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们的2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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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侠也匪

栏目「编辑TALK」·作家的23岁

23岁时你在干嘛？

面对这个问题，说唱诗人JONY J也许会回想起9年前离开大学的那个夏天，他带着首张专辑跑了第一次全国巡演。

那时候台下寥寥无人，口袋空空如也。

5年后，他成了国内首个在体育场举办演唱会的说唱歌手。

万人场馆，座无虚席。

那23岁是怎么样的年纪呢？

如果是一个人的18岁意味着成年，那么23岁的年纪往往意味“独立”。

这一年，他们大多刚跨出校门，仪式般地与10多年的求学生涯完成割舍。

朝未来望去，茫然一片。

此去江湖，是职场996，是400万考研内卷战，是不知所措、不知所终。

当然，站在这个时间隘口之前，大多人也都幻想过，一条铺满鲜花的黄金大道伸出了很远很远。

只不过，幻想总是很快被现实的压力挤破，而后就是无声硝烟网罗的焦虑和挣扎。

今天，我们就一起看看那些大佬作家们的23岁在干什么？

也许那些书里的未尽之意，我们能在这里找到答案。

◼余 华

余华的23岁，是1983年。

到这一年，余华已经当了5年的牙科医生。

按余华后来的话说，“口腔是这个世界上最没有风景地方”。

拔牙这份工作足够枯燥，积怨已久的他开始动起了县文化馆的“歪心思”。

在县卫生院工作的时间里，余华偶尔看看书写写字。等待患者拔牙的闲暇里，余华还养成了一个癖好，就是在窗边观察对面县文化馆的工作人员。

时间久了，他发现那里的工作人员好像不用工作，成天在街上游手好闲。

他上前打听，人家告诉他这就是工作。

年轻的余华第一次对体制內的工作产生了期待。

当时借调到县文化馆有条硬性要求，即必须要有一门文艺特长。

不会唱歌跳舞，“识字不多”的余华思索再三，最终选了鲁迅的路子：弃医从文。

为了能够继续到文化馆“摸鱼”，余华拔牙之余开始偷偷练习写小说。

缺乏基本的文学训练，余华最初的写作之路走得并不顺畅。

开始那段时间，余华买来成摞的旧杂志，把《收获》《北京文学》上的小说翻了个遍。每打开一篇小说，他便从一句一字甚至是一个标点符号开始研究。

这种看似不太聪明的写作训练，是否对后来余华的创作真的有所帮助我们不得而知。

至少在当时，这种笨办法让青年余华在苦行僧式的写作中明悟了一点，写作之于他更像是宿命般地双向选择。

尽管多年后已经成长为“段子手”的余华，总是云淡风轻地把写作的初衷和“为了进县文化馆摸鱼”串联起来。

后来的故事大家也都了然了，无非是重复写作、投稿、拒稿、再写、再投、再拒的反复拉扯。

根据余华后来回忆，等待退稿信的那段日子，每当邮递员顺着围墙把退稿信扔进院子，“啪嗒”一声响，余父都不用出院门查看便对余华喊道，“余华，退稿来了。”

但余华还是等来了自己的春天。

1983年1月，余华的小说处女作《第一宿舍》在《西湖》杂志顺利发表，余华也如愿进入文化馆工作。

在此期间也产生了有个比段子更真实的轶事：

文化馆上班第一天，余华故意迟到了两小时。结果到办公室一看，发现自己竟然是最早的？！

余华当下暗喜，“嘿！这地儿来对了。”

时间来到1983年底，余华接到了一通来自北京的电话：

“余华，你给我们寄了三篇稿子，其中一篇需要改一下，你愿意来北京改稿吗？”

打电话的是当时《北京文学》的主编，周雁如。

随后余华一路北上。

至此，23岁的余华，第一次被命运叩响了大门。

◼李 娟

李娟的23岁，在2002年。

这一年，她是乌鲁木齐某不知名牧场的一名工人，干着清洁、挤奶、饲养、放牧的杂活。

再往前数几年，我们会发现年轻的李娟人生履历是如此厚重。

从高中辍学之后，李娟跟着一路父母走南闯北，收过废品、当过裁缝、摆过地摊、上过流水线……

因为学历问题，李娟找的几份工作都不如意，尚未成年的她最大的心愿就是找一份在冬天能够领棉裤的工作。

如今，距离李娟的23岁已经过去了20年整。她把微博设置成半年可见，偶尔闲适地在公众号更新着一些关于猫狗、花草的随笔。

关于写作与成名，前不久她在一次采访中回答：

“我是为了写作才固守清贫的生活，否则干点啥都能赚到钱，只是没有时间写作了”。

现在的李娟和她23岁时一样坦然。

◼马伯庸

2003年，23岁的马伯庸正在新西兰念商科。

年初，因为数学考试又没及格，他被导师约了面谈。闲聊中导师问他，“你觉得十年后你在做什么？”

马伯庸愣住了，一向侃侃而谈的他没能接上话。

马伯庸的第一笔稿费是“威胁”着讨来的。

留学期间，马伯庸无所事事，成天混迹在各大贴吧、网站，恶搞式地改编一些武侠、科幻故事。一次为了哄女朋友开心，他在同人论坛“不落的黄金十字旗”上为女朋友写了一篇鬼故事《QQ怪谈》。

这篇故事很快就被抹名盗走挂到了其他网站上，网站编辑为了规避原创作者发现，还特地把名字改成了《她死在QQ上》。

这一无心之举，意外地让这篇故事得以走红。

马伯庸本人看到后又气又笑，联系上网站编辑，竟然维权成功要到了几百元稿费。

至于这样浪漫别致的哄女朋友的方法有没有奏效，我们无从知晓，但这次“意外”走红无疑给了年轻的小马继续创作的动力。

回国后，马伯庸入职了望京一家电气公司，兼做销售、商务支持，偶尔客串会务，跑跑市场。

在当时，他在网上认识的那批写文的朋友有的已经能够通过连载小说养活自己了。

入职之前马伯庸也思考过要不要走全职写作这条路。

思索再三，他觉得写东西这事儿，简单。

但靠写东西混温饱这事儿，难。

因此在他的人生规划表上，他一直坚定地“写作”排在了“上班”后面，当成工作之余的一点消遣。

2005年，马伯庸一边上班一边写完了自己首部小说《风起陇西》，这部小说在当时反响一般，他安慰自己，好歹也是一笔版税进账。

而后几年，他依然保持着写作的习惯，《风雨（洛神赋）》《破案：孔雀东南飞》陆续出版并获奖，同事们提起时他也只是低调地表示，“写了点儿东西赚点儿外快而已。”

2013年，马伯庸完成《古董局中局》系列终篇，到了年底销量过百万。

马伯庸这才回过神来算了一笔账，按每天工作8小时算，在单位干一辈子也赚不来这么多钱。

两年后，年至35岁的马伯庸心里才迟迟落下决定，辞了工作，当上了全职作家。

近两年马伯庸的小说一部比一部火，《长安十二时辰》改了热播剧，《古董局中局》上了院线，版税收入轻松破千万。

23岁时候回答不了的问题，35岁的马伯庸心里才有了答案。

◼蔡崇达

2005年，踌躇满志的蔡崇达去了《新周刊》。

这年他23岁，不久前他刚被当地一家深度报道周刊“破格”邀请去担任主编。

到岗后，他尴尬地发现给他上课的新闻系副教授是他手下的一名编辑。

他们各论各的，在学校蔡崇达管教授叫老师，在单位教授管蔡崇达……还是叫小蔡。

看上去年少得志，但年轻的蔡崇达过得并不开心。

如果回溯他的前几年，你会发现这个年轻人的苦闷并非毫无道理。

他与韩寒、张悦然同岁，都是17岁时拿了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

当韩寒在博客上大骂四方，一呼百应时；

张悦然以300万版税登上作家富豪榜；

而年轻的蔡崇达尚苦于没有成名的机会。

上学期间，蔡崇达奔走在图书馆和宿舍楼之间，重度沉迷于读杂书和写作让他课程亮了一排红灯。

校长为了保住这个人才，找到蔡崇达谈话，“如果你想顺利毕业的话，那就在写作上做出点儿成绩，课程上可以给你网开一面。”

蔡崇达没得选，只好拿作品说话。

一开始他选择走参加比赛的老路子，但名次并不如意，反而是辗转各地参加比赛耗时耗力。

在学业上不得意时，经济上他也相当拮据，最窘迫时，蔡崇达甚至连去北京参加作文比赛的路费都靠老师和同学凑的。

为了写作时不被打扰，又或者是给自己一个沉淀的空间，大二时蔡崇达向学校申请了单人宿舍。

这一年蔡崇达很争气，在宿舍埋头鼓捣了三四十篇深度报道，陆续发表在当地某报纸的深度版面。

毕业后，丰富的写作经验让蔡崇达敲开了《新周刊》《中国新闻周刊》等深度媒体的大门。

而后他在媒体的路也越走越顺畅，27岁开始担任《GQ》杂志中国区报道总监，同年，他的新闻作品获《南方周末》最佳报道奖。

当然，如果没有韩寒，蔡崇达也许会做一辈子媒体。

2014年底，在韩寒等好友的一再要求下，蔡崇达捧出了首部作品——《皮囊》，为他十多年的写作生涯挽上一个重要的节点。

这本书后来大获成功，以400多万销量的傲人成绩，成为了最近8年最畅销的文学书。

后来的蔡崇达回母校捐了一个文学奖，在老家盖了一所公益图书馆。写书的间隙，还办了自己的服装品牌，做起了斜杠青年。

关于未来的一切，他的23岁只是轻轻扇动了下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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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这样年轻，一切都在开始

回头翻看这些成名作家年轻的故事，我们也许会得到一些慰藉。

写作，是一场山高路远的修行，跋涉的过程必然艰难。

那其实人生也是。

年轻时，我们总喜欢自我拷问，把某个特殊的年纪过度理解成一个攸关的节点，去放大那种「挥拳头向棉花」，「拔剑四顾茫然」的感慨。

继而，陷入无限的精神内耗中。

毕竟同样23岁的年纪，有人被簇拥上演讲台，有人孤身走向天台。23岁的七堇年成名已7年觉得索然无味，23岁的屡不得志的诗人许立志站在富士康楼顶纵身一跃。

23岁的莫言一心想提干，直到50多岁才写出诺奖作品《蛙》；

23岁的王小波靠写作泡妞，直到40多岁才当上作家；

类似故事的主人公还有阿来、贾平凹、余秋雨……

我们大可去相信，23岁的偶尔失意，也并非到了人生的“九局下半”，就像里克尔《给青年诗人的十封信》中写到的那样：

你是这样年轻，一切都在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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