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战国战乱不息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力要求生产关系适应它的发展 春秋时期，以鲁国的初税亩为标志，封建生产关系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奴隶主贵族为代表的守旧势力却不愿意失去他们的天堂，于是战乱频仍。 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战争中，变法登上了历史舞台。  二、战国时期各国的变法 1.李悝变法 魏国在前445年魏文侯即位后已成为中央集权的国家，中央设置了可以任免的相、将等管职来统领百官，在郡县也设置了可以任免的相、将等管职来统治人民，魏文侯曾先后任命了魏成子、翟璜、李悝为相，李悝为战国初期法家的始祖，被魏文侯任用后主持变法。  李悝的主要变法措施有： 首先是”尽地力之教“：提高单位土地产量，发展农业生产，劝诫农民“治田勤谨”，“尽地力之教”。做出三项规定： （1）即“必杂五种，以备灾害”，同时地间种、套种多种作物，充分利用地力； （2）'力耕数耘，收获如寇盗之至“勤奋耕作，加紧抢收。 （3）”还庐树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于疆场“住宅周围栽树种桑，菜园里种菜，田地里的间隙要种瓜果。充分利用空闲地，以扩大副业收入。  此外，颁布平籴法，平籴法做法是： 好年成分为上中下三等，坏年成也分为上中下三等。 丰收年按年成的丰收情况，国家收购多余的粮食。 歉收年则按歉收的程度，国家拿出收购的粮食平价卖出。 这样“虽遇饥馑水旱 ，籴不贵而民不散”。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商人对粮食的投机活动，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农民破产流亡，巩固小农经济，这也是后来历代王朝均输、常平仓的开端。  还有刑法： 制定《法经》，撰次诸国法，作为变法的一部分，李悝编纂《法经》，“撰次诸国法，著法经六篇”。此六篇即《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 《法经》以《盗法》《贼法》列于首，他认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是指窃取财货，“贼”是指对人身的侵犯，也包括犯上作乱。“盗贼需劾捕，故著《网》《捕》二篇。” 《网法》即囚法，是为了囚捕盗贼而设的，即《囚法》。其中亦有“断狱”即关于审断罪案的法律； 《捕法》是有关“捕亡”，即追捕逃亡的法律。  《杂法》是惩罚各种其他犯罪的法律，包括对“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逾制等五种违法行为的惩罚。 《具法》是“以其律具为加减”，即是根据犯罪情节和年龄情况，实行加重或减轻刑罚的有关规定。 李悝的《法经》是现今确知的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成文法典，基本具备了现代刑法体系（总则统率分则）的雏形。后来“商君受之以相秦”，即以《法经》为蓝本制定了《秦律》。汉《九章律》以后历代法典，都受到了《法经》的极大影响；《法经》成为历代法典的基本蓝本。 李悝变法比较彻底，它使魏国在战国初期成为强国，尤其是闻名遐迩的魏武卒，更是不可小时的劲旅，直到后期才逐渐衰落。  2.赵国公仲连改革 （1）前403年，周威烈王被迫承认魏赵韩三国魏诸侯，在这一年，赵相国公仲连进行了政治改革 公仲连使赵烈侯启用牛畜为”师“负责教化，荀欣为”中尉“负责指挥作战、选拔官吏，徐越为”内史“考核臣下成绩。 荀欣和徐越主张按照当前的政治标准来选拔人才、处理财政和考核臣下成绩，这是法家的政策，而牛畜主张”以仁义，约以王道“是儒家政策。 赵国在具体政治工作和财政工作中采用法家政策，而在教导方面采用儒家政策。魏文侯也同样，起用李悝、吴起等法家人士，另一方面尊儒家卜子夏为”师“，宣扬儒家的”仁义“和”王道“。  （2）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从本质上来讲，仅仅是军事手段的革新，对国家社会的影响没有那么大，所以只能兴盛于一时，而不能使赵国长久地强于别国。  3.吴起在楚国变法 吴起，卫国左氏人，一度侍奉鲁君，入魏被封西河郡守，后因魏武侯大臣王错的排挤，由魏入楚，被楚悼王任为”宛守“，防御魏韩，一年后被提升魏令尹，后在楚国变法。吴起的变法要点是”损有余，补不足“，剥夺一些旧贵族的有余，来补充军政开支的不足，认为楚国的”贫国弱兵“是由于”大臣太重、封君太众“，因此： 首先申明法令，施行法治，公布法律于众，禁止纵横家游说以保护法令，“破横散纵，使驰说之士无所开其口”，这种废故易常的举动就是后来大规模变法的前奏。  其次，减贵族爵禄，废除世卿世禄制。对没有功勋军公族及其后裔，实行“均其爵、平其禄”政策；将爵禄作为奖励军功的工具，提高将士的积极性。这就是所谓“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进而废除贵族世卿世禄制，“使封君子孙三世而收爵禄”以解决楚国“封君太众”的历史问题。此外还徙贵族于边境，以实广虚之地，打击旧贵族的势力，也有利于开发荒地。裁汰”无能、无用、不急之官”，减削官吏的禄秩，以供养“选练之士”，以解决“大臣太重”的历史问题。 再有，整顿吏治。在废除贵族特权的同时，吴起又采取措施削弱大臣威权，一是“使私不害公，谗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荣，行义不顾毁誉。“要求大臣公私分明，一心为变法的新兴政权效力。二是”塞私门之请，一楚国之俗“，杜绝权门请托之风，廓清吏治。  还有，加强军事训练，提高军队战斗力。注意耕战并重，亦兵亦农，编练精兵以“争利于天下”；禁止人民游手好闲，不务耕作；同时收减百官和封君子孙的俸禄，以保证军队有充分给养。 最后，改“两版垣”为四版筑城法，提高了筑城工程的质量，加强了郢都的建设。 起初吴起变法遭到了旧贵族与道家的反对，但楚国经过吴起变法确实强盛起来，吴起变法采取均爵平禄等抑制旧贵族的措施，沉重地打击了旧贵族，加速了楚国向中央集权体制发展的进程。 同时，变法中也注重奖励耕战，组织移民垦殖，促进了边地的开垦和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楚国新兴地主阶层和自耕农阶层的成长，促进了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的变革。 吴起变法对于后来楚国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宣王、威王时期的强盛，奠定了基础。这一系列国内变法也使楚国国力迅速强大起来。 然而，正当变法顺利进行，支持变法的楚悼王却病逝。悼王死后，旧贵族势力乘机作乱，围诛吴起。吴起死，随后楚国的改革运动也随之夭折。 因此，楚国作为大国，却被亲过打的丧师失地，割地求和不是没有原因的。 4.韩国申不害变法 前355年，韩昭侯启用申不害为相，申不害主张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体制，讲究统治之“术”，把权柄集中于国君，实行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体制。 与卫鞅、吴起讲究以法来加强统治不同的是，申不害固然讲法，但没有把法放到重要地位，而主要讲究术。要求国君用术，官吏只能做职权范围内的事，不能越级，不属于职权范围内的事，即使知情也不能讲，目的主要还是防止臣下篡夺大权。 申不害的术，主要指任用、监督、考核臣下的方法，国君将“术”藏于胸中，做到“藏于无事”，属于一种阴谋权术，客观上是君主专制统治体制下官僚制度推行后必然的产物。 这样的术，不仅国君可以用来驾御臣下，大臣也可以用来争夺权力，强调这样的术来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成绩是比较差的。 所以，六国中，韩国最早灭亡不是没有原因的。 5.秦国商鞅变法 前359年，秦孝公酝酿变法，但收到了旧贵族代表的反对，认为”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鞅指出”治事不一道，便国不法古“，这是历史进化的思想。 前356年，秦国经过了三年的变法准备，秦孝公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实行了第一次变法： （1）“令民为什伍，实行连坐法”，商鞅把李悝的《法经》在秦国公布施行，把法改为律，增加了连坐法，将秦献公时即实行的民户什伍编制变为相互监督纠举的什伍连坐制。同什同伍的百姓相互负有“告奸”的义务，旅客住客舍要有官府凭证，收留没有凭证的旅客住宿，主人于“奸人”同罪。同时主张轻罪重刑，称为“以刑去刑，目的在于贯彻法令。 （2）奖励军功，禁止私斗。制二十等军功爵，斩得敌人甲士首级一颗的赏爵一级，使”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贵无所芬华；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这也打击旧贵族的势力。 （3）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发展农业生产。根据秦国地广人稀、荒地多的特点，商鞅制定《垦令》鼓励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发展农业生产。同时主张“一山泽”，由国家统一管理山泽之利，这些重农抑商的政策，目的在于防止商人损害和破坏小农经济，扶助小农经济生长。 （4）实行“分户令”。变法规定：凡是一家有两个以上的成年男子，必须分家，各立户头，否则就要加倍缴纳赋税。此举旨在增加国家户税，同时也是为了破坏宗法家族体制。 （5）焚儒家经典，禁止游宦之民，打击儒家复古思想，禁止私门请托、游说求官的活动 初次变法触怒了旧贵族，引起强烈反对，但变法成功使秦国不断在战争中胜利. 迁都到咸阳后，前350年商鞅在咸阳主持了第二次变法： （1）“开阡陌封疆”，商鞅废除周代以来井田制，对人民重新授田，重新设立田界；规定此次授田不再收回，使土地权益打上了私有的烙印，这次改革正式废除了井田制，确认自耕农的土地所有制，并扩大政府拥有的土地授田制度，促进小农经济发展，增加地税收入，用法律形式保护了土地私有制，封建土地关系在秦国逐渐确立起来。 （2）普遍推行县制。县令是一县之长，县丞掌管民政，县尉掌管军事和治安。县一级的令、丞、尉直接由中央任免。于是，县级的行政权、兵权集中于朝廷，同时，职业官僚代替了贵族官僚，有利于权力的集中，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治体制，正式建立了起来。我国县一级的地方政权，大约是此时正式确立的。 （3）统一度量衡，秦孝公十八年，商鞅向全国颁发了统一的量器标准，实行统一度量衡器，其目的是便于征收赋税、给官吏发俸禄，同时也有利于农业和工商业的发展。 （4）按户及丁口征收军赋。按户出赋，这是一种“舍地而税人”的措施，目的是限制游食之民（商贾、游侠），同时也有限制官宦豪富之家豢养食客，防止其积蓄对抗国家的力量。 （5）革除戎狄落后风俗，按照中原的风俗，将秦国落后的习俗革除，提高家庭内部男女老幼尊卑之间伦理水准。 （6）燔诗书而明法令”，孝公接受了这一主张，严厉禁止儒家典籍传习，采取了焚烧的非常手段。游说之士以自己的主张动摇法治，故也被商鞅禁止。这样就把人们的思想用的法制统一起来，以达到“国俗可化而民从制”的目的。 三、变法的重要意义： 1、这是春秋时期礼乐教化治国的模式向以法治国的变革 为赵韩齐燕秦的法律来看，一切都上承春秋时期成文法公布运动之绪，试图在礼崩乐坏的新时代下恢复秩序，整齐人民，这一改革是国家根本治国理念的变革，是从以礼治国为主体，向以法治国为主体的一种转变。 2、依靠法令来规范人们的行为，裁量人们的利益 这是法律在官僚体系和社会生活中的全面扩张，是法律对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全面干预，就各国变法情形来看，普遍涉及到中央与地方官僚职能部门、军事部门、农业、商业、手工业、社会救助部门，赋役、司法、户口制度、度量衡制度等各个方面，是部门法制观念和事实的萌芽，为汉唐时代的各种单行的“令”开了先河。 3、开创性地创造了很多新的社会制度 这次变革，特别是法家式的变革，开创了后世中国政治法律的基本模式框架，后世中国的皇帝制度，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郡县制，官僚政治，军事制度，服役户籍制度，司法行政合一的模式，思想控制模式，刑罚制度等几乎都是由这一时期的变法改革试验开创的，这是中国封建国家体制全面试验和创始的开端。 战国七雄基本都实行了变法改革，但是： 韩国实力最小，变法仅仅着眼于君主对臣下的控制，力度最小，奴隶主贵族触动最小，最为保守。所以韩国第一个灭亡！ 楚国变法曾经轰轰烈烈，但是楚悼王病死之后，守旧势力全面复辟，楚国亡无日矣。 秦国的变法最为彻底，实力最为强盛，为它一统六国打下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制度保证。 其余的四国则变法也取得了一些进步，所以曾经红极一时，但是终归是昙花一现，最后在和秦国较量的过程中败下阵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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