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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林江文《“遇负杖入保者息”辩正》（《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8.2,以下简称“瞿文”），谓《礼记·檀弓下》“遇负杖入保者息”，当断句为“遇负杖入保者，息”，“息”为叹息之义。瞿文对比《左传·哀公十一年》，此事记为“公叔务人见保者而泣曰”，而此云“息曰”，两处所记正相合。 笔者则以为，公叔禺人言后即冲入战场赴死，则言时感情必然激奋，故《左传》言其“泣”，切合情理；《檀弓》言其“息”（叹息），亦为当然。而如果《檀弓》不写公叔禺人“息”（叹息），而仅记为“曰”，比之《左传》，参照实情，则显得“阙然”。 另外，“入保者”非为休息，乃是避敌求生。公叔禺人所否定者，也绝非其人入保休息，而是其人不拼死而入保逃命。故感叹而言之后，便以身作则，冲入敌阵，奋战而亡。解“息”为叹息，属之于公叔禺人，远比解“息”为休息，属之于“入保者”为优，故笔者以为瞿文之说可从。 瞿文意见之所本，是清初万斯大曰“入保者，句断”（万斯大《礼记偶笺》）。实际此种意见，非始出自清万斯大。 清焦循《孟子正义》“五亩之宅”引倪思宽《二初斋读书记》引《晋语九》：“（尹铎）请曰'以为茧丝乎，抑为保鄣乎’”韦昭注：“小城曰保。《礼记》曰：'遇入保者。’”则三国吴韦昭已如此读矣。 而清人如此读者，焦循之外，皮锡瑞《左传浅说》“《檀弓》'公叔禺人遇负杖入保者’……《左传》'战于郊’，郊有入保者，此乡遂之小城也。”民国叶长青《文史通义注》：“《檀弓》：'遇负杖入保者。’”说明清、民国学者多有发现郑玄注误者，可惜没有引起今人注意。 虽然已有前代的学者指出经传之误，但由于后来学者囿于见闻或识见，未能知前人已斥其误而信之不疑，乃致谬种流传，真相隐晦。这种现象固然可悲，然学界历来多有，而今尤甚（以当前学者古文献学水平有陵夷之势也）。 故学者若能发现经传固有之误，发前人之所未发，当然是学术水平高的表现，固然可贵；而若能发现某些错误已有前人指出，而后人囿于见闻或识见，懵然不知，仍沿袭其误，也是学术水平高的表现，依然可贵，而于当今似乎尤其重要。瞿文即属后者，我们理应对其表示敬意。 然而亦有前人不误而后人以为误者。这种情况，学界也历来多有，而今尤甚。以不误为 误，若不及时明辨，也必然掩蔽真相，而致谬种流传，造成学术倒退。 遗憾的是，瞿文指出郑玄错误之同时，又多有以不误为误者。为学术计，我们又不能不分析辩证。今谨述如下： 一、郑玄释“负杖”不误，而瞿文以为误。 凡将长杆兵器、棍棒、拄杖等置于项背，多为舒适、平衡，又往往以两臂加于其上， 俗所谓“横担”，此为“负杖”。人疲倦时，或为轻松省力，常如此作。《南齐书·沈驎士列传》：“明府德履冲素，留心山谷，民是以被褐负杖，忘其疲病。”《梁书·徐勉列传》：“文案间隙，负杖蹑屩，逍遥陋馆，临池观鱼。” 又《侯景列传》：“况闻负杖行歌，便已狼顾犬噬。”此皆说人优游逍遥时，把拄杖斜倚或横担在项上。 汉刘向《新序·杂事第一》：“赵简子上羊肠之阪，群臣皆偏袒推车，而虎会独担戟行歌，不推车。”此担戟亦即负杖也。 郑注“负杖”为“加其杖颈上,两手掖之”，极准确形象地描绘出鲁军败逃疲倦、两手横担戈戟类兵器的画面，何误之有？ 而瞿文却把“负杖”解释为“把兵杖拖在身后地上”，是误以“曳杖”为“负杖”也。瞿文之所以发生误会，原因有二： 一是知《孟子·梁惠王上》有“弃甲曳兵而走”语，遂以为“负杖”即是“曳兵”（曳杖），而不知“负杖”与“曳兵”（曳杖）是两种姿势、两种形态，而状败兵之狼狈则一也。 二是因《礼记·檀弓上》有“孔子负手曳杖逍遥于门”的话，而《史记·孔子世家》记为“孔子方负杖逍遥于门”，于是瞿文遂以为“负杖”乃“负手曳杖”之“简写”,此又误。 何为“负杖”？将拄杖担于项上，或横担于项上又以两手掖之也。何为“负手曳杖”？将两手反交于背后而拖曳其杖也——姿势虽不相同，而状孔子逝世前回光返照、轻松逍遥之行状则一也。 但无论如何，毕竟“负手曳杖”不可“简写”为“负杖”：“增字解经”固不可，“减字解经”独可乎？况其所减者，皆重要实词。 当然，如瞿文所谓，以“负杖”为“拄杖而负物”或“杖颈”（裘锡圭:《说“遇负杖入保者息”》，《裘锡圭学术文集》，第4卷；侯乃峰：《“遇负杖入保者息”郑玄注语析疑》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267，[2010-9-18]），也是不合文意而难以成立的，此不赘。 二、郑玄释“保”不误，理解“入保”不误，而瞿文理解有误。 保，“堡”的古字。郑玄注“保,县邑小城”，是十分准确的。此小城，即较矮的城墙（俗所谓“土围子”）。引申指小城镇。《左传·成公十三年》：“伐我保城，殄灭我费滑。”杨伯峻注：“保即堡，小城也。”《左传·襄公八年》：“焚我郊保，冯陵我城郭。”字后作“堡”。而“城堡、堡垒”乃其相当晚的后起义。 郑玄注“（见走避齐师，）将入保”,并未说“保”是“城堡”，“入保”亦绝非“进入城堡”，乃是“进城”之意。其目的有二，一为避敌，二为防守。 先秦两汉乃至后来之“入保”，皆“入城（或土围子）防守”之意。如《庄子·盗跖》：“大国守城，小国入保。”且“入保”之本义，是“进入土城”，引申为“入城防守”。《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匈奴即入盗，急入收保”，“急入收保”也即“急入保”。 而瞿文却把“入保”理解为“进入城堡”（王力《古代汉语》亦如此释），是其不解郑注“保,县邑小城”。郑玄此注，是要说明“城”与“保”（字后作“堡”）的区别：城，都邑的高城墙；保,县邑的矮小城墙。 殊不料，瞿文竟然误解郑玄之注“保,县邑小城”为“县邑的小城镇”（此解之所以为误，是“小城镇”与“县邑”语意重复）。何以知之？瞿文说，郑玄注“保,县邑小城”，“其实与经义稍有不合,因为雩门是曲阜南城门,曲阜显然不是县邑小城。” 可见瞿文误以此“保”（围墙）为城镇，与误以“城”（城墙）为城市一样。就是说，“保”（后作“堡”）有三义：1.小城墙，2.小城邑（小城镇），3.城堡（晚起义）。瞿文则误以1.为3.，又时或误以1.为2.。 瞿文误解“保”为“县邑的小城镇”，并未到此为止。由于一条有问题的郑注，他又加深了误解。何以知之？他说：“而《月令》'四鄙入保’郑注云'都邑之城曰保’,和此文意契合,可从。”这说明，瞿文又把“保”误认为“都邑的大城市”了：误解愈深矣。 实际情况是，《礼记·月令》言“四鄙入保”者非一，乃三，郑注亦参差不齐，而瞿氏未察： 1.“孟夏之月……四鄙入保。”郑玄注：“鄙，界上邑。小城曰保。” 2.“季夏之月……四鄙入保。”郑玄注：“都邑之城曰保。” 3.“季冬之月……四鄙入保。”郑玄于“保”无注。 瞿文所引《月令》及郑注，乃“季夏之月”。 这当然可疑：同一“保”字，郑玄先注为“县邑小城”或“小城”（两者可视为一致），而复注为“都邑之城”，岂非互相矛盾？ 其实，在古籍中，同一作者对同一事所说不同，甚至相反，是常有之事：或因作者笔误，或因作者后来否定自己之初见。究竟如何，要具体分析。 依理，同为《月令》之文，“孟夏之月”说“小城曰保”，“季夏之月”又说“都邑之城曰保”,可以排除郑玄否定自己初见之可能：那就只可能是笔误了。 郑玄这类大学问家很少犯概念混淆这类低级错误，但郑玄是人不是神，他也可能误写或漏注。依理，“都邑之城曰保”应为误写。因为郑玄明知“保,县邑小城”、“鄙，界上邑。小城曰保”，他如何可能注“都邑之城曰保”？此不合逻辑。 故笔者判断，郑玄误把“鄙邑”写成了“都邑”，更可能是“鄙邑”后人传写时误为“都邑”（“鄙邑、都邑”古籍中皆常见，“鄙、都”字形相似）。保,本义是县邑的小城墙，是郑玄也是其他训诂家的一贯意见。 三、郑玄对“使之虽病也,任之虽重也”之注释准确无误，而瞿文以为误。 对公叔禺人“使之虽病也,任之虽重也”的叹息之言，郑玄分别注“谓时繇役、谓时赋税”,也即《左传·哀公十一年》杜預所注“事充政重”。 在我们看来，郑玄、杜預之注，是十分准确的，无可挑剔，因为这些战士（入保者）即是平时服繇役、交赋税的平民百姓（杜預所谓“事充政重”）。而瞿文却批评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檀弓》此郑注说'谓时繇役、谓时赋税’,皆是顺着郑注上文所说,它将读者的关注焦点从将士身上转移到了鲁国百姓之上,因而作注｡《左传》杜注应当是据郑注而言,不足为凭｡”这倒“值得我们注意”了： 首先，“负杖入保者”中有“将”吗？“将”起码应该乘兵车吧，何能“负杖入保”？ 其次，瞿文谓“关注焦点从将士身上转移到了鲁国百姓之上”，“将”是大夫（相当于今“国家干部”），姑置不论，难道“负杖入保”之“士”与“鲁国百姓”是两种人、两回事？莫非春秋鲁国就已经有了常备军,专门承担“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当然不是。 我国自古以来，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都是寓兵于民：民众春夏秋季务农，冬季官方组织射猎，演习军事。《诗经·七月》所谓“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载缵武功”。 打仗时临时征发民众，李华《吊古战场文》所谓“齐魏徭戍，荆韩召募。万里奔走，连年暴露”，秦时“发闾左適戍渔阳”（《史记·陈涉世家》），不都是征发农民充军吗？ 西汉时征派到边疆去服兵役，方有七种特殊身份的人及罪人：“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壻三，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籍七：凡七科”（《史记·大宛列传》“而发天下七科谪”正义），叫做“七科谪”。其馀都是农民，皇室御林军、自愿从军的良家子是极少数。 这种情况，一直到唐还是如此：杜甫的《兵车行》《羌村三首》《石壕吏》《三别》，不是都反映这种百姓当兵、亦民亦兵的状况吗？ 即以鲁国此次于首都曲阜进行的“京师保卫战”言之，“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为己徒卒,老幼守宫,次于雩门之外”，孟孺子泄(即孟武伯)所“帅右师”（《左传·哀公十一年》），不皆是全国总动员而披甲上阵的老百姓（即“入保者”）吗？不然，鲁国人民养得起这些军队吗？“守宫”人中又哪里来的“老幼”？ 瞿文一再强调，“'入保者’为守城士兵”，“'入保者’为何人,是解读此经句的关键,而郑注的不合理性在此凸显出来｡因为从《左传》上文来看,提到的均是左师､右师等将士,不会到公叔禺人这突然转到一个鲁国百姓上。杜注说得很明白,'保,守城者’,郑注误导了读者｡” 读至此笔者方才明白：原来瞿文见郑玄将“使之虽病也,任之虽重也”注为“谓时繇役、谓时赋税”，遂认定郑玄以为“入保者”是“鲁国百姓”，而这是瞿氏不能同意的。也就是说，瞿文以为“入保者”（即“守城者”）是平时不服繇役、不纳赋税的“脱产常备军”，而不知他所谓“左师､右师等将士”，就是平时服繇役、纳赋税，战时才披衣甲，“执干戈以卫社稷”的“鲁国百姓”！ 郑玄深知，公叔禺人同情这些平时受繇役赋税之折磨、战时遭流血牺牲之灾禍的兼有百姓、战士双重身份者的苦难，所以将其语“使之虽病也,任之虽重也”注为“谓时繇役、谓时赋税”，正表现了公叔禺人对“鲁国百姓”（也即“入保者”）之深厚人文感情。 因此，他作为鲁国君之子，对从战场上败逃而“负杖入保”之子民，并无严厉责备，而仅有“使之虽病也,任之虽重也，君子不能为谋也,士弗能死也,不可”之叹惋——“不可”，一方面是对“负杖入保者”“弗能死”的委婉批评，但更多的是对自己作为“君子、士”而“不能为谋、弗能死”的严厉指责。“我则既言矣”，表示他言行一致的决心；“与其邻重汪踦往,皆死焉”，是他践行诺言、为国民以身作则的英勇行动｡ 依照瞿文的观点，郑玄不该将公叔禺人“使之虽病也,任之虽重也”注为“谓时繇役、谓时赋税”，因为这会把读者的注意力“突然转到一个鲁国百姓上”而“误导读者”。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公叔禺人“使之虽病也,任之虽重也”此语若不指“鲁国百姓”深受繇役赋税之苦之病，又是何指？ 瞿文给出的答案是：“当时鲁弱齐强的基本格局没有变,故此国难当头,鲁国上下便乱成一团｡笔者认为此即公叔禺人所说的'使之虽病也,任之虽重也’,也就是《左传》所言'事充政重’。” 愚谓此乃凿空而不通之论：为何“鲁弱齐强”及“国难当头,鲁国上下乱成一团”即是“使之虽病,任之虽重”或“事充政重”？前者明是说形势不利、上下混乱，后者是说百姓负担重、苛政猛于虎——二者风马牛不相及，岂可牵混？瞿氏对此何以自辩？ 应该说，瞿文把“负杖入保者”与“鲁国百姓”视为两群不同的人，是违背历史常识的，因而也是极其幼稚的。而竟然以此质疑对古代寓兵于民之事洞若观火的古人郑玄，則未免贻笑大方也。 四、瞿文其他瑕疵举隅。 瞿文之缺点，除上文所述多以不误为误以外，又有数端。 一曰多废笔。 如训“息”为“叹息”，足矣。而瞿文又引：《说文》云:“息,喘也｡”又云:“喘,疾息也｡”《诗·狡童》“使我不能息兮”毛传曰:“忧不能息也｡”《诗·黍离》“中心如噎”毛传曰:“噎,忧不能息也｡” 按，诸例所示，乃“息”之另一义“呼吸”，与“叹息”义迥别，而与所论词义无关：无关而牵连之，即为蛇足。瞿文又曰：“足见公叔禺人此时叹息而哽咽,愤懑得差点喘不过气来。”“叹息”已足矣，复加“而哽咽,愤懑得差点喘不过气来”，又为蛇足矣。 二曰不合理。 如“入保”，郑注为“走辟齐师,将入保”（入城）。“入”虽无“走”（跑）义，但郑玄据情势如此释，十分准确。瞿文却无视郑注，将“入保”译为：“慢吞吞地进入堡垒中。”把“入保”释为“进入堡垒中”，笔者已辨明是错误的。 这涉及到“保”的古义及“入保”的本义与引申義的问题，略有难度，误释可以理解。但战况惨烈，鲁军败逃，后有齐军追杀，“入保者”必定跑入，这是最基本的常识。同一“入保”，郑注精确，瞿文所译却不合情理。两相对比，是非高下分明，足以使人窥见其人学识之浅深矣。 由此推彼，瞿文其馀之议论，如“这其实就是消极怠工，所以才让公叔禺人悲愤感叹地说'士弗能死也’”“右师守城兵士如此懈怠,原因是他们的主将孟武伯根本不愿战”云云,乃至通篇议论之可信程度，也就不免要大打折扣了。 瞿文在结尾甚至说：“由于郑玄对《檀弓下》经文的误注,导致了后人对经文的误读和困惑｡我们只有通读《左传》对该事件的完整记载后,才能读懂《檀弓》｡郑玄既见《左传》之文,何以会如此歧解？后来者当思之｡” 颇有语重心长、忧及方来之慨，贬损、否定郑玄学术水平之意溢于言表。 惜也，驷不及舌！笔者以为，此杞人之忧，大可不必。愚以爲，除了误解误读“息”字以外，郑玄对《檀弓下》此段经文的注解，皆准确无误；自全篇、全书乃至郑玄之全部训诂著作观之，郑虽有误，其注仍不失为后人经义训诂之优秀范例。 至于“后人对经文的误读和困惑”，恕笔者直言，瞿氏首先当深切自省：除纠正郑玄注“息”之误而外，瞿文明显地体现了因古文修养不足而“对经文”乃至郑注的“误读和困惑”（说见上）。 笔者奉劝，先不必多怪郑注之“不合理性”“误导了读者”，而应该多读郑玄注释之古籍，并尝试反思：以我等之有限学识、对古代经典之肤浅认识，是否有资格有能力与郑玄这类古代顶级的训诂大师对话，甚至鄙薄否定之？设若九泉下郑玄能起而回应之，则此种学力悬殊者之间的对话，将十分令人尴尬而可以想见也。 惜乎！当事者易迷，可能以其惑尚未解而自视过高也。须知，不要说挑出郑玄注释中一处、两处错误，即使挑出几百处错误，亦不足以动摇郑玄在经学史、训诂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误将“息”解为“休息”之类，时或有之，自魏王肃至清代学者指谪其误者多矣，但其误比之于整体，仍为尺璧微瑕——以其知识过于广博浩瀚，如昊天大海，恒人不可以管窥蠡测也。 他者姑不论，郑玄《三礼注》《毛诗笺》，即是中国训诂学史上的两座丰碑，是古代文化、古代文献研究者的宝贵财富，可传世而不朽。吾辈当时刻切记：时易世变，学术环境、用功程度迥异，故吾辈比之郑玄，初学后生而已，难窥大家堂奥。若偶有一得之见，遂刻画无盐，唐突西子，夜郎自大，此甚为先生不取也。 杜甫《戏为六绝句》有云：“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今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此足可为吾人戒也。 欲知郑玄，当先自《后汉书》其本传始，虚心拜读郑玄的训诂著作，以采石攻错，挹彼注兹，日以进步。当然亦不能迷信郑玄而忽略甚至肯定其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如此而已。愿以此与先生共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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