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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心学集儒、释、道三家之大成，是500年来中国人最精妙的神奇智慧。王阳明创立阳明心学，参透世事人心，终成一代圣哲;曾国藩研习阳明心学，编练湘军进攻太平天国，历时十二年克尽全功，再造乾坤。
有人说：中国历史上立德、立功、立言最为杰出的只有两个半人！这两个半人分别是：孔子和王阳明，加上曾国藩（半个）。 明史曾说：“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也就是说：明朝以前，既是文人、又善于用兵的，没有超过王明阳的。
王阳明曾有“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可谓概括其平生之所学。 虽短短四句，却意蕴丰厚，一则其融通儒释道三家之精义，二则其弘扬并拓展原始儒家（即孔孟）之深蕴，三则其凸显王阳明的“致良知”之宗旨。格物首要致知，致良知，可以说是与内心的对话，是道德意识的根本，是外在行为的内心监督。
“无善无恶心之体” 老子《道德经》第二章，“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 依老子的看法，作为“相对待之善”则非至善，因为能辨别“善恶”之所以为善恶的标准，则应超越善恶。 老子认为，这个标准就是本体界无善无恶之“大道”。 庄子说得更加清楚，大道裂而术生，道无善恶，而术有善恶。 老庄超善恶的本体之“道”与阳明心之体有贯通之处。 以佛学立场看，最高的本体乃是“真心”如来藏，它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即“无善无恶”的本体。 倘若它被“无明之念”发动起来，则进入“识”（妄心）的层次，而“变幻”出善恶相对的世界来。 依此言，阳明之心体又源于佛。 儒家立场看，孔孟未直接点明，但亦有暗示，譬如孔子所立之“仁”、孟子所谓的“求放心”等，皆有所指涉。 《中庸》则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实为阳明本句的“立意”处。 “喜怒哀乐之未发”亦同“善恶之未发”，乃言本心未被“情绪”调动之时，是“无善无恶”，同时又是超越善恶的。 当然，由于心学特点是“以心印心”，更重视自家的体认，故而理论的渊源探求终不过是同古人的印证而已。如此看来，儒释道在“心体”上的见解具有“同质性”，故而阳明此句可谓贯通三家。
“为善去恶是格物” 朱熹将“格物”理解为“向外”用力，即寻求外在事物之“理”，带有浓重的“道问学”的色彩； 而王阳明的“格物”则是向内用工，充满鲜明的“尊德性”的意蕴。 “致良知”之说，乃王学之根本，良知之达成，全在一个“致”字。“ 致”为工夫，核心在于对意之“私心闪念”猛着下工夫。意念上持正，即为格物，即为致良知，同时也是“知行合一”。 王阳明晚年很少提知行合一，就在于致良知亦大致涵盖了知行合一。 因为知道用功（格物）即为知，能去格物即为行，故而，“驱私、克己”皆是知行合一的工夫。 这种“致良知”的功夫是极难的，王阳明在事功方面卓有成效，谈及“致良知”，却有“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之感叹。 佛道虽无“格物”之说，同样是“格物”的工夫。譬如佛家的四谛、八正道理论及禅定念佛法门，无一不是“格物”； 道家的老庄，虽无后期道教所谓的“清规戒律”，然亦有虚静、坐忘之法门，是心体上“格物”。
心是自己的，自知而无可欺骗，修心首要在于与良知对话。修心而后格物观天下，用更宽广的眼光看世界，更深层次的思想思考未来，必然有不一样的行动表现力，人格必然得到升华，王阳明心学的精髓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些明了而又深奥的道理。行动的重要性，只有实践才能证明对还是错，无论对错，不必气馁，再次与内心对话，坚持，必将成功，这样的正能量参悟即是收获。 权谋帮防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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