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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晚期，欧洲的历史科学经历了一场重大的变革。其间，C.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史前历史”一词作为科学用语在D.威尔森（《史前史编年》）以及J.拉伯克（《史前史》）的著述中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另外，拉伯克还首次使用了“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来描述史前历史中的两大阶段。而考古一学，经德国考古学家什里曼在小亚细亚、希腊的野地发掘，则成为一门新兴的科学，什里曼本人因此也被视为希腊史前历史的拓荒者。 H.什里曼（1822～1890年）出身寒微，在其父的影响下，从童年起即熟读古希腊行吟诗人荷马的《伊利亚特记》，对史诗中所描述的特洛伊战争深信不疑，并立志日后一定要去寻找特洛伊古战场，这种“信古”热忱终伴其一生而未泯。他曾在杂货店学徒，在船上作过服务生和记帐员，后又经商。36岁起，他倾其所有，开始致力于史前考古以及特洛伊古战场的定位研究。他先后游历过希腊、意大利等国，中国和日本也曾留下了他的足迹，在巴黎还学习过考古。1868年8月14日， 什里曼终于来到小亚细亚的西南部——被土耳其人称之为希萨利克的废墟（Hissarlik）。如他传奇般的人生， 他在当天的日记中也留下了极富色彩的一笔： 离开希萨利克进城前……在这里可以远眺整个特洛伊平原。我坐在屋顶上，手里拿着《伊里亚特记》，放眼四周，冥冥之中似乎看到下面希腊人的船队、营寨和公民大会；希萨利克高原上的特洛伊和帕尔尕慕斯的要塞；穿梭往来的军队以及双方在城市与营寨之间的低地中的交战。两个小时的时间，《伊利亚特记》中的主要情节一幕幕在眼前闪过，直至夜幕降临、饥肠辘辘，我才不得不离开屋顶。……我确信，这儿即是古代特洛伊的所在。 什里曼在其助手的襄助下从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在希萨利克先后进行过6次较大的发掘， 并称在那找到了荷马史诗中希腊联军的远征地——特洛伊。什里曼通过在特洛伊的发掘，使考古一学广为人知，并首次较为科学地辨认出各考古层面间的相互关系。 继什里曼之后，W.多尔普费尔德于1893年至1894年间在希萨利克原址重新进行了挖掘；C.W.布莱根所率领的辛辛那提大学考古队在1932年至1938年间的考古发掘则进一步完善了对该遗址的科学研究工作。 考古发掘表明，希萨利克遗址地层计47个，归属为9 个依次而成的主要层面（考古报告分别由特洛伊Ⅰ——Ⅸ 表述），分别代表着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400年的9个时期（注：9 个层面的具体年代分别为：特洛伊Ⅰ（公元前3000～2600年）；特洛伊Ⅱ（公元前2600～2300年）；特洛伊Ⅲ（公元前2300～2200年）；特洛伊Ⅳ（公元前2200～2050年）；特洛伊Ⅴ（公元前2050～1900年）；特洛伊Ⅵ（公元前1900～1300年）；特洛伊Ⅶa（公元前1300～1250年）；特洛伊Ⅶb（公元前1250 ～1100年）；特洛伊Ⅷ（公元前700～350年）；特洛伊Ⅸ（公元前350～公元400年）。这些年代的划分主要是根据陶制品的遗存来界定的。如果与爱琴海青铜器时期加以比较，特洛伊Ⅰ、Ⅱ、Ⅲ、Ⅳ、Ⅴ属于青铜器早期，特洛伊Ⅵ的前半段属于青铜器中期，而特洛伊Ⅵ的后半段与特洛伊Ⅶa和Ⅶb则属于青铜器晚期。）。什里曼所称的特洛伊古战场（特洛伊Ⅱ）的绝对年代与文献中的记载相去甚远，其规模亦有悖于荷马史诗中恢弘的战争场面，就连他本人后来对自己所得出的结论也产生过怀疑。多尔普费尔德在什里曼死后的第三年继续发掘希萨利克遗址，他在分析、归类希萨利克遗址不同层面的基础上，认定特洛伊战争的古战场应为特洛作Ⅵ，其绝对的代为公元前1900至公元前1300年，几乎特洛伊战争的传统纪年。该层面出土的迈锡尼时期陶器说明它与迈锡尼世界曾有着密切的联系；另外，高大、壮观的垣门亦似与史诗中所描述的相吻合。但是，特洛伊Ⅵ毁于一场强烈的地震，非人力所能及（注：迈克尔·伍德：《寻找特洛伊》（Michael Wood,In search of the Trojan War），普里牧1987版，第91～93页。）。 著名考古学家布莱根继什里曼与多尔普费尔德之后对希萨利克遗址重新进行了考古分期，辨别出特洛伊Ⅰ—Ⅸ的每一主要层面至少含有两个亚地层，他在考古报告中指出：“总体上看，特洛伊Ⅰ至特洛伊Ⅴ晚期的遗存显现出鲜明的文化连续性，且无中断迹象，而这一漫长的时期显然等同于爱琴海地区的早期青铜器时代。随着特洛伊Ⅵ的出现，一种新的文化本身与旧的混杂在一起，接下来便又是一个连续而漫长的时代，相当于爱琴海青铜器时代中晚期。这一新旧文化的混杂局面包括第六层的所有阶段以及特洛伊Ⅶa与特洛伊Ⅶb的第一阶段。”（注：C.W.布莱根等：《特洛伊：辛辛那提大学所进行之挖掘，1932～1938》（ C.W.Blegen,et al.,Troy:Excavation Conducted by the Universityof Cincinnati,1932～1938），普林斯顿1932～1958，第一卷，第22页。） 特洛伊Ⅶa是为特洛伊Ⅵ的赓续，该层房舍密集而简陋， 地下藏有用于贮存的陶罐。布莱根认定这些深埋于地下的陶罐以及密集而简陋的房舍即是当年逃进城内的居民在希腊联军围困时的遗存；四散于房舍内与街道上的骸骨则说明该层毁于一场战火，其绝对年代为公元前1250年。布莱根综合这些考古发现，认为特洛伊Ⅶa 的年代证实了古籍中所载特洛伊战争传统纪年的可信程度（注：C.W.布莱根：《迈锡尼时代：特洛伊战争、多利亚人入侵及其他》（C.W.Blegen,'The Mycenaean Age:The Trojan War,the Dorian Invasion,and Other Problems' inLectures in Mernory of Louise Taft Semple,First Series,1961～1965），辛辛那提大学1967版，第1～41页。）。 从什里曼到多尔普费尔德到布莱根，考古学上言之，特洛伊战争之定年及定位几成定论。但是，鉴于荷马本人在其史诗中并未言及这场战争发生的年代及地点，考古发现又均为没有任何文字载记的遗存，所以，自什里曼挖掘特洛伊起百余年来，一些学者对特洛伊的定年、定位以及荷马史诗本身的真实性、史诗能否作为信史等问题一直存有异议，从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西方学界在这一问题上“信古”与“疑古”之争。 一、特洛伊战争的定年与定位 特洛伊战争作为希腊乃至罗马历史纪年的一件大事，最早为之定年的是公元前5世纪中期的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其《历史》（ 卷二，第145节）中， 希罗多德依据斯巴达的国王谱系把特洛伊的陷落定在距他800年前，亦即约当公元前1250年。其他古典史学家及铭文的记载如次：罗克里斯铭文（公元前4世纪晚期）：约公元前1346年；提马埃乌斯（约公元前270年）：约公元前1234年；克莱塔尔库斯（约公元前270年）：约公元前1234年；帕罗斯碑铭文（公元前264 年）：公元前1209年6月5日；埃拉托斯特奈斯（公元前3世纪晚期）：公元前1184年；索斯比乌斯（约公元前320年）：公元前1172年；埃弗鲁斯（约公元前340年）；公元前1135年；法埃尼阿斯（约公元前320年）；公元前1129 年；卡利马库斯（公元前3世纪早期）：公元前1127年。上述十家说法，大部分为后世史学家的转述，其中尤以埃拉托斯特奈斯的公元前1184年说影响最大。 埃拉托斯特奈斯（约公元前275～194年），曾师从于卡利马库斯，后经托勒密三世之约成为王室教师，并接管当时最大的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埃拉托斯特奈斯博学多能，在语法、数学、哲学、地理学、天文学等方面均有著述，他同时还是位诗人。埃拉托斯特奈斯在年代学上的贡献，集中体现在他所编著的《编年史》一书中。这部年代学著作在综合希腊各城邦不同的编年体例（王表、执政官年表、奥林匹克纪年等）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统一的纪年体，目的是通过同时期的证据来为事件定年。“正因为此，他的《编年史》才肇始于特洛伊的陷落，或曰多利亚人的入侵——希腊历史上的主要特征，希腊人自己则称之为赫拉克利斯子嗣的返乡。人们一般认为赫拉克利斯子嗣的返乡发生在特洛伊陷落后的两代后，而两代传统上通常以80年计。埃拉托斯特奈斯所论及的开始的年代即是1103年，此后的年代，如他所认为的那样，某些现存的记载是可信的，或大概如此。”（注：J.弗尔斯迪克：《荷马之前的希腊——古代年代学与神话学》（ J.Forsdyke,Greece before Homer,Ancient Chronology and Mythology），迈克斯—帕里斯1957年版，第28页。）根据荷马的记载，从希腊联军开始围困特洛伊到该城的陷落前后历经10年，若按照埃拉托斯特奈斯的推算，特洛伊战争的起讫应为公元前1193年至公元前1184年。鉴于埃拉托斯特奈斯特殊的学术地位，他对特洛伊战争的定年为后人所沿用。 由于布莱根等现代学者根据考古学所得出的结论等同于希罗多德的公元前1250年说，所以“公元前13世纪中叶说”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另外，伯里斯在参阅赫梯铭文的基础上认为，作为希腊卷入安纳托利亚西部事务的历史背景，戡乱“阿苏瓦联盟”的年代恰与特洛伊陷落的年代相吻合。“继戡乱阿苏瓦联盟以及特洛伊Ⅶa的毁灭未几、 希腊和近东世界陷入一系列的动乱之中。迈锡尼大部分的中心被毁，赫梯告衰，有关这两个文明的文字记载在突然之间中断。但与这两个地区相关的历史传统似乎留存了下来，尽管经长达几个世纪的口口相传变得模糊不清、混乱不堪。”他进而推定，“阿苏瓦联盟演变成希腊口头传说中的一部分，而传说故事中击败安纳托利亚某一联盟的，不是赫梯人，而是希腊人”（注：T.R.伯里斯：《Ahhiyawa与特洛伊——错误的类比？》（T.R.Bryce，Ahhiyawa and Troy——A Case of Mistaken Identity?）《历史》（Historia），1977年第26期，第26页。）。 至于特洛伊的地理位置，历史学家亦试图利用赫梯文献中的相关记载用以旁证特洛伊的考古发现。瑞士学者E.弗勒自1924年撰文称他在赫梯泥板文书中释读出阿卡亚人以及荷马笔下特洛伊战争希腊联军诸英雄的名字以来， 即引起学界在语言、 历史、 考古几个方面对所谓“Ahhiyawa问题”的探讨，支持者与反对者均不乏其人（注：参阅J.弗里德里希：《赫梯楔形文字文献中提及希腊了吗？》（ J. Friedrich,'Werden in den hethitischen Keilshrifttexten die Griechenerwahnt?'），《小亚研究》1927年第一卷第1期，第87～107页；F.索迈尔：《阿黑亚瓦文书》（F.Sommer,Die Ahhiyawa-Urkunden），慕尼黑1932 版；以及F. 沙凯尔迈尔：《赫梯人和阿卡亚人》（F.Schachermeyr,Hethiter und Achaer），《古代东方学会杂志》1935年第九卷1～2期。）。 阿卡亚（Axaia）这一地名源自阿卡亚人（Axaioi）一词， 阿卡亚人在荷马诗史中是指阿基勒乌斯王所率领的米尔米冬人以及阿伽门农麾下的迈锡尼人，也常用来泛指希腊人（注：参阅N.G.哈梦德等主编的《剑桥古典辞书》（N.G.L.Hammond,et al., The Oxford ClassicalDictionary），剑桥1984版，第3页；P.尚泰编著的《希腊语词源词典》（P.Chantraine,Dictionnaire étymologique de la languegrecque），克林科西克1990版，第149页。）。弗勒认为，出现在赫梯泥板文书中的Ahhiyawa人即是荷马史诗中阿卡亚人，而史诗中的“特洛伊的阿莱克珊德罗斯（Alexandros of Troy）”在赫梯文献中的对译形式为“Alaksandus of Wilusa”，迈锡尼王“阿特柔斯（Atreus）”为“Attarissiyas”，奥尔克美诺斯王“安德雷乌斯（Andreus ）”为“Antarawas”，“埃特奥克莱斯（Eteocles）”为“Tawagalawas”，“特洛伊（Troy）”与“伊里奥斯（Ilios）”则分别为“Taruisa”与“Wilusaya”。 从语言学上讲，Ahhiyawa一词中的最后一个长元音a 意指一个国家或一个王国，至于阿卡亚一词中的x和ai缘何变成赫梯文中hh与 iya，Denys L.裴基把这类错误的对译形式解释为能力的不足，“是一个民族的缺陷，是为所有官员与书吏几个世纪过程中所共有的”（注：D.L.裴基：《历史与荷马的〈伊里亚特记〉》（Denys L.Page,History andthe Homeric Iliad），加利福尼亚1959版，第3页。）。J.D.穆利基于赫梯人把希腊文中的米利都（Miletus）、以弗所（Ephesus）、莱斯沃斯（Lesbos）等地名分别移译成Millawanda、Apasas与Lazpas这一为学界所广泛认同的观点，提出了逆向思维的论断，他认为：包括Ahhiyawa在内的这些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名称是固有的，而出现在希腊语中的形式则是派生而来的（注：J.D.穆利：《赫梯人与阿卡亚人》（J.D.Muhly,Hittites and Achaeans:Ahhiyawa Redomitus），《历史》（Historia）第23期（1974），第135页。）， 词形的变化是为了符合安纳托利亚人的语言习惯（注：S.克萨克：《赫梯人与希腊人》（ S.Kosak,TheHittites and the Greeks），《语言学》（Linguistica），1980年第20期，第39页。）。凡此种种解释虽然有着各种不同的反对意见，但绝大部分荷马问题研究专家还是接受了弗勒所提出的“Ahhiyawa人等同于阿卡亚人”的说法，并利用赫梯文献（公元前14～13世纪）所能提供的有限史料来为Ahhiyawa定域并推及Ahhiyawa与赫梯、特洛伊乃至于特洛伊战争的关系。 综观迄今所发现的赫梯泥板文书，有关Ahhiyawa的记载七见，其中Ahhiyawa的早期形式Ahhiya盖始于玛杜瓦塔铭文（Maduwatta text，约当公元前1400年以前）（注：参阅《博卡兹克依出土的楔形文字文书》（Keilschrifturkunden aus Boghazkoi），14.1；A.格俄慈：《玛杜瓦塔》（A.Goetze,Madduwatta），第32卷第1期，达姆施塔特1968版。）。鉴于赫梯文献中没有Ahhiyawa地理位置的明确记载，论者往往人言言殊。争论的焦点归结起来有三：作为希腊领土，Ahhiyawa在小亚细亚；在东地中海上的某一岛屿；在希腊大陆。 HansG.古特伯克在其《赫梯人与爱琴世界》一文中对涉及Ahhiyawa的所有赫梯文献重新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后认定，Ahhiyawa除希腊大陆外不可能在任何其他什么地方。而B.罗兹尼早在1929年提出的罗得斯岛说（注：B.罗兹尼：《赫梯人与希腊人》（ B. Hrozny,Hethiter und Griechen），近东考古杂志，1929年第1期，第323～343页。）则得到了裴基进一步的认同。裴基主要的依据是赫梯新国王时期一位国王写给Ahhiyawa国王的一封信。在信中，赫梯国王抱怨Ahhiyawa纵容一个名叫皮亚玛拉杜斯的逃犯，但用词并不失礼节，且谦卑有加。裴基认为，如此之态度，军事上言之，只能说明赫梯对Ahhiyawa鞭长莫及，也就是说大海横亘在它与Ahhiyawa之间，另外，赫梯国王在信中称Ahhiyawa国王为“我的兄弟”，这样一种称谓恰是当时埃及、巴比伦、亚述等各国君王间通行的外交辞令。在穆尔西里和穆瓦塔利（公元前14世纪）统治时期，罗得斯作为东地中海希腊统治下的岛屿，就其实力、人口而言，是唯一可以与赫梯抗衡的势力（注：D.L.裴基：《历史与荷马的〈伊里亚特记〉》，第1～40页。）。对此， 马克魁恩并不同意裴基的观点，他认为，赫梯渴望与Ahhiyawa和平相处，则是另有原因。作为特洛阿斯（注：特洛阿斯（Troas ）为小亚细亚西北角的一个山区，因该地区曾受制于特洛伊人的说法而得名。）说的支持者，马克魁恩在其《历史与地理》一书中论证道，赫梯诸王之所以与这一地区各国保持良好关系，“是因为切断锡的通道对其帝国而言无疑是一致命的打击”。米拉阿尔特在《安纳托利亚的贸易》一书里进一步推测，赫梯当时所需的锡可能来自波希米亚，而从波希米亚到赫梯势必要途经安纳托利亚的西北部，也就是说途径特洛阿斯。 “Ahhiyawa地在特洛阿斯的说法是与已知的Ahhiyawa历史紧密相关的，正如马克魁恩所指出的那样：'它包括特洛伊Ⅵ的后半期以及有可能特洛伊Ⅶa和Ⅶb1的全部。’另外，特洛伊Ⅵ和Ⅶa的考古遗存表明与东地中海口岸的商业往来关系，而这大概可以反映出Ahhiyawa与这一地区间的贸易接触。”（注：伯里斯：《Ahhiyawa与特洛伊——错误的类比？》，《历史》（Historia），1977年第26期，第26页。）鉴于此，出现在赫梯铭文中的Truisa可能指的就是特洛伊，而特洛伊可能即是当年Ahhiyawa人的军事要塞，弗勒早年的推断不无一定道理。 二、“疑古”与“信古” 早在18世纪末叶，德国学者魏尔夫即对历史上是否有过荷马其人提出了疑义，以后围绕着荷马的生卒年代以及史诗的成书时间等问题集讼纷纭，形成了欧洲文学史上的所谓“荷马问题”。 据荷马史诗记载，希腊联军攻打特洛伊是因为斯巴达王美奈拉乌斯的妻子海伦遭特洛伊王子帕里斯劫持而引起的。众所周知，荷马史诗中不乏传奇色彩，特洛伊战争的起因问题便是其中最为浓重的一笔。那么，荷马在其史诗中向后人所叙述的特洛伊战争是否可以作为基本史实来看待呢？ 1964年《希腊研究杂志》第84期刊登了M.I.芬利于1963年10月24日在英国广播公司（BBC）发表的关于特洛伊战争的演讲稿。作为“疑古”论的代表人物，芬利认为，荷马《伊里亚特记》和《奥德修斯记》中关于特洛伊战争的传说，由于史诗中不乏夸张、歪曲、虚构以及相互矛盾之处，所以有关特洛伊战争的记载不足以作为史实而采信。他以德国的《尼伯龙根之歌》、法国的《罗兰之歌》以及前南斯拉夫有关科索沃战争的史诗来证明史诗作为历史研究的不可靠性；他对希萨利克的考古发现以及其他地区文献中的相关记载也持有异议，进而全盘否定了历史上曾发生过荷马所叙述的特洛伊战争。至于特洛伊Ⅶa的陷落， 芬利推测为来自北方人的入侵，而非来自希腊大陆的所谓“阿卡亚人”的围攻。持此种观点的人还有A.胡伯克、C.G.斯塔尔等人。 《希腊研究杂志》同期在“特洛伊战争”这一总的标题下还配发了J.L.卡斯基、G.S.基尔克以及D.L.裴基的专题文章，他们分别从考古学、史诗传说的性质以及荷马与特洛伊战争几个方面对芬利的“疑古”论逐一进行了反驳，并力图利用其他地区同期相关的文献来进一步为特洛伊战争定位与定年。至此，西方古典学界在这一问题上“信古”与“疑古”的论争达到白热化。 事实上，为数不少的学者对早期罗马历史传统也持有过怀疑态度，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考古研究成果已经基本证实了罗马早期历史传统的真实性。古代传统并非空穴来风、无所依据，无论在近东史还是在西方古典历史研究过程中均证实了这一点。就特洛伊战争而言，自什里曼在希萨利克遗址考古挖掘百余年来，几乎每年都有考古报告发表，但令人遗憾的是，迄今尚未发现任何与特洛伊战争相关的“直接的、带有文字载记的遗存”。这就使得“疑古”论者全盘否认特洛伊战争的历史真实性有了“必要的理论上的依据”。 西方古典学界的这场“信古”与“疑古”之争，从文学到史学，历百余年而未衰，怕是真的“要延续到下一个百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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