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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玄学对王羲之书法艺术的影响

 一言之美 2022-12-05 发表于北京

文◎杨舒雅

摘要:魏晋时期是书法史上的里程碑,为书法艺术注入了活力,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东晋时期,玄学走向成熟时期,书圣王羲之的书法艺术成就也离不开他生活的时代,本文将玄学结合王羲之的书法创作,探索他可以接触玄学的契机,分析其中的联系和对王羲之书法艺术创作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

王羲之、东晋时期、玄学、书法艺术、艺术成就

正文

一、王羲之生平

(一)王羲之家族背景

西晋时期,琅琊王氏(王羲之家族)声威显赫。至公元4世纪江南陈敏反晋,北方大乱,王旷(王羲之的父亲)提出过江,王导(王羲之堂伯)一直与司马睿有密切的交往,遂晋室南迁,司马睿称帝,史称东晋,王导掌权,王敦(王羲之堂伯)掌兵,两个人共同构成了江左政权的支柱。琅琊王氏的全力支持才使得晋元帝坐上了皇帝的位置,使政治、经济、文化得以延绵,因此“出现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士族门阀地位上升,分割了皇室的权力。由于社会的动荡,平民百姓难以接受良好教育,文化教育遭到了士族门阀的垄断,东晋的士族门阀在政治各方面都展示出自我的才干。

王羲之出生在著名世家琅琊王氏,为东晋立国立下了很大的功劳,具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因此,王羲之从小便可受到艺术文化的熏陶。长辈在书法艺术上都有参与并有一定的地位,王廙(王羲之叔父)和王导是东晋初年著名的艺术家,在书法上继承发扬了钟繇的笔法,王廙在其他方面也具有十分全面的文艺修养。自此之后,王氏在书法领域人才辈出,无不善书。王羲之年少时师承卫夫人,学习继承钟繇一派的楷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后改师其叔父王廙,对其他书体有了更加全面的学习。艺术气息浓厚的贵族家庭对王羲之的书法艺术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为了巩固家族的地位,成为名士,从西晋时期王氏便开始了对玄学的研究。这种哲学思想对王羲之的书法艺术也有着一定的影响。

王羲之书法《行穰帖》(摹)

(二)王羲之经历

王羲之,字逸少,号雪园,东晋时期书法家,有“书圣”之称。王羲之出身世家,少年时期在各方面接受良好的教育,琅琊王氏在东晋具有相当高的地位,但由于东晋复杂的政治关系,君主与士族之间的矛盾逐渐被激化。由于南迁,王敦的地位远不如西晋时期,在公元322年以清君侧的名义发动了叛乱,王氏在朝中的地位也发生了巨变。重大的家族变故和门阀士族之间的争斗给年少时期王羲之心理带来了冲击,他渴望外放自由的生活,远离贵族之间的斗争,这也是他后来多次推辞在京城做官的一个原因。公元351年,王羲之离都到会稽任职内史。远离京都的烦扰,王羲之可寄情于山水之间,欣赏山川美景,与名士畅谈,并在永和九年集会上写出了“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晚年喜爱服用丹药缓解身体的不适,东晋升平五年,王羲之卒于会稽金庭,葬于金庭瀑布山。

二、东晋玄学

(一)玄学的发展历程

从西晋时期各家族便纷纷由儒入玄,希望成为名士。东晋时期正是玄学发展的高峰期,在这之前玄学从最初王弼唯心“贵无论”的世间万物有一个最大的规定性“无”,一种原始的混沌,一个包含万物的特点造物主,发展到裴顾“崇有论”的万物都是自然产生,万物集合构成了最大的“有”,这个“有”是真实存在万物汇集而成一个最大的集合。郭象结合两种观点的看法进一步发展提出了“无无论”他同裴顾一样否认了“贵无论”的无,却肯定了王弼在“贵无论”中提到的混沌,但他认为,混沌并不是宇宙万物形成的一个环节,只是人的一种精神境界。经过这样的过程,人们的认识达成了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精神境界也得到了一定的提高。名士也更加注重精神世界的富足,注重文化艺术方面的修养,渴望做一个淡泊豁达之人。

(二)东晋玄学的主要内容

西晋后期,玄学呈现出错误的走向,很多所谓的名士以追求自我为由,过度饮酒作乐,不思进取,丝毫不顾忌最基本的法度礼节,生活奢靡不堪,这对西晋的变乱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到了东晋,人们不愿重蹈覆辙,很多人提出了清谈误国的想法,对玄学也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了禁止私欲的过度放纵,东晋名士更加向往在山水之间感受自然与内心的宁静,平静下来思考,率真豁达的生活。并且将儒家思想融入玄学,在实事国事上不空谈,遵守法度,认真务实。

王羲之书法《孔侍中帖》(摹)

三、玄学对王羲之书法创作的影响

(一)言意之辩与书法

玄学在东晋上流社会盛行,作为门阀士族的琅琊王氏也是玄学的主要领导人物,王羲之《自论书》里提到:“顷得书,意转深,点画之间皆有意,自有言所不尽。”认为点画之中的意是语言无法表达出来的,这里面也涉及玄学里经常辨析的问题,也就是“言意之辩”。所辩论的论点是言语是否可以表达出人的意思。王羲之所说的言所不尽就是“言意之辩”中的言不尽意,这与郭象在《庄子注》中所说的达到“玄冥之境”、游“惚恍之庭”“返冥极”有一定的联系。也就是人的思想从原始的混沌飞跃到理性的认识再回到混沌的状态,从开始的不自觉到后来的自觉。在玄学盛行的东晋,王羲之认为,书法内在蕴含的意趣是不能完全通过语言理性表达出来的,表达不出并不是完全不了解,而是需要人们用感性的精神世界感知其中蕴含的气韵。

(二)书法艺术自觉性

精神境界是玄学经常讨论的问题,“越名教而任自然”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论点,这个观点最早是由嵇康在《释私论》中提出的“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要追求自己的个性,解放天性,顺应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不被条条框框所拘束,放逸舒适的生活。但这种放逸并不是主动的,如同自然一般,不是刻意而为之,就如同太阳东升西落,水流花开。最能体现这种自由豁达、随心所欲的要数王羲之《兰亭集序》,全篇笔法灵动多变,十分流畅,结合书写内容:“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也可看出是和志同道合的友人在风景秀美的山水之间十分舒适自由的状态下将自己愉悦的心情完美地融入到书法创作中,一气呵成,可见一些涂抹的痕迹,所以是没有过多精雕细琢的。王羲之把自身融入到了这种舒适的环境中,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而然,字里行间可以深深体会到魏晋风度特有的意韵。

(三)自创新体书风

王羲之对书法最大的贡献在于创新体书风,在继承“钟张”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对结构进一步创新,一改汉魏以来的质朴书风,创作出更加灵活多变的今草。逐渐弱化了章草的燕尾和单字结构,在书写中加入几个字一组的字群结构。如《侍中帖》中的“侍中书”三个字改变了自身的笔画形态,写出了笔意连绵的“一笔书”形式。连贯性很强,注重字的衔接。这种创新充分体现了那种追求个性创新的精神,社会礼教的约束并没有束缚王羲之的内心,古代大家在他心中也并非无法超越,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进行大胆的创新,他渴望创造出独具自我风格特色的书风。

(四)玄学融入儒家思想

东晋吸取了西晋的教训,不再“无为而治”彻底抛弃儒学,接受儒家积极入仕的思想。名士们在仕途上务实事,尽职尽责,在山水之间疏解官场中的烦恼忧愁。

《论语·雍也》中,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这里孔子的回答体现出了他的中庸思想,凡事不能做得太过度也不能做不到位,要把握好度。

在魏晋动乱的时代,王羲之虽不喜朝中的争斗,但无论身在何处,都在其位尽职尽责,造福百姓。这是儒家思想对他正确的影响,这种思想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王羲之的书法艺术。他虽继承了前人书法的精髓,还自创新体,但观察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会发现,他在大胆创新的同时也遵守法度,无论工稳的楷书还是灵动的草书,每个点画都写得十分清晰,遵循笔法的要求。在《十七帖》中可以看出去除了蚕头燕尾,少数字与字之间也加入了一些牵连,整体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章草,细细品味又可见单独字之间其实有着一定的联系,行与列之间有着呼应。但不因追求自我,失掉书法的内核。笔笔到位,一丝不苟。其中都体现出了中庸之道,在大胆追求创新之前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学习正道。创新的同时知道对度的把握,恰到好处。

王羲之书法《十七帖》(刻本)

书品和人的品质是分不开的,而一个人的人格和品质的形成离不开他生长的环境,接受的文化教育,想了解王羲之的书法艺术,就必须了解他所处时代社会风气,政治形势,这些客观的条件会对人生价值观产生一定的影响,从而影响他的艺术观念。生活在东晋这个动乱的时代,人们的社会生活甚至艺术方面的追求都免不了受到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出生在贵族世家的王羲之一生也注定不是平庸的,社会环境和文化也是成就他的一个重要因素。他的心境随着家族变动,朝中争斗而变化,敢于变法创新却守住内心的原则,也渴望在艺术创作中寄托发泄自己内心的情感。王羲之不仅是书法史上的大家,也是真名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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