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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主义→通过特征区别：（1）结构主义最明显的特征是它提倡一种“整体论的观点”。整体论主张，一个系统的不同部分不应相互独立地加以研究，各个部分，只有根据它们的相互关系，而且最终根据它们与整体的关系，才能得到理解。（2）它倾向于有限考虑不变的东西而不是暂时易变的东西。结构主义贬低行动和事件的流动性，寻求历时越长而越稳定的社会结构，在研究方法上，更倾向于“共时性”分析。（3）结构主义反对实证主义。实证主义喜欢根据可以直接观察到的实体来说明事物，对实证主义来说，要说明就要找原因，而原因只是从观察到的规律中引申出来的；而结构主义认为，结构隐藏在表象之下，不是观察值可以直接看到的。（4）承认社会结构的约束性，基本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和决定着人们的行动和思想。 结构主义立场的强弱形式：弱形式基本上是方法论宣言，提出社会研究者必须寻找除限制人们选择的那些参数，虽然结构存在，但是人们事实上是否具有选择权和自由，这种方法论立场对此不明确表态。强形式是具有深远后果的哲学陈述，它不只是说结构具有约束力，而且还说没约束力所能到达的程度，排除了个人能动作用的可能性，可视作对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某些哲学（存在主义哲学）的反动。法国哲学与社会学在其发展历史中，总不断在太过主题主义和太过反主体主义（客体主义）之间摆荡，所以结构主义的兴起，只不过是萨特的主体主义到达巅峰之后物极必反的现象而已。 结构主义思想中有两个组成部分：追溯到涂尔干社会学的结构主义和追溯到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 索绪尔的语言学 1916年出版的索绪尔遗著《一般语言学教程》，引起了语言科学中的一场革命。索绪尔研究语言学，并不是随波逐流的研究历史语源学，而是研究语言的内部结构，即“一个单一的语言是如何内在地构筑起来的，以及一个语言如何具有能被描述的稳定状态”。索绪尔将言谈、人们每次所说的话（言语）与具有抽象（社会）系统的语言（语言）区分开来，而后者才是他的语言学的最根本的研究对象。某个事物的发音在索绪尔那里被称为“能指”，那个被发音指涉的事物为“所指”，所指与能指结合起来的东西，被索绪尔称为“符号”，一个符号就是一个非物质的构成物。所指和能指之间是相互独立的，二者之间的联系也是任意的、武断的，语言符号的定义不是每个符号自身能确立下来的，而是来自符号与其他符号的关系。 语言与言语的区别：语言的存在显然与个人言语无关，语言让言谈得以运作。唯有当语言是一套稳定、即便没有实体的符号系统时，我们才能让不同发音声波发出的语音具有固定的意思，我们才能一直说话，并确定我们产出的是同一个意思。 要理解语言，我们必须相对地思考、在关系范畴中思考，此时，结构的概念已经显现，只不过索绪尔本人更喜欢说“语言系统”。 由于语言符号之间的任意性和符号系统的特性，让人们在研究语言时并不总是去关注“主体如何赋予意涵”（语言失去主体性），这样，语言科学就变成一门客观主义的学科。 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之父 列维斯特劳斯将语言学这套科学理论引入了社会学和人类学，其受到俄国知名语言学家雅各布森的影响，进入结构语言学，野心勃勃的去探究人类精神与人类文化的无意识结构。其最受追捧的著作《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介绍了他主要的结构思想。这本书分为三个不跟，第一从哲学角度反思文化与自然的关系，第二从人类学角度描述了极为复杂的亲属关系结构，第三讨论了结构主义的基本理论构思，最后将这三方面结合起来讨论。 这本书借鉴了涂尔干的侄子——莫斯的观点，其《礼物》这本书阐述了礼物交换对社会运作的重要性。列维斯特劳斯首先论证自然和文化之间的差异，唯有建立起规则和规范，才能从自然过渡到文化。但是乱伦禁忌即是一种规则，又是每个文化都有的，由此产生的矛盾，列维斯特劳斯便用交换来解释这种矛盾，“乱伦禁忌有助于团体双方的互惠关系，建立团结联系，是一种普遍化交换的亲属结构”。不仅如此，亲属关系结构还是一种符号系统，列维斯特劳斯认为所有的符号系统，不管是语言、亲属关系结构，还是古代礼物交换系统，最终都是遵循着某个内在与人类心智当中的逻辑。如果我们能找到这个逻辑，就拥有了一把能分析所有符号化事物的钥匙。具体来说，他认为，人类心智都是一种二元结构，都是以对立的方式在工作的（如族内婚与族外婚）。 列维斯特劳斯这种结构主义要把握的潜藏结构，是找到人类还没有意识到的结构，这种思想方式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人们要解释文化，不用追溯到主体那里去，不用去诠释主体。 福柯（后结构主义？） 福柯的思想可以从几部著作中体现。第一部是1961年出版的《文明与疯癫》（《古典时代疯狂史》），这本书旨在分析西方对待疯癫的方式，以及从文艺复兴时代到19世纪这段时间关于疯癫的思想。这幅历史图卷，展示出了欧洲文明的特质，是深刻地由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辩证所刻画出来的。社会对待疯癫的形式转变了，从被社会整合进，到从社会中排除，福柯不认为这种排除有什么人道主义的动机，其认为这种隔离只是想保护那些悲惨的人免于发疯。 第二部《规训与惩罚》则是关于刑罚史的研究，从残忍的死刑到减少死刑、无期徒刑等刑罚史的改变，刑法越来越不是以身体作为目标，而是针对犯人的行为或心灵。现代监狱的诞生，使得所有犯人随时随地都会被监视到，或者是让所有犯人都会觉得自己随时随地都在被监视着（全景敞视监狱）。刑罚固然不再摧毁身体，但权力对身体和精神的作用被有效率地提升了。 福柯对话语的看重并不同哈贝马斯一般。这也涉及到福柯对权力的认知。福柯认为，权力没有所在地，它是去中心的、沉默的、不显眼的、但无处不在的。而权力之所以无处不在，也不在任何地方，是因为权力与话语、特殊的言说形式、以及科学言谈和语言是密不可分的。福柯在《性史》中特别阐述，持续扩张的话语非预期地带来了规训与塑造人类的效果，将权力内化进人中，使得没有人在下命令，但大家都在听从权力。 “人类的终结命题”。主体是由科学话语所建构出来的，主体概念是对人类的无尽渗透所建立出来的，主体是权力的结果，是一种特殊的权力与技术的结果。因此，他认为，主体绝不能被当作哲学分析的出发点，因为他仅仅是特定历史阶段的权力关系的产物。“人是一种发明……它的发明时间相当年轻”，在《词与物》中，其想要研究人作为一种知识对象，在历史上什么时候出现的。福柯借用了尼采的观点，将揭露权力和知识的复合物的方法，称为系谱学，这个概念意志一种历史回想，但这种回想不是要强化什么价值体系，而是为了揭露与摧毁。 （福柯最后又倒向了主体） 布迪厄的生成结构主义？ 结构主义与社会现象学的结合；对结构主义忽视社会实践而感到不满；试图超越二元对立，建立新的综合；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不是文化，而是经济、文化和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当事人与制度的实践。 后结构主义/新结构主义 主要观点：不存在稳定的、同一的结构。 代表人物：德里达、利奥塔、鲍德里亚 特点：因的时代诊断潜力而产生影响力的，但并没有产生出系统性的关于社会变迁的思想，这些理论的主体是去中心化的，以及极端的反主体主义，在其中看不到行动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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