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在20多岁一直到40岁左右的时候,受到过来自社会非常强烈的冲击。后来阅读韦伯,以及呈现韦伯,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一种迫切的需求,即我必须知道:个人到底应该要如何思考社会。稍微回到少年时期,可能很多人都有一种共同的经验,就是大家会直觉地将自己所处的环境,当做是一个广义的社会,即使当时没有用“社会”这样的名词,也会很容易觉得我不喜欢我活着的环境,我对于这样的社会,有很多的抱怨、批评。但是再稍微成长一点,从少年到成年,就会出现一个变化:如果对当下不满,必然面临着选择,是等待他人来替我们打造一个新社会,还是自己去着手改变。在着手参与改变社会之前,首先要思考这个社会。什么叫做社会?从事实上讲,社会由许多人所组成,单凭自己一个人,要如何改变庞大的社会?并且,你凭什么去改变这么多人的生活?年轻的时候,我产生了巨大的困扰,一方面觉得让一个社会变得更好是应该做的,但另外一方面又惶惶不安,要怎么知道自己是对的?要怎样找到一条可行的道路,而不会感到愧疚?那个时候虽然我念的是台大历史系,但我很多时候都不在台大,常常去辅仁大学的一个社会科学图书馆里看书。馆里有非常完整的现当代社会学的藏书,我在那里读了大量的社会学著作,包括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罗伯特·金·默顿(Robert King Merton),他们是当时的两位社会学大师,主要研究“结构功能主义”的社会学理论。随着读的书越来越多,我逐渐了解到社会学家重要的任务之一,是刻画出社会结构图像,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结构,任何特定的现象都没有办法评断,甚至连描述都很困难。至于要如何评断、描述,会涉及到另一个部分,即集体的行为,如果找到了它在结构中的位置,它会作为一种社会机制,在结构运作的过程中发挥特殊的功能。所以社会学要做的事情,就是把结构给画出来,再弄清楚我们所看到的各种不同的社会现象的功能。
02.在社会思考上,悲观是一种责任
但用这种方式看社会学,好像所有的事情都是有道理的,它都会在社会里扮演一种功能,这不就是黑格尔经常被误解的那句话“凡存在者皆合理”吗?因为它有功能,所以好像它本来就在那里,不应该被拿掉。这样所产生的社会图像,几乎必然是静态的,而且必然是保守的。虽然塔尔科特·帕森斯特别针对这个问题,不断地说还有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但是读来读去,这不是我当时心目中为了改造社会,要去了解社会的方式。于是我接着读了《From Max Weber》,这是当时非常重要的一本韦伯选集。尤其是读到演讲词《政治作为一种志业》以及《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开展了我全新的视野,其中对我产生最大冲击的是“悲观之为用”。首先,以前看待这个社会,义愤填膺地想要改变它的时候,我很难想到在行动之前还要分辨乐观的方式和悲观的方式。韦伯很悲观,他的悲观贯彻在他的整个人生乃至于他所有的社会学概念和社会学的研究上。我们不可能忽略韦伯的悲观来认识韦伯,进入到他的社会学世界里。我们一般想要改变现状的时候,会想要往前冲,把这个打掉,把那个改掉,拿到权力,继而实现想要的改变,但韦伯却告诉我们,在社会思考上,悲观是一种责任。因为悲观,所以看到未来的时候,不会只凭冲动行事。韦伯会问,如果失败了,用这种方式做没有得到预想中的结果,该怎么办?如果你想要改变的那些反制的不只是你,而反制于现实的状态,该怎么办?如果得到了想象中的权力,但不知道该如何运用,该怎么办?这一连串的怎么办,就来自于他的悲观。这样的一种悲观和历史就有了重合之处。因为我们研究历史会发现,改变者必然是乐观的、昂扬的,相信自己当前所使用的手段,相信自己一定能够打造出一个对的世界。但或许行动到后来转头酿造为灾难,就来自于过度乐观。在这里,韦伯的悲观就产生了一种令人不得不冷静下来的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