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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母的士林蓝 祖母吴氏永金，1911年于涂坊乡河甫村墩子下出生，还不会记事就被“嫁”给本乡中华（峒）村人做童养媳，与她同样命运的姐姐在大约相同的年龄“嫁”到下畲杨家。那年岁，互换、抱养童养媳虽然是常态，但终究还是违背人伦。我同她一起生活了三十多年，从未听她提起过她的父母，想必没有记忆的事情，她并不存在幻想。她也不知道自己的生日，我们后来约定农历九月初九那一天给她过生日，总有三十几年三十几次吧。
她的第一个丈夫姓邱，就是那个一起长大的男子，但他们未来得及举行仪式。一次上山砍树，丈夫被雷劈中死了。祖母生长的环境里没有礼教，自由自在的人们没有守望门寡的愚昧。她有一天遇到了祖父。邱氏隐约觉得她不太合适留下，但出于对子嗣和财富的执着，又不能任她这样走了。于是邱氏族人选择了一种比较“有利”于他们的方式——和祖父祖母签了一纸契约，涂坊人称为“打合同”。契约规定，祖母所出之男，一三五七排行者须归中华邱氏。祖父祖母签字画押满口应承，但他们只是事急从权，心中从未打算遵守这种城下之盟。
祖母同我讲起那一段往事，开篇辞总是：“猪嬷洞（中华峒的方言表述）的时候啊……”她讲述的内容我有些淡忘了，但那时她的衣裳沾上的粥斑却那样鲜明和猪嬷洞这个奇特的称谓一起被我记住，并长久浮在那抹蓝色之上。士林蓝，深沉得会让人在记忆中淡忘一切，我小时候以为只有中华峒的狂风和绿野可以从那抹蓝中脱身出来，主张一些过往的话语，后来发现我最后只能记住那抹蓝。 祖父庭梅是一个善良之人，排行五，辈份大，所以他们很年轻就被周边族人称五叔公、五婆。祖父上头还有两个亲兄庭标、庭波，是镇上有些名气的武师，舞狮子的行家，家中传承四门拳，在周围乡镇门徒众多。家族传承在如此尚武的环境中，以至于有次在外头看到“舞南狮”，我不经大脑直接告诉我的同事，“大面”动作过于随意，没有练过“猴拳”，场边武者如不是看我瘦弱，邀战之语都已到了嘴边。
至于为何祖父排行第五又只有两个兄长，祖母没有解释过，我也一直忘记了问，现在估计是亲兄弟和堂兄弟一起排行的，也有可能前头有兄长夭亡。祖父在家里没有话语权，估计是早年两个哥哥能干且强势，他受保护比较多有关。后来祖母来了，他的家就完全由祖母当了。 因为一字不识的祖母在镇上生活了几个月就适应了，比祖父还适应。她在墟天时做些小买卖，比如卖些自己种的花生黄豆，或转手卖些小牲口肉禽，她很快学会了九九乘法口诀，不念叨那种，心算。 我记事之后，只见过一次她一身蓝色坐在墟市箩筐后默默的卖她的花生，不远处是三能叔公在一根立着的柱子前拉扯麦芽糖，更远处是缺牙婆婆在炰“油炸糕”。那年岁不兴叫卖，一里长的涂坊墟市都是低频的嗡嗡声，可以在遥远的地方听闻那如蜂群轰鸣的声音，比如小学堂。
逢五逢十的涂坊墟，会让学堂里的孩子心旌动摇，看着先生的黑板却记挂墟市里由黄变白的麦芽糖。祖母和三能老叔公、缺牙婆婆，还有那些黄栀子作色的豆腐干，那些安静等候命运裁决的鸡鸭兔狗猪，构成了我童年主要的涂坊墟市回忆，最后都幻化成了一件纯色的士林蓝。 老宅在镇上一个叫塘边的地方，祖上传下来的，很大很宽，全木构，在一个小山坡的阳面上，门前有一条水渠通过。根据房屋遗址地形和长辈描述，我推测那里曾经有一个牛角屋（围龙屋的涂坊叫法），只是外围龙和前月塘都损坏了。祖母对她的婆婆描述是：一身蓝裳，长着长长的乳房，背着孩子下田，孩子哭饿，她直接把乳房甩过肩喂食，高大而冷峻。祖母对她公公的描述大体我只记得“鸦片”两字，偶尔提到的还有花哥大伯。那些熟悉的名字和陌生的故事，构成了我对民国乡村的全部想象。以至于我成年之后对照大姐的记忆，发现她的记忆里老宅的色彩是屋舍上苔藓的绿、塘里浮萍的翠和门外桐花的纯白，有子婆婆家的簸箕粄的乳白，而我则是砖瓦氧化后破坏的黛色和祖母、有子婆婆的蓝、卵石的黄、井沿的灰，很不一样，我知道那其中不同的可能是祖母流逝的青春。
祖父的父辈人迷恋鸦片，所有家财都吸食一空，子孙只剩空空老宅可以遮风挡雨，他们靠佃田交租谷维持生计，这在涂坊那样田亩不足食粮的区域是生存不易的。祖母嫁过去后也没有什么好嫌弃，镇上讨生活总比中华村容易，不用听野兽在屋前屋后叫啸，也不用在青黄不接时挨饿，不用担心族人突然起念头把她卖给人贩子。那些年头，南兵和北兵（护法军和闽军）来过汀州，偶尔从涂坊过境，除了抢点东西，和他们的生活没有产生什么直接联系。家族的男性成员们安静的等待着时代给他们的机会，那时代的男人们都穿着用蓝草浸染的土布做的衣裳，布和蓝都从上杭翻山而来。那种蓝，浅浅的，几年穿旧之后就会染成黑色，有一种独特的冷硬刚健的味道。
大女儿出生了，祖父祖母感受到了生存压力，像乡村中的所有父母一样，他们将不到年幼的女儿“嫁”给边上赖坊村人做童养媳，后来出生的第二第三个女儿也一样，这种压力一直到大儿子成年前后，第七第八的女儿才有机会承欢父母膝前。我不能也无法用现代人的观念去评价那个时代人们的道德，饥饿和战乱、传统，有时会把现代人对道德的认知打翻一地。 如果没有之后的风云变幻，他们会重复祖祖辈辈的人们那样的生活，平凡的在山城小镇中忍受寂寞和饥饿，然后变成一抔土和一块碑文，而他们的后代又重新穿起那抹蓝色，拿起他们的锄与钯在相同或不同的陇亩上重复看似无用的劳作。
1929年，红军第一次入闽，一切都改变了，祖母常用来讲古的另一种开篇辞就是：“头般（第一次）红军的时候啊，白兵（国民党军帽头上套白布故名）一来，满山的人逃难象飞白叶子（方言：白叶子即蝴蝶）……。”她会把手里的针在发髻上蹭蹭，似乎那样可以润滑她的讲述，侧面襟的士林蓝在这个时候会加重她讲述的厚度，哪怕多年后我仍然惊心于她讲述形式的轻描淡写与内容的背离。 因为家中赤贫，符合红军当时发展地方政权和力量的阶级需要，祖父的两个哥哥庭标、庭波，常年习武的壮年人，他们参加了红军。红军将连城长汀上杭的三县交界之诸乡，统合在一起，以便进行有效管理，命名汀连县（这个县存在时间很短，以至于很多从事历史研究的人以为是长汀和连城两县全境合并一起，这是误解）。在乡村里拥有相当的号召力的他们，成为当时基层组织的干部，庭波当上了汀连县的裁判部长，庭标当上了汀连县的粮食部长，他们的侄子锦作当上了突击队长。
1930年，方方前来闽西，任汀连县书记主持地方工作，就住在我那老宅家之中。祖母说他有个女儿就在我们家出生，我问她是不是叫方惠兰，她表示记不清楚了，因为方方夫妇住了一段时间就调任上杭了，他们再也没有见过。 头般红军给祖母留下的印象是无法磨灭的，因为太多的血火战争和惨痛伤亡。以至于在那些年份出生的涂坊及周边的人群中，大量的人小名叫难民和流民，南岭的姑父就叫难民，而隔壁的同宗伯父兄弟两个名字就叫大流民和小流民。兄长担任苏维埃官员平时并没有给家庭带来特别的感官，直到有一天祖母在西边的对门山上劳动，抬头看到隔河对面的门口坝正在处决人。人头滚滚，她吓坏了，绕道回到家中，之后大病了一场，大暑天里冷热交替不能自禁。充当刽子手的人是熟知的从事泥水匠活计的邻居，被杀头的人也是认识的乡邻，而下令杀人的则是同屋吃饭的她丈夫的哥哥，这让她如同被魇压。 很多年之后，她同我讲那一天的情形，仿佛还在那山上，对着门口坝，凭空溺水，需要人伸手拉一把才能出离恐怖之境。阶级斗争，于她是一场真实而残酷的实践，不是一句口号，其实那年岁的人对“为有牺牲多壮志”都是有所认识的。
她偶尔也会讲在小街上金水生家的裁缝店，那个木板蓬起来的池塘上边建筑的一层平房，在某一天住过的神秘人，解放后出现在了像章和钱币上，反复出现在她讲述中的是那人的白茅箬笠和青灰布裳；也会讲讲他的卫士为了保护他死在战场上，卫士的母亲疯了，担着棉被四处流浪，年迈却不愿意死去。那个故事中的老女人八零年代还嘟哝着我听不懂的潮汕方言在涂坊的街上莫名赶路，她挑着民政局给她发放的棉被，一脸漆黑，不知所向。那些革命故事里的年岁，絮絮叨叨如长夜无边，一点也不浪漫，充满血腥和铁器的锈蚀味道。我们唯有在火笼和油灯旁，吃着硬帮帮的盐渍胡豆，在冬夜寒冷的围剿下，才能耐心听下去。一遍两遍三遍，祖母的蓝色衣裳上会在冬夜的火光中沾染上一丝丝红光与血气，和她的白发一道一次次成为我遍历乡土历史的出发点。 没多久，松毛岭战役爆发，很快结束，祖父祖母并不知道这场战争的胜败即将与他们产生的关联。之后，红军长征了，到处是转移的人群，逃离故乡是那一时间最主要的话题。祖父的两个兄长没有跟随红军长征，事实上当时大多数的苏维埃政权的地方干部都没有跟上，包括福建省委和瞿秋白。
一家人知道留在故乡的结果，他们用装谷子的箩筐把孩子担上，沿着人潮的方向，也是传说中红军转移的方向走。他们从对门山出发，从林坑穿罗坑，夜色中行走梅子坝，从梅迳一路翻山在濯田的边缘穿过到达四都。身上带着的粮食耗尽的他们，偷过山民种的地瓜，挖过不知来历的野菜，住过人鬼全无的野店、野庙、义冢，饥饿、寒冷、沿途随时可见的死亡和丛山的不可知，最终让这一家子决定回自己熟悉的家中去等死。 于是他们逆着灰蓝军装撤退的方向，重新渡过汀江，沿着河田三洲盆地边缘，向着涂坊的方向回归。翻越驴子岭后，一家人产生了分歧，两个哥哥决定去大嫂的娘家，当时的河源十三坊的宣和曹坊（宣和解放后划归连城，项南先生故里），那里无人知晓他们的来历，而祖父祖母则对陌生地域的迁移产生莫大恐惧，不愿再走，死也愿在家中。于是争议无果的夜色中，兄弟几人在驴子岭下分别。 和祖父母一起回来的他们那个侄子锦作，年龄和他们相差不远，由于在苏区政权中担任实职突击队长（国民党方叫壮丁队长，负责征兵和征粮），心存侥幸的他在南下潮汕的路上因保甲指认而被捕并被抓回涂坊严刑拷打，逼问两个重要共党干部的叔父去向。始终不愿吐露一点消息的他，最终处以极刑，他没有留下后代，建国后烈士名单上也没有他的名字，唯有祖母提起他的时候会说一句：“大食梨（梨方言指男子，此字无法找到对应汉字），真是罪过（罪过原本是地方佛教指前世有罪今世受苦，当地方言专指可怜），两只脚在石灰桶里浸到烂了。”
祖父祖母回到家中没有直接被迫害，可能和祖父没有在苏区政府中任职和比较低调的性格有关，也或者家中已经有人被杀，流过血之后的家庭拥有一定的“豁免权”。但家中的房子没能够幸免，因为那宅子他的两个兄长也有份，自然“匪产”是可以被随意处置的，不断有人上门来寻是非，老宅被拆走了大量的木料。原本就家徒四壁，这一下更空了，但好歹还留有几间可以称作房室的处所，一个可称为“家”的空间以容身避风雨。那一时期，乡间对失势的人们压迫的方式很多，比如祖父一个去世的叔伯，下葬七天后硬被要求重新掘出，理由是坟地为他人所有，于是家人只能挖开坟墓，抬着滴着尸水的棺木重新寻地下葬。祖父祖母心中明白其中关键，默不作声，在那样的岁月中，他们都需要卑微冷静地活着。
祖父的两位兄长则在百公里外的山里藏身，收了很多徒弟，同时做一些泥水匠的活计。为了立身活命，他们经常需要在泥水匠的活计里表现武力，比如舞南狮上樑采青、硬气功徒手劈砖。坏处是严重营养不良、饥寒交迫和重体力活，让他们在漂泊中透支了生命，存下致命病根；好处就是涂坊返乡复辟的人们不敢到民风剽悍的河沿十三坊去抓人，他们在那里安渡了近十五年平静时光，当地人亲切称呼伯公小名“小妹师傅”。我每次经过宣和，都会想起这些叫吴家坊曹坊的地方，都会想起伯公们曾被那里的人们庇护，每见那些上了岁数的男女着或深或浅的蓝裳教他们的后辈童子习练四门拳，都倍感亲切，而当宣和乡亲说他们是武术之乡时，我也与有荣焉。 因为1929年开始到1935年结束的闽西赣南的红白交战，这一地区流失了大量的人口，以当时的中央苏区第二模范区（第一模范区是才溪）的涂坊为例，4000人左右的乡镇，征兵1500人。短期内无法恢复人口的乡间，在这一时期厚待了祖父祖母的勤劳，让他们在勉强恢复平静的乡村里能吃饱饭，同时开始生儿育女。巨大的战争恐惧让他们受到了极大的惊吓，和同时代的人一样的反应，他们生养了巨量的儿女，从20年代末到50年代初，二十多年间，他们生育了八个儿女，抱养了两个童养媳，全部存活没有夭折。
像涂坊区域内其他夫妻一样，祖父祖母将自己的女儿交换给别家，领回别家女儿做童养媳，这样做的原因我成年了才明白，一是为了避开儿子娶妻带来的巨大开销，二是为了避开将来复杂的婆媳关系。但跟着他们长大的童养媳后来并没有和她的儿子们结婚，都另嫁他人，那两位姑姑后来同祖母关系如同亲生，我没有资格给祖父母那些清朝生人去下一个道德判断，只能说那个时代给了一些伤痛，也给了一些安慰。 四十年代中后期，抗战爆发后，国共关系缓和，后来北方风云变幻，随着共产党取得政权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大，出于和山后傅柏翠先生一样的思维，涂坊的区、乡公所里的掌权人觉得应当与前共产党干部的庭标、庭波和解，以便留出退路，他们取消了通缉令，并派人去河源十三坊的曹坊请回了兄弟二人。飘泊多年的家人也终于再次团聚，但两位兄长在艰苦的飘泊和半流浪求生的生活里得了肺痨，咳血，身体日渐虚弱，当年的汀连县最壮硕、最有权力的男子，在破败的祖屋下佝偻着呛咳，没有子嗣。
30年代末出生的大儿子和40年代初出生的三儿子，按照契约是要给中华峒邱氏的，祖父祖母显然不打算履约，因为他们听闻中华村邱氏要将他们的儿子转卖出去。祖父的两个兄长也支持不履契约，于是他们和孩子约定，几声咳嗽代表立刻要躲藏起来。于是哪怕前来要求履约的邱氏族人快速袭击像天空中的飞鹰，孩子也象被保护良好的鸡雏，从未被抓走过。我的父亲，就是排行第三的那个，说起那段历史，总是要说蹲在檐下的水烟袋、呛咳、红晕和蓝黑色的对襟布裳。 解放战争结束前，祖父的两位兄长相继离世，他们同那些在突破乌江和湘江保卫战中死去的族人一样，被淹没在红色历史的长河中，似乎并没有激起浪花一朵，他们不是烈士也不是元勋，虽然我们这些后人知道他们的功绩和付出，但他们的那些墓碑好小好窄，怕是没有更多空间可以铭刻故事。
多年后，庭波迁坟，原本和兄弟葬一起的东向开扩的坟被迁到一个南向狭小山谷里，母亲颇有感慨说了一句话：“小伯这么英雄的人物，如何会喜欢这样狭小的地方。”而我的堂姐，则给庭标立了一块墓碑，替换掉了那块窄小的巴掌宽的砖石标记。 我方知那些人们，不管死去卑微还是生前荣耀，他们的作为还是给后世人留有评价机会，哪怕是涂坊乡间没有文化的妇孺如我母亲堂姐，也想要给出佐证和公正评价，这或者就是深藏在客家人生命中的血性吧。母亲和堂姐早就不穿士林蓝的衣裳了，但她们仍然是生养那些会成长为她们所认定“英雄”的土壤，唯血性的母亲方能生养“英雄”的儿女吧，不是吗。
解放后的五零年代，祖父祖母被评上了一个“老接头户”的身份，可能这个身份是唯一证明他两位兄长作为红色政权功臣的存在证据了。当然根本苗红的儿辈在地方上得到的发展机会，也是前辈留下的重要政治遗产。六零年代，经历大炼钢铁、大食堂、大跃进和三年饥荒，大儿子当上了生产队长，从生产队长做到大队书记，溪源水库和涂坊渠道，铺机耕大道，涂坊各处的水利道路工程，每一处都留下他的功业，小儿子则从会计辅导员学历做了公社文书，又从公社文书的位置上得到了参军的机会，小家族生机勃发。 受到战争和苦难的创伤的祖父与祖母没有因此相濡以沫，相反他们在各自舔过伤口，勉强恢复平常生活后，恨不得相忘于江湖。儿子们纷纷成年，然后和他们分家，先是长子，后来是次子，最后他们与小儿子住在一起，那就是我的父亲。母亲嫁进门后，祖母仍然当着家，她和祖父关系近乎破裂，祖父一人独居。这样的一个大家庭，仍然生活在祖屋残破的空间里，但已经分裂成更细小的小家庭组织，或因为贫穷或因为利益，矛盾重重。
多年之后我再想起祖母的讲述，突然明白那其实是突进的社会主义现代性在我那个古老家族的结构上体现的第一波瓦解，只是当事的人们永远不会知道这个名词。从那以后没有祠堂没有祭祖也没有了公田，没有神佛没有花灯没有仪式，人们以小家庭的方式融入社会，用另一种规定的方式活着。
他们的小儿子，我的父亲，从大队文书去参军，从上海空四军复员回来又招工进了隶属福建省汽车运输公司的龙岩地区汽车运输公司（后来称公司，地区一级当时还称汽车团，县一级则称汽车连），眼界开阔了的他在远离兄弟们的地方找了一块土地，一手一脚开始盖起自己的房子，祖母和她的小儿子一起住，祖父则自己留在了老宅，兄弟三人轮流管老父亲的饭。70年代的一切似乎都很固执，姐姐回忆说，祖父不愿意去父亲的新居，老宅里的老狗也不愿意，他们最后都死在了老宅。 祖父死在老宅，父亲说他是油尽灯枯，前半生的风雨飘摇，后半生的社会运动与饥饿。那是1977年，我出生之后的第二年，那一年涂坊的溪源水库还在修，他的排行第八的女儿无法忍受无休无止的土方搬运工程和工分计算，远远嫁到了要坐一天一夜汽车的南平顺昌，和另一位汀州移民我的李姓姑父结了婚，幸福且吃得饱不再做苦工。早一两年，他们排行第七的女儿嫁到慈坑，和我那位温文敦厚的刘姓姑父结婚，也勤劳、美满且幸福。所有的孩子都出嫁成家了，仿佛是完成使命之后，天亮之前油灯熄灭，一切似乎自然而然。
祖父是一个传统的客家男人，但祖母算不算是一个传统的客家女人，我很难确定。我的一个兄长清晰的描述这种传统客家夫妻关系：客家男子像树，客家女子像藤，藤无树不长，树无藤则无可观，藤能做树主，藤树两相生。但祖父母似乎并不象那些传统的夫妻关系，但我后来观察过很多夫妻，又似乎都是那样，毕竟他们是清代出生的“古人”。 祖父爱不爱我，我无从知道，但祖母最爱二姐，我只是她按照农村传统确定需要的男丁，就象上一辈里她最爱七姑八姑，也从来不是那些儿子们，从涂坊的中华村最深的山坑里走出来的祖母本质上没有重男轻女的那些毛病。 祖父生前给自己选好了坟地，并自己修好了它，对儿女说他只差最后一步，断气、封棺、推入，即可，不要捡金不要二次葬。祖母认可的传统是她做家里的主，但很多事情上又不传统，她对死后事是不在乎的，她只是在乎死这个事情，所以祖父做坟时和她分歧极大，或者这是两人分居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农村父母在子女成年分家后分居在小涂坊很常见，兄弟各自奉养一位老人的情形也不少见，毕竟儿女心知肚明父母只是家庭生活的合作者，坟头成双碑上成对只是后人强迫，真爱可能有，不会太多吧。祖母说：“生不须坟，死不须棺。”这个愿望当然不会实现，子孙们受到的惊吓和压力会在乡间一样大。姐姐说晚年的祖父爱着黑色的衣裳，我没有见过。但我熟悉祖母晚年的打扮，还是那种士林蓝，会在暑天时顶个深蓝色的罗帕，寒天时戴一顶黑蓝色的帽子。
祖父的离世，对我父亲的震动很大，因为那是他第一次很正式对待死别。但他不知道，那其实只是一个开始，祖父离世的次年即发生了改变了中国农村民兵枪支保管制度的“涂坊事件”，大伯父在那一场事故中罹难，大伯母和堂兄堂姐们在父亲新盖的宅子里借居大半年，以治疗伤痛，家中可谓愁云惨淡。又次年，二伯父在兄长之死的事件中受到惊吓且又久病于心，在家自经，这对于一个原本男丁繁荣、劳动力旺盛的家族来说，是沉重一击。我无法想象祖母、父亲和他们的家人，那时如何渡过的那些岁月，想必不会说什么静好。从那之后，不管之前如何，祖母和父亲的关系就处于彻底绑定，在我有记忆开始，祖母没有再离开过这个小儿子的家。我没敢问过祖母对两个儿子先她而去的疼痛，哪怕看起坚强近乎冷酷的祖母，想必也有那不能承受之重。母亲则说父亲从那之后不再飞扬跳脱，可能是肩上负担了三个家庭的温饱存续的责任吧。父亲制服的颜色，也从深蓝便军装转向地方干部的灰色中山装，年岁在变，人也在变，时代风气也在变。
祖母不爱死后莫名的坟墓，祖母爱现世的吃食，她爱河田鸡，但有头痛脑热，便召唤茶油和河田鸡，食之即愈。祖母不爱唱山歌，一个历经饥饿和荣耀、杀戮、死亡后，无比的理性的持家妇人，怎么会放声去歌唱呐喊，但她却爱听街头乞讨的叫化歌。三用机刚流行起来的年代，家里有一台，她有天和七姑请了街上乞讨的妇人，给了一垒米，让那妇人唱“绵毛细雨”式的汀州《鲤鱼歌》，并让姐姐帮她录下来，之后反复听。我那时候不会欣赏那些方言唱的少年穷苦、中年困苦、老年悲苦和跨越时空的情爱，只是觉得“呕哑嘲哳难为听”，长大之后却发现《鲤鱼歌》对我的影响很大很大。歌里每一段都这样起头：“唱歌要唱鲤鱼头（别段尾字分别换为：头、腰、尾、鳞、肝、须、腮、皮、涎、膘）……。”起头鲤鱼全身都唱遍，但和后边内容全无关系，当年便听明白了这其中为兴而兴的民歌习性。三十年后看到郑樵说：“诗之本在声，声之本在兴。”朱夫子和钟敬文先生、顾颉刚先生都说有一种借物兴起与后面歌辞不相关，纯为兴起。于是，我常在行走散步中不经意会唱上几句残缺不全的《鲤鱼歌》，但哼唱的时候全然不会想起朱夫子、顾先生，只会想起我那不唱歌的老祖母。身材矮小的她穿着一身士林蓝土布，站立在神龛前，听着三用机里模糊不清的“绵毛细雨”慢慢兴起，身边站着她钟爱的老七老八，我确定她那一时的幸福与满足。
那是1984年，那一年她73，她总爱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第二年我们举家迁入汀州城，记忆里祖母再也没有回涂坊住过，因为她晕车得厉害，再两年父亲把涂坊的房舍卖了。进城之后的祖母再没有听过三用机里的《鲤鱼歌》，她忧心仲仲，睡眠越来越浅。唯有那两盒磁带，一直被我收藏在书柜之中，觉得特别，可能是童年生活的一个念想。很多年后，从汀州搬家到省会，由于不是我自己搬的，之后便找不到那几盒磁带，想必选择者不懂也并不爱惜那些记忆。多年后祖母去世手里再也没有什么可以纪念她的东西，才知道那事物珍贵，不禁泪下，那或者是对祖母的最后的记忆了，就此消散。所幸我熟知《鲤鱼歌》和所有的汀州士林蓝的本质，在记忆中翻找她们时，每次都能准确无误。
1996年8月，汀州大洪水，我们当时住在汀城中心坝，临河而居。祖母住在一楼，大水从河道里涨到一楼顶部，只用了一小时，上游三个水库同时放水。没有办法抢得更多的东西，我拖了祖母上二楼。她奋力挣扎，当然不可能抵抗我壮年男子的力量，我把她半抱半扛上了二楼。那一年的大水让我相信了府志中反复提到的“大水过城垣，漂没无数”，汀江母亲河发怒时的狂暴不再只是文字记载。第二天晚间水渐退去，我们开始收拾一楼东西。狼藉中，祖母挣扎的原因也跟着显现出来，她给自己准备了寿衣，全数浸泡在水中，从涂坊搬来的五斗橱在大水中充满了淤泥。姑母们进城来灾后探望，寿衣已经洗净后晾晒收起，她们用邻居们听不懂的汀南方言讨论着大水，祖母却沉默坐在门前乌桕树下一言不发。我觉察祖母情绪是对着我来的，但姑母们谁也不愿意说原因。我也没当面问，回过头母亲告诉我，寿衣做好之后，会用红绳捆玉扣纸，做一个小仪式后，封存起来，从此不再见天日，直到老人寿终才拿出取用。我明白了祖母其实是怕死了，她很是留恋，所以违背一生价值观开始给自己安排身后事。偏偏我在大水来时只救人，不救物，寿衣见了天日，破了法术很不吉利，她一面惶恐一面怪责。我哑然失笑，最后这事情是母亲用一只饱满的河田鸡和一碗甜酒了结的，我的少年傲慢是不懂得如何安慰一个忧心时光终结的老人心思的，因为我根本不相信稳健的老祖母会有死去的一天，她的那身士林蓝那么耀眼，没有阳光时也很有活力，才不会和那寿衣的腐朽气息牵连在一起。
2003年，祖母随我们迁入省会福州，我和我的姐姐们没有考虑过福州的炎热和牢笼一般的单元房对于年过九十的老人的危害，我的父亲显然只是一心回避那些堂姐和姑妈们关于“遗弃”的指责，于是祖母在没有河田鸡和米酒的福州城失去了她的健康。有一天，她摔倒了。那会儿，头年外甥女含章出生次年外甥隽堃出生，母亲忙于照顾，父亲则要最后一搏去奔一下他的前程，我要去遥远的兰州读研。 祖母在老人康复中心，请有护工，但年岁已经到，卧床久了渐渐意识消散。2003年9月，我临出发前同母亲一道去看她，她深睡不醒，头上老人斑铜钱一般大，头上原本油黑用茶油保养的头发彻底变白，身上的士林蓝暗淡无光，精气完足的她此时如漏水的皮囊。我垂泪离去，心里隐约是明白的，此去怕是永别。
春节之后四月，我遵师命前往青海热贡做人类学田野调查，历时十几天，归程自西宁至兰州，忽然心生不安，未出站即买了兰州回福建的火车票，上车坐定便接到大姐发来短信：“祖母已经于凌晨去世。”明明前几天才收到堂兄发来信息说祖母机能良好一切指标乐观，何以风云忽变，顿时泪崩如雨。绿皮车一路西北向东南，两天一夜后于南昌改乘汽车取道回汀，在祖母去后四十几个小时终于赶到家中，远远看到灵堂白素，方信永诀。看不到她了，那士林蓝在我回来的前夜化作了汀州土地上的飞灰，和山川河流深林同质。 祖母葬在西向的山上，背对涂坊镇，和生前居住过的房舍一个朝向，和她的丈夫还有儿子的坟墓隔着一川农田遥遥相对。父亲和堂兄们出于某些奇怪想法，在她的墓碑上刻上了祖父的名字，似乎这个墓室也要体现家庭和谐，我对此抱以一笑。祖父母若是有灵，当然还是要各居一室，各自享用子孙祭礼，才不要继续生前那些纷争和冷战，他们心中都明镜一般吧。只是祖母坟前的祭礼，一定要记得带上河田鸡和酒，光烧那些无用的香和喧闹的炮仗，她是不会开心的，烧给她的纸衣最好是士林蓝的样式，她一生最爱。
2011年的重阳节，姑姑们聚集在大堂兄家中，她们用两碗米酒将她们的大姐灌醉，然后用手机录下她即兴唱的山歌。头一天我确也梦到祖母了，梦见她背九九乘法口决，梦见她把苹果藏到烂要留给外孙女，梦见她头上顶着蓝黑色罗帕告诉我头痛想吃河田鸡，梦见她拿了一个空碗要我给她倒酒喝，梦见她让我带上干粮袋（她一直把书包叫干粮袋，从20世纪前期红军时代叫到21世纪）摘些麻藤包给她吃。那晚，堂兄将大姑唱歌的视频发来，大姑和祖母一样穿着侧面襟的士林蓝，一般的样貌苍老，我心堤崩溃了。我觉得祖母在一边倾听，那一年她100岁，那一天她生日。
四十五年前/祖母抱着姐姐/提着灯火 告辞巨木森然的老宅/走进那砖石的新屋/而后应景有了一声男童的啼哭 是我/哥哥们，问着奇怪的问题/名字和肉身的关系/父亲 在门框上画了一只浮水的鸭子/象古老的音符/和新屋的灯火/屋顶上的罡风/呼应成了一首摇蓝曲/后来，饥渴的肉身带着灵魂进了城/城市的钢铁丛林给了新的法则/依靠那一次次带走的灯火/我们没有成为点心和猎物/但是灯火慢慢暗淡了/祖母/在城市里飞起来，抛下了肉身/不再照管她的灯火/我们迷失了/忘记了给灯火添油/只想着/肉体的苦痛/和眼前的明暗/虽然 大地依然慷慨/天空依然深邃/祖母深深的睡眠在那个朝西的谷地/她一点也不在乎的身后事/与她无关 肉身于她也不过是一个借用享用时光与得失的工具/父亲 突然思念故土/一如他绝然的离开/他说他也要点一盏灯/姐姐说，那先要有个新屋/于是，我们又在那片土地上/重新搭起了梁和柱 瓦与墙/那一天，便要重新点起灯/祖母的坟上鸟雀们欢呼/离此一千米 即是天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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