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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作者：马晓彤  《中华医道》专家简介 马晓彤(1961-),男,出生于陕西西安,祖籍山西太原,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中医认知模式与经络理论。  马晓彤教授为《中华医道》系列学术会议大会组委会委员。以下文字内容为马晓彤教授授权提供的、关于第三届大会主题的学术文章。  气的中医学内涵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北京 100700) [摘 要] 自轴心时代起,各文明主体便形成了三类认知模式:整体论,还原论和系统论。但各有其倾向,古印度倾向于整体论,古希腊罗马倾向于还原论,中国倾向于系统论。这里所说的系统论古已有之,不同于现代系统论,差别是前者仅能定性,而后者既可定性,也能定量。中国文化体系中兼备人文与科学两大传统,其中的科学传统,2001年被多学科学者命名为“自然国学”,包括天、地、律、算、工、农、兵、医八个主要领域,整体论、还原论、系统论三类认知模式均有,但以系统论为主流。中医学是当下体系仅存的学科,其它各科均在西学东渐中被相应的西学体系取而代之。在系统论模式的中医体系中,形、气、神是三个基本范畴,三者关系构成中医理论的基本框架,其中“气”是核心,形与神则围绕它存在,呈现非线性相互关系。在中医现代化研究中,钱学森的“科学革命论”,陆广莘的“中医学之道”和祝世讷的“系统中医学”从哲学层面的立场、观点、方法形成彼此补充的支点;俞梦孙的“功能态理论”,刘长林的“象科学观”和李曙华的“象数算法和象数逻辑”则在科学层面确立了关系(信息)本体论,及其相应的定性与定量的方法论基石。 [关键词] 系统中医学;关系本体论;非线性;功能态;象科学观;象数算法  人类认识史上有一个伟大的时代,被德国哲学家雅思贝尔斯称为“轴心时代”,即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这个与众不同的600年。其间,出现以古希腊、古印度和中国为代表的三个主要文明,代表了当时世界最高文明发展水平。三大文明都有哲学、科学以及艺术,从认识论这个文明核心要素看,三者基本上都有三个模式,即还原论整体论和系统论。但各家三者比重不同,各有偏向。古希腊偏向还原论、古印度偏向整体论、中华偏向系统论。从哲学转向科学,出现一个三者共同面对的一个自然系统,包括形气神,其中形是物质性的结构;神是精神性的信息;气是包含两者的功能。中医学是研究生命运动与疾病防治规律的科学,在它的体系中“形气神”是核心框架,而气又是主导性的支点,本文讨论的气,便是这样背景下科学意义的中医学内涵。 一、系统的人体观 认识论不同,人体观各异。还原论的认识论形成机械论人体观(古希腊罗马主流);整体论的认识论形成神本论人体观(古印度主流);系统论认识论形成有机论人体观(中国主流)。在中国古代三种人体观均有,而且都在《黄帝内经》中有所体现,其中主流为系统论,道家为代表;整体论与还原论为支流,分别以儒家和墨家为代表。需要说明的是,儒家重“天”,其意通神;墨家重“器”,其意通形;道家重“道”,其意通气。儒、墨均有强纲领,各自偏向一端,而且呈明显对立,而道则纲领较弱,强调守中,对儒、墨兼容并包。由于20世纪40年代之后,“系统科学”兴起,人们普遍认为“系统论”是西方科学的新进展,其实它与古代道家的认识论是一致的,不同之处在于西方现代系统科学建立在“实验”与“量化”基础上,而古代道家系统论则以“体验”和“定性”为基础。为了区别于现代西方系统论,往往不谈道家系统论,将其与儒家整体论统称为整体论,对应还原论,以此作为东西方认识论的特征性差别。但这样会混淆一个重要的事实,否定东方固有三种认识论模式,儒家整体论被承认,已经隐遁的墨家还原论消失了,长期与儒家并存的道家系统论也视而不见。不深入追究倒也无妨,一旦细察,这个矛盾将引发重大理论混乱。不仅道家的系统论自然观被扭,曲,儒家整体论的自然观也被忽视。这个结果已经显现,产生了两个误解:道家关注自然,儒家只懂人生。真实情况是,两家均关心自然和人生,只是认识论以及相应的自然观和人生观不同罢了。因此不能简单化,否则会陷入怪圈而难以脱身。 具有系统论的认识论,说明中国文化体系中具有科学传统,有别于西方主流的还原论传统,也有别于印度主流的整体论传统。2021年,《汉字研究》发表了署名文章《自然国学宣言》,提出两个论断:中国文化体系中不仅有辉煌的人文传统,也有灿烂的科学传统;人类科学不仅有西方主流的还原论模式,也有东方主流的整体论模式。这里所说的东方整体论模式,包括狭义整体论(仅指儒家以天为本的整体论)和广义整体论(儒家天本整体论及道家气本系统论)。既然是科学,自然有认知模式、体系框架、源流演化等内容,不同于仅有经验的技艺。中国的科学,即自然国学,正是以系统论为主流模式的科学体系,其认识论贯通天、地、律、算、工、农、兵、医等学科领域,但在西学东渐过程中,多被西学取代,仅中医学体系尚存。当下的中医界,在多元文化的碰撞冲击下,已经明显形成“传统”、“西化”和“系统”三派。传统派更接近于天本整体论与气本系统论的综合,不再是《黄帝内经》含义的单纯天本整体论,或者气本系统论,两家已经合流。西化派一方面以西医为主体,诠释中医,另一方面也在挖掘传统中医固有的与西医结构医学相容的内容,比如其中的形态学知识,也非单一的纯粹西化。系统派则以现代西方源起的系统科学为出发点,切入中医,并自觉吸收传统的气本系统论。从实践效果看,未来中医发展,拟以系统派为基础,有机整合传统派与西化派较为合理。可谓“合久必合,分久必合”,这是符合事物发展一般规律的。 在中医现代研究中,秉承系统论思想的代表性学者有钱学森、陆广莘和祝世讷。三位分别从不同角度将系统论运用于中医学认识。钱学森从现代科学视角,由外向内看中医,认识到它与还原论科学不同的特征,提出将中医学纳入超越还原论科学的新科学范畴[1],并由此推动一场中医现代化引发的科学革命的论断。陆广莘从传统中医学视角,由内向外看科学,认为中医学不能拜倒在还原论科学脚下,要区分“中医研究”和“研究中医”的命题,旁开一寸,主体发展,有所超越[2]。祝世讷则双面审视,既有从科学视角从外向内,也有从中医学视角,从内向外,从科学哲学层面提出“元整体原理”、“非加和原理”、“有机性原理”、“功能性原理”、“有序性原理”和“自主性原理”,突出了综合创新的宗旨[3]。这些思想体现在钱学森的“中医现代化方针”,陆广莘的“中医学之道”和祝世讷的“系统中医学”之中,具有明显的针对性和启发性,值得中医研究者、实践者、管理者高度重视,可以有不同认识,但不可绕过。 二、气的核心内涵 气的核心内涵有两个,一个是哲学内涵,一个是科学内涵。其哲学内涵体现在“认识论”与“本体论”两个方面,认识论的气强调感通之法,对象为不可分整体,视角为状态信息,方法为主客融合的综合体验;本体论的气,相对于原子论的实体本体,是一种关系本体,正由于如此,其元命题不同于原子论的“求因”,“求实”,而是气论的“求中”,“求法”。求中可寻认识关系的平衡点,求法可循建立关系的实践路径。气的科学内涵体现在系统、功能、行为的统一,传统的气相对于现代系统科学,有三个特点:其一不强调边界,故系统和环境浑然一体;其二不注重结构,故系统内在的实体性不受重视;其三行为过程的内在自组织和外在他组织动力因素同样关注,强调天地人协同。应该说从认识论层面看,中国传统气论虽有系统论的整合特征,但偏向整体论,现代系统科学虽然也有整合性,但偏向还原论。因此两个系统论应该进一步整合,达到平衡的“守中”、“和合”、“阴平阳秘”状态,这样才能得到最高境界的对“系统”的认识。 气,进一步走向科学的研究进展令人鼓舞,三位学者的工作值得关注,俞梦孙的“功能态”,刘长林的“象科学观”和李曙华的“象数算法与象数逻辑”。当把抽象的哲学意义的气转变为具象的科学意义的气时,有三个命题摆在面前,即“气血”、“气象”和“气数”。俞梦孙认为,人系统具有开放性,环境之气进入人体,形成后天之气,经过转化再形成先天之气,通过自组织相互作用,综合集成为反映生命活动的“功能4态”,这个功能态不同于一般意义的能量(与物质密切关联)或功能(与局部生理机制密切关联),而是兼有系统内整体与局部关系以及系统与环境关系的信息调控机制[4]。按照哲学意义气的说法,它是关系,不是实体,无形的关系如何变为有形人体? 这里的形显然是客观存在,不可回避。如果没有形的支撑,功能态何以把握? 形是空间特征的展开,若无时间维度的融入,生命过程怎能描述? 这是一组内在联系紧密的核心命题,无法单一独立求解,只能三元联立求解。在俞梦孙的研究中,气的具象化是基础,中医学的“气血关系”提供了框架。“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两者阴阳和合,一物两面,只要时空结构相应,可以等价运用,知其一,另一必随之。如果说,后天之气偏向有形,血多于气,先天之气便更偏向无形,气多于血。这里引出非线性问题,表现为“平衡中的不对称”以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前面的后天之气和先天之气,虽然都是气血平衡的,但也有或多或少的不对称,这在中医学中普遍存在,可以认为是中医的思维特征,也可看做自然规律本身的特点。如“四气五味”,“五运六气”,“九宫八风”,实际上气味、运气、宫风是平衡关系,但在数上却不对称。 刘长林提出的“道在气中”和“气在道中”命题,概括了处理有形无形问题的方法论,可视为中国式的“非线性”关系 的 表 述[5]。而“系统”、“信息”、“非线性”恰为复杂性科学的核心概念,由此可推出其它的一切。笔者以为,平衡只是表象,不对称才是本质。当然两者是一个对子,只有在平衡的前提下谈不对称才有意义,好比人有两只手(平衡),但有左右强力手之分(不对称),而对少一手的残疾人而言,谈论强力手则毫无意义。刘长林提出“象科学观”,同时也提出“对映论”,他认为中国科学的特征是重在无形的“象科学”,不同于重在有形的西方“体科学”,两者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存在系统差异。这一观点为科学解决“功能态”的定性问题,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只要关注“象”,而不是“体”就能发现功能态背后的生命运动规律。而他的“对映论”则明确了中西医的关系,首先象科学与体科学是一个对子,这是平衡关系,彼此平等;然而中国强于象思维,西方强于体思维,都不全能,这里体现出能力的不对称,一个左撇子,一个右撇子。因此两者应该相互尊重与学习,而不可一主一从。平常所说的“中西医互补”经不起推敲,以人体为例,你有头,我有手,这是互补,但你重我轻,关系不等;而你有左手,我有右手,这是对映,你我平权,关系平等。自“七五”到“九五”三个五年计划,“经络实质研究”形成一批有价值的结果,但由于还原论实体科学观的局限,评价者认为未有积极成果;同时研究者由于普遍采用还原论科学的方法论,也未能从大量数据中揭示深层规律。如果继续如此,俞梦孙的“功能态”也难以跳出这一窠臼,若能接受刘长林的“象科学观”,可以按照中医自身规律前进一步,如果再进一步,纳入李曙华的“象数算法与象数逻辑”[6],一个建立在气论基础上,可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现代中医系统科学便可落成。这样,气的本体论与认识论哲学命题,便转化为“气血”、“气象”、“气数”三个气的科学命题,直接推进中医现代化进程。 三、气与形、神之间的关系 转到传统中医学语境,再看气的本质,面对的是形气神的关系。接入刘长林在中医研究中提出的“非线性”(内经的哲学与中医学的方法)、“系统”(中国系统思维)和“象”(中国象科学观)三个命题,不难看出,不能孤立理解“气”,必须在形气神体系中不离此框架地考察,在关系中定义关系,即不仅要看其本身的关系本质,也要看气与形、神之间的关系。三者之间可以非线性存在与相互作用,但不可出现间隙,也不可发生概念的重叠。为了方便讨论,可以用与传统中医学通约的现代系统科学的观点作为“脚手架”确立主干,然后再进行必要的修饰。这个脚手架就是“物质-能量-信息”,简单而言,物质可对应形,能量可对应气,信息可对应神,它对于现代系统科学和传统中医学都是适用的,只是各有偏重。现代系统科学源自西方,还原论痕迹明显,故在三者中,物质(或者说形)的权重最大;而在传统中医学,系统论是主流,故气为重心。 在此基本定位基础上,再进一步考虑非线性因素,系统科学便出现了困难,它可以较为方便地将物质与能量结合起来(未跳出还原论框架),但却跨越不了两者与信息之间的鸿沟,这就是它在简单系统研究中高歌猛进,而在面对复杂系统时,“从复杂性到困惑”的原因。而传统中医学此时却轻松自如地将三者统一起来,它以气为核心,一方面与形挂钩,《黄帝内经》有丰富的解剖学知识,为气提供了认识的支架,使其不至于陷入哲学的抽象,但又不够系统全面,有些碎片化,所以中医学的气与形之间的联系是松散的,不是它的精华,这与系统全面的西医解剖学形成鲜明对照。同样形成鲜明对照的还有另一个领域,便是气与神(信息)的关系,这是西医的弱项,却是中 医 的 强 项。“道在气中”或“气在道中”,便是其写照。这里的“道”可认为是无形的“神”或“信息”的同义语,气与之紧密融合,难分彼此,这便是非线性存在方式。可以认为,逻辑上气与神可分,但在实际上两者并不可分。相对于碎片化的中医解剖学,《黄帝内经》则有系统全面的中医信息学,这就是“行气血,营阴阳”的经络,它成为形气神三位一体的典型。其神若有若无,其形若即若离,唯有气与血,成为可定位(体表循行线)、可定性(阴阳表里寒热虚实辨证)、可定量(采取合适的三因制宜干预强度)的抓手。 面对复杂系统,西方系统科学面临困难,关键在于其公理化的“守恒思想”,即对称思想,如能量守恒、质量守恒定律等。这一思想对于理解“变化”,会有很大束缚,但中国系统思维的强项恰恰在于应变,其根本原理正如苗东升概括提出的“信息不守恒原理”,核心原因便是“气”中所含的变幻莫测的“神”。而与神对应的现代科学对象“信息”,正是当下的科学前沿命题,受到物理学、生命科学、社会科学等领域广泛关注和探索,但距离重大发现和形成共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旦这个问题有所突破,让人困扰的物理学与生命科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科学与人文之间的知识鸿沟将被填平;而严重影响人类和谐的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野蛮与文明的冲突,也将随之化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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