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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艺术史的长河中，贺友直先生凭其作品的学术价值应占有重要的位置，影响力也应远远超出他酷爱一生的连环画本身。尽管，他生前早已荣誉等身，但真正从社会学和从一个大知识分子的角度去分析他的可以说几乎没有，这自然也影响到人们对他艺术特色的点评。 贺先生离世后，我出门只要有机会，总会刻意路过他位于巨鹿路的家。我实在是很怀念他。他的住处在上海是不错的地段，那里人行道两边的悬铃木，不管是夏时的浓荫还是冬天的凋敝，都很适合供人散步、思考，好像是专门留出来给志存高远的人们咀嚼的。从他家走过去没几步路，便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当年那个中国连环画的大本营。程十发和刘旦宅都和他住得很近，附近的四明邨曾留下了徐志摩和陆小曼那影影绰绰的身影。我从小恰巧也住在那一片。想象着当年贺先生构思着《山乡巨变》《李双双》《白光》，在这条路上来来往往、灵光乍现的场景，我不禁感慨万分。  2016年，贺先生在家。本报记者 周寅杰 摄 我和贺先生应该说关系是很不错的，虽然实际上来往并不多，但每次见面彼此总是喜形于色，舍不得分手。倒也不是君子之交的格调——我没资格这么说，因为他是我的灵魂导师，或许是各自从事的专业不同吧。还有就是生活习惯的不同，平日里贺先生喜欢喝喝小酒，弄点考究的下酒菜，夹上一筷便是满庭芳，而我几乎滴酒不沾，于是就难有热络的氛围。而且，心想着不急，以后会有大把相聚的机会，结果却等不到了……贺先生一向身板硬朗，让我疏忽了，产生了惰性。 也许我和贺先生命中注定是柏拉图式的交往方式。我大概上小学四五年级时，一次在常熟路自家弄堂口等公交车，发现一个等车的成年人正在埋头看书，我瞥了一眼，啊呀！那书中配的不是贺先生的插图吗？眼看就要擦肩而过，情急中我央求那人让我翻翻。我匆匆看过，一张张图都精彩绝伦，原来那本书是艾明之的长篇小说《火种》。当时我像是没过脑子似的，竟央求那人将书卖给我，话脱口而出，我自己也怔住了。那人也愣了一下，收起书扭头上车走了。我怔怔地一直看着车，久久回不过神来，内心一阵绝望。 后来我去附近几家书店寻找，但都没有找到那本书，最后还是请我的大姨妈帮了忙，在她工作的爱民糖果厂的图书馆里找到了书。那天正好是除夕，于是我决定，从年初一到年初六，一门心思好好临摹贺先生的这八张插图。那次过年，我如痴如醉。我谁都没有告诉，独自享受着这份快乐。后来，我把这个故事完整地说给贺先生听，向他表示深深的感谢，并告诉他，就是这件事，让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已具备了一个成年画家才会有的职业忧患意识，幼小心灵中的某部分一下子早熟了。当画画的小伙伴们都还沉醉于华丽的工笔画时，我已经悄悄地追随起了更有深度、更加老到的贺先生。现在想来，洞悉练达的思维和渴望成功的野心是多么重要。  93岁的贺先生。本报记者 蒋迪雯 摄 还有一个发生在我30多岁时的故事：我和连环画元老顾炳鑫老先生一起乘长江号游轮，去武汉出席一个全国连环画创作会议。我们一老一少同在一间舱，一个嘴里吞云吐雾，一个吃着瓜子、花生，悠然自得之余，也有一股想要拯救连环画、力挽狂澜的豪情。我们很快便谈到贺先生这位绕不开的热点人物。顾先生说，贺先生自破天荒地被中央美术学院请去当客座教授后，一直为新开设的连环画专业倾尽心血、悉心备课，但后来的处境也变得艰难，也有人想对他发难。我心想，贺先生可能是水土不服。那次会上，我慷慨激昂地赞扬贺先生的作品，表达出浓重的感情色彩，冲淡了一些对他非议的压抑空气。事后顾先生告诉我，贺先生对此感到宽慰。从此，贺先生和我成为莫逆之交。 当年，美术界万马齐喑，唯有连环画成为各大画种中的“进出口单位”，经济上有收入、画家知名度有保障，油画和国画等大画种的青年才俊因此蜂拥进这个领域，导致出版渠道虽然拥堵，但作品五彩缤纷且品类丰富。这让贺先生这位相对平静的传统连环画领域的代表人物，也一时难以适应。某些历史转折点上，人要么沉沦下去，要么接受现实并及时自我调整。贺先生自然明智地选择了后者，通过一道“白光”，他又一骑绝尘。天地如此广阔，而贺先生还是如泰山压顶般地存在于此。 我把贺先生称为大知识分子，突出一个“大”字，是有深意的。因为从他的作品里，我读到了他悲天悯人的价值观和他带给人们丰富的精神享受。贺先生配得上这个文化地位，如果我们不从这个高度上去厘清这一点，是无法真正写清楚贺先生的。大凡大知识分子，都具有深邃而复杂的内心世界，贺先生也是，他表面上市井做派，内心却无比强大，这从他一部部作品的不同演绎里便可窥见一斑。 首先要说的是贺先生的代表作《山乡巨变》。这部恢宏巨制通过深厚的构图功力和信手拈来、横贯古今的线条功夫，刻画了一个时代的烙印。那种不动声色的精准驾驭和耐人寻味的情节把握令人惊叹。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贺先生对人物造型的选择，你会发现画中人物无论正派还是反派，都能看出其人性特点。这可是一个自觉追求人性的知识分子，在特殊时代里崇尚良知的冒险行为。贺先生默默地、机敏地抗争，显示出一名大知识分子过人的睿智和胆识。我作为一名专业画家，认为这至关重要。这是我从贺先生身上学到的重要一点，且已不仅仅局限于连环画领域。  展出的《山乡巨变》插画。 还有《白光》，这部隽永之作犹如皇冠上的宝石一般闪亮。从样式来看，它更像是贺先生的跨行之作，是他超越自己的一件中国画作。我敢说在当代中国画领域，有些大家不见得画得出那么好的作品。贺先生是厉害的，别看他幽默可亲，但当你注视他那锐利的目光时，你其实是走不近他的。你也千万别把他自贬式地说自己只是画小人书的话当真，一不小心他弄个《白光》出来，吓你一大跳，连方增先先生都自叹不如。贺先生是方寸之间决不埋志的。 可以说，贺先生每推出一部作品，其中都有发人深省的闪光点，就看你能否捕捉到。比如《杨根思》里的上海老弄堂那么接地气，杨根思捞吃阳春面、隔壁阿婆包打听的神态像极了现实中的人们。《李双双》应是在《山乡巨变》之后画的，其中线条驾驭更顺溜，关键是线条的弹性和疏密形成的形式感，在其中达到顶峰。《穆汉祥》里一名大学生地下党员缺乏社会经验、囊中羞涩的样子被一一刻画出来，在吃食摊上的情景最令人印象深刻。那些画面是原作文本里所没有的，是贺先生肚子里的“画外音”…… 非常遗憾，我无法将贺先生脑海里的那个林林总总的世界一一言表。我只想证明，贺先生以人格魅力浸润着作品，浸润着他在巨鹿路的那个30多平方米的吃饭、睡觉、作画、待客的“一室四厅”居室。 一个伟大的灵魂，永远的贺先生。  2018年上海轨交10号线豫园站的贺友直连环画长廊。本报记者 蒋迪雯 摄 栏目主编：黄玮 文字编辑：栾吟之 题图为贺友直画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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