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在民勤县卫生协会的简易病房里，用血和泪为我倾诉着一生的衷肠。自从和父亲组建新家庭的那时候起，她就将一生奉献给了这个新建的家，做了一辈子不会说蒙古话的蒙古媳妇，含辛茹苦，省吃俭用，成功地养育了五个孩子，三女二男，都成家立业，现在是儿孙满堂，从这个意义上说，她对人生做出了最完美的交代，不愧是一代顶天立地的伟大的母亲。口服了一段时间的中药后，母亲在精神上感觉很不错，目光里流露出满意和喜悦的神情，我很高兴。不过许爷不再给她开汤药了，只碾制了两个月的散药面子，每日早晚用开水冲服。许爷语重心长的对我说：“你母亲现在精神上是好了一些，但是这个病很顽固，回家后要好好调养，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吧，不要再忌口，但愿老人家能够康复，少受些罪。不过，人老了，总有那么一天，终久还是要走的。所以，你身为长子，要好好奉养，多尽孝道，早点准备好后事。”我完全听明白了，这是不由人的事情，我感谢许爷的费心诊治，但是完全康复是不可能的了，我从心底里绝望了，不由得仰天长叹，倍感五内俱焚，潸然泪下。时隔一年多，母亲的病情日趋加重，分泌物越来越多，从病灶散发出来的那种刺鼻的“癌味”愈来愈浓，阵痛加剧，痛苦难忍，病入膏肓，母亲呼天喊地，悲声渐紧。当时医生只开给一般的止痛药，已经不能镇痛。其实在那时候医院里还有一种先进的镇痛剂叫“杜冷丁”，据说是属于内部控制的药物，医院随便不给开的。当时医生不开，我也不知道，没有用它来止痛，直到母亲过世后才知道，我痛心疾首，追悔莫及。母亲临终前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难以忍受的疼痛。病疼折磨得她白天晚上不停地呼天叫地，以大声呼喊的方式缓解肉体的剧烈疼痛，声音凄凉悲惨，路人闻之，无不伤心落泪。正在母亲病情加重的紧要关头，又赶上了牧区划阶级的风波，时局大变，我的处境随即发生了不测，被迫调往异地垦荒。在母亲最艰难、最痛苦、最需要儿女照顾的时刻，我却无法守在病榻前敬孝，这是我今生最大的遗憾！不忠不孝者，何为人子？大气候风云突起，变幻莫测，形势所迫，而我一介平民百姓无能为力，只能随风雨飘摇。我当时既不能尽忠，又不能尽孝，内外交困，身不由己，回想起来，好不令人心酸！我是牧民的儿子，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自从解放到现在，家庭没有划过阶级，也没有定过成分。从学生时代起，一直到后来参加工作，期间所有的个人简历表上，“家庭成分”一栏,都填写“牧民”。谁能预料半路里又杀出个程咬金来，到一九六六年初春开始，公社党委内部在秘密地“划”起了阶级。那是一次“初划”，就是牧区划阶级过程中的第一阶段，也算是摸底，只在公社党委内部进行。当时党委职能正常运转，没有瘫痪的任何迹象，还发挥着正常的领导作用，因此对全公社蒙族的阶级状况进行了初步摸底，并按旗党委红头文件的精神秘密完成。先在党委内部定调，绝对保密，不对外公开，不搞群众运动，这是“初划”的特征。因为我在乌队工作成绩优秀，出类拔萃，所以于一九六五年七月被提拔到公社工作。当时虽然人在公社, 但对“初划”阶级方面的具体消息，封闭得很严实，不透一点气，确实不知详情。不过从当时公社党委书记戴达木林和社长巴图扣二人先后对我的一番谈话中,似乎听出了一点端倪，嗅到了一点气味。那是一九六六年七月，我到公社工作刚满一年，这两位领导分别找我谈话，但谈的是同样的题目，同样的内容。他俩说，一九六五年把我从大队提拔到公社来的时候,还没有牧区划阶级成分的政策，现在旗委明确指示,凡是去年以来提拔的干部一律暂停使用,返回原处，至于以后怎么办，视情况而定。并且要我正确对待，相信组织，服从组织调配，解释得冠冕堂皇。不言而喻，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就是因为我的家庭出身问题造成的后果。由此我判断公社党委在“初划”时把我的家庭定成了富牧。直到文革后期，应验了我在当时的判断，“初划”中确实是把我家暂定为富牧，不过争议很大，说是当时有一半的委员不同意，认为划得太高。牧富子女也应该是团结对象啊，有何不妥？是的，说是那么一说，实际上执行起来就很难了，一般来说是宁左勿右，你就是表现再好，工作能力再强，贡献再大，再有能耐，也只能是一个普通的体力劳动者，不“专政”你就算是恩典了，又怎么能够提拔到公社重用呢？那时候我也想明白了，如果我的家庭成分真的划成了富牧，那我就必须得返回大队去参加体力劳动。这在当时是一个阶级路线问题，很严重的，谁要是触动了这条红线，提拔了牧富子女，谁就要犯政治方向性的大错误。由此可见，发生在目前的这种变动，也在情理之中。党政两位领导分别与我谈话的口径如出一辙，这分明是在“初划”中定的调，现在是给我传达回队劳动的最后通牒，我也因此丢了公职人员的饭碗。公社机关是不能用我了,那我只好下决心回家务农，当个好社员凭劳动吃饭，正好孝敬父母，养育儿女，不也是一种很自在的活法嘛，我何必非要挤身到机关干部行列中去呢？不过回头再一想，总还是有点不甘心，父母含辛茹苦地供我上学，让我从小饱读诗书，为的是啥？不就是要我将来出人头地，为国效力，为父母争光吗？可是，生不逢时，赶上了眼前的这种茬儿，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其实我当时被调到公社，是领导们想利用我能写会算的一技之长，以便于他们使用起来得心应手，譬如给领导写个材料啦，拟个讲话稿啦，或是到大队搞年终收益分配决算啦，等等，懂的多，使用起来方便得力。所以名义上是个生产干部，实际上是只占了一个勤杂工的编制，并非干部名额，是名副其实的勤杂工。就这样一份侍候人的营生，富牧子女也摊不上。但是公社领导“惜才”啊，大概是我还有左右一方的能耐，和旁人力所不及的使用价值，所以不让我直接回大队，硬要把我调到红柳墩湖开荒种地。“农业学大寨，牧业学乌审召”嘛，任命我到那里去当负责人，不能当干部，可以当农民头儿，是金子在哪儿也会发光，种好庄稼，有了名气，干出一番事业来，那敢情也是前途无量啊。表面上看，这是领导“爱才”之举，是对我的信任、关心和重用，为我着想，但实际上后果渺茫。细细地想一下，要是真的干好了，也是给领导脸上贴金，与我何干；干不好了，全是我的罪责，能担当得起嘛！再者说来，要论组织能力，出注意、想办法，我还可以，耍笔杆子也行，公社现有在职干部中，大部分是工农出身，文化程度最高的也就是个小学水平，和这些人相比，我确实就是当地的秀才了。但是要说到种庄稼那就外行了，最致命的是一无资金，二无劳力，三无机械，单凭各队凑合来的十几户百姓，二十几个老弱残兵组成的“劳动大军”，白手起家，创办农业，充其量又能成个什么气候？说实话那时候领导们的日子比我还难过，形势逼人，自身难保。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多次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是多么地振奋人心啊！那些红卫兵又开始到全国各地串联，播撒文化大革命的火种，风声一天比一天紧。今天这个当权派被打倒了，明天又有新的被揪出来，上上下下，风风火火，一片乱象；广播电台、报纸，天天有新鲜内容，各种小报、传单像雪片一样飞来，都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爆料，让你眼花瞭乱，应接不暇，地方上的大小走资派，就是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开始揪斗了，只是我们这里是少数民族地区，偏远，再加上交通阻塞，行动慢一拍罢了。时下的哈社领导人人自危，如果还像原先的那种老样子养尊处优，再没有新的比较突出的建树，恐怕就自身难保了，其下场自然是不言而喻的，说不定哪一天早上忽然间就被打成了走资派。因此要我去挑头搞农业，公社领导是抱有很大期望的，倘若此举能创造出一项标新立异的成果来，为领导树碑立传，或许能帮他们躲过这一劫难。开荒地点选在红柳墩湖，那是长湖大队最东边的一块地方。从那儿向西走二十里路才能到长湖大队，再向西走五十里到公社，接着再向西走三十里才能到我的家。我家在两年前就从老家贵芨芨湖搬迁到乌尼格图大队所在地，老地名叫大海子，距离红柳墩湖有一百多里路，骑牲口来往需要两三天的时间。现在公社不能用我了，我也不拿工资了，回到我的原大队当个社员，挣工分吃肚子不就行了，我何苦要到百里之外的地方去挣上工分，出这个承担风险的风头呢？我实在是想不通，不想去，也不能去，母亲病重，危在旦夕，所以我向公社领导陈述了不去的原因。当时我的父亲也年迈多病，急需要子女在身边照顾。尤其是母亲，身患晚期子宫癌症，去年在民勤治疗多日只是暂得缓解，现在更严重了，她在人间弥留的时间已经不会很多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能远离母亲而去红柳墩湖垦荒呢？而且那是离家百里以外的地方。如果我回到乌尼格图大队，参加大队饲料地的农田劳动，就可以公私兼顾，可以和妻子共同分担孝敬父母、抚育子女的责任。既便是我分担不了母亲肉体上的疼痛，也能在每天劳动之余，或早或晚，去端一杯热茶，递半碗热饭，说几句安慰的贴心话，这也是儿子的一片孝心啊！更何况我到她的身边，还能免去母亲思念儿子远离骨肉的那种挂念，说不定无形中还能减去几分疼痛；就是疼急了，指着我狠狠地骂上一顿，也心甘情愿。能陪伴在母亲身旁也是我的愿望，这也是在敬孝道，是儿孙的福啊。我一想起母亲身患的绝症，血泪就在心里流淌。真是人生无常，我最可亲可敬、善良辛劳一生的慈母，怎么能够摊上这个病呢！没有办法，这也许是天意，天意如此，无可奈何。现在正是我敬孝的时候，于情于理应该留下来，我不能眼望着母亲再增加一层别离之苦。我在一次次地反问自己，你在一九六二年放弃兰大学业的初衷是什么？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不就是弃学敬孝吗！你敬了孝道吗？不孝的儿郎！目前情况下你将何去何从呢？然而，命运在嘲弄着我，公社领导坚决不同意我回大队。说红柳墩湖是新开辟的一块地方，定名为“红旗饲料地”。阶级斗争激烈，调去的人员复杂，有牧主、富牧分子，有敌特分子的家属和子女，有坏喇嘛，坏分子、地主婆等，能够依靠的对象不多，势单力薄，形势严峻，只有我去才能把住这个舵，也只有我才能打造出一片农业新天地来，才能跟上“全国农业学大寨，牧业学乌申召”战天斗地的大好形势。一句话，这是党的召唤，硬任务，非我莫属，不行也得行。在那个年代，领导的决定就是圣旨，“违抗领导”的帽子可不轻，轻则危及自身，重则株连子女，再要上纲上线，加问一个对无产阶级专政“居心何在”，这就与“反党反社会主义”挂上钩了，跳到黄河里也洗不干净，会压得你几辈子都翻不起身来，何况我的家庭出身又是那样的暧昧，若不听党委的决定，由此引发的后患，说不定就会累及下一代，生逢此时，身不由己。父亲对时局的看法要敏锐透彻得多，只是不说，我去请教，该怎么办才是上策。父亲说：“现在的世事不好说，按照常理，你妈的病重，眼看就是今天明天的人了，你在身旁敬点孝心是合情合理的事情，古人说得好，'养儿防备老，栽树歇荫凉’，养育你们一场也真不容易。话又说回来，若是不听命公社领导的，叫人家再生出个法子来，就怕伤害后人哩。照我说，你还是去的好，自古以来，忠孝不能两全，为公家效力，就是尽忠，去尽忠吧。孝道也看怎么敬哩，孝存在心里，心中敬孝是真孝，只要你去做事尽力，小心谨慎一些，心里时时刻刻装着你的娘，把那些劳动人都当成自己的亲爹娘，不坑人，不害人，这就是最好的孝道。”我听了父亲的教诲，挥泪拜别了病卧在炕头上的母亲，踏上了新的征程，前往红柳墩湖工作。之后，在母亲告别人世前的两个月之内，我趁工作之便，探望过两次，每次都是依依不舍，挥泪而别，犹如割胆剜心，痛不欲生。我在新的岗位上远念母亲，追忆往事，历历在目，一连多日，彻夜不得安眠。母亲为我的操劳，为我付出的心血，无声的爱，像影屏上的画面一样，一幕一幕地浮现在我的眼前。我小时候疾病一直缠身。母亲说，我生下来没多久，全身上下起红疹子，头部最重，黄水不断，搔痒难忍。会动胳膊、手脚的时候，经常用两只小手叩痒，整个头部和身体关节部位，都扣得烂烂的，为了控制我不要扣出更多的伤痕，三岁以前的我，只要醒来，两只手总是朝着身体两侧轻轻地捆绑着的。问遍过路来客，试用了无数民间偏方，都无济于事。后来快到三岁的时候，去民勤求老中医开了个败毒方子用上，才逐渐好转。我是第一个男孩，所以更是母亲的心头肉。在出生三岁之前，我虽然不能记事，但把母亲的心确实给操碎了，试想那一千多个日日夜夜，母亲为我时刻操劳不得小憩，不知是怎样熬过来的。自打我记事起，母亲居然当起了我的贴身“医生”，常用民间土方给我治病。伤风感冒了怎么办，她便在一个打掉壶把而带嘴的沙茶壶里，放上多半碗晒干的酸胖，加两片生姜，再放两头大蒜，加水熬煮，取一至两碗酸胖汁趁热喝下，盖被子发汗，不要受风，两三天就好了。酸胖，是白茨上结的果实，学名沙樱桃，入秋成熟，色红而味酸甜，有健脾开胃和消除食枳之功效。有一年秋天，我肚皮上出了一大片厚厚的疹子，呈椭圆状，面积比手掌还大，骚痒得难以忍受，我常用一节沙浪骨揉搓，搓到疹子上出了黄水之后，方可止痒，紧接着又是一阵灼痛，一天要反复多次，十分顽固，而且疹子的面积还在不断地扩大。沙浪骨是沙窝坑里的一种钙化物，似石非石，大都呈现不规则的圆柱状，大一点的直径约一至二厘米不等，像是沙子凝结而成的，质脆，中有小空，表面如同粗砂纸一样的粗糙。据说这种自然结成的东西，是经过风吹雨淋日晒后的宝贝，揉抹皮肤，能止痒消炎。但这也只是权宜之计，除不了病根的。后来我母亲不知从哪儿讨得一个偏方给我治好了。记得是在一个秋天的早上，她把我关在家里，就在母亲休息的那个厨房炕头上。为了防止透风，用破旧衣服把窗子堵得严严实实，再把事先用木制的碓窝捣得如同烂泥一般的白茨叶浆，敷在我的肚皮上，足有一两厘米厚，觉得凉凉的，非常舒服，再也没有了骚痒的感觉。母亲一面陪着我说话，一面又把口袋中的新茨叶置入碓窝中捣成泥浆，一会儿，先前敷在肚皮上的叶浆发热快干了，就马上换成新的。似这样反复外敷了大半天，我实在难受得躺不住了，又是撒娇，又是哭闹，母亲心疼，停止了治疗。接着在我的腰间裹了一层布子，以访邪风入浸皮肤，但是这一天一夜不准我走出家门半步，是母亲给端屎送尿伺候我。从此以后，这个病根就除了，再也没有复发过。这真是时医莫如行医，偏方胜过名医。在治疗中所用的青茨叶，就是白茨叶子，取其嫩汁外敷，可清毒泻火，这是民间偏方，非常灵验。实际上我母亲在天刚亮的时候，就跑到沙边之上牲口没有糟蹋过的干净地方，采集了一大口袋带着露水的嫩茨叶，母亲说，带露水的叶子效果非常好。加工叶浆的时候，绝对不能用铁器，只能用木制的碓窝、碓锤，或是石制的盐窝，也不能加入其它任何东西，这些要求很关键，都是她老人家取来的“经”。一年四季，春去秋来，周而复始，我的母亲没有闲过一天，一辈子没有过过一天休假日，遇到传统佳节，母亲要准备盛宴，格外劳累。春、夏、秋三个季节，母亲最是忙碌，每天两头不见日的劳作。除了做饭，还要挤牛奶、打酥油、做酪蛋（奶酪）、饮牲口、浇菜园、种菜、锄草、熟羊皮，还要背柴、拾粪等等，都是她的营生。来我们家中的人，都是客人，吃住从来不计报酬，也不干家务活，这是家规，习以为常了。那时候家庭生活有点起色，衣食充盈，上门的亲戚朋友不断，来客越多，母亲越忙。父亲结交下的穷朋友不少，其中门当户对的干亲家就有八九个，常来常往，所以家中吃饭的人数日益增多，好像春秋时期士大夫家中养的门客一样，经常不断。粗算起来每天总有十几个人吃喝，一日三餐，都是我母亲一人侍候，不说别的，就连洗洗涮涮都是大工。后来我的大姐小姐能当个帮个手了，才略微松一些。母亲日以继夜，天天如此，非常不容易。冬天的夜很长，厨房炕头上放着一个大火盆，拢上干干的粗茨根，火烧得很旺。茨根就是白茨的枯根，耐烧，火硬，火焰升起，散发出来的热能，能把厨房的土墙璧烤得暖烘烘的。我和姐姐们一起围在火盆周围，母亲坐在热炕头的最上面。借用火亮锥帮纳底、缝缝补补，火亮歇下去了，再点着半个破碗做的油灯，拿着我们的臭鞋，或破烂衣裳，针针线线，嘴啃牙咬，每天总要熬到三星爬坡、夜深人静的时侯才得睡觉，儿多母苦啊！母亲高兴的时候，还给我们姊妹几个哼两句凉州小调或山歌什么的，那都是半截不拉的曲子，不完整，可是唱得非常投入认真。母亲唱得比较完整的一首是抗日歌曲，最好听：“日本鬼子的大炮，炸坏了我们的家，抢走了爸爸又拉走了亲爱的妈妈。吃也吃不饱啊，衣裳哩遮不住个风...”这是我妈后来在牧区学的。在厨房的炕头上，母亲给我们缝补衣服的那个位子，每天晚上唯她独坐，坐惯了，坐出了深厚的感情，别人谁都不得占用。她说这就是她的“窝窝”子，背靠西墙盘腿而坐，心情舒畅。几十年来，不管是春夏秋冬，还是寒来暑往，每天晚上都在这个长宽不过两米的炕头上缝补、休息、睡眠。这块地方也是她养育儿女的摇篮，我们都是在这个摇篮里长大出“窝”的。不知母亲在此为子女倾注了多少心血，每天晚上坐，坐了大半辈子，一直坐到公社化，大队把她调到队上去劳动，这才无可奈何地舍出了那个“窝窝”子。但是那块宝地至今还清清楚楚地铭刻在我的心里。她被调到大队上劳动的过程中，非常吃苦耐劳，处处体现出劳动人民的优秀本色，尤其是她做的饭食格外好吃，受到大队领导的多次表场和社员们的称赞，只是上了岁数，有些力不从心，所以又在一九六0年下半年，派她去老骆驼湖的一个小畜群上当助手放羊。在当时的牧区，公社化以后经营的集体牲畜，都实行分群管理。每类成年畜群的存栏头数都有一个基本的标准，不能过多，也不能太少，包群，基本上是以家庭承包，每天二十五分工，一般一个畜群投入两个半劳动力，劳力不足者由大队补调。而对外调入的劳动力的工分又是群长说了算的，往往得失不公。我母亲就属于补调帮群的半劳力，这群羊的标准成畜头数仍然在二百五十只左右，是群长承包，我妈只是帮工。其实帮工苦不堪言，而待遇又不公平，成天跟群放羊，一月少给五斤粮，一天只记五分工。母亲帮群的那个地方老地名叫老骆驼湖。那一年这块地方的沙米丰收了。株多籽饱，枝头上结得沉甸甸的，沙梁上、各茨疙瘩的草丛中，铺天盖地，到处都是沙米的世界，湖道里到处都有。母亲一面放羊，一面打沙米。她挑拣长干了的沙米墩，把它一颗一颗地收集起来，堆放到约两米见方的毛线单子上，垒得高高的，再用粗木棍子锤打成碎末，借助风力把籽儿分离出来，我后来在大队上也打过一个月，前文表述过，很是费劲。不过粉碎出一单子，能分离出三四斤沙米哩，有时候一天能打十斤左右。沙米是沙漠中最重要的野生食物之一，它和黄米、小米一样，能顶粮食食用，而且荤素皆宜，羊骨汤做的沙米调和稀饭，更是香味俱佳，非常好吃。所以现今沙米的身价很高，比白米细面要高出二三倍，还很稀缺，不好买到。它还有个特点，在不去外壳的情况下，放在干燥荫凉处能储存十年八载不生虫，不变质。解放前后，沙米长好的年景，好多牧民家庭都存放沙米，主要是用于补喂缺母乳的幼畜。把它磨成粉状，箩出细面，调和成流汁，再加少许牛奶或驼奶，补喂小羊羔、驼羔皆可，营养丰富，性凉而不上火。我母亲打沙米却完全是为了备荒。一九六0年是全国人民生活过关的时候，内蒙古广大牧区享有优厚待遇，吃的是国家供应粮，以米面为主，牧民的供应标准是平均每人每月二十八斤，还有四两香油。这和全国广大农村人民的生活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了。而对我的母亲来说，她只能得到辅助劳力的食粮，每月二十四斤细粮，但她每月只少要节省下八斤到十斤，为了谁？为了我。那时候我正在民勤一中上高二，粮站的粮油是天天调，日日供，对学校师生的标准供应量常常按时供不上。中学生的标准规定每人每天只供四两，当时的秤斤，还延用祖先传下来的十六两制，就是一斤等于十六两，四两折合成现在的十两制才是二两五，有时候还断顿。记得有一天晚饭的时候，黄风大作，沙尘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到开晚饭的时候，同学们和往常一样，都以班为单位，排起了长队，一个个伸长脖颈渴望着，等待的，有的还叮叮当当地敲着饭盆，满怀信心地等着这顿每天唯一的、而且数量极其有限的晚餐。但是事与愿违，当天从粮站上没有调到粮食，去打粮的高自省老师带着一帮子炊事员和学生唉声叹气的空手而归，没有东西做四两面的糊糊了，每人只给发了一小勺黑色的炒面，还不到一大口，含在嘴里有点儿发苦，却又舍不得一下子咽下去。据说这是从西藏调过来的，给的太少了，大家忍受着饥饿，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大眼瞪小眼，没有言语，也没有叹息声，一个个落满沙尘的脸上显出更加阴沉、凝重和不知所措的恐惧，真是此处无声胜有声！所有的人都在担心着明天…那一年暑假我回到家中是享福了，起码能吃饱肚子。我也曾到大队上办过事情，吃了两天大锅饭，非常羡慕，深受感染。这里的大锅饭和民勤生产队的大锅饭有天壤之别，没法比，米饭吃干的，面饭吃面条，还有油肉荤腥之类，最要紧的是平均每人一天一斤粮，加些副食蔬菜，基本上能吃饱的，饭里面不见苜蓿、树叶、草籽之类的代食品，连锁阳都不放，那是喂牲口的东西。怪不得外流进来的人这么多。这个大锅饭是供队干、勤杂人员、种菜园、打临工的人吃的，总共也就十多个人。放牧人员在畜群上自家起灶，除了上队办事之外，是吃不上大锅饭的。放牧人员的生活就更可观了，只要放上一群牲口，吃粮就不用发愁了，因为大队上要给各畜群供给一定数量的补喂乏弱畜的饲料，例如玉米、高梁，还有糖萝卜、黄萝卜等，其中的大部分被人吃了。畜群上的人只要辛苦点，多挖点锁阳代替饲料喂乏弱畜，羊不乏死就交差了。当时的牧民，都想争先恐后地争取个畜群管理权，尤其是小畜群，只要能放上一群羊，多子女的家庭就不愁吃不饱肚子，而且保你有余粮。我的小姐家中有六个孩子，就因为包到了一群羊，日子过得很宽松。在这方面我的资料真实，有充足的理由，也最有发言权。在我回校之前，母亲给我装了十几斤白面，都是我父母平时省下的。我存放在专供老师吃饭的小灶炊事员罗大师那里，以备急用。平时也舍不得吃，再者说来我是学生会主席，平时在各方面都必须高标准的严格要求自己，尤其在这种特殊艰难的时刻，更要和同学们同甘苦，共患难，不能搞特殊，怕在同学们中间造成不良的影响。然而在刮黑风的那天晚上，我实在是坚持不住了。你想，本来一天只吃半斤粮，学校里从来也没有供早点的习惯，所以半斤粮要分开两顿吃，中午四两，晚上四两，每个人啥时候也是饥肠辘辘的，肚子从来就没有饱过。今夜的一小勺炒面怎么能熬到明天中午啊！我实在是熬不住了，悄悄的找到罗大师，拿了一个四两面的馒头。可是我抱着那个馒头抚摸了老半天，一直不忍心吃下去，最后叫了四个本班的同窗好友，在大风呼啸的夜色中，他一点你一点地分享了，就这我们几个都感到吃得很好了，不，是在精神上得到了莫大的安慰。脑力劳动者，那样繁重的课程，吃那么一点点粮食，又没有点滴的油水，能支撑到何时？在饥饿线上，大家咬紧牙关互相鼓励着，艰持着。为了节省同学们的体力，好长时间学校连早操和课外活动都取消了，没有办法的事。其实同学们在这个生死存亡的时刻，更不敢离开学校，为什么？在校生一天还能吃到真材实料的半斤粮，到了生产队就没有这个待遇了。我有个女同学叫常月仙，花季少女，生得眉清面秀，如同天仙一般，在一中上师范培训班，再有两三个月就要毕业去当小学教师了，锦绣前程就在眼前，幸福的天使在召唤她。然而她又是天下第一孝女。一九六0年的“五一”之前，请假回家探望饿倒在床的父母。那时候学校有个规定，凭请假条可以带走定量口粮，五天假期就可以带走二斤半白面。她是六坝公社红柳墩人，到了家中用白面敬了孝心，竭尽全力挽救了父母奄奄一息的生命，自己却天天吃些从生产队的大锅中打来的粗糠苜蓿汤。假期未满就腹疼难忍，她坚持着步行四十多里到校，大汗淋漓，面色苍白，满腹疼痛难忍，叫声凄惨。同学们赶快用架子车把她送到县医院，诊断结果是肠梗阻，剖腹探查，无法挽救，一日后命归黄泉。我们亲眼目睹惨状，是饥荒夺走了她如花似玉的宝贵生命，实在令人惋惜。凡知道她的同学朋友，无不泣声痛哭，为她送行。人的生命如此无常，她用一颗纯洁的心孝敬父母，奉献了人间真情，是何等的高尚，何等的伟大！已经过去几十年了，她的孝道、她的芳名和她那美丽动人的音容笑貌一样，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时至今日，历历在目。母亲听说，掩面悲伤不已。这种形势，我母亲日思夜想，非常担忧，所以通过节省食物和打沙米，来积累些口粮。她是畜群上的助手，每天必须赶着羊群早出晚归，趁羊吃草之际，为我打点沙米，付出了很多汗水，非常辛苦。一九六0年前后，民勤、武威以及整个河西走廊的年荒，饿死了不少人，我母亲是饥荒的过来人，非常痛心，所以她抓紧一切机会，利用一切条件，备荒。她对我说：“这一次灾荒比民国十八年还凶，那时候提棍当讨吃，还能多少讨要一点吃的，还有人放份饭，我就是那么过来的。现在没有老财了，说没有就谁也没有了，没地方要去，只能等死。”“妈，这个话不能说，犯法哩。”我怕妈说漏了嘴，惹火烧身。“知道，我也就是给你说说。这回上学多带上点吃的，尽量救一救快饿死的人。小心，别让人给偷了。”妈没完没了地唠叨着。民勤灾情尤其严重，一九五九年冬天更加难熬，几天之内，所有的榆树皮，几乎都被悄悄地扒光了，因为榆树皮的里层粘糊糊的，像是胶状物质，含有一定的营养成分，老百姓早就知道，人能吃，把里层皮剁碎，焙干，加上干苜蓿的枝叶或黄蒿籽等野生草籽，用碾子轧成细粉，做成饼子，即可充饥。那时候我在民勤一中读高二，曾经到六坝公社蒿子湖生产队的一个亲戚家里就吃过，谈不上有多么好吃，因为掺有黄蒿籽儿粘性大，所以咀嚼起来有点粘牙，粗糙，但没有怪味，饿急了的时候口感很不错，能填饱肚子救命。当时把这些东西，统称代食品，只是做这类代食品的材料太少，稀罕，不是人人都能吃得上的。这比生产队里供应的大锅饭要强上百倍。生产队煮的那个苜蓿汤汤清澈照人，又没有油肉，肚子越喝越大，一会儿就饿了，不过能活下来的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却把一生的老胃病都给“治”好了。看来所有的胃病都是吃出来的，吃的油水太多造成的，如果常吃些素食，胃病由何而生？但是树皮、苜蓿、草籽的数量是相当有限的，对当时拥有二十五万人口的民勤县来说，只是沧海之一粟，所以不知有多少人，又像民国十八年的凉州年荒一样，默默地付出了生命，所不同的是没有了当年施舍份饭的粥棚，也没有提棍要饭的乞丐，因为大家都一样，吃同样的大锅饭，穷有一样，都很平等，向谁去讨要？母亲早就听说武威、民勤饿死人的事了，她又非常担心这场磨难落在子女的头上，所以想尽一切办法备荒，除了省吃俭用主食之外，还打沙米、揉蒿籽儿，还挖了不少的锁阳，进一步加工出人可以直接食用的代食品。母亲毕竟是曾经挨过饿的一代人，对于能养活人和人可以吃的东西非常敏感。牧区的人都有经验，锁阳虽然能吃，但是不可多吃，尤其是在空肚子里偶尔吃一两口，就会搜肠刮肚的难受，连续发呕，可又是欲吐无物。那么怎样加工上的锁阳才能当饭吃呢？母亲摸索出了一个新招：去皮去头去尾，切成小片炒干，取名叫“炒锁阳皮子”，把生的变成熟的，人吃上舒服，吃起来甜中带涩，越嚼越香。我妈说，这是个好东西，她亲身尝试过，面食大，能当干馍馍吃，但不能贪多，紧要关头能救人的性命。真的，饿坏了的人随便嚼上点，健胃、壮阳，胜似补药，要是能够多少加点五谷，很快就能恢复体力。是的，我妈知道饿死人的事例很多。在离我老家贵芨芨湖不远的地方，具体点说，就是距离我家西面约十五里路的东野麻井上，走向民勤大路旁边的一个大黄蒿坑里，顺顺躺着五具尸体，合盖着两条被子，看样子是一家人，饥饿到了极限，死在了一块儿。好多放牧员亲眼见过的，对这些细节，我听妈描述的非常逼真，那块地方我是大致知道的，一开始我有点怀疑，是不是越传越玄了。数年后在一个仲夏雨后的傍晚，我因为追逐公社的肉羊偶然间跑到了那个死人坑里，黄蒿依然长得郁郁葱葱，寒骨、破衣烂衫和晒裂了的皮鞋犹存，此情此景吓了我一跳，不由得毛骨悚然，不寒而栗。肯定是这家的大人不识路径，在当时如果再能坚持向东南方向走十五里路，就能奔到我家，那就绝对死不了。那时候我父亲在家里给生产大队挖（搓）毛绳，每天或隔几天，总要遇到从民勤过来的难民，父亲见人送给一饭勺米，约一两多，只要能在那里吃一点，再向东走上二十里路，就能奔到长湖大队，到了队上就保证饿不死了。这是因为旗上有通知，对外流人员要施行救济，不许饿死人的。饿死人的实例就在房后不远，我母亲不能不着急。她加工的锁阳皮子，给我满满的装了一口袋，约有八十多斤。我拿到民勤一中，储存在门房收发室老叶的床底下，不敢声张，除了我和当时的未婚妻张琪文之外，再谁都不知道。老叶是个老成持重的退伍军人，时任一中门卫，我非常信任他，因为这里从来没有丢失过东西，是个保险柜。这东西人人急需，我听妈说的，“救人要紧”，所以我在暗暗寻找命在旦夕的救助对象。大概过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我到老叶那里取东西，可叹！它仅剩三分之一了。老叶一个劲地向我道歉，说是没有看管好，被学生偷偷地吃了。人常说“死了的哭不活，丢了的找不着”，东西已经没有了，我还能说什么呢？处在那个特殊年代的人们自顾不暇，度命要紧，我晓得老叶的老婆孩子是三雷乡的农民，照样忍饥挨饿，或许是他拿了一些去救全家人的性命，有何不可呢？换成我走投无路快饿死的情况下，也可能会这么干的，换位思考，将情比自己，何必问旁人。还好，老叶的品德还算高尚，没有全部给你“连锅端”，就算是有良心的，不错了，怨他何苦。反正妈炒的锁阳皮子是为了救人渡命，救谁的命也是一样的。剩余的大概还有二十多斤，我分给了几个同学，其中张琪文拿了一些，她的父亲“病”得快要命了，身体乏弱无力，几乎不能行走。她闻讯速去探望，给送去了一小袋子约有七八斤，同时我还将仅剩的几斤大米也让她一并带了去。就这点东西到了她家，真的是雪中送炭，奇迹般的救下了老岳父的性命，饿得等死的人给救活了。数年之后生活好了，老岳父一见我就挂在嘴边念叨这事，真是“饥了给一口，胜过饱了给一斗”。吃水不忘掏井人，那可是我妈的血汗和功德，我只是送了个顺水人情。这也是张琪文一生中对其父亲所敬的最大的孝心，然而追本溯源，我妈才是真正的救星。我母亲有丰富的抗灾经验，所以她在为儿女“备战备荒”的同时，也为逃难的人施舍，从不吝啬。母亲是过来人，她知道灾荒的残酷和无情。其实她最担心的人还是我，怕我在学校里挨饿，所以又给我准备了不少的沙米炒面。这种炒面，是将不取皮的沙米炒熟后磨成的面粉，那是个上好的食品，带点油性，人吃上比等量的白面馒头还耐饥。炒面由我和几个同窗学友悄悄的享用了，过几天才找机会悄悄的吃一次，一次最多每人两口，那可是救命食物，享用了好长一段时间。妈又给省出了四十多斤大米，让我拿到学校备用。可是我当时对农村断粮死人的灾情，还不十分了解，所以把那些大米装在麻袋里，明目张胆地放到集体宿舍的床底下，没有什么秘密可保，同寝室的同学都知道，大米麻袋就放在我睡的那块床板下面。只可惜一个月后，不翼而飞了。丢失了大米，我十分惊讶，也非常痛心，失去的是我爹妈的心血呀！同窗好友一起求学几年，都是相互了解知根知底的学友，亲如兄弟，怎么就不吱一声全部偷走了呢？百思不得其解。再仔细一琢磨，发生这样的事情怨谁呢？人们都在忍饥挨饿，都在死亡线上挣扎，没有吃的，眼看家里人活不下去，形势逼迫，人人自危啊。人情、品德，在饥饿面前显得那么苍白无力，遇见了能填饱肚子的东西，拿上点儿又有何妨，在大灾面前这种再普通不过的行为，也叫偷窃吗？我思来想去心情又逐渐地平静了下来，不怨天，不尤人，不再追究，乖乖地默认了这个事实。也罢，这也算是我妈用另一种形式救助了别人。当时农村的形势特别紧张，真实消息层层封锁，小道传闻处处设卡，对饿死的人只能说“病死”；在学校里，同学之间也不能议论饿死人的事，偶尔有人言语不慎，漏点这方面的风声，要被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处置，会受到批判的；在社会上、学生中宣传的口号是一致的，只有 “总路线 、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万万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狠抓阶级斗争”，“目前形势一片大好，越来越好，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好”！所有的言行都不能离开这个总纲。但农村不断饿死人是事实，好些同学，包括我的几个同窗好友，默默的、悄悄的卷起铺盖离开了我们，离开了学校。当时的书记蔡博麟努力给我们解释说，这些学生的“革命意志不坚定，是软骨头”，号召全体师生坚决抵制这种不良风气，革命到底。是吗？这又不是叛党叛国，逃亡异国他乡，还是在同一个国度中，全家人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你应当选择哪条路？一九五八年秋季，我上高中的时候，高一共有三个班，每班四十五名学生，等到开学后上了红崖山，炼了两个月的“钢铁”，就不足两个班了，三分之一的高一新生逃走了；到了一九六一年七月高三毕业的时候，只剩下一个班，四十四个人。从当年初中毕业的五个班级中考取的一百三十五名高一新生，个个都是出类拔萃、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他们对前程抱有非常美好的梦想，只是他们的家庭或者其它原因发生了不可抗拒的灾情变故，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相继逃到新疆或内蒙去谋生，有的还拖家带口的大迁徙。应该说为了求生存，这种选择是无可非议的，哪能扣大帽子责怪他们，他们也不应该负这样的历史责任。这些情况积于心中，忐忑不安，回家如实告诉父母。母亲听后痛哭流涕，父亲只叮嘱我一句话，“谨言慎行”！我在红旗饲料地上彻夜难眠，老母病危，疼痛难忍，为儿女操劳一生，为他人行善一世，现在又分分秒秒地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疼痛，何以度时度日？痛定思痛，母亲的爱，是无疆的大爱，用心血呵护我二十八载，历历在目；母亲的德铺垫出一条康庄大道，指引我一生迈向光明磊落的终点；母亲的恩，我终生难报；母亲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她的慈悲之心永放光芒，助人为乐的精神永留人间，她把一切都奉献给了社会，给予了儿女。然而时局迫使我不能擅自离岗，我们母子身处两地，相距百里之遥，犹如阴阳两界相隔，为人子，我何以心甘，我的心在流血！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上旬的一天下午，噩耗传来，闻讯后我心如刀绞，立刻从红旗饲料地动身回家。阴云密布，朔风怒号，我骑在一峰老骆驼上悲痛至极，以泪洗面，心急如焚。一路上鞭打不停，迎风疾驰，日夜兼程，直达母亲的那个凄凉的坟头，那已经是老妈离开人世的第四天下午了。我这个不肖之子对着母亲的英灵，追悔莫及，放声嚎啕大哭，痛心疾首。我从小到大，母亲没日没夜地为我们提心吊胆，尿一把屎一把的时时刻刻为我操劳，深怕有个三长两短，怕我们饿着、冻着，又怕我们生病夭折，没容易把我们姊妹五个抓养成人，而对我更是倍加呵护。母亲嫁到方家生了七个孩子，先后因病夭折两个。记得在我的下面就有个妹妹叫珠丫头，长得聪明伶俐，活泼可爱，都五岁了，忽然间得了一种像是感冒腹泻类的疾病，缺医无药，没法医治，不到两天就送走了，至今铭心镂骨。我是幸运者，曾几度与死神擦肩而过，活下来了，但是却又身不由己，不能为生身之母养老送终。我无权擅离职守，但我早给家里安顿好了的，倘若母亲的病情出现异常症状，就要想尽一切办法给我捎书带信。最起码能在母亲临终前几天争取个机会，母子们能够获得最终诀别的相会。事后了解到，母亲临终前两天就出现了大流血的症状，从那时候起母亲就少言寡语，疲乏无力，连眼皮都无力抬一下。父亲懂得这是不祥之兆，人不行了，可是信给谁带哩？公社只有一个手摇马达带动的无线电发报机，每日早、中、晚三次定时与旗上通过电报联系，上报下达，有时候接受天线出了问题，好几天联系不上。这些快捷的通讯方式就是正常运转也与我毫无关系，我所处的地方不可能有收发报设备。而跑邮政的乡邮员从哈什哈到伊克尔公社的那条线路，倒是要路过红柳墩湖这个点的，但那是靠骑牲口按站口走的，来回一趟需要六天；连报张杂志信件这些东西，从巴音分发出来，需要十几天才能收到。紧急信息无法及时送出，家中给我的紧急口信，是母亲临终前三天托人通过乡邮员捎给我的，只可惜到母亲病故三天后我才得知。无可奈何，我只好日夜兼程直奔母亲的坟头。母亲的坟地，在庙湖的夹芯，离大海子我的家只有五六里路。那时候请不到风水先生，也请不上喇嘛来选个上好的阴宅，好在两年前由父亲选准了这块地方。这儿西距原稍湖兵卡不到五里地，昔日的母亲逃难到兵卡上落脚，与父成婚，开始了人生路上的新生活；人生无常，有谁能料到风风雨雨三十七年之后的今天，却又永远地睡在了原兵卡的旁边，划上了人生的休止符。这是命运的安排，还是历史的巧合？我在母亲的坟头上哭得死去活来，万般无奈，痛不欲生，追悔莫及。母亲临终前我不能守在身旁尽孝，掩棺时未能瞻仰遗容，看上最后一眼，我这个不肖之子实不甘心。现在说什么也无济于事了，只有流不完的伤心泪，沉痛悼念。母亲的英容笑貌依然是那么慈祥，她老人家永垂不朽，永远活在儿的心中！夜幕降临时，我回到阴气兮兮的家门口，从老骆驼上滑下来，拖着沉重的脚步，踉踉跄跄地进入家门。父亲看着我的脸色很难看，便开导说：“事情已经这样了，你也别太难过，这里头就是事前没有给你通知到，现在人没有了，又不准停放等候儿女亲友前来奔丧吊唁，头天晚上走了，第二天早上就悄无声息地发送了。不像过去，最少也得停放个五天七天的，现在的社会就这样，啥也改变了，没有办法的事。不过走了也好，这种病根子不好，谁得上也是一样的痛苦，治又治不好，就是熬时间受罪，时间拉的越长，受的罪越多，太痛苦了，死了就算是罪受够了，早死早脱孽，别人也不跟上空疼了。唉！诸行无常，生生灭灭是由不得人的事，想开点过吧。”在此我要感谢夫人，她无怨无悔地侍奉在老母病榻前一年有余，不分昼夜，饮食起居，百般周到，含辛茹苦，任劳任怨，同时忍受着老母病痛惨状的煎熬，替夫敬孝，一直到母亲驾鹤西去。母亲在世虽未受到儿子的孝敬，未享受过儿子的一天幸福，却得到了通情达理的儿媳的孝顺和陪伴，这也不失为人间亲情的一种莫大安慰。方勤学，笔名潇生，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人，蒙族，生于1938年。1961年肄业于兰州大学物理系无线电子学专业，曾长期在牧区从事基层工作，后任职于阿拉善盟统计局综合科，统计师，期间编辑、审订过数年的《阿拉善统计年鉴》。一生致力于统计、会计专业知识的研究，服务于社会经济工作。1995年退休，2014年动笔回忆，历时八载，于2022年春完成长篇回忆录《驼乡风云》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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