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诗圣杜甫，是中国诗歌史上巨擘般的存在。
在评价他的作品时，后人可谓是极尽赞美之能事。元稹说他：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这样的评价，够高了吧？并不够。王安石的评价就显得更加直白，他说到：“世间好语言，已被老杜道尽”。而苏轼——这位有宋一朝文化的集大成者更是堪称杜甫的“死忠粉”，在谈及杜甫时他说到：“若杜子美，世岂复有伪撰者耶？”
那么，杜甫的作品为何能够获得如此之高的评价呢？究其原因，无外乎是其沉郁顿挫的诗歌特点以及从他的诗歌中所表达出的忧国忧民、仁爱之精神。正是因为这样的共情感，让后人才对他以及他的诗歌推崇备至。
而“三吏三别”作为他的代表作，便将他的这种精神反映得淋漓尽致。在这六首诗中，有对人民深切的同情，更有着超越他本身阶级的观点展现——对封建统治残暴的揭露。
不过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对于一个历史人物以及每一部文学作品的解读，虽然我们会有“普世性”的认知，但我们其实是很难做到评价一致的。这既是因为每一个人所受到的社会教育、观念不同，更是与自我的认知息息相关。
近日，因《中国诗词大会》而享誉全国的康震教授，便对杜甫“三吏三别”中的《石壕吏》的有了新的解读。而康震教授的这种“新解读”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为此，知名教授丁启阵甚至不惜恶语相向，称他的解读不知是在侮辱谁的智商。
那么康震教授的“新解读”又是什么？丁启阵教授对他的指责对吗？
《石壕吏》的“旧解”与康震的“新解”
《石壕吏》这首五言古诗，全诗共120字，作于安史之乱时期。彼时的杜甫，在眼见安史之乱导致的国破家亡、百姓流离失所后，心情可想而知。
乾元二年（759年），杜甫又从左拾遗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唐朝大军的节节败退，北方诸藩的风声鹤唳，再佐以个人的被贬谪、履职途中所见的民生凋敝，杜甫心中的烦闷不言而喻。
可就在这种内心充斥着矛盾之中，在他夜宿石壕村时，却又撞见了官兵捉人充军的事例。
此时他心中的矛盾是可以共情的，就这样这首千古名篇《石壕吏》写就。
在诗中，诗人跳出了原生的地主阶级，为我们展现了石壕吏的残暴、唐朝兵制的黑暗，更对那位年老力衰的老妪表达了深切的同情。
傍晚时分，本已是休息之时，可诗人却隔门看到了石壕吏强征兵员的一幕。而作为被强征者，身为男子的老翁，面对这些官吏只得选择越墙而走。
无奈之下，也只有老妇人出门应付。他们这是要逃避征兵吗？可接下来老妇人的话语，却犹如当头棒喝一般。
在老妇人的“辩解”中，原来这一户人家早已是有三个儿子被拉去了充军，更甚者其中二个儿子已经战死。此时家中也唯有老弱妇孺尚在，其情可悯。可是纵使面对如此境况的一家百姓，官吏们有的却是“呼”、“怒”，而在“吏”的呼、怒之中老妇人也不得不选择“挺身而出”，自请去战场烹制饭食。
这首诗中，杜甫虚实相映，为我们真实地还原了安史之乱中的乱象。而对于杜甫这样一位身为上位者，深受忠君思想的文人而言，能够将这样凄惨的一幕写入诗中，我们自然能够理解其心中的矛盾、纠结。
这是出于他对百姓的同情，是出于他对内心对民贵君轻思想的笃定。也正是这样的性格、思想，才让中国历史上有了一位至情至性的“诗圣”。
但在康震教授眼中，《石壕吏》却非此解。
在“中国校长创新与发展大会”上，康震发表了他对《石壕吏》的新解。在他的观点中，他认为石壕吏虽然态度上凶狠，但不应该被贬低。因为，他们的“捉人”有其根源，毕竟他们要为打败安史叛军扩充兵员，更兼之这些行径乃是他们身为“公务员”、“父母官”的职责所系。而原本已经足够凄惨的老妇人，也成为了他口中心甘情愿为大唐王朝所酿造的这场祸乱买单的“挺身而出者”。
至于杜甫对老妇人有的也便只是矛盾心态，不再是同情之心。
丁启阵教授的“硬怼”
其实，对于一部作品的品评，我们是乐见不同的。因为这也意味着这部作品是有一部着生命力的作品。但是对于“不同”的品评，却又当是有理有据的，如是才能令人信服。
而康震教授的新解一出，作为全国中小学语文教材主编、知名教授的丁启阵教授则立刻表达了自己的反对意见，更是列出七大理由来反驳。
在他给出的理由之中，指出了杜甫乃是一位深受儒学所浸润的文人，而在他的其他作品之中也无不体现着他的对百姓遭遇的同情；而且对于老妇人的“应征”他也是一针见血地说到如果老妇人真的是“爱国”慨然应征，那么又何必有前文的“辩解”家中遭遇呢？于是，丁启阵教授也就有了康震新解“侮辱智商”的话语。
其实，对于康震教授的“新解”，不少网友的观点更是直击痛点。在唐朝，按照唐律规定：家中必留一男丁以养亲。而反观杜甫诗中的老妪，家中已经三男被征，二男皆死。但凡是有一点的同情心、共情感，想来也能理解老妪心中之苦，又何来“爱国”之感。而诗中一系列的用词也是精炼独到，“呼”、“怒”又何尝不是作者对官吏不法的揭露呢？
小结
其实，评价一部作品并不需要一个“统一的答案”。这既是对于每一个读者心中“哈姆雷特”的尊重，也是对于作者本身作品的尊重。
但是，在我们对一部作品进行品评时，却更应该有的是一种契合时代背景、遵循历史史实，人性的态度；而绝非是信口雌黄的胡言乱语。
即便您是一位教授，对此你又有什么看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