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覃昨天写了《全面抗战爆发，毛主席给张爱萍亲授任务，张爱萍一口拒绝：干不了》一文，讲的是西安事变结束后，在红军改编问题上，老蒋为了瓦解红军，一直不肯设总指挥。 到了卢沟桥事变爆发，他还是不松口。 直到7月30日，北平、天津相继陷落，他这才开始发急，于8月1日急电延安，邀请朱德、周恩来等速到南京共商国防问题。 朱德、周恩来、叶剑英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参加了南京国防会议，但在红军改编问题上还是没有任何突破。 8月13日，“八·一三”事变发生， 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受挫严重，老蒋的压力倍增。 在这个情况下，老蒋终于做出让步，于8月21日宣布通过了3月8日的“三八协议”，即同意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共3个师45000人，设立总指挥部，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军中一切职务均由中共自行安排。 好了，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开始了，全民抗日的统一战线形成了。 但有一个问题是毛主席等人迫切需要解决的。 即老蒋此人一直视红军为心腹大患，多年来一直叫嚷着“攘外必先安内”，日夜思谋搞垮、搞死红军。 现在国共合作了，老蒋是抗日战场上的最高总指挥，他会名正言顺地指挥红军去跟日本人血拼，借日本人的手来消灭红军。 可真甭说，老蒋就是靠这一招“借刀杀人”来消灭了一众大大小小的军阀，从而做强做大他的嫡系中央军的。 所以，和老蒋联合抗日，毛主席在党内一再强调：我们一定要坚持独立自主。 这，也是之前改编红军要不要设立总指挥的争执所在。 我们虽然在设立总指挥的问题上取得了胜利，但以后与国民党同在一个战场上打仗，在配合和调度上，是很难做到独立自主的。 怎么办呢？ 毛主席他们面对的，似乎是一个死结。 一方面，你要独立自主，就必须避开国民党。那么一来，你就会脱离了战场，无法完成抗日的任务。 一方面，你要与日军作战，就很可能会被老蒋拿来当枪使，最终在战场上拼光、赔光。如果真这样，那推翻反动统治，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的革命大业就成为了梦幻泡影。 毛主席经过一番殚精竭虑的深谋远虑，开创出了一个前无古人的战术战略方案——“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这个方案的精髓之处是：分散兵力，开辟敌后战场，专心搞群众工作。 首先，我们搞敌后山地游击战，就等于把抗日战场分成了两部分，老蒋负责正面战场，我们负责开辟敌后战场，制造出了你搞你的，我搞我的，在同时对敌战斗的过程中互不干扰的现实，那我们就有了独立自主的事实基础。 其次，我们在敌后开辟战场，那是深入虎穴，在敌人的口中夺食，其艰巨性并不比正面战场少。老蒋无法高居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对我们说三道四，而我们也将得到沦陷区百姓的支持和全国人民的拥戴。 再次，我们在敌后战场与敌人抢资源、抢人口、抢粮食、搞破坏，敌人的战线拉得越长，我们的战区就会扩得越大，我们的发展也会成几何倍率猛增，我们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就会从辅助地位转变成主体地位。 毛主席认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只要我们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实行人民战争，那么，当抗日战争的胜利最终来临，我们的力量也足以与国民党军队相抗衡了。 不得不说，毛主席的策略是无以伦比的。 当然了，这样气魄雄大、目光超前的策略方案在一开始是不容易被党内同志所接受的。 怎么办呢？ 只能通过开会来解决。 为此，1937年8月22日至25日，六届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冯家村召开扩大会议，史称“洛川会议”。 果然，当毛主席在会议上提出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时，众人议论纷纷，反对的意见很多。 比如说，朱德和周恩来等人只主张搞“独立自主的运动游击战”。 任弼时在发言中提出红军应当采用“独立自主的山地运动、游击战”。 林彪则提出搞“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 彭德怀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提法没有太多意见，但他认为：游击战和运动战是密不可分的，红军也应该在适当的时候打一两场运动战。只有运动战打赢了，才可以树立声威，提高党与红军的地位，增强中产阶级对抗战胜利的信心。 …… 为此，毛主席不得不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对自己的观点展开详细而缜密的论述和论证。 因为部队急着要出发，洛川会议最终得出了一个“主要是游击战争”的结论，分歧没有得到完全解决。 这之后长达三个月的时间，毛主席又做了大量工作，才让党内同志对这个问题基本达成了共识。 然而，1937年11月29日，随着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回到延安，形势出现了急剧变化。  关于王明其人，老覃之前曾在《1948年，王明板着脸来找毛主席，李银桥心知不妙，赶紧去叫周恩来》中说过：“他是党史上唯一的一个两次给错误路线'冠名’的人物”。他在1931年打着“反对立三路线”旗号，夺取了中央领导权，在党内推行了一条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史称“第一次王明路线”。他在1937年11月底携带着共产国际对于中国抗战的最新指示来到了延安，从“左”倾路线的代表一下子变成了右倾投降主义的代表，史称“第二次王明路线”。 王明的上位史，老覃在更早一些时间写的《力助王明掌控了我党实权的他，死得很惨，死前遭到王明的落井下石》《身世奇特的少林寺海外代表，其父是曾令毛主席大伤脑筋的政治对手》等文中有过详细交代。 王明这次回国，网络上有些文章说，他并不是要回来争当领袖的，因为，季米特洛夫在他回国前夕告诫过他，说“中国党的领袖是毛主席，不是你，你不要自封领袖”。 当时与王明同在苏联的王稼祥后来回忆，季米特洛夫的确是这样告诫过王明。 问题是，王明根本就听不进去。 王稼祥说，季米特洛夫接见之后，斯大林也接见了他们。 由于王明是在1931年离开国内到苏联避祸的，对国内的情形并不熟悉；而王稼祥是参加了长征，在1937年6月，因伤情恶化才到莫斯科治伤的，对我党我军的情况了如指掌。 所以，斯大林非常关心地问王稼祥：“红军还有多少人?” 在一旁的王明抢答说：“还有30多万人呢。” 王稼祥白了他一眼，如实回答说：“我们红军经过长征，遭受了严重的创伤，到达陕北会师时，仅剩下3万人了，是的，斯大林同志，您没有听错，是3万多人，不是他说的30多万人。” 斯大林也白了王明一眼，说：“在我们共产党人领导下红军战士，是有理想的拿枪的战士，是能打仗的勇敢战士，我们重视的是质量不是数量。” 不管如何，从王明抢答的“还有30多万人”这一句话，就充分体现了他的勃勃野心。 王明乘坐苏联专机到达延安机场的那一天，漫天大雪，天地苍茫。 毛主席和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冒着严寒在机场等候。 王明走下飞机后，毛主席以《饮水思源》为题致欢迎词，说“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大呼“喜从天降”。 张闻天的妻子刘英回忆，毛主席一边说欢迎词，一边像个小孩子一样，把帽子高高抛起来，显得非常兴奋。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当时大家互相握手拥抱，非常开心。  也就是说，毛主席是真诚地欢迎王明的。 但是，王明在抵达延安后的第十天，既1937年12月9日，就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史称“十二月会议”。 王明在会议上针对毛主席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展开了批判。 毛主席陷入了暂时的沉默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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