的悲愤时，读者却在长句的阅读中，真切体会到了这一点；而在后一个开头，当作者直接说他被悲哀袭击时，读者的感受却并没有像前一个开头那么具体而强烈。因为在前一个开头中，情感直接化解在语言形式中，让语言有了一种情感的物化，而后者，用概念来直接表达情感，语言的理性化倾向，就更充分一些。其中的原因当然复杂，但时间带来的冲淡意味，或许也值得一提。 不过，认为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开头，借着貌似轻松的书写来反衬出自己内心的沉重悲哀，仅仅触及了问题的一面。换一个角度说，鲁迅确实需要让自己轻松一下，得以“延口残喘”，把自己的生命延续下去。这样的写作动机，也是真实存在的。这恰恰构成鲁迅写作中，真诚地袒露自己、反思自己的又一面，并且贯串文章的始末。 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鲁迅主要回忆的是和自己有交往的白莽和柔石二人，但在文中提及这两人时，却都是以对《文艺周刊》刊登文字的一段事实加以纠正为引子的。 提及白莽和自己关系时，鲁迅说： 这里所说的我们的事情其实是不确的。白莽并没有这么高慢，他曾经到过我的寓所来，但也不是因为我要求和他会面；我也没有这么高慢，对于一位素不相识的投稿者，会轻率的写信去叫他。 在接下来提到自己和柔石关系时，又是以这事实的澄清为引子的： 这两段文字围绕着“我”与他人的交往风格而展开，既是一种结构意义的自然过渡，把从写白莽顺势转换到写柔石，也是把鲁迅自己的为人特点、与青年交往时的待人接物风格与原因，从行为到思想动机，包括他是怎么理解文学青年的，层层深入地揭示。在写出所记念的人物真实的同时，也写出了一个真实的自己，这就不单单是结构的技巧性问题，也是“修辞立其诚”的问题。 这是对自己的袒露，也是对自己的反思。 在《记念刘和珍君》中，鲁迅曾有这样的反思： 这里，把人放在一个大视野中，具体说，是放在人类命运的事业中来重新看待自己和学生的关系，其意义，一如他构拟的“真的猛士”“叛逆的猛士”，是为自己也为他人树立起一种理想人格来审视、反思自己与他人，从而使鲁迅在记念人物所直面的“真”和袒露的“诚”，同时也成了一种可以被伟大人格所感召的善的发展动力。 总之，记念一些真实的青年，揭示一群真实的读者，袒露与反思一个真诚的自我，这是两篇文章编为教材中的一课而可以切入的重要点。 值得注意的是，在该教材的第二单元，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两篇文章为第一课，夏衍的《包身工》为第二课，而孙犁的《荷花淀》、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节选）和王愿坚的《党费》，则编入第三课。如此编排，从写实与虚构的关系看，意味着不同文体从写实向虚拟的渐次递进。那么，如何看待不同文体、不同文章中，作者在书写中体现的真与诚问题，其间，如何理解真诚作为一种精神实质与创作手法的辩证关系，包括在鲁迅的写实散文中，也不绝对排斥理想人格的塑造，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有待我们深入研究。 附记：2021年春天，笔者参加了上海交大附中乐燎原老师在上海虹口区景云书房有关鲁迅两篇记念文章教学的集体备课，虽然课后也谈了一些感想，但总感觉思考得太简单，有些遗留问题不时盘旋心头。直至2022年春节长假，才利用空闲把后续的想法写出来。乐燎原老师既邀笔者参加他们的集体备课，又对这篇不成熟的文章提出修改意见，当初本学院的薛毅老师对我参与集体备课，也贡献了部分意见，这里一并致谢。 参考文献： ［1］教育部组织编写.普通高中教科书语文：选择性必修中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0:38-50.关于这篇文章的引文都引自此版本，下不一一出注。 ［2］鲁迅.鲁迅全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26-227. ［3］鲁迅.鲁迅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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