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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故宫

 RK588 2022-12-06 发布于美国

“风格故事——乾隆年制珐琅彩瓷特展”目前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展出。珐琅彩瓷从康熙朝开始生产,历经雍正朝,直到乾隆朝,一直都是皇帝十分关心的皇家瓷器。

通过乾隆皇帝与督陶官的对话,我们可以得知乾隆年制的珐琅彩瓷是一种全美、全新的官窑作品,有着属于自己的风格特征。

风格故事——乾隆年制珐琅彩瓷 

展览时间 | 2020/12/1—2022/6/30

地点 | 台北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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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共分为三单元,第一单元“双彩联乘”,主要呈现乾隆皇帝视洋彩和珐琅彩瓷两类产品同样重要,他一方面传承雍正朝的风格样式,另一方面也将极具个人特色的御制诗纳入装饰纹样,让诗与画的布局散发出浓浓的帝王格调。

第二单元“集锦新样”,邀请观众仔细品味乾隆朝开始出现的新式纹样,其中包含的中西人物、仙山楼阁、金鱼水藻和各式锦地纹,无不刷新您的视觉经验。

第三单元“收纳典藏”旨在通过传世可见的木匣,重溯乾隆皇帝降旨盘点整理清宫旧藏之际,亦置入新造瓷器,并加以汇整、分类,定名和包装的经过。如您所见,超乎想象的精致作工与细节,正是乾隆朝珐琅彩瓷令人叹为观止的风格故事。

双彩联乘


“双彩”是指洋彩和珐琅彩两种彩瓷。珐琅彩瓷是宫廷技师在景德镇生产的白瓷上以珐琅料彩绘装饰纹样的作品。而洋彩瓷,依照督陶官唐英(1682-1756)的说法,则指装饰纹样模仿珐琅彩瓷,且在景德镇御窑厂一次性完工的产品。

乾隆朝时两种彩瓷几乎同时生产,且装饰纹样互为流通,乾隆皇帝收纳贮存时也将两种彩瓷归为一类,所以讨论乾隆年制珐琅彩瓷,必须同时关注两者。

这个单元的展品安排则是:第一组表现传承自雍正朝的风格。第二组为改变雍正朝的题句与布局,更加强调细节和色彩的变化。第三组则是以乾隆御制诗取代古人题句的新创洋彩。

诗意/画境

以诗画相呼应作为主题纹饰,同时透过印章传达出纹样的含意,堪称是清雍正皇帝刻意降旨推广的宫廷限定图式。相似的布局也存在于乾隆朝烧制完成的珐琅彩瓷。

以院藏品为例,大约可以对比出仍有一些题句沿用了雍正朝选录的诗品。即使如此,在纹样的表达上,依然可以从中比较中看出乾隆朝的留白逐渐减少,下笔更加注重细节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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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雍正 珐琅彩青山水盘

高4.3公分  口径17.5公分


这件盘侈口、浅壁、矮圈足,胎骨极薄。器内平素无纹,器外壁一面以蓝料画山水楼阁,山势俊秀巍峨,水面烟波浩渺,屋舍树丛,船浦小桥,尽皆细笔描绘。

外壁另一面以墨书写有“树接南山近,烟含北渚遥”诗句,二句出自唐朝李矫《侍宴长宁公主东庄应制》五言律诗之第三联。

诗句前有“寿如”,后有“山高”(白文)、“水长”共三枚红料印。器底写“雍正年制”二行蓝料宋体字双方框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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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珐琅彩寿山福海碗


新选诗品

由于雍正朝选录的题画诗,主要取材自康熙皇帝降旨编纂的诗集,因此从延续康熙皇帝文化政策的角度来看,雍正朝制作的珐琅彩瓷,基本上仍然可以看成是延续康熙朝以来的同一脉络。

至乾隆朝,即使求新求变的新皇帝,想要改变成规,创作新品。但如同传世品那样,尽管选诗方面已出现一些不见于雍正朝的题句,然而大致不偏离康熙诗集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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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珐琅彩灯火升平碗
高7.5公分 口径16.1公分 底径6.5公分

侈口窄唇,深壁,矮圈足。薄胎白洁,全器施白釉,器外壁一面彩绘青绿山林,黑瓦、白墙、紫绿彩楼阁,白春灯及门前戏婴图;另一面墨彩题诗:“一派讙声和鼓吹,六街灯火乐升平。”并有红料书“先春”、“山高”、“水长”三印。器底青花书“乾隆年制”双方框楷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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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珐琅彩赭墨芦雁酒钟

乾隆御制诗

乾隆皇帝说他的休闲嗜好就是写诗。所以终其一生,他总共创作了四万多首诗,算下来平均每天至少要完成一首以上;这么多的诗,除了结集出版,镌刻古器之外,也有一部分融入装饰纹样,题写于当朝官窑。

如展品所见,景德镇烧制完成的洋彩小品即题写着御制诗,内容既有一稿两用的题画诗,也有四时感怀,过桥所见,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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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洋彩山水人物观音瓶

高19.9公分  口径5.5公分

敞口,宽颈,硕腹,平底,浅凹足。通体白釉,对瓶外壁绘通景青绿山水人物图,画上崇山迭嶂,烟云袅袅,飞瀑流泉,碧树重荫;设色殿宇亭阁,金碧辉煌,桥前一士人跟随抱琴童子,正往亭阁行去。

瓶肩山岭空处墨书乾隆御制诗一首《过玉蝀桥》三首之一(1735):“芦荻萧萧飐碧流,长空渺渺望中秋。御河八月芙蓉紫,彷佛江南一段秋。”句后红料描画“乾隆宸翰”、“惟精惟一”朱白红篆方印二章。白釉莹润细腻,胎薄透光,底心青花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款。

红山水

以红色珐琅料彩绘的风景人物即为红山水。从康熙朝闽浙总督觉罗满保(1673-1725)曾收到皇帝赏赐的“法琅白地红山水鼻烟壶”,而说明红山水纹样于康熙朝已出现。

这类源自于西洋铜胎珐琅器的红彩绘画,同样获得乾隆皇帝的青睐。乾隆三年(1738)他对着一件铜胎红山水鼻烟壶,赞扬图画精妙可爱,影响所及,让皇家作坊的技师也将之移植至瓷胎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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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珐琅彩绿地剔花红山水碟
高2.9公分 口径10.7公分 底径6.7公分

敛口,浅弧壁,平底,矮圈足。碟内面白地以胭脂红料画山水树石人物,上有墨书题句:“晚峰晴露巅”,诗句上下朱红描绘“寿如”朱文印、“山”、“高”白文印三印。

口足留白一道,器外壁浅绿釉地,近口沿下方饰锥剔回纹一道,器外身锥剔绣球花卉四朵,近圈足处饰锥剔四方形锦花图案纹一道。胎薄透光,器内壁釉色莹白,足底缘未上釉,胎骨洁白细腻,外底白地上以蓝料书“乾隆年制”双方框楷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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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珐琅彩绿地福山寿海红山水盘

高3.2公分  口径14.2公分


外壁以浅黄绿色彩料作底,间饰蝙蝠、灵芝、波涛、山石和缠枝花卉,足圈画一圈蓝料回文,形成博采各类纹样于一器的多元特色。底施白釉,中心以蓝料书“乾隆年制”四字宋体款,外加双方框。

整体而言,此盘子正好表现出与雍正朝不同的发展与转变,如同样节录自唐朝诗人李峤的两句诗:”树接南山近,烟含北渚遥”却搭配红料山水,传达出来的视觉效果,和雍正朝习见的蓝料和赭墨山水完全不同。

若对照康雍两朝为研发金红彩而付出人力、物力的经过。以及乾隆皇帝于乾隆三年(1738)降旨表示:”画红山水珐琅鼻烟壶烧得甚好,照样多烧造几件”,得知常见于西洋珐琅器上,以红色珐琅料彩绘的图画深受乾隆皇帝喜爱。

并且,乾隆八年(1743)的《陶冶图说》中,也有关于官窑生产具有同时掌握三种调料技术的说明,流露出珐琅彩料的提炼与绘制技术,至乾隆朝似已取得更进一步的突破与发展。另外,盘外同时汇集而成的各式纹样,不仅具有“福山寿海”的象征意涵,连绵不绝串连其间的缠枝花卉,展现出乾隆皇帝喜爱“锦上添花”的艺术品味。


仙山楼阁

16世纪以来,汉唐宫殿建筑俨然已成为苏州作坊用以制造名画的重要题材。相对于此,出现于乾隆朝珐琅彩瓷上的仙山楼阁图画,则可看成是将雍正时期的单色调图饰重新上彩、增添情境的新创纹样。

画面上折带白云穿过郁郁青山,地面绿草如茵,岸旁流水有声,居中修筑的连绵高台宫殿群,在红墙与彩色屋瓦和巨石树木衬托下颇具仙气。根据造办处档案记载,至迟于乾隆五年(1740)时,已制作完成此类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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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珐琅彩山水楼阁碗

高6.6公分  口径15公分

碗侈口,深弧壁,平底,矮圈足。整器胎薄,通体白釉,莹润似玉,器内底心彩绘折枝月季、梅花各一枝。外壁一面工笔彩绘山水楼宇殿阁人物画,一面有墨书题写“树接南山近,烟含北渚遥。”诗句上下以红料描绘“寿如”、“山高”、“水长”三枚朱白二篆体方印。

底蓝料书“乾隆年制”四字双行仿宋体款,外加双方框。此碗诗句出自唐代诗人李峤的《侍宴长宁公主东庄应制》诗作“别业临青甸,鸣銮降紫霄。长筵鹓鹭集,仙管凤凰调。树接南山近,烟含北渚遥。承恩咸已醉,恋赏未还镳。”

搭配画面远景层峦浮云,宫苑建筑融入青绿山石、苍翠树木,呈现幽远意境,点景仕女、持扇侍仆三三两两穿梭于水上桥面及宫苑之中,增添逸趣。画中各建筑部件如屋顶、斗栱、门窗、栏杆、台基等精确写实,乃运用中国绘画的界画画法,虽是中国传统山水人物绘画,但又参入西洋光影明暗的透视技法,如殿阁墙面、屋宇亦见相同的表现方式。

反映出清初康熙、乾隆年间宫廷画家焦秉真与丁观鹏受欧洲西洋技法影响,以透视图法与传统题材形式相结合的绘画风格。

转足碗

器身可以在圈足上旋转的碗称为“转足碗”。我们从督陶官上呈乾隆皇帝的奏折中可以了解,在乾隆皇帝力求烧制和康熙、雍正两朝官窑不同的新品下,唐英虽然有压力,却也不得不遵旨研办。

终于在乾隆八年(1743)他交出了玲珑镂空双层套瓶和具有旋转机巧设计的瓷器共计九种,而来年(1744)的造办处档案也登录一件“洋彩山水诗意连架大靶碗”,由于两份材料的时间点非常相近,更加透露此类作品的创烧和可能完成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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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洋彩渔村行乐图转足碗
高9.9公分  口径18.5公分

集锦新样



乾隆朝珐琅彩瓷的装饰纹样可以简单地分成两类,一类是写有诗句,纹样富含意境,如同双彩联乘单元的选件。另一类则布局宛如绘画,以各式精美纹样取胜。

这个单元特别推荐只有在乾隆朝才看得到的创新风格。第一类是人物画,举凡文人雅士、十八罗汉和别具新意的中西母子图,清晰可辨的面容与栩栩如生的表情,无不引人注目。

第二类是仙山楼阁,一系列盖在青山绿水边,屋檐高耸入云霄的宫殿建筑,道出可居可游的愿望。

第三类是细致精密的锦地纹,无论彩绘、锥刻与贴彩,在东风与西潮的衬托下,益发彰显锦上添花的意象。

瓷绣花

有别于使用珐琅彩料挥洒装饰纹样的作法,这组在红色或蓝色单一釉彩上,逐一剔除不必要的彩料,使之呈现红底或蓝底的白描图案,也许可以和精剔细划的锥刻锦地纹看成是相同作工,但纹样略简的风格表现。

令人感到讶异的是,17世纪下半叶的伊斯兰陶瓷也出现以类似技法的纹样,无论两者之间有无实质交流,剔除釉彩的技法,在民国初年的职人眼中有如织品绣花般的质地,所以他们把这类作品称为红地绣花或蓝地绣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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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珐琅彩洋红地剔花团花碗

高5公分  口径10公分

撇口,弧壁,矮圈足。外壁以珐琅红彩为地,其余纹饰均以锥剔技法雕花,口、足各回纹及留白一周,碗壁团花四朵,底边卷草纹一周,内壁白釉上珐琅彩绘月季花及蓝雏菊各一株。白釉莹洁,胎薄透光,雕工精致。

器底蓝料书“乾隆年制”四字二行仿宋体楷款,外加双方框。此器在《珐琅、玻璃、宜兴、磁胎陈设档案》内所载名为“瓷胎画珐琅白番团花红地茶钟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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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珐琅彩蓝地剔花番莲茶碗

高4.9公分  口径10.1公分  足径4.0公分

碗侈口窄唇,深壁,矮圈足,外壁施蓝釉,釉面以针状工具逐一剔除底釉,描画出折枝花卉两朵,上下加饰卷云纹两圈,碗内罩白釉,底心画折枝石竹花卉,底以蓝料书“乾隆年制”四字宋体款。

洋彩洋花
瓷绣花

很难想象,皇帝会逐件检查景德镇御窑厂送进宫廷的瓷器。乾隆二年(1737)皇帝面对一批新造完成,包含霁红、青花、青瓷和娇黄等各式仿古创新的瓷器,他独独认为”洋彩黄地洋花宫碗甚好”,于是要求多烧造一些。

那么,什么样的花纹是黄地洋彩洋花呢?从传世轨迹来看,如同展品之一的方瓶般,以黄釉为底,满画藤蔓枝叶缠绕的花朵,且花朵迥异于前朝样式。加上后续皇帝又于乾隆四年(1739)、十一年(1746)和十二年(1747)重复要求烧制”洋彩洋花”,而可将此类装饰图案看成是洋彩系列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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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洋彩黄地洋花方瓶

高26.6公分  口径3.5公分  底径13.9x14.2公分

器作方槌形,直口,长颈,硕腹,平底浅凹方足。通体黄釉为地,其上满画洋花,有银莲花、洋菊、番莲、铁线莲、百合、罂粟、牵牛花、蝴蝶花、蔷薇、石竹、忍冬、豆花等十数种花卉,口足加饰金边。胎体均匀,内颈及底均施湖绿釉,底心留白框内青花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款。

西洋母子

华贵富丽的西洋女子也是乾隆年制珐琅彩瓷的一大特色,无论小盒盖上的牧羊女,还是双耳瓶的母子图,明暗技法及粉色颜料的使用,让人物脸庞更为立体,表情也清晰可辨。

探讨图像出现的来龙去脉,至少有两个方向可以讨论,一是皇家作坊的技师是否曾参考过相关的画稿,二是回溯康熙朝画珐琅工艺起步的阶段,大家口耳相传避免让裸露人物流通的说法,一旦对照西洋母子图像,反而凸显出乾隆朝广纳各式主题的创新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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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珐琅彩锦地开光西洋仕女三羊图长方盒

高3.7公分  口径6.8x5.1公分

器作长方盒形,矮圈足,胎骨厚重,盖面开光,彩画牧羊少女及乡村风景。图画外围凸起的边棱,棱边描金,向外构成倾斜的边框,并以白色颜料画出卷草纹,使器面如同一幅装裱完整的人物画。周边侧面装饰两层蕉叶纹,足上画红色回纹,底以蓝料书“乾隆年制”四字款。

由造办处的档案得知,早在乾隆二年,西洋风格已出现于瓷胎鼻烟壶上,此件作品虽然无法直接找到相应档案的文字,然而牧羊少女、少女身旁的摆饰品及身后的风景等,即使在微小的画面中,依然令人感受到西风东渐所造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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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珐琅彩锦地开光西洋人物双耳瓶

金鱼水藻

立志超越前朝可能是乾隆皇帝的一个心愿吧,所以对于官窑乃至于其他工艺品的产出,只要有机会,他都想要转成乾隆风格。皇帝即位的头一年,五月十七日他突然要求鼻烟壶上的图案务必画满。

或因如此,间接影响到乾隆朝珐琅彩瓷装饰纹样的布局。如展品所见,许多瓷碗的内底还要加上纹样,其中一款就是金鱼纹。它们或两尾或三尾,自在漫游于水藻间,可爱而疗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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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珐琅彩黄地剔花鱼藻碟

课子图

以母亲和孩子为题的图画称为课子图,也是乾隆朝珐琅彩瓷的特色纹样之一。如展品所见母与子,以凹凸技法绘制完成的面容,清晰生动,完全不同于一般常见的点景人物。无论指书朗读的小孩或持笔写字的母亲,乃至于双双出现于庭院中的游戏时刻,透过细节的描绘将宫廷日常,表现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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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珐琅彩课子图碟

高1.9公分  口径14.5公分  底径6.8公分

圈足撇口浅碟。底白地书青料“乾隆年制”四字宋体双方框印款。外壁施一色均匀的胭脂红彩,口缘一线留白。碟内壁,以描金图案式蟠螭卷草番莲纹的宽带纹为边饰,中心以彩绘人物图为主纹:一高髻妇女坐椅上,教童子认字读书。女子装扮齐整,桌面陈列仿古器皿,墙挂山水横卷,窗帘束起,窗外湖石竹丛。显然以书香家庭作为表现重点。

此幅珐琅彩画作,精于线描与晕染,在衣褶、鼻梁处,显然意图以深浅色染表现凹凸立体感,界画屋宇也有远近透视的意图,虽然无法完全表现西方素描式立体感,但用笔的纤微细劲,用色的柔和协调,已使此作可谓清宫作品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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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珐琅彩课子图碟

高1.9公分  口径13.5公分  底径6.7公分

碟敞口,折腰,矮圈足。碟心各以六蝠及六夔凤纹形成圈饰,圈外珐琅白料画卷草锦地纹;圈内主纹各绘一仕女携子图,背景饰有湖石、芭蕉、月季,及桂花等点景。

外壁各作二段装饰,上段以蓝料绘卷草锦纹,下段为红地描金卷草纹,卷草纹上均加绘金丝纬线为仿织锦而作,纹饰之间均加画金线,口足描绘金边。胎薄透光,底白地上蓝料书“乾隆年制”四字二行楷款,外加双框。

收纳典藏



我们在展览中看到的珐琅彩瓷和风格与之相似的洋彩瓷器,以保存维护的角度追溯文物传世的历程,发现绝大部分和乾隆皇帝经手典藏有关。尤其通过造办处档案揭露的讯息,得知他即位不久后,即着手清点、盘整紫禁城宫殿的文物,同时也特别在乾清宫专辟空间,收纳康雍乾三朝的画珐琅器。

此一作为,一方面体现了乾隆皇帝继承康熙皇帝格外重视画珐琅工艺品,另一方面,入藏新制完成的器物,亦展现他致力于推广当朝艺术与文化的想法。

锦上添花

主题花纹搭配颜色较浅的底图,仿佛在织锦底布加绣其他纹饰,使之产生繁花似锦的效果,这被称为锦上添花。

档案数据显示,约在乾隆五、六年(1740、1741)之际,锦上添花已成为珐琅彩和洋彩瓷系列作品常见的纹饰。基本上,洋彩瓷以锥画凤尾草图案居多,而珐琅彩瓷则有剔彩、笔描和贴绘的变化,无论何者,尽其所能的细腻和呈现满花意象,应该是那个时代特有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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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洋彩红锦地三多碟

高2.9公分  口径10.9公分  底径6.8公分

敛口,弧壁,矮圈足。内底白釉上绘桃实、石榴、佛手三折枝果,外壁紫红地上锥剔卷草纹,余隙加饰彩绘折枝洋花四组。胎骨匀薄透光,底白地上蓝料书“乾隆年制”四字二行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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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珐琅彩红地剔花花卉鱼藻茶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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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故宫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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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文献记载,宣德皇帝在位九年零七个月,是明代最为辉煌的一页。宣德帝不仅在军政方面有卓越才干,而且还有许多雅好,比如留神词翰、精于绘事好促织之戏等等,特别是对养蟋蟀和斗蟋蟀更是着迷,当时为了养蟋蟀和斗蟋蟀的需要,他下令烧造了很多瓷器蟋蟀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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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宣德蟋蟀罐谜团


在中国历史上,养蟋蟀和斗蟋蟀是皇宫贵族、文人雅士的一大喜好。到明代早中期,养虫、斗虫之风非常盛行。

宣德皇帝就对养虫和斗虫就十分喜好,其在位期间烧造了非常多的蟋蟀罐,但有一个十分奇怪的现象,在清宫旧藏宣德官窑瓷器1174件中,大多数是从宣德朝传存下来的,却罕见蟋蟀罐。

台北故宫博物院,是现今最有权威的收藏,竟然没有一件蟋蟀罐,而北京故宫也仅有一件“大明宣德年制”款仿汝釉蟋蟀罐。这的确形成了一个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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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仿汝釉平盖式蟋蟀罐(缺盖)

二、谜团揭密

要解开这一谜团还得从考古资料中寻找答案。

十分有幸的是,1993年春,景德镇市政府在中华路平地盖房,景德镇陶瓷考古所在明代御窑厂东门遗址附近开探沟时,发现了一窝状堆积的青花瓷片,经复原全为蟋蟀罐,其圈足与盖的内底都书有“大明宣德年制”的单行青花楷书款,

据刘新园教授考证为明代著名书法家沈度所写或宣德帝御笔,特别是龙纹罐上绘有五爪龙,按元、明两朝的制度规定,凡饰有五爪龙的器物,除帝王之外,臣庶均不得使用。

故可以肯定:龙纹蟋蟀罐必为宣德帝的御用之物。其他绘有凤凰、天马、海兽、珍禽、小鸟、牡丹、瓜果等纹饰的蟋蟀罐,绘画精美,工艺精良,应为皇宫专用之物。

这批珍贵文物的出土,一是为宣德帝养虫和斗虫的雅好提供了最有力的实物依据,晚明的野史记载,虽然来自传闻,但真实可靠;二是为研究明代宫廷生活,中国陶瓷艺术史和中国绘画史提供了非常可靠,新颖的实物资料;三是解开清宫藏瓷中为何不见宣德蟋蟀罐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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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德帝少年得志,军政之余爱虫怜花,指使太监到全国各地甚至远至朝鲜搜罗“鸟兽花木与诸珍异之好”,密令苏州知府况钟进贡蟋蟀千只,用世袭的官职赏赐蟋蟀进贡者,甚至出现了“上有所好,下必甚之”的风气,为捉找上等蟋蟀,官府不惜拆除民墙,毁坏农作物,太监借机敲诈民财,沿途勒索民物,小小的花木与虫鸟给人民大众造成了灾难。

1455年元月,宣德帝病死,其皇位由他年仅8岁的儿子——正统帝朱祁镇继承。为防止朱祁镇玩物丧志,荒废学业,太皇太后张氏发布了命令:“将宫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务悉皆罢去,革中官不差”。

罢去“玩好之物”直指好斗擅鸣的蟋蟀以及宣德帝为养虫与斗虫的需要而命令景德镇御窑厂烧造的极其精美的蟋蟀罐;“不急之务”是指奢侈品的生产和花木虫鸟的搜刮,让人民休养生息。

据有关文献记载,宣德帝死的当年,按照太皇太后的这道命令不仅砸掉了宫中所有的蟋蟀罐,而且景德镇御窑厂烧制好尚未进贡的蟋蟀罐也全部打碎深埋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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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宣德青花凤凰纹蟋蟀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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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宣德青花凤纹蟋蟀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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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宣德青花海怪纹蟋蟀罐

三、争论与传说


时至今日,宣德官窑蟋蟀罐极为珍贵已形成共识,究其原因:一是宣德官窑生产的蟋蟀罐年款书写郑重,绘画精美,纹饰特别新颖而又丰富,是宣德官窑瓷器中质量最好的器物;二是非常稀有,中国国家博物馆没有,台北故宫博物院没有,任何一个博物馆拥有一件都可定为镇馆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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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宣德青花凤穿花纹蟋蟀

目前有争论的是宣德蟋蟀罐传世的到底有多少?

1994年10月,刘新园老师在《明宣德官窑蟋蟀罐》提到“传世的宣德蟋蟀罐只有三个”,那就是1989年香港苏富比的坐盖式黄地青花瓜叶纹蟋蟀罐,耿宝昌《明清瓷器鉴定》中的平盖式缠枝牡丹纹蟋蟀罐(缺盖,现在苏州博物馆),日本户栗美术馆藏的平盖式天马纹蟋蟀罐(盖不是原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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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德青花芦雁纹蟋蟀罐

显然,三个之说下结论有些过早,因为三个之说中就没有包括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大明宣德年制”款仿汝釉蟋蟀罐。

据推测,宣德蟋蟀罐传世品很有可能是宣德黄帝赏赐臣工的礼物,因为明代文献有宣宗赠宠物予大臣的记载,如明人黄佐就记载过宣德三年帝将十八笼鹦鹉分别赏赐给杨士奇等人的史实。

由此可以得出,宣德蟋蟀罐传世品是因为当时离开了宫廷而侥幸地逃脱了灭顶之灾,使他们在宫外得以保存至今。

但当时宣德皇帝究竟赏赐出去了几件,现在还没有准确的考证,因此,目前还不能说传世品就是几件。

另外据传说,在清代的时候,有位姓王的人家在景德镇明代御窑厂遗址附近建房挖地基时,挖出了一堆青花瓷片,经拼对都是蟋蟀罐,当时引起很多人找上门去观看和讲价购买,后来这些蟋蟀罐也不知了去向。

随着考古的深入发展、人们认知水平的提高和信息的不断披露,还会发现更多的宣德蟋蟀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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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宣德青花龙纹蟋蟀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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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宣德青花樱桃小鸟纹蟋蟀罐

有一种美丽,纯净到极致,浑然天成、素雅淡净。与其相比,一切都黯然失色。没有青花的蓝白相映,没有彩瓷的繁复缤纷,纵然仅纯净一色,却不输于“浓抹淡妆”,这就是单色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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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色釉,是单一的色釉,也称“一色釉”“纯色釉”或“一道釉”。由于瓷釉内所含化学成分的不同,不同种类的单色釉瓷器烧成后会呈现出不同的单一色泽。单色釉瓷器以其质地迥异的胎体和美不胜收的釉色,曾经在中国陶瓷艺术史上缔造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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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瓷器的釉彩始于单色釉。但是在唐代以前,单色釉的烧制工艺一般。宋代,单色釉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特别是到了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单色釉瓷器的烧制工艺更是到了鼎盛时期,达到了“合于天造,厌于人意”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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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雍正祭红釉玉壶春瓶

单色釉瓷器胎体优雅、流畅,釉色纯正、明快,大部分单色釉瓷,釉下的暗刻刻花,似有似无,既不失单色釉的素雅,又有图案可供养眼品赏,可谓雅上加雅,光照下更是剔透玲珑,精美无比。单色釉瓷器不浮、不嚣、不靡、不媚,与彩釉瓷器相比,浑然天成、素雅淡净,是公认的陶瓷制品中的“大家闺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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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官窑瓜棱碗

红  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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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窑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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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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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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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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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窑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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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石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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豇豆红(美人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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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焰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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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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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椒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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胭脂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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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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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血红

蓝  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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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蓝(霁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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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蓝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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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石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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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花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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洒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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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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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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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雀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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抹蓝

青  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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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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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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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子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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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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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 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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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 窑

黄  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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娇 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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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 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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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 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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鳝鱼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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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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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油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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鹅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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柠檬黄

绿 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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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雀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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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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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 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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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石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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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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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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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葵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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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皮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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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绿

紫  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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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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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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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茄皮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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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茄皮紫

白  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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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白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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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白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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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白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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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白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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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甜白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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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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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牙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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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牙白(德化)

黑釉/褐釉 


图片乌金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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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光黑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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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 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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玳 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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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 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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鹧 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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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 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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褐 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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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铜釉 

文化不可单一形式,瓷之色亦然。白是一切颜色的起点,黑是一切颜色的终点。从白到黑的过程,便是中国人对陶瓷,这一美学形态倾注的全部心血和智慧。

千树万树梨花开之白釉,春色满园关不住之青釉,摘尽枇杷一树金之黄釉,春来江水绿如蓝之绿釉,百般红紫斗芳菲之红釉,影落明湖青黛光之蓝釉,乌衣巷口夕阳斜之黑釉。这就是单色釉,大至简,却并不简单!


大观绍兴

北宋文人虽有“苏黄米蔡”四大书家,而皇室在宋太宗对二王书风的倡导之下,出现了宋徽宗的瘦金书。

众所周知,宋徽宗是一位艺术造诣极高的皇帝,他能书善画,成立宫廷画院,编撰《宣和画谱》等,后世的宫廷收藏始于徽宗。书法《怪石诗》,为徽宗得石时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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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 宋徽宗瘦金体书作《怪石诗》册

“殊状难名各蔽亏。高低崒屼鬪巍巍。直疑伏兽身将动。常恐长蛟势欲飞。峭裂几层苍桧啮。凝岚四接老松围。名封三品非无美。饮羽曾令壮奋威”。

此诗以带有独特个性的瘦金书写就,虽在本质上属于北宋尚意书风,但在书写法度上存在明显的个人特色,与唐代将法度隐藏于笔画线条背后的做法不同,宋徽宗将书写法度直接展示给观者。一沟一壑之间表现出徽宗笔法系统和他极其想要传递与统正的思想。

与“瘦金书”的外化不同,产烧于十二世纪初的北宋汝窑以其“雨过天青云破处” 温润典雅的色彩闻名于世,却随着宋金战火不复存在,难以复制。汝窑全世界典藏不足七十件,纸槌瓶创意来自伊朗、埃及玻璃工艺的纸槌瓶,在十一世纪初左右传入中国。为陶工加以仿制的汝窑纸槌瓶,主要作为摆设或赏玩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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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 汝窑青瓷奉华纸槌瓶

全高22.4 cm 口径4.4 cm 底径8.6 cm

此瓶直长颈、斜宽肩、折为上丰下敛的腹部、平底,底部有五枚细小支钉痕;唯该类瓶型在长颈的上方原应有一平折上扬的盘口,本器的口部可能因伤而平截去,并镶铜棱扣。全器呈腴润的粉青釉色。

北宋时代“道尚取乎反本,理何求于外饰”的审美。

宋徽宗的审美意趣,标记着宋代艺术中抒情表达的风尚,其后广为南宋帝后们依循效法成为南宋王室独特的文化表达模式,南宋王朝肇基君主高宗在文化上以绍兴北宋正溯,倡导以艺载道,重视理乐教化。

宋室南渡后,高宗赵构(1107-1187)积极招揽画人,重建宫廷画院,并致力于搜求散佚书画,致使南宋的艺文活动得以迅速振兴并续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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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高宗

本幅画高宗头戴乌纱展脚幞头,身着朱红袍服。相貌温文儒雅,双目炯炯有神。其皇后亦是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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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皇后

在皇室倡导下,宫廷画家从事宫观、官署壁障、屏风等装饰图画,发展出更为精微而富于诗情画意的特色。山水画的构图由北宋大观式全景山水,转变为边角构图,以表现景物的远近、疏密、开合与高低之视觉美感。用笔既含蓄内敛又富于表现性的笔法,描绘物像化繁为简,呈现个人明显特征,诗、画与书法结合,互为对应,成为后世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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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远 山径春行

马远为宁宗朝画院待诏,善山水人物,他学李唐,但更加简率;树石多从巨然;人物衣褶,基于吴道子成兰叶描。以马夏为代表的南宋晚期山水画,在空间上的“虚空”表现,成为了统一整个画面的视觉载体,是对稍纵即逝的美景有所彻悟后反思的视觉表达。

忽必烈的汉化

忽必烈征服南宋以后,把宋朝皇家绘画收藏品运到大都,由几个汉人鉴定家进行编目。忽必烈也曾经雇佣了一批宫廷画家,并给他的继承者留下了一大批元朝和以往朝代的国画收藏品。南宋的绘画成了忽必烈个人收藏,后来转入他的曾孙女祥哥剌吉公主(约1283—1331年)名下,得到妥善保存。胡人虽代宋而有天下,但其文化艺术依旧承接宋风。

与南宋遗民画家用艺术来悲悼宋朝的灭亡不同,赵孟頫宋宗室后裔,入元后仕至翰林学士承旨。工书善画,冠绝一时。其行书直追二王,深得晋人风范神韵,为元代书坛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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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孟頫鲜于枢墨迹合册

本册内收赵孟頫书共三开,其一为告知鲜于枢张冶中藏有唐虞世南《枕卧帖》;其二是抄录《新唐书.裴行俭传》有关裴氏书法成就的文字。体势清新俊逸,行笔圆韵流畅,乃赵书中精好之作。其三语气似是初至京师时作,与台北故宫所藏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顷的禊帖源流卷为同时先后之作。第四开书家鲜于枢(1264-1302),至元间以材选为江浙行省都事。后官太常寺典簿。意气豪迈。善词赋。工行书及画。赵孟頫对其推服之甚矣。

鲜于枢于草书最为擅长,此帖论张旭、怀素、高闲草书,虽仅五十三字,而使转纵横,遒劲之甚,正不觉其少也。

此外,元代的陶瓷工艺比宋代有了较大发展,主要是因为元代陶瓷不像宋代那样受官方特别是宫廷的严格限定,拥有较大自由发挥的空间,可以在形式和装饰上进行创新试验。作为蒙古帝国的大汗,忽必烈鼓励各地艺术的交流,从而使得外国艺术形式和思想观念融合进了中国艺术之中。青花瓷、白瓷以及新式的青瓷陆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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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江西景德镇镶银扣篮釉描金把杯盘

永乐宣德

明代的工艺美术享有盛誉,瓷器、景泰蓝、漆器等都超越了前代。明代景德镇创造的祭红,永乐时的甜白脱胎、黄釉斗彩等都达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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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永乐 青花人物扁壶

扁壶又称抱月瓶,其型制仿自中东,但装饰纹却为中国式样,山水风景画的绘法为传统水墨形式,只是人物为外邦异族。明代永乐开始,青花瓷器装饰摆脱了元代繁复细密手法,注重留白的视觉效果,白地青花更显其清丽风格,世称明代官窑“永乐人少”,此为永乐官窑中无论釉色、绘画都极为精妙的一幅山水人物图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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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永乐 剔红长颈瓶

明朝的第五位皇帝明宣宗朱瞻基(1399-1435)擅长书画,所作山水、人物、走兽、花鸟、草虫均得造化之妙,而且常以书画作品赏赐近臣。宫中画师每呈作品,宣宗均一一观览加以评论,使得明代宫廷绘画于宣宗在位期间臻至鼎盛,其画院堪于宋代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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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宣宗 花下貍奴图

此图描绘两只在文石、野菊下面舔爪歇息的猫儿。画家先填染底色,再钩染斑纹并画出猫毛。太湖石先以笔勾勒轮廓,再以干笔皴擦石面,画菊则以细笔勾勒敷彩。此幅画猫颇有追仿宣和画院画家李迪的风貌,具有清新优雅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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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宣德 宝石红釉僧帽壶

壶口沿呈三阶渐高边,形似僧伽帽,故名。此器胎骨匀细,圈足露胎,细腻洁白,间带铁质斑点。器无款,底刻乾隆御制诗,座上亦刻有“雍邸清玩”款识,可见其受雍正、乾隆两位皇帝的赏爱。宣德宝石红为世所称,口、足或转折棱边常见留一道“灯草边”白边,为红釉普见现象。

宝石红僧帽壶,深受清宫帝后喜爱,清佚名画“胤禛妃行乐图”之四幅中,雍正妃傍的立柜格上即置有宝石红僧帽壶,与其他青铜器、汝官窑等器陈列一起,其珍贵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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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成化窑 斗彩鸡缸杯

此杯为成化御用酒杯,外壁彩绘湖石花卉间散布二组鸡犀,各为雌雄二鸡分带三雏鸡,花卉湖石均以釉下青花图绘勾勒,再填红、黄、绿、褐诸色。成鸡以实笔或虚线勾勒,并多重上彩染绘。雏鸡线条则清描淡绘,仅填嫩黄一色。口沿及底边分画青线三道。内面素白无纹。底书青花“大明成化年制”双方框六字楷款。

2014年4月,刘益谦以2.8124亿港元创下拍卖纪录买下的亦是此款。

盛世的没落

“康雍乾盛世”被视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狂欢,中西方的交流更为寻常,尤其到了乾隆时期,王朝的财富、学术的技艺和武功之盛超越前古。康熙时期,法国耶稣会士殷弘绪将中国陶瓷制造技术带至欧洲,内廷焦秉贞取西洋画法,中西方艺术文化的交流通过艺术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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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康熙朝 冷枚 耕织图

1696年 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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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雍正朝 杜赫德(法国,1674-1743年)

北京天文台 1736年 蚀刻和在纸上雕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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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雍正朝 玛瑙葵花式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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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朝 黄釉粉彩八卦如意转心套瓶

此件作品在器型上,同时汇集套瓶、转心和交泰的技法,在纹饰上,则融合雕镂与锦地纹于一器。

整支瓶子的结构相当复杂,外瓶能拆解成颈和身两个部分,而内瓶上部与颈相连,下底则运用卡榫组合的方式和外瓶的内底套接,如此才能形成转动瓶颈即能转动内瓶的功能。特别是瓶身中央上下交错并且实际切开的如意云纹,其看似分离却又彼此相连的关系,正是交泰瓶的精神所在,具有上下交通、国泰民安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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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宗御笔开泰说并仿明宣宗开泰图(轴)

现存乾隆皇帝书画作品为数不少,主要是临摹古画,多以山水、花鸟为题材,墨笔以写意为主,构图清新简要,不做纤细描写。

本幅为摹仿明宣宗与郎世宁(1688-1766)同名之作。“三阳”取其谐音写生绵羊三只,母羊与小羊表情动人;配景的花石,用笔自由写意,出自于乾隆朝翰林词臣画家邹一桂(1686-1772)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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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郎世宁 白鹰

与乾隆《开泰图》相较,乾隆的作品中看出其不同于中国传统“三远法”呈现出西方透视法的雏形。

然而,物极则变,乾隆后期国事渐多难,到了慈禧,虽国运衰落至极,但其藏品带着显著的女性特色。

慈禧太后的藏品以她自立的厂牌“大雅斋”瓷器和珠宝金银饰物为主。“大雅斋”款瓷器,大多是在蓝色、浅青色、藕荷色、浅紫色的地子上淡墨彩绘,画风细柔,图案精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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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景德镇制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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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肉形石

似玉美石中,石英类的玛瑙、碧石等,亦因为具有特殊且多样的纹理与色彩,而经常施以巧雕。“ 肉形石”为碧石类矿物,其纹理层层堆叠,艺匠据此天然特征再予以加工。首先于表面细密钻点,除营造毛孔的效果外,还使质地较为酥松,易于染色。其次便是将上层染成褐红色,像是肉皮浸过酱油一般。让冷硬的石头,联想成为“东坡肉”一般鲜嫩多汁、入口即化的好滋味,是天人间默契的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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