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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德逝世50周年 庞德积极地翻译儒家经典，宣扬儒家伦理，其目的在于为西方世界打造一座“儒家乐园”。因为在庞德看来，儒家思想所代表的秩序观与价值观能够为处于混乱状态下的现代西方社会提供一剂疗救的良药。  原文 ：《埃兹拉·庞德：为西方世界打造一座“儒家乐园”》 作者 | 南开大学滨海学院 高博 图片 | 网络 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1885—1972）是20世纪西方诗坛上的巨星之一，是意象主义诗歌（Imagism）的创始人，他的代表作《诗章》（Cantos）历来被视为英美现代派诗歌的不朽之作。庞德一生著述颇丰，他不仅出版了70多部诗集和专著，还发表过上百篇文章，其创作精力可见一斑。此外，他还发现并培养了艾略特（T. S. Eliot）、乔伊斯（James Joyce）、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劳伦斯（D. H. Lawrence）和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等一大批后来闻名于世的作家和诗人。由此不难窥见庞德对于世界文学的贡献之大。然而，纵观庞德的整个人生生涯，中国的传统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不仅对他的文学创作，而且对他的价值观产生过重大影响。也正是在这种影响的驱动下，庞德学会了利用儒家的眼光重新审视人类命运，并试图以此去解决西方国家存在的诸多社会与文化问题。 “与孔子的邂逅” 庞德最早接触孔子学说可以追溯到1913年8月，那时庞德在其好友厄普沃德（Allen Upward）的推荐下开始阅读由法国汉学家波蒂埃（Guillaume Pauthier）翻译的法语版《四书》（Les Quartre Livres de Philosophie Morale et Politique de La Chine）。很快，在当年10月，他就兴奋地写信给他的未婚妻多罗西·莎士比亚（Dorothy Shakespear）说道：“我被孔孟的魅力给迷住了，我想他们能够让我平静至少一周左右时间。”同年，在其诗作《度之歌》（A Song of Degrees）中，庞德再次提到了孔子的思想，将之形容为“使我平静的中国颜色（Chinese colour that makes me peace）”。 1915年，当庞德起草《诗章》最初的三首诗时，他又联想到孔子，并将其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思想家但丁并举。诗中，他赞赏孔子“从自己做起（started from himself）”的观点，认为这是具有普世意义的处世态度，值得效仿。这些印象都是庞德在阅读《四书》时所得，自此萦绕在他脑海当中，再未消失。另外，庞德在1923年写给母亲的一封信中还提起过他正在写一首关于孔子的诗章，并谈到他对孔子伦理的一些看法，“孔子的伦理非常新颖，它与基督教的说教不同。基督教总是教人'要先关照邻居的事，再做自己的事’，而孔子却教人'一切先从自己做起’”。通过对两者的比较，庞德形成了自己对孔子思想的总体印象就是，“从自己开始，创造完美（started from himself and made perfection）”。庞德对孔子思想的理解竟与我国学者章太炎对中国哲学的总结不谋而合，也就是“儒、道、名、法，变易万端，原其根极，唯'依自不依他’一语”。  对儒家经典的译介 庞德一生热爱儒学，是儒学坚定的信奉者，这样的精神使他不仅研究儒学、运用儒学，还亲自翻译了多部儒家经典。具体来说，1928年，他翻译出版了《大学》（Ta Hio）；1937年翻译完成了《论语》（The Analects）；1938年，他发表了《孟子》一文（Mang Tsze），其中包括了《孟子》的部分英译；1947年，他的译本《中庸》（The Unwobbling Pivot）问世；同年，他又重译了《大学》（the Great Digest）。1954年，庞德翻译的《诗经》（The Classic Anthology Defined by Confucius）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发行出版。但庞德在译介上述大部分儒家经典时的汉语水平并不理想，他的翻译更多依靠的是前人的译本，主要是波蒂埃的法译本《四书》以及理雅各（James Legge）的英译本《中国经典》（Chinese Classics）。然而，庞德似乎看不起已有的译本，甚至将其形容为“丢脸（humiliating）”。一方面，他把自己当作是向英语世界，特别是向美国、真正阐释儒家思想的第一人；另一方面，他觉得以往的译本不合他意，与他对儒家思想的理解不符。因此，庞德认为儒家经典需要有新的译本，而这个译本能够将他自己对儒家思想的理解及对现实政治的不满和期望表达出来。也正由于此，庞德在译介儒家经典时加入了一些个人的见解及主张，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庞德为孔子披上了“庞氏外衣”。 举例来说，“诚其意”是《大学》中倡导的重要的道德准则，其本意指的是“使意念真诚”。但庞德却将其翻译为“Finding the precise word for the inarticulate heart tone（为不可言说的心声寻找精确的词语）”。这与庞德对《论语》中“正名”的理解如出一辙。他认为“正名”就是要精确地使用语言，而“精确地使用语言”，在庞德看来就是革除弊政、完善统治的基础。从这个例子来看，庞德的译文与真正的儒家思想相距甚远，他的翻译完全是建立在自己的主观理解和政治需求之上的。再比如，庞德将“有耻且格”中的“格”字译成“an organic order”，强调的是“秩序”。这样的翻译显然也有悖于原意，是将他自己的观念强加于孔子思想之上的做法。然而，从总体上来看，除了上述的一些“创译”，庞德还是比较出色地传达出了儒家思想的精髓和内涵，他的译本也有效地促进了儒学在西方国家的传播与接受。  对儒家伦理的宣扬 庞德对儒家伦理的宣扬主要体现在他的现代史诗《诗章》当中。《诗章》里有一个明显的中国文化维度。这个维度的建构是以孔子形象开始的，也以孔子形象和儒家思想最为突出。庞德对儒家伦理的借鉴在《第13诗章》（Cantos 13）中表现得最为显眼。该章可以看作庞德用儒家伦理为他的现代史诗建构起的一个他所说的“主干伦理（the backbone moral）”的起点，化用了大量出自《论语》《中庸》和《大学》的经典名句，其目的在于塑造一位能够代表中国伦理与哲学思想的历史人物——“孔子”。在庞德眼中，孔子既是关心治国的哲人，又是身体力行道义的绅士。 《第13诗章》的前半部分由《论语》组成。在这一部分里，庞德设计了一种庄严的背景来介绍孔子，在诗歌结构上他模仿《论语》的成书手法，以夫子和弟子的问答来刻画孔子。《第13诗章》的后半部分，庞德转向《大学》和《中庸》，探讨了儒家伦理和治国的关系，这也是该篇诗章的重点所在。详细而论，作为诗人的庞德首先期望的是一个好的国君，同时也是一个能慷慨赞助艺术家的富有之人。庞德这一愿望使得他像中国古代儒生一样主张国家应由圣贤君王治理，主张用道德的力量来治理国家。这就是庞德在读《大学》时对儒家三纲之一“明明德”的感悟。显然，他已经领会到儒家“修身”“齐家”与“治国”的内在联系，正如他在诗中所说的那样：“孔子讲过/还在竹简上写下：/假如一个人内心没有法度/他就不能以法度感化身边之人/他的家人也不会按适当的法度办事/假如一个亲王内心没有法度/他就不能在他的城邦里推行法度/孔子讲了两个'治’和'悌’/而对死后的生活只字未提。” 庞德在诗句中特别引用了“治（order）”和“悌（brotherly deference）”二词作为该诗的“诗眼”。“治”指的是伦理与治国的关系；而“悌”则是指伦理与齐家的关系，而能够实现这种关系的社会模式也正是庞德孜孜以求的“理想的政府运作模式（an ideal administration）”。  庞德积极地翻译儒家经典，宣扬儒家伦理，其目的在于为西方世界打造一座“儒家乐园”。因为在他看来，儒家思想所代表的秩序观与价值观能够为处于混乱状态下的现代西方社会提供一剂疗救的良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现在已经到了要为混乱无序的现代世界寻找秩序的时候，而儒家的思想恰恰能为未来的世界秩序提供蓝图”。此外，他还曾这样评价过儒家的思想：“孔子的哲学是打开世界和平之门的钥匙，如果我翻译的儒家经典能得以尽早面世传播，那么二战期间的'轴心国’也就不会形成，世界会处于和平之中，大量的麻烦也能得以避免。”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826期第8版，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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