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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笔者曾通过对比诸葛亮和岳飞的生与死来解构政治。透过“政”字可知，右边人权杖一挥，左边人的脚步就会朝着既定目标前行，仿佛在被驱使。左边，当然就包括岳飞和诸葛亮们，作为棋子他们生死不由己，右边下棋的则是赵构和司马懿们，俗称大政治家。作为宋朝寿命最长的皇帝，赵构迫于形势，屡次在战、和两派之间徘徊，前脚令岳飞、韩世忠主动出击，随后又让汪伯彦、秦桧等暗中议和，但正是这种两面光滑的政治手腕，才使得赵宋政权波澜不惊，进而也造就了他的长寿。 本文说的这位“棋手”，只要身边有任何派系出现，她就会一股脑儿将“光滑”发挥到了极致，升级为“拉一派，打一派”，可谓大政治家中的佼佼者。 “兩璽均大行所賜，母后用'禦賞’璽，上用'同道堂’璽，凡應朱筆處用此代之，述旨亦均用之，以杜弊端。” 大清咸丰十一年（1861），载垣、肃顺等八位大臣在皇帝弥留之际受了顾名，将全力辅助六岁的皇子载淳。与此同时，皇后钮祜禄氏和载淳生母叶赫那拉氏也各自获得了一枚御印。据咸丰遗诏，凡以后下发谕旨，须钤用此二玺为凭证。此举类似英国的两院制，凡下院（八大臣）的提案，上院（两宫）则有权搁置。按说此时那拉氏的权利已然不小，但“顾命八大臣”的存在毕竟碍眼，所以她就想到了小叔子恭亲王奕䜣，俩人开始眉来眼去。不久发生的“辛酉政变”实为满清运势一大转折。是日，那拉氏以“擅改谕旨”“力阻垂帘”为由将八个大臣依次治罪，而这背后所有节点的把关，均是奕䜣的妥当安排。次年（1862）那拉氏改年号为“同治”，取意“两宫太后共同治国”，俗称“垂帘听政”。通过拉拢奕䜣干掉“顾命八大臣”，那拉氏的政治首秀足够精彩，但既然要提拔新人，那势必就要给足甜头。当时，清廷有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两大中枢机构，前者涉及军政密报，奕䜣稳坐首席军机大臣；后者负责洋务及外交事务，奕䜣亦是首位领班总理大臣。此外，他还一度染指清朝久违的“议政王”头衔，地位直逼一皇二后。在此过程中，包括奕䜣、文祥、桂良、宝鋆等人就形成了一个全新的政治团体，该团体因主张西学而被称为“洋务派”。人之本性往往是猜忌，而“洋务派”的兴起，的确也动摇到了以那拉氏为首的“顽固派”的根本利益，裂痕已不可避免。据说那拉氏与奕䜣经常争吵，那拉氏仗着太后身份总是叫嚣要革奕䜣的职，但奕䜣也不含糊，喜欢拿自己亲王身份说事，料定前者不敢造次。同治四年（1865），那拉氏虽然免去了奕䜣的议政王身份，但后者变本加厉，找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一帮汉人搞起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慈禧：'這天下咱們不要了，送給漢人吧，汝事事與我為難，我革汝職！’恭親王不服：'臣是先皇第六子，你能革我職，不能革皇子。’恭親王久跪忽起立，慈禧大呼言恭王欲打她，宦者趨恭王出。” 同治十三年（1874），亲政仅一年的载淳就突然暴毙养心殿，年仅十九。坊间说死于痘疹、梅毒的都有，总之是个谜团。由于载淳没有子嗣，按满清祖制，须从下一代“溥”字辈中选一人继承大统。但看似简单的操作，却遭到了那拉氏的坚决反对。按当时情形，如果“溥某”登基的话，那拉氏就不可避免地要沦为皇祖母，即太皇太后。听政的话，也该是人家“溥某”的妈妈，自己的儿媳坐在帘子后边，如何也轮不到一个老奶奶。为解决问题，那拉氏先将同治的弟弟，年仅三岁的载湉过继给了亡夫咸丰，让自己膝下多了个“儿子”。到了冬天（1875），见四周反对声音骤降，载湉就正式被那拉氏立为皇帝，改元光绪。此时此刻，帘子前面的新皇年仅四岁，那拉氏则继续以“太后”身份坐在了帘后，名正言顺的听政议政。须知载湉虽然过继给了咸丰，但他的亲爹依然健在，那便是恭亲王的异母弟弟，醇亲王爱新觉罗奕譞，兄弟俩本就不和。如今时过境迁，弟弟奕譞已是皇帝亲爹，皇帝亲妈则是那拉氏的胞妹，而那拉氏还是太后，一家人就此抱了团，只剩自己在那形影相吊。这便是那拉氏的第二招，通过操纵皇族世系拉拢到奕譞一派，进而来打压奕䜣的“洋务派”。 终于在光绪十年（1884），那拉氏以中法战争失利为由发布懿旨，将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内的洋务派班底全体罢免，史称“甲申易枢”。不久清廷设立海军衙门，命奕譞总理事务，同时监管军机处。 拉一派，打一派。 历史上的恭亲王数起数落，晚年虽又复职军机处，却也是凭太后念旧情给的默许，早无当年的威望和权势。事实上，若不是有西方势力的背后支持，奕䜣的命运大概早就与“八大臣”殊途同归了。 五年后（1889）光绪亲政，已经移驾颐和园的那拉氏才再次迎来了挑战。 据《清史稿·德宗本纪》：“传懿旨，以上继文宗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俟嗣皇帝有子，即承继大行皇帝。”说的是将来光绪若有儿子，就要按太后旨意过继给同治，“大行皇帝”即当时尚无谥号的同治。所以从登基的第一天起，光绪就是个即没爹也没孩子的人，于情于理，如何能不把仇恨锁定在那拉氏身上呢？总的来说，那拉氏起初放低了姿态，给足了光绪时间和机会。先是在甲午年（1894），因清日关系紧张朝廷分成了两派，主战派以光绪、翁同龢为首；主和派由那拉氏、李鸿章坐镇。试想，万一清军战胜了日本，光绪在朝野的威望势必会水涨船高，年迈的那拉氏也就该顺势退居二线了。然而在错失天机后，那拉氏仍然给了光绪三年时间补救。不过在此期间，当年的主战派变成了维新派，主和派则成了守旧派。维新就是变法，是以光绪帝、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通过倡导西化而领导的一场政治改良运动。而光绪之所以信任康、梁，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二人在改良经济的同时，最终在政治体制上也欲仿效西方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即承认、保留皇帝的前提下，另设首相来治理国事。朝廷本来就在颐和园，若变法成功，实权无非是由那拉氏转移到了首相手中，而光绪依然还是皇帝，位置或许更加稳固。是年戊戌（1898），光绪果断颁布新政，涉及选举、教育、民生、军事、工农商等多个方面。同时命谭嗣同连夜找到袁世凯，希望他届时率军勤王。“嗣同乃輕率直出密詔曰：'今日可救我聖主者，唯在足下，苟不欲救，請至頤和園告我黨之秘密而殺僕，可得富貴也。’袁正色厲聲曰：'君以袁某為何如人哉？’” 袁世凯早年任朝鲜总督，回国后受荣禄提拔编练新军。而荣禄作为那拉氏的外甥实际只比后者小一岁，话说立嗣那年，他就鞍前马后地给臣工做思想工作，深得小姨欢心。换句话说，就算当时的荣、袁还没有进入权利核心圈，至少也已是“后党”中坚人物了。那晚别过谭嗣同，袁世凯就连夜找到了他的老领导荣禄，将“帝党”计划全盘托出。三天后的凌晨，那拉氏自颐和园杀回宫中，先是命荣禄将光绪囚于瀛台，同时下令搜捕维新人士，史称“戊戌政变”。事后，荣禄一举从直隶总督跃升为军机大臣，节制北洋各军。袁世凯也由工部调任山东巡抚，他的部队借此躲开了两年后的“庚子国变”，成为清末颇具实力的一支武装。至此，也就是鉴于那拉氏年事已高，外加“北洋系”始终没有露出忤逆之举，否则袁世凯甚至大清的命运就无法预料了。拉一派，打一派。 通过拉拢恭亲王打压“八大臣”发动“辛酉政变”；再靠扶植醇亲王父子打压洋务派致使“甲申易枢”；最后借助“北洋系”打压维新派造成“戊戌政变”。以上故事连起来，几乎就是一部晚清宫廷政治史，而在这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内，胜者似乎只有一人。 按大清规矩，国家每逢喜事就要在帝后、太后的称呼中追加一二字尊号，那拉氏一生喜事不断，故她死后的尊号（谥号）超过清代所有帝后，多达二十二字，即“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简称“孝钦显皇后”或“慈禧太后”。身处男权社会，后世对慈禧的苛评要远超吕后、武则天等女性政治家。但须知，十九世纪的中国时局要远比之前复杂繁难，在这个背景下，一个运筹帘后的外族女主，能于有生之年结诸觉罗之心，用尽手段力挽狂澜已实属奇迹。而伴随她的离世，大清从此痛失栋梁，仅三年就轰然坍塌，所以西方学者乐意将她与俄国凯瑟琳女皇、匈牙利和波西米亚女王特蕾莎，以及英国的伊丽莎白一世或维多利亚相提并论。那么，究竟是她将满清拽入了泥潭，还是满清因她而得以残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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