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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究竟在讲什么？ 缸中之脑，忒修斯之船，苏格拉底的洞穴喻，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道理从来都是哲学的主题。哲学家是讲道理的人，而哲学是讲道理的艺术。 跟随陈嘉映老师用道理来刻画哲学所通达之处，围绕“讲道理”窥见哲学的寰宇。 以下为陈嘉映教授访谈录，经授权发布于知鸦通识APP。  陈嘉映：道理从来都是哲学的主题，比逻辑等等都更是哲学的主题。就我自己而言，最简单地说，是从逻辑，从实证科学的规律性或者说机制性，以及维特根斯坦的语法，这样一些角度考虑过来。在我现在看来，这些东西都有相当明确的区分，比如规律和道理的区分就非常明确。但是一开始这些区分对我来说不是特别鲜明。而等我自己认为这些区分很鲜明时，读别人的东西，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说这些区分依然不是很鲜明。我在考虑哲学和实证科学的区别时，要考虑用那些关键词来勾画这些区别，我用规律和机制来刻画实证科学所要掌握的东西，用道理来刻画哲学所想通达的东西。这是我的一个基本进路。我相信维特根斯坦也在寻找这些东西,分析哲学向逻辑方向发展，他却大致放弃了逻辑这个概念，而转向语法概念。我对维特根斯坦语法概念进行了多年的摸索后，发觉“语法”不是刻画哲学的恰当概念，尤其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我们有更现成的概念——道理，道理比逻辑、语法这些概念更清楚地解释了论理的本质。所以我还是回来谈道理，不用语法这个概念。 刘：“逻辑”满足不了维特根斯坦，他转向了“语法”；“语法”满足不了您，您转向了“道理”。除了上述这些考虑，我们当下的生存实际对您的思考有影响吗？比如我们中国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比如国际社会的阿拉伯人与以色列人之争。 陈嘉映：很有。虽然我与实质性争论双方的关注点不大相同，我关心的是，人们的这些争论有没有意义？这些争论有没有解决的可能？这些问题把我引去思考说理、道理、理论等。我也关注争论的实质内容，不过还没有机会就此发表什么，这几年主要发表的东西是在论理学方面。论理学和实质问题隔了一层，但和关于如何言说这些问题有直接关系。即使把我自己的工作叫做“理论工作”，我也总是从人们实际上怎样谈论这些问题出发来思考的。 刘：您关注的是更根本的问题，或者说是更深层的道理。 陈嘉映：对于说理和理论，论理学是“元”的东西，是更上一层的，也可以说是更深一层的。论理要用论理概念，我的工作是考察这些论理概念。但最好不说“更根本的问题”，“根本问题”主要是说各种问题纠结于此处。 刘：您的这种关切和您的实践是一种什么关系？ 陈嘉映：论理学也要用论理的方式展开，我只能用讲道理的方式来谈“讲道理”是怎么回事。 刘：关心道理，要以讲道理的方式来关心。但并不是每个关心道理的人都会讲道理。且不说我们周围的人，伟大如托尔斯泰，具有非凡的智力，一旦讲道理,立刻僵化，《我们该怎么办》一书，第一部分描述莫斯科的贫民生活，几乎没有比他对那些破败房屋、肮脏街道和丧失希望者的描述更加出色的了，但是第二部讲道理写得很一般，很多人都只读这部书的第一部分。 陈嘉映：的确，不会说理的人蛮多。托尔斯泰是一个例子，很多批评家都说《战争与和平》后几章不写会更好。系统说理是一种特殊的能力，和所有能力一样，有点天生，有点训练。我们不能因为某人有其他能力，就认为他会说理。反过来也一样，黑格尔会说理，但不会写小说。 说理是一门艺术，甚至夸张一点说是一门技术。  刘：讲道理是一种特殊的能力，也是一种专门的说话方式，这与吵架、斗嘴、开玩笑、大学生辩论赛等是同一种说话方式吗？ 陈嘉映：这些说话方式和说理能力，特别是系统说理能力，基本上是不相干的，这些都是特别典型的嵌入到特定语言游戏中的活动。大学生辩论赛和一种退化的修辞学有关系，原装的修辞学我指的是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这些问题都谈，包括谈入听众的情绪到谈出听众的情绪，一直到利用听众的情绪。修辞学在他那里不是一种外在的东西，不能说论理学就是逻辑学外加修辞学。如果说道理是跟听众有关的，那么修辞学就是论理学的一个内在部分。大学生辩论赛，是把这内在的部分切断，把修辞学完全变成论理的外在部分。这和柏拉图笔下的智术师所干的活儿差不多。 刘：说理是一种艺术，需要训练，听道理也同样需要训练。这种训练有迹可寻吗？ 陈嘉映：当我说说理是一门技术或艺术时，它是要训练得来。艺术是需要训练的，在这个意义上，绘画和弹琴比小说和诗歌更艺术，或者说更富有技术性。但是培养、训练和程序性还是有相当大差别的。一个艺术家需要培养和训练，但一般的训练程序只起很小的作用。大多数训练不是程序性的，而是个体性的，给出一个目标，给出一些典范，在模仿典范中，教师指点，不断加以修正。 刘：这里主要是程序化的问题，哪些可以程序化，或者哪些程序化是重要的，哪些程序化是不重要的。说理有没有可以程序化的东西呢？ 陈嘉映：至少有一些程序性的纠错，我在美国讲过一门课《逻辑与修辞》，基本上从批驳的角度讲怎么说理，比如不要过度概括，不要用虚假的二择一进行论证，等等。 刘：我们只能在很一般的意义上说，说理能力是训练习得的，诸如向典范学习等。但是你们哲学系，或者说论理学总该与学习说理有些关系吧？ 陈嘉映：你提醒我，我们可以开一门、甚至很有必要开一门“说理艺术”的课。说理不是哲学系特有的事儿，学习说理是所有“学”都需要的。文学系在这方面也比较尴尬，你们是教人写小说，还是教人研究小说？各种“学”都要说理，但只有哲学系专门探讨说理的艺术。我一直希望能这样安排：哲学系的大多数课程不是专门对哲学系学生开的，而是对全校开。 刘：我们这个时代好像对“讲道理”特别着迷。任何事情，都朝着“事出有因，事后有理”的方向走。甚至没有道理的事,说着说着也好像有了“道理”似的。这是个需要真正讲道理的哲学家的时代。哲学家在什么意义上可以帮助我们辨明道理呢？ 陈嘉映：理知时代以来，说理、有道理、明确地说出道理，成为生活的一种要求。大家承认道理、承认讲道理，说理就成为权力的一个来源。就像如果人们承认血统论，皇帝的长子继位就具有了合法性。有了这样一种权力来源之后，人们就自然地要把自己的行为描述成有道理的行为，或真诚或不真诚地给出自己行动的理由。那么，区分哪些是真的有道理，哪些是伪装成有道理，就成了一项重要工作。但这不只是哲学家的工作，人们可以从各种各样的角度来辨别真道理和假道理，比如说揭发某些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哲学家一般地研究论理，就会指出哪些类型的说法是不能被接受的。 刘：道理和我们的自然理解相连，说得有道理没道理，我们应该能听得出来。讲道理时，如果是事实不清楚，应该由历史学家或社会学家来澄清，如果是逻辑有问题，该由逻辑学家来解决。哲学家既不是亨实的专家，也不是逻辑学家，哲学家到底能帮助我们澄清什么呢？ 陈嘉映：道理和自然理解关系非常接近，道理差不多就是理解的名词化。但另外一方面，虽然按道理说，我们都能听出道理，但是我们也有特定的盲点，特定的错觉。就像说我们的眼睛通常不欺骗我们，但是也会产生系统的错觉。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家是有事可做的，比如赖尔的《系统导致误导的表达式》一文做的就是这方面的工作。但是更主要的还不在这儿，更主要的在那些复杂的说理系统，一整套的说法，不是我们自然理解能跟得上的，有时是把我们给绕糊涂了，这时通过分析，可以让它与我们的自然理解联系起来。虽然我们可以通过“说理艺术”之类的课程学习说理，不过我还是觉得，最主要的办法是通过说理的典范来培养自己识别错误、擅长说理的能力。逻辑有问题由逻辑学家来解决，但出现形式逻辑错误的时候并不多，更多是广义的逻辑错误，即说理方式的错误。 刘：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有被道理说服的经验。 但是我们很少有这样的经验，听了一次布道，原本信伊斯兰教的人改信了基督教；看了一本新左派的论理书，原来坚持自由主义的导向了新左派的立场。二战时，日本知识分子倒是有一种左转右的潮流，但似乎与道理无关，时事如此。那种复杂的说理系统与说服还有关系吗？ 陈嘉映：日常生活中的说理是为了说服人，当然首先是为了说服自己，这些都是比较短的说理，道理的负担没那么重，事境在那儿，有时就是点拨一下。 至于我们的根本主张，当然不会被轻易说服，被轻易说服，这些主张就太不值钱了。我们不可梦想用一套道理来说服天下人，这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不可欲的。但我不放弃我的根本主张，仍可能在对话中修正自己的主张。 系统说理是一种独特的兴趣，和一般的说理要说服人不一样。系统说理是一种独立的活动，是追求一致性的活动。道理系统之间可以有一个竞争关系，但这种竞争关系首先原则上不是对错之争，这一点完全不同于物理学理论道理系统之间绝对不是一个道理系统是对的，一个道理系统是错的，然后正确的道理系统战胜错误的道理系统。这曾经是一个流行的model,即所谓的真理系统和谬误系统的斗争。 刘：系统说理意不在说服，在于追求系统内的一致性。那么说理系统之间的冲突该如何解决呢？公有公的理，婆有婆的理。我们能找到一个更融贯的道理，使公的道理和婆道理连在一起吗？即便找到，这个理还会与其他理不兼容，最后我们真的能道通为一吗？ 陈嘉映：系统说理最终在于贯通，而不在于不断抽象成更高的道理，那太容易了，真正难的是道理说不通的地方怎么说得通。以前讲道理之间的贯通，有这样一个奢望，或者说是想当然，认为纷繁杂陈之理，只要到了一定深度或者某种境界，就自然贯通为一了。今人实际上都已经放弃了这样一种奢望，但这种奢望仍然有相当的余孽，在我看，现在正是应该扫除这种余孽的时候。 道理并不一定都能连得上，实际上连不上的很多。有时我们貌似连上了，但道理的形态已经转变，不再是我们原本意义上的融贯。比如我们用法律来解决公与婆的纷争，用近代科学理论来统一物理世界。 道理之间的贯通，不是把所有的道理都连起来，就道通为一了，现在人们正在放弃也应该放弃把所有道理综合成惟一道理系统的奢望，更多的是探讨对话的可能性。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很多，比如胡塞尔的主体间性，哈贝马斯的对话行为理论等等，甚至在一个很通俗的意义上都在谈论对话，这其中有一个根本的转变，与以前我们理学家想把所有的理都连起来，最后道通为一，整体趋向上不同。 刘：对话在我们的学术生活中极其罕见。我们都在呼吁对话，但是我们很少对话。道理之间绝缘，道理之间冲突。只要参加一次学术会议，就会对此深有体会。 陈嘉映：我们的大多数学术会议，基本上就是我们的学术生活降低到什么样低点的一个证明我们学院的争论，一方面仿佛对所争论的内容那么认真，一个小的争点，如果没有争出个谁对谁错，就好像没有履行一个学者的职责。但是另外一方面，很多学者对整个学术活动采取那么无关本己的态度，对这种争论是不是在自己的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并不在意。换言之，所谓学术争论从根底上就缺乏严肃性。学者逐渐被训练为一种职业。如律师，在法庭上认真辩护，离开法庭，他为之辩护的案子与他的生活没有什么关联。精神性的活力在学术活动中正在流失。 刘：说理，系统说理，理论，最后我们要归结到对话。哲学在这场对话中起什么作用呢？哲学家可以做对话参与者的法官吗？  公共对话，图源unsplash 陈嘉映：在前科学时代，哲学是各个学科及其对话。今天，各种系统说理各事其事，统一理论的时代实际上已经终结了，我们进入了一个对话的时代。系统说理我们不能单单理解成融贯理论，系统说理的系统性总是有欠缺的，而弥补这个欠缺是靠我们坐落在生活世界中。当我们今天不再信任系统说理的时候，我们更把说理看作是生活世界各部分之间的对话。以前我们把哲学家更多看作是系统说理的人，现在则倾向于把哲学家看作是维护公共对话平台的人。今天哲学家不再提供实质性的道理系统，但是哲学家的工作非常重要。因为维护公共对话平台，就是维护对话性，就是在维护世界的统一性，就是在维护世界之为世界。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哲学家是参与对话者的“法官”，但应是英美法系的法官，他们不制定规则，而是维护规则，规定什么证据可以上得法庭。 不过我们不能指望对话参与者最后会同意对方或者都同意第三者，不能指望通过对话消除分歧，这个指望只能倒过来，如果有时能消除分歧那就是谢天谢地的事儿了。不要想着永远和平的事，能和平一下就是成就。不要想大一统、永远和平、理想境界等等，还是回到地面上来吧。 刘：您常说，哲学家的重要工作是考察论理概念。而我们当下的论理概念大部分是您讨论过的移植词，您现在考察的“道理”概念，即是一个论理概念,又是一个中国概念，这是不是您想建构中国哲学的一种实际工作呢？ 陈嘉映：Personal这部分我不敢多说。我是干活儿的,我干什么由你们来归类。 简单地说，中国的论理学面临的任务，至少要有种警惕，中国的论理词绝大多数都是移植词，但也有人因此说这是我们的一个机会，因为我们对西方的论理学的精通远远超过于西方对我们的精通，换句话说我们两边都懂。但是，无论我们是否真的有一个机会，我们也要特别警惕，不要把移植词这事儿忘掉，我们的论理概念是有西方渊源的，不然就会引起一些论理上的混乱。 刘：伦理学是否能教人为善，这的确是让人困惑的问题。但是伦理学给出了很多人生坐标，让我们对人的复杂性和丰厚性有了解。论理学是否能教人讲道理，我们无法条分缕析。但是论理学，特别是维特根斯坦的语法考察，您勾画的论理概念地图，让我们对讲道理本身有了深厚的理解。非常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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