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人这样过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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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我们所读到的文人形象各不相同，比如《儒林外史》中被科举制度逼疯的范进，或是“三言二拍”中自私虚伪的文人雅士，当然也有一些远离世俗的奇人，如同《浮生六记》中的沈复与芸娘，诗意地栖居于江南一隅，赏月烹茶。

从这些以文人为主角的古典文学中，我们也能一窥古代文人的生活细节。文人要生活，除了考取功名，只能靠教书、做幕僚、卖字潦倒度日，可谓“腹中藏著五车书，饥来一字不堪煮。” 而文人的爱情，往往与妓女有关，却不容易有好的结果，因为在一个重视礼教的社会中，妓女总是被文人男子歧视、抛弃。无情的社会洪流暴露出所谓文人雅士的自私虚伪，呈现了文人的另一种面相。

读一本书，也是读一个社会，一段国家的历史。从文人，到文学，再到文化，自微小之处落笔，管窥更宏大的中国社会。下文选自王笛所著《碌碌有为：微观历史下的中国社会与民众》，经出版社授权推送。

经典文学中的文人社会

王笛｜文

#01

《儒林外史》：讽刺笔触下的科举文人

中国文学作品中也有很多文人形象。我们先通过《儒林外史》，来看受制于科举制度的中国传统文人的交际和交往。

《儒林外史》是我们都熟悉的讽刺小说，作家吴敬梓从小经历了家道中落，体会到人情冷暖，一生坚持不出仕做官。作为文坛盟主的他一生中见到非常多的文人，这些人物后来成为《儒林外史》人物的原型，他们的故事便成为小说中的情节。

作者通过这些人物和故事，描写科举制度下文人的生活，他们或者被制度逼疯，或者成为利用制度的圆滑世俗之人，当然也有一些远离世俗的奇人和雅士。我们就从这三类人来看看中国传统社会中不同的文人。

《儒林外史》[清]吴敬梓/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1

我们从范进中举开始讲起。范进考中举人之后，乡绅张静斋突然来拜访。

这位曾经做过知县的乡绅先跟范进寒暄了两句，紧接着看了看范进的破房子，送给范进五十两银子当作贺礼，并且要把自己一处三进三间的房子送给范进。

范进不好意思收下，结果张乡绅却说：“你我年谊世好，就如至亲骨肉一般；若要如此，就是见外了！”范进只得收下。

张乡绅前来向范进道贺，正是因为范进中了举人。在明清时期，中了举人就有机会做官了。虽然通常而言举人只能做主簿、巡检这样的九品小官，官职比县令还小，但就算这样的小官，在地方社会上也是值得攀附的重要人物了。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范进母亲去世后，张乡绅和范进一同去拜访知县，知县得知范进正在服丧期内，马上把吉服换成常服。

酒席间，用的都是银制杯筷，范进看见豪华的用具吓得不敢拿筷子，而张乡绅则像相当了解范进似的，对知县说，丁忧期间不能用这么奢华的筷子。知县听了之后命人换了象牙筷，范进还是不敢用。张乡绅替他解释说，这个也不能用，最后换了白色的竹筷子，范进才用了。最妙的是知县害怕自己准备的酒宴是荤的而得罪丁忧中的范进，直到看到范进夹了燕窝碗里的大虾圆子送进嘴里，他才放心了。

作者对三个人不同的心理描画，非常讽刺地描写了在科举制度下处于不同立场的文人：穷怕了的范进以及急于讨好范进的张乡绅，还有害怕得罪未来“科举新星”的知县老爷。

《儒林外史》中还描画了另一类文人——书呆子。他们身上可以反映出科举制度和人的情感的矛盾性。一个叫王玉辉的文人，是个在县学做了三十年的老秀才。他的三女儿刚出阁一年，丈夫就重病去世了，三姑娘为了不让自己成为娘家和婆家的负担，要为丈夫殉节。

这个王老秀才居然觉得殉节是青史留名的事，根本不反对女儿自杀。而王玉辉的妻子知道之后却说他是书呆子，怎么会同意女儿殉节？

但女儿心意已决，经过八天绝食一命呜呼，妻子知道之后大哭不止。王秀才却说她是呆子，女儿这样殉节是死得好，自己将来恐怕都不能像她一样有个好名目死去。王秀才的文人朋友听说了他女儿的节烈事迹，纷纷来祭拜，还为其建了牌坊，牌位送入烈女祠。

失去女儿的父亲看到在家悲伤不已的妻子，心生不忍，才感觉到伤心，于是出游散心去了。他在外面见到一个穿着白衣的少妇，想起殉节的女儿，热泪才滚出来。

作者吴敬梓在该回结尾处点评，说王玉辉以为妻子是呆子，妻子以为王玉辉是书呆子，这两相对照，便是科举制度的教育思想与人的情感互为矛盾的地方，是传统儒教所倡导的节妇观对人性的摧残。

小说还描写了那些受过科举教育却最后堕落，甚至犯罪的文人。

匡超人就是典型的例子。他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后因刻苦学习、孝敬父母的事迹被李知县知晓。李知县十分感动，帮助他考中了童生，接着又资助他路费，让他去考秀才。果然，匡超人又考中了。没想到李知县被人诬陷，匡超人为了避免被殃及，便离家去了杭州。

刚开始，匡超人与一帮附庸风雅的“名士”交往。他们表面上结诗社、刻诗集，假装不在乎功名利禄，实际上是希望通过刻印诗集炒作自己的名气。这些假名士一味追求成功的行为方式影响了匡超人，他从一个朴素的人变成一个以利益为导向的人。

真正的改变是匡超人认识潘三之后。潘三不仅是一个讼棍，还从事拐带人口、代考科举等非法营生。潘三劝匡超人跟他一起发家致富。一开始，他让匡超人替他写假的卖身契，以便于他拐卖人口，后又安排他代考科举，以便从中谋利。

匡超人通过这些不法勾当获得越来越多的钱，也越陷越深。更让人没想到的是，当潘三犯罪勾当败露、被逮捕之后，匡超人马上翻脸不认人，溜之大吉。

曾经的文人学子不仅成为“不法分子”，其品德也被磨去。后来，他逼妻子离开自己回老家住，当得知自己的恩师李知县此时已经平反并升官之后，马上去投靠李知县并娶了他的外甥女。

匡超人前后的形象差异非常明显，从最初的刻苦学习、孝顺父母之人到背信弃义、罔顾国家法律、自私虚伪的利己主义者，可以看出当时文人圈子内的不良风气对人的影响。

电视剧《聊斋志异》（2005）

《儒林外史》虽然不乏对文人的讽刺，但也描述了一类奇人。

作为对科举制度的反叛，他们不屑与科举取士的主流为伍。他们或者是市井裁缝，或者是开茶馆的，或者是会写字、画画的无名之辈。他们用一技之长谋得安身立命的职业，但也保持自己儒雅的爱好：喝茶、弹琴、下棋。

比如《儒林外史》中最先出场的王冕，他谢绝了高官，进山当了隐士。对比追名逐利的科举文人圈，这些奇人虽是当时的少数群体，但寄托了作者对理想文人生活、交际的期待。

这些奇人形象也高度契合作者吴敬梓的人生选择，在受到赏识并获得官衔时，他并未赴职，而是举家迁移到金陵。在这里，他召集有志同人一起修先贤祠，而且将所看所识都记录到《儒林外史》中，这才成就了这部意义非凡的小说。

#02

从“三言二拍”看文人的生计和爱情

所谓“三言二拍”，指的是明末出版的五本小说集：“三言”是冯梦龙写的三本小说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二拍是凌濛初写的《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三言二拍”为明代拟写宋代的市人小说。所谓的市人小说，可以理解为描述世态人情、写尽悲欢离合。小说中的故事，既有唐宋时流行的传闻故事，也有元明时戏文改编的故事。作为类型相似的小说，我们把“三言二拍”放到一起，选取其中的故事来看文人的生计和爱情。

《三言二拍》冯梦龙等/北京出版社/2006-7

所谓生计问题就是文人靠什么谋生。

我们这里讨论的文人不包括考中举人、进士之后去做官的官员，因为他们的生计问题无须探讨，他们有俸禄，生计是不成问题的。做买卖的“儒商”我们也不讨论，这类人的生计也不成问题。除了这两类人，普通的文人靠什么谋生呢？

“三言二拍”中的《警世通言》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话说明朝天顺年间，有一个叫马万群的官员。他因为得罪了当权的太监王振，被削职为民。从此，马万群和他的儿子马德称就回到老家生活了。一开始，他们的生活水平还可以，但不久，马万群曾经的一个在朝中做官的学生又得罪了王振。

王振疑心是马万群指使的，就栽赃陷害他贪污。马万群是个清官，受到这样的不白之冤，一怒之下气死了。没想到，人已经死了，本地的官员还是要找马家敲诈勒索，说是要收回赃款，把马家的家产都没收卖掉了。

从此，马德称就过上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他曾经想要教书，但别人看他十分落魄，觉得他是个浪荡之徒，不肯让自己的孩子跟他学习。幸好，一位管粮食运输的武将愿意让他当“门馆先生”。

所谓“门馆先生”，主要的任务就是陪这位武将聊天、代写公文，可以认为和幕僚差不多。没想到，这位武将押运的粮船遇上了大水，失踪了，武将本人也生死不明。

马德称认为这是天要亡他，准备跳河自杀。有一位老者看他可怜，把他救了下来，又给了他五钱银子。马德称就利用这五钱银子买了笔墨，靠写字卖字为生。他没有遇到能赏识他的文人墨客，只能卖字给一些没有文化的人，也没赚太多钱，只能是饥一顿饱一顿。

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出，一般文人的谋生手段有两种：其一是教书，其二是当幕僚。这两种职业其实是中国古代底层文人主要的谋生手段。

故事里的马德称与这两种谋生手段无缘，只能从事第三种营生，也就是卖字。卖字、卖画是古代文人重要的谋生手段。我们都知道的清代著名画家郑板桥，晚年就是以卖画为生。还有一些人通过算命、行医挣钱。

总而言之，以上各种谋生手段，除了当幕僚，其他基本上只能糊口。在明清时期，文人不同于一般的劳动者可以出卖体力赚钱，由于缺乏收入来源，绝大多数文人生活都十分贫寒、困苦。

小说《生绡剪》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嘲讽了当时文人的境况：“若是秀才，儿子又读书，美名是接续书香，其实是世家穷鬼……若今日诗云，明日子曰，指望天上脱落富贵来，不怕你十个饿死九个哩！这叫作：腹中藏著五车书，饥来一字不堪煮。”

中国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期，儒家的伦理道德在人们的心目中都占据统治地位。明清时期，在儒家伦理道德的观念束缚下，女性在出嫁之前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更别说拥有恋爱的自由权。那么，古代文人的浪漫爱情故事是如何谱写的呢？

电影《杜十娘》剧照（1981）

答案很简单，在中国古代，有一类边缘化的女性群体是有谈恋爱的“特权”的，那就是妓女。

我们在前面讲人口买卖和城市边缘群体的章节，分别讲过妓女苏三和李香君的故事，这两则妓女与文人的爱情故事既有喜剧也有悲剧。在“三言二拍”的故事中，还有一则非常悲壮的爱情悲剧，就是我们熟悉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

话说南京国子监的一个叫李甲的太学生，有一天，遇到了名妓杜十娘，才子佳人的两个人情投意合。很快，李甲的钱越来越少了，老鸨就和杜十娘商议，把李甲赶出去。杜十娘不肯放弃李甲，和老鸨约定，只要李甲给妓院三百两银子，就可以给杜十娘赎身。杜十娘用自己的一百五十两银子，再加上李甲从朋友处借到的一百五十两银子赎了身，妓院的妓女们还为他俩办了结婚仪式。

哪知这李甲虽是文人学子，却品质低下，当盐商弟子孙富垂涎杜十娘的美色，提议把杜十娘卖给他时，李甲为了钱财竟然不顾夫妻之义同意了。

杜十娘知道之后，心灰意冷的她当着两个人的面，把自己珍藏多年的许多箱首饰和金银珠宝全都倒入江中。这些东西的价值远远超出了李甲卖杜十娘所能得到的钱。接着，杜十娘跳江自尽了。

其实，古代文人和妓女的爱情，确实不容易有好的结果，而且往往是文人抛弃了妓女。这是因为妓女的社会地位低，在一个重视礼教的社会中被人歧视，处于十分弱势的地位。但就算处于弱势地位，她们英勇为爱献身的悲壮对比文人男子的怯弱贪婪无耻，更显得品格高尚。

从“三言二拍”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一般文人的艰难谋生。明清时期，他们的命运往往被社会所裹挟，稍有不慎便从小康沦落到贫寒。作为特殊的受过教育的阶层，他们并没有获得额外的社会上升空间，潦倒的命运表现了科举制度的残酷竞争性。

此外，我们也能从“三言二拍”中的男女爱情来看文人，男性与妓女的恋爱故事往往更凸显女性的决绝和牺牲，以此反衬出所谓文人雅士的自私虚伪，可谓呈现了文人的另一种面相。

#03

从《浮生六记》看文人的衣食住行

《浮生六记》的作者沈复生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苏州人。他年轻时曾担任幕僚，后来从商。从经济角度看，沈复是一个中层文人，既不像《儒林外史》里面中举之前的范进那样完全穷困潦倒，也不像《玉堂春》里面的王景隆那样可以在妓院里面豪掷百万。他的经济地位足够支撑他拥有安乐富足的家庭生活。

《浮生六记》沈复/天津人民出版社/果麦文化/2015-8

《浮生六记》是一本自传体散文集，以沈复的真实生活经历为基础写成。所以，它不但具有文学价值，也有史料价值。《浮生六记》真实地反映了清代江南地区中层文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家庭生活首先离不开“食”。沈复的妻子叫陈芸，是他的表姐，他在《浮生六记》中称妻子为“芸娘”。《浮生六记》里面记载：沈复的妻子芸娘非常喜欢吃臭豆腐和虾卤瓜。臭豆腐我们都熟悉，直到今天很多人也还喜欢吃。虾卤瓜是在江南地区非常流行的臭冬瓜，是一种腌制发酵的冬瓜，今天不太常见了，可见古人的口味也是很奇特的。虽然沈复很不喜欢这两样东西，但与妻子长期共同生活，沈复慢慢爱上了虾卤瓜。

除了臭豆腐和虾卤瓜，《浮生六记》中还记载了芸娘在家中下厨的情形，以及家中餐食。可以看出，沈复家里的食物主要以腌制品、蔬菜、鱼虾为主，这也非常符合江南地区的饮食习惯。

《浮生六记》里面从来没有提到沈复和妻子吃猪肉、牛肉、羊肉、鸡肉，可能他们确实很少吃这些东西。实际上，这也反映了清代江南地区中层文人的典型饮食结构。今天人们经常吃猪肉、鸡肉，这是因为规模化养殖让这两种肉变得便宜。但在古代，这两种肉还是比较贵的，中层文人的经济水平让他们不可能经常吃到。不过在江南地区，水网密布，鱼虾是比较便宜的，因此可以经常吃。

而对于腌制品的偏好，反映出古代社会缺乏长期保存食物的技术，因此通过腌制的方式保存食物。同时，江南地区人们的口味也比较清淡，清淡的菜品一般不太下饭，这时候腌制品就派上大用场了。

昆曲《浮生六记》

根据《浮生六记》的记载，陈芸和沈复的衣服基本都是陈芸自己和家里的仆人缝制的。有时候，有些旧衣服穿得时间长了，有了破洞，陈芸就打上补丁继续穿。不过，这可能仅仅是因为陈芸勤俭持家，比较简朴。

事实上，在清朝中期，江南地区的文人生活非常奢靡。这种奢靡之风主要就体现在对华丽衣服的追求上。清代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出现了很多成衣店。很多人不在家自己做衣服，而是购买成衣。一些文人甚至用一年的收入来买一件衣服，穿朴素的衣服是要被人鄙视的。

陈芸和沈复这样的生活状态，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实在是难能可贵。实际上，在和陈芸结婚之前，沈复曾经去陈芸家，当时就看到陈芸的家人都穿着华丽，只有陈芸穿着非常朴素，只有一双鞋是新的。所以，芸娘的朴素穿着可能只是个人喜好，与家庭经济情况的关联性不大。

清代，在江南地区的大城市，房价是很贵的，因此中层文人不可能买太大的房子。

根据《浮生六记》的记载，沈复在苏州仓米巷附近居住时，他们的房子只有一个很小的院子。他们对此很不满，于是租了金母桥地区的一个房子。这个房子只有两间，一间房东住，一间他们夫妻两人住。

房间不大，但有比较大的院落，可以种菜，而且沿河，可以钓鱼。后来，他们又在篱笆边种上了菊花，以便九月赏菊。这样一来，他们的生活已十分惬意了。

沈复喜欢盆栽，经常在家里面弄一些盆景。陈芸也经常跟他一起在野外收集盆景素材。可以看到，以沈复为代表的江南中层文人，虽然买不起高屋广厦，但对于院落的需求非常高，院落中的活动，例如种花、料理盆景等琐事，也是生活中的闲情逸致，为他们的生活增添了许多情趣和艺术气息。

根据《浮生六记》的记载，沈复和陈芸经常去旅游。他们往往选择一定的特殊时令去旅行。比如，在八月十五中秋节的时候，他们带着仆人一起去苏州著名景点沧浪亭游玩。他们在沧浪亭席地而坐，煮茶来喝。月亮升起后，他们就一起赏月。

苏州沧浪亭

此外，关于陈芸和沈复的出行，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地方，那就是陈芸经常在出行的时候女扮男装。比如他们去水仙庙旅游的时候，陈芸就曾经穿着男装，没人认出来她是女性。

为什么陈芸要这样做呢？实际上，在清代中期，社会上对女性的限制还是非常多的。作为文人妻子的陈芸，被认为是不适宜公开抛头露面的。《儒林外史》中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叫杜少卿，他拉着妻子的手在一个叫清凉岗的地方走了一里路，结果路人纷纷侧目而视。

可见，对于女性而言，哪怕是跟着自己的丈夫一起在外出行也被认为是不妥的，应该待在深闺之中。像陈芸这样喜欢出行的人，只好采用女扮男装的办法。

不过，这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出，沈复虽然作为文人熟知儒教对女性的限制，但敢于为了心爱的妻子打破禁忌，无怪乎许多人都把《浮生六记》中沈复和妻子芸娘的故事当作古时候最温暖的爱情了。

《浮生六记》虽然侧重于“闺中之乐”，我们依然可以从中看出清代江南中层文人生活的衣食住行：沈家厨房中的腌制品、鱼虾反映了当时江南地区独特的饮食习惯；妻子芸娘在日常中缝缝补补，为我们展现了他们朴素的生活，但其实清代中期江南文人崇尚奢华，衣着简朴反而会被人鄙视；虽然沈复和芸娘居住的房屋比较狭小，但他们十分看重生活情趣，从对院落的打理中获得生活的艺术；经常出行的夫妻二人，为了旅途的方便，妻子经常异装而行。沈复敢于打破社会禁忌，为后世读者描摹了二人的温情故事。

#04

小结： 中国文人的职业与日常

这一章我们考察了中国文人的方方面面，从他们的职业和日常到他们的精神生活，以及文学作品中对他们的描述和形象塑造。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有科举制度为文人提供上升的阶梯，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能进入官场，而是作为教书先生、幕僚等，在地方教育和政治中扮演角色。他们对文化和精神生活的追求，也为中国园林、文学、艺术等做出了重要贡献。

[明]仇英《春夜宴桃李园图》局部

第一，不同阶层的中国文人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

教书先生可以分为经师和蒙师两种。蒙师主要负责教学生认字、断句以及一些基本的礼仪等等。经师主要教学生学习四书五经，为日后参加科举考试打基础。经师和蒙师的收入差距很大。在明末清初的江南地区，有一类教书先生非常特殊，被称为“闺塾师”，是高门贵族专门为家中的女儿请来的职业女塾师。她们都是有着女性学问传统的文人家庭的女儿，甚至是文学或艺术领域的知名人士。

中国古代的幕僚制度，在战国时期出现雏形，到三国时期成形。从明朝中后期一直到清朝，各省的总督、巡抚，乃至知府、知县，都会聘请大量的幕僚，这些人被称作“师爷”。地方官员聘用师爷主要出于两个原因：一是大多数官员都是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做官资格的，对于法律事务、财政事务毫无经验，必须由专业的师爷来帮忙处理；二是有些官员，比如清初的满族官员和通过捐纳取得官位的官员，不懂文书工作，也需要师爷帮助。师爷的类型众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刑名师爷和钱谷师爷两类。

中国传统的儒家价值推崇“女子无才便是德”，即使是读书识字的上流社会女性，也是以女德、女诫为阅读主题，女人少读书甚至不读书才是一个社会的常态，所以传统社会中的才女是一个特殊的群体。社会文化认为女性的作品属于“闺阁之内”的东西，不适宜拿出去出版来给大众欣赏，因此大多数宋代女性的诗词都散佚了。明清时期印刷业快速发展，印刷成本大大降低，女性不仅成为通俗文学的读者，而且有相当数量的女性在有生之年印行了自己的作品。

第二，文人的交游创造了他们的雅文化。

中国文人创造的雅文化包括园林、文学和琴棋书画等。中国的园林是多种艺术形式的综合，包括山水、花木、亭台、楼阁等等，一座园子就是园林与文学、绘画等艺术形式的综合展现。园子不仅承担着居住的功能，对于中国的文人来说，也是土木写成的文学。对于文人来说，一个美好的园林还有避世的功能。有些文人中断了仕宦之路，转而在园林中寻找慰藉，经营出了一个充满雅致、逸乐气息的世外桃源。

中国士人热衷于社交应酬，也是出于对科举考试的“反叛”和反抗，他们不愿意把自己的眼界和知识框定在狭窄的四书五经之中，深信通过文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能够拓宽自己的眼界。文人之间交游的时候，经常要吟诗作画，文坛上留下了许多此类杰作。这些作品表达了他们的情怀、思想，记录了彼此之间的情谊，以及他们的日常生活。

文人之间的应酬交往非常讲究闲情雅致。在生活领域内，他们评书、品画、品茗、焚香、弹琴、看戏等等。他们或者品玩古董，或者品香，或者沉溺于丝竹管弦之乐中，创造出一个独特的文人世界。书画琴棋诗酒花是传统文人世界不可缺少的，茶也是文人最经常用的待客之物。这些东西很多时候对文人来说并不是分离的，而是共同构成一种文化交游的氛围。无论是兰亭雅集，还是消寒诗社，或者“为东坡寿”，文人与文人之间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对话和传承，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第三，文学作品是文人世界的真切反映。

中国历史上有不少以文人为中心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往往反映了文人的生活和内心情怀。如《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从小经历了家道中落，体会到人情冷暖，一生坚持不出仕做官。作为文坛盟主的他阅人无数，这些文人后来成为《儒林外史》人物的原型，他们的故事也成为小说中的情节。作者通过这些人物和故事，展现了科举制度下文人的生活。这部小说还对科举制度有着辛辣的讽刺。

从“三言二拍”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出，一般文人的谋生手段是教书、当幕僚、卖字、卖画、算命、行医。除了当幕僚，以上各种谋生手段基本都挣不了大钱。明清时期，由于缺乏收入来源，绝大多数文人生活都十分贫苦。在古代，特别是明清时期，社会对女性的束缚很严，女性在结婚之前跟别人谈爱情，在古人看来是非常“伤风败俗”的事情，而妓女却几乎不受那些传统的约束，所以才上演了不少令人唏嘘的爱情故事。

[清]《夫妇行乐图》局部

而《浮生六记》给我们展示了文人生活的另一面。清代江南地区中层文人常吃的食物主要有腌制品、蔬菜、鱼虾、米饭，对于腌制品的偏好反映出古代社会缺乏长期保存食物的技术。清代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但一些中层文人还是在穿衣和住宿等方面保持了俭朴的习惯。中层文人居住的房屋比较狭小，但他们十分看重生活情趣和生活中的艺术气息，通过种菜、钓鱼、盆景等方式来增添生活的趣味。这部小说还表达了在传统社会受到压抑的文人的感情世界。

2021年10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