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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是萌猫，不是恶犬 “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这气吞天地的诗句，出自现代文学家郭沫若的诗作《天狗》。诗中借用了广为人知的妖怪——天狗的名头，字里行间透着强悍、狂暴的气息，很是顺理成章。可是仔细想一想，天狗什么样？诗中没说，似乎也没人说得清。天狗最早现身在《山海经·西山经》中，它的外形并不是大家所熟悉的犬科动物，而竟然是一只“狸”。狸，清代《说文解字注》里说，它是一种善于埋伏隐藏的动物，“即俗所谓野猫”。而在民间，狸与猫几乎不分彼此，狸即是猫的代名词。故按《山海经》所述，天狗的外形应与狸猫差不多，头部为白色，能发出“榴榴”的叫声，十分软萌。
两晋之际的文人郭璞在为《山海经》作注时，大概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其状如狸”旁注解“或作豹”，又在“音如榴榴”旁注解“或作猫猫”。 或许一千七百多年前的人，也不太愿意接受异兽天狗只是只狸花猫，故而要把它的形象放大，起码也要和豹子是一个体格的，这样才能消除凶煞灾祸，成为名副其实的御凶瑞兽。然而，不管是狸猫还是豹子，天狗在动物分类上都被圈定在猫科范围内，与狗无关。《山海经·大荒西经》里还提到过一种天犬：“有金门之山……有赤犬，名曰天犬，其所下者有兵。”就是说，金门山上有一种红颜色的天犬，它出现的地方会发生战乱。天犬是另一种天狗吗？不是。因为古代犬、狗有别，注重咬文嚼字的古人为二者做了划分。《康熙字典》里说：“若分而言之，则大者为犬，小者为狗。”《尔雅·释畜》则说：“未成毫，狗。”即指狗是胎毛未脱的小狗。从造字上也可以看出，“犬”“句”合为“狗”，与“马”“句”合为“驹”如出一辙，驹是小马，狗是奶狗。这或许解释了《山海经》中天狗体形为何“其状如狸”。而壮实雄健的天犬，才是人们所熟知的大狗。它毛发赤色，每每出现就意味着刀兵兴起、战争来临，是大大的凶兆。形似狸猫而白首的天狗是可爱的，赤色的天犬是可怖的。令人不解的是，天狗的瑞兽身份，似乎只存在于《山海经》中。当它从这本神秘的古籍里走出去，却成了天犬那样的凶兽，为老百姓们所畏惧、所厌恶，总想把它从生活中驱离。
真假“天狗”，替身变灾星发源于江浙地区的越剧，有一出老骨子戏《何文秀》，戏中的礼部侍郎公子受奸臣陷害，劫后余生，几经磨难才得以报仇雪恨。其中最叫彩的唱段“算命”里，有这样几句：“十七岁命犯天狗星，无风起浪波涛生。朝中奸贼来残害，害他全家一满门。”按照民间风俗，人们对天狗星的恐惧，只怕比扫把星还胜一筹。明代文人谢肇淛在其编撰的《五杂组》里，记载了故乡福建的一项习俗：新嫁娘不能在晚上有星星的时候出门，“恐犯天狗星，则损子嗣”，意思是说，新娘子看到了天狗星便无法生育。中国很多地区都有天狗星的传说，认为它会在夜里下界，专吃小孩，极为凶险。在传统的星宿学里，天狗星主要有两种：一是中国古代二十八宿中鬼宿的天狗星官；一是天狗流星，其出现不可预测。在众多古籍中两者往往被混为一谈，反正都是大凶的象征。
《山海经》里萌萌的瑞兽天狗，怎么变成了人人痛恨、惧怕的天狗星？清乾嘉年间，精通古籍训诂与考据的文人郝懿行认为，这都是郭璞的失误。 他在《山海经笺疏》里批评郭璞对天狗、天犬的注解出了错，这两个本来都是兽名，“郭注以天狗星当之，似误也”。在郝懿行看来，是郭璞这个两晋时期的古人把天狗、天犬混为一谈，又都解释为天上的星星，才导致了后世的误解。这的确有些道理，但郝懿行没有深究的是，郭璞可能也是被之前的古人给“坑”了。《山海经》里写，天犬出现时会引发兵祸，郭璞或许因此联想到汉文帝时的周殷谋反、汉景帝时的七国之乱，《汉书》中对此分别有这样的记述：“天狗下梁野”“天狗下，占为破军杀将”。按照《汉书·天文志》的说法，每当朝中发生大的祸乱，都有天狗星显现。这天狗星或是“状如大流星，有声……望之如火光炎炎中天”，或是“广如一匹布，长十余丈，西南行，如雷”，都是异象凶兆，被认作“犬祸”，这就是中国古代典型的“政治妖怪学”。郭璞还提到先秦史籍《逸周书》：“天狗所止地尽倾，余光烛天为流星，长数十丈，其疾如风，其声如雷，其光如电。”这很像是先秦时期一次小有规模的陨石雨：主陨石在空中分裂，化作许多流星，燃烧的火光拖成了十丈长的尾巴，发出雷鸣般的声响，亮如闪电。郭璞相信，这从天而降的天狗星，与汉初“吴楚七国反时吠过梁国者”为同一颗星，即是《山海经》里预兆兵燹的天犬化身。于是，天狗与天犬被捏合到了一起。汉唐时期的《天文志》《春秋纬》《开元占经》等与天文、谶纬有关的书籍里，也都有关于天狗星的记载。尽管那时的人们已经意识到，从天而降的星星，不可能是同一颗，却还都称之为天狗星。元顺帝至正六年（1346年），云南玉案山“忽生小赤犬无数，群吠于野”，当时的占卜师认为“此天狗坠地，有大军覆境”。这一事件记载在明代郎瑛撰写的《七修类稿》中。清代《钦定四库全书》的《御定渊鉴类函》中，甚至解释得更加明确，天犬“乃天狗之星光飞流注而生”，天犬是天狗星坠地化成。彗星是扫把星，离人毕竟远；天狗星是流星，化作陨石，可以和地球来个亲密接触。封它一个“大灾星”的身份倒也不冤枉。只不过天狗、天犬的称呼太容易混淆，直接剥夺了天狗瑞兽的身份。“吃人心”的流言南朝梁武帝天监十三年（514年），盛夏六月，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忽然传出可怕的消息，一种名叫枨（chéng）枨的恶鬼，会在夜间“取人肝肺及血”，专门供给天狗食用。老百姓们惶惶不可终日，直闹了二十多天才罢。十五年后的大同五年（539年），同样的流言再度席卷京城。只不过，这次讹传取人心肝的不是恶鬼，而是当朝天子，其目的仍是“以饴天狗”。建康城的百姓们恐慌不已，不管白天黑夜都紧锁家门，前后持续了好几个月。故事中“天狗吃人心”的流言，并非空穴来风。翻开史书便可发现，梁武帝天监十三年的二月，西南地区发生地震，造成了“天如裂”的异象。随后的三月初一又发生了日食。这在古代都是极严重的灾祸，往往预示着帝王失德、朝政不稳。也正是这一年，梁武帝不顾群臣反对，下诏发徐州、扬州二十万民丁于淮河上修筑浮山堰。百姓们因惶恐而编织出怪诞言论，倒也符合当时的国情。及至大同五年，因为梁武帝晚年佞佛，致使朝政腐败，百姓流离失所，刚刚稳定的南朝半壁江山，又陷入危机。当年十月发生了“彗出南斗，长一尺余，东南星流陨”的事件，妥妥是“天狗星坠地”的异象。或许正是在这种情形下，民间才有了皇帝帮天狗挖取人心的流言。值得深思的是，在当时的百姓心中，虚缈的恶鬼也好，统治天下的君王也罢，都不过是天狗的刽子手，是替它掳劫人心以供享用的工具。这里隐隐透着一种无力感，仿佛那个高高在上的凶兽天狗，是人间一切生灵都不可抗拒的存在。南梁朝以降，“天狗吃人心”的流言并没有消散，时而仍是帝王无德的罪证。隋文帝开皇年间，丞相高劢在奏章中历数陈后主“荒悖滋甚，天厌乱德”的罪过，导致民间“或行路共传鬼怪，或刳人肝以祠天狗，或自舍身以厌妖讹。人神怨愤，怪异荐发”。在唐代史籍中，吃人的天狗被描绘得更加栩栩如生：“身衣狗皮，铁爪。每于暗中必取人心肝而去。”这天狗第一次出现在唐太宗贞观十七年（643年）七月，民间盛传皇上派枨枨鬼“取人心肝，以祠天狗”，结果朝廷不得不屡屡下达谕旨安抚民心。天狗第二次现世，则在唐玄宗天宝三载（744年），长安到处流传官府“遣枨捕人肝以祭天狗”，京畿周边县城一度发生大恐慌。这两次“天狗吃人心”的流言兴起，自然都有相应的朝局背景。贞观十七年，因为君臣父子间的猜忌，太子李承乾被废，唐太宗盛怒之下，还赐死了异母弟汉王李元昌、皇子齐王李祐、驸马都尉杜荷，以及陈国公侯君集等人，同时囚禁了企图夺嫡的魏王李泰，朝中官员或是丢官丧命，或是发配边塞，朝局动荡不安。而唐玄宗天宝三载，正是奸相李林甫攫取朝堂权力、叛贼安禄山势力坐大的关键一年，大唐帝国由此转盛为衰。大唐三百年，发生两次“天狗吃人心”的流言，并非巧合。修撰史书的人，在描绘“天狗吃人心”所带来的惶恐时，更加着力渲染，这是通过鬼怪妖邪的传说，来隐喻所谓的天机。在青史留名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之下，民间却流言四起，暴露的正是被繁华所掩盖的危局。吃人心的天狗，实则是老百姓们的恐惧之心。
是谁在“吞日食月”？每年的农历四月初八，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宝堰镇一带的人都会过“赶狗节”。人们用泥土和面团分别捏成狗形，待晚上月亮出来时，就放着鞭炮把泥狗倒下河塘，然后回家将面狗蒸了吃掉。据说，这是因为古时候出现了一群天狗，抢夺粮食、糟践庄稼，百姓们呼天抢地却苦无对策。后来有一位白发老人为大家出了这个主意，而当泥狗被倒下河塘时，天狗也纷纷跳进水里淹死了，农田庄稼得以保全。在距宝堰镇仅四十公里远的南京市湖熟街道，每年四月初八日则有吃乌饭的习俗。在相关的故事里，也有一只吞日啮月的天狗。《佛说盂兰盆经》中，佛陀大弟子目连，因不忍其母堕饿鬼道之苦，农历七月十五作盂兰盆，用百味饭食五果等施佛及僧，终使其母脱离苦海。湖熟人吃乌米饭就是为了纪念目连救母，只是把日期从中元节挪移到了四月初八佛诞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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