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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水丛谈
养年猪 ◎固然 年猪是一个特定的称谓。顾名思义，那就是养到过年才出售的生猪。那时养年猪不仅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还具有一种独特的含义。只是，养年猪的那个“养”字，在我们这里却叫“Kan”。不过，很惭愧，这个“Kan”字，我寻找了好半天，也找不出一个确切的字，只好用“养”来替代了（编者：疑即“看”字）。如今，我常常猜想，不知道在某些大山的深处，是否还有这一现象的存在。 一说起年猪，我便想起了几十年以前的老家，想起了母亲的竹篮，想起了田边地头的野蒿子，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猪草。还特别要想起我家后院的那个养猪的圈子。那个猪圈一面靠山，在山脚处挖了一道陡坎，不让调皮的猪上山去走失；另外一面则是用黄土筑起的一道矮墙。记得筑这道墙的时候，父亲请了两个村民，开了两个夜工。因此，母亲还在这两个深夜里煮了两锅面条，招待前来帮忙的村民。
通常在过完了年的时候，父亲会在猪圈靠自家后门的山墙处，搭建一个低矮的小茅棚，那是用来给猪睡觉的，叫猪窝。而这时，母亲便会去某个养有母猪的人家，捉一只胖乎乎的猪儿回来。这里的捉当然不是白捉，是得花钱的。不过通常不是现付，而是要等到年边生猪出栏的时候，那出售猪儿的主人会笑吟吟地拿着账簿上门来收款。倘若这一年，这头猪遇上了不测，没有长大便死掉了。养猪的主人会说上一声对不起，并告诉前来收款的，开年之后还要再捉猪儿一只，所欠的猪儿款等来年一并给付。每遇这时，那来收猪儿款的人也只能点头答应。 那时不但粮食产量很低，就是这猪的增重速度也更是慢得要命。从正月二十左右捉回来的猪儿，到了腊月二十挂边，也很难长足一百五十一斤。毛重一百五十一斤的猪能卖到五角一分半一斤，是头等价。因此，很多家庭每时每刻地都巴望着家里的猪能快快长大，争取一个头等价。只是，能达到这个愿望除了那些人口多的家庭有些可能外，其他人口少的家庭基本是不可能。因而，每有抵近年关的时候，便有一些家庭主妇会哭丧着脸，抱怨说：唉，我们家养了一头“金猪”呢！意思是这猪生长得太慢了，达不到头等价不说，连二等价都还难说。二等价多少钱一斤？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猪的体重到达了一百四十一斤时，其卖价按四角六分半计算。 嘿，这猪的生长速度慢，其实哪能怪猪呀？想一想，那时的猪也真的是怪可怜的，和现在的那些猪相比，真是一在天堂一在地狱啦。不要说吃不上红薯和南瓜，即使是谷糠也只能往猪食盆里撒上一小把。其一日三餐的主食除了挖苕季节的红苕藤之外，一般大多都是田边地头疯长的野蒿子。
在我的记忆里，每天的傍晚时分，母亲将渡船停靠在岸边的码头之后，便会将满满一竹篮叫做毛蒿的猪草拎回家。等晚饭吃过了，母亲将厨房收拾干净了，便把一只木盆平放在堂屋的地上，再把竹篮中的毛蒿倒进木盆中，接着将砧板和菜刀拿出来，把毛蒿一点点地切碎。然后，还要将这些切碎了的毛蒿放进铁锅里，加上适量的水，再加上几捧谷糠和一点点盐（据说，加了盐的毛蒿猪爱吃一些）一起煮熟。等到母亲上床的时候，我和父亲都早已进入了梦乡。 那时，最怕的是猪生病。每在这时，母亲便吃不好、睡不好，半夜里还要不时地走到猪窝里，摸摸猪的耳朵根部，看是否还在发烧。那时农村的兽医很少，而且技术也是差的要命，即使到很远的地方把兽医请过来，开点药，或者打一针，但也不一定有什么治疗效果。记得那时，每次猪生病的时候，母亲便会在夜里，瞅着无人走动的时候，拿一叠自制的纸钱和三根香，到家旁边不远处的一座简易的土地庙里，跪拜一回土地神。说来也怪呢，天亮之后，一直躺在猪窝里沉睡的猪却突然起来走动了，而且还站在猪食盆便“哄哄”地要吃食呢。有人说，那是迷信，然而很多回都是靠这种迷信的方法为猪驱病的，久而久之，我也信了。 那时的我，虽然只有八九岁的年纪，但因为父亲在外面做缝纫，母亲在湖上摆渡，我中午放学回家的那餐饭得要“自力更生”，同时还得要喂那头猪。只是，我小时体弱多病，不爱吃饭，午餐便常常被有意识地节省下来，甚至家也懒得回去，和几个同学在外面疯玩一阵子。只是养在猪圈里的猪却饿不得，它常常会将后门处的栏杆撞开，并撞开后门，跑进屋内，将室内弄得一塌糊涂。
傍晚，母亲回家的时候，我自然是要躲在门后面，战战兢兢。虽说母亲很少发脾气，也很少动手打我，但母亲如果发起脾气来，那严肃的神情真的让我害怕不已。幸好，母亲骂我几句之后，就将侧重点转移到猪的身上了。她担心猪饿坏了，饿瘦了，于是，在我们吃饭之前，赶忙将猪食煮好，并多加两把米糠，将猪喂饱。这一夜，母亲自然是辗转难眠的，她在为猪而心疼。而我，虽然忍气吞声不敢说话，但只一会儿便进入了梦乡。 过年之前最开心的日子，便是卖年猪。每到那一天，无论家庭是穷是富，一家人都会欢天喜地。在这一天里，即使再穷再穷的人家，也会从食品所里剁一点点肥肉回来，晚上用海带一起熬一大锅汤，让全家人饱餐一顿。而那些稍有积余的家庭，则会给家里的孩子们买几尺布，做一件新衣裳。 只是，像大多数家庭一样，我们家的猪从正月养到腊月，在这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很少有长到一百五十一斤的，大多都是一百四十斤上下。记得只有一年有一头黑猪达到了一百五十四斤，卖了头等价。那天早上，母亲用一些金贵的大米和米糠煮了一大盆猪食，让猪享受了一顿有生以来最丰盛的早餐，将肚子涨得浑圆浑圆的。然后，父母亲一起，将猪牵到三公里外的食品所。据说当时过秤的时候，猪的体重到达了一百六十五斤。但那个过磅的人说，这猪的肚子里装了许多的食物，要扣除一十五斤重量。这样一来就达不到头等价了。母亲当时急得不不知道如何是好。而父亲摸出一包圆球牌香烟，塞进那人的口袋里，然后好说歹说，才答应只扣除一十一斤。
这一天的晚上，我们家里特别热闹，厨房里不时地发出乒乒乓乓的声音，那是菜刀与砧板的合奏。更兼，室内室外都飘散着一股好闻的猪肉味儿。是的，那天将猪买给食品所，领到一把毛票后，父母亲便买了一只猪头和一些猪下水回家。那时的猪头和猪下水都很便宜，两斤才算一斤的猪肉价，农村人不争着买的不多。回到家里，母亲便忙开了。首先要将猪头拆开卤好，然后还要将那些猪下水洗净、煮熟。等到晚上的时候，母亲照例会将一只卤好的猪耳朵切成薄片，加上芹菜、大蒜炒一盘。同时还要将其中的一些猪下水挑出来煮一个火锅。这时，父亲也照例会拿出一瓶泸州高粱酒，有滋有味地喝起来。可惜我那时不会喝酒，只能不时地将筷子伸过去。那时的猪耳朵真好吃啊，夹一片放进嘴里慢慢地嚼动，一会儿，两片嘴唇都粘住了。 只是，那一天的晚饭，母亲一直是闷闷不乐的，不但不会往那些猪肉菜中伸筷子，就是连火锅里的汤也不肯尝一尝。母亲说，这头猪养了一年，听话又懂事，想起来就难过……因此，母亲一个人单独煮了一碗素面。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我也早已离开了那个留有年猪味道的“家”了。只是，现在每每吃着猪肉的时候，那种家乡的年猪味便不由自主地缠绕在我深深的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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