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宗玉||被我一错再错的永州，让人稀里糊涂的“潇湘”

去了很多回永州，一直云里雾里的，这回稍稍梳理一下对永州的印象，以及其他种种，如潇湘文化，农耕文明，耕读文化。

被我一直误读的永州

谢宗玉

一、

我得承认，我对永州的关注度不够。少年时只背诵过柳宗元的《小石潭记》和《捕蛇者说》，我只知道，永州的山中有一汪清泉，永州的野地多产异蛇。

中年时，初入永州，是去宁远。雨天，车左摇右晃，忽上忽下，七拐八弯，在大山里爬行了很久，接着穿过幽冥峡谷。眼前豁然开朗，一望无际的平畴，扑鼻而来的稻香。给我的错觉仿佛是经过了漫长的幽洞，进入了“土地平旷、阡陌交通、屋舍俨然”的桃源，自此以后，我就以为永州是一片群山环抱的沃野。

那就是那回，第一次听说状元李郃。并且知道了号称江南第一村——宁远下灌村的来龙去脉。那还是南北朝时代，大将李道辩平乱成功，却得知自己的国家南齐发生了政变，被南梁所替，于是干脆化兵为农，铸剑为犁，在宁远一带扎根下来了。之后江北的“城头变幻大王旗”，山外的“你方唱罢我登场”，都与他们无关了。他们在这里晴垦荒地，雨修儒学，夜造娃娃，过着典型的耕读生活。三百年过去后，湖南的第一个科举状元，竟然花落在这块偏僻之地。状元郎正是李道辩的十六世子孙李郃。不但如此，这个村先后还出了48位进士。真是出乎人的意料。

想一想，又在情理之中。从东汉末期，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北方连年战火，加上五胡乱华，汉人十不存一，儒学道统、文明火种由北向南方转移，可鱼米之乡的湘北，因为过于平阔，无险可守，同样被战火蹂躏得不成样子，先进的北方文明可以经过，却无法存留，只好继续南迁。然后被南方的湘楚文化吸收、演绎、变成独具魅力的潇湘耕读文化，被湘南偏僻的角落永州给完整地保存下来了。正因为这样，永州成了湖南的文脉之所在。科举千余年，永州不但状元最多，进士也最多。

可现在，我看卫星地图，才发现，从长江进入湖南，四周都是高山峻岭，惟一的通道，竟就在永州。永州根本不是桃源式的封闭之地，而是“水陆要冲，楚越咽喉”的通衢之口。当年秦始皇经略百越，在这里稍上游的兴安县，将湘水与漓水沟通，用人工运河灵渠运输兵员和战略物质，从而取得了关键性的胜利，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由此也接连起来了。

也就是说，随后近千年，这里都是北方文明进入岭南的最好途径。而这才是古代永州人气和文气兴旺的最重要原由啊。一种文化如果不能流通，没有碰撞，无法革新，那很快就会衰落萎靡下去。桃源式的封闭地，“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文化是无法吐故纳新、自我完善的。

更令我吃惊的是，从卫星地图看，现在行政区划的永州根本就构不成地理意义上的整体，更像是强行搭配在一起的。阳明山纵横永州中央，将永州隔成西北和东南两大区域，永州才有“北五县南六县”之说。北五县祁阳、冷水滩、零陵、东安、双牌与邵阳、西衡阳自成一体、不分彼此。南六县新田、蓝山、宁远、道县、江永、江华则与郴州、南衡阳镶嵌紧密、一脉相承。正因为这样，在古代很长一段时间，道州（道县）和永州（零陵）是分开的。所以现在我们听到的“永州人怎么样”这种性格印象说，其实是一个伪命题。永州人是丰富的、复杂的、各不相同的、难以概括的。永州人并没有一种整体的性格特征。

二、

正因为这样，导致我对潇湘文化的印象，几乎也都全错了。在我的印象中，潇湘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恒定的、墨守成规的、田园牧歌式的、带有强烈巫性色彩的纯性文化。可现在，我才发现，以永州为源头的潇湘文化，自古以来都是开放的、流动的、发散的、多面的、互相矛盾的有机统一体。它一直都不纯粹，一直都很斑驳，充满了纠结和绞绕。它既保守，又浪漫；既清亮，又晦涩；即祥和，又凄惶；既富足，又萧瑟；既洒脱，又抑郁；既安定，又动荡……与永州的地理风水山形是一脉相成的。

继而发觉，我对耕读文化的理解，也是错的。我一直以为耕读文化是逍遥的、自由的、松散的、平和的、无欲无为的、自在自洽的、物质和精神上都可以自给自足。就像陶潜明诗歌中写的那样“心远地自偏”。

可实际上，耕读文化的核心，是为了家族繁衍，人人各司其职，以耕供读，耕者埋头深耕，读者挑灯苦读，仕者统领全局，每个人都绷得紧紧的。整个家族如果没被摧毁，会百年如一日地向上攀登，以期枝繁叶茂，绵延永久。

就像一个蜂巢，在外人看来，飞飞舞舞的蜜蜂，多逍遥自在呀。而其实，它们的分工非常严谨，每只蜜蜂守着自己的任务、朝着共同的目标，熙熙攘攘，纷纷扰扰，一直忙到死。努力攀爬的大家族也是这样的。大家齐心协力，耕者供奉读者，读者进入仕途，然后反过来保护耕者和整个家族。要不然家族随时都会湮灭在历史的云烟之中。

耕读文化根本不是看起来那么洒脱，农耕只是表象，读书入仕才是主题。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个小农，只靠单纯地耕作，而成大族的。稍微富裕一点了，就会急急培养读书人，以期能一举成名进入仕途，清清白白三年，就可攒得“十万雪花银”。然后娶一堆妻妾，开枝散叶，家族就迅速膨胀起来了，抵抗外界风险的能力也相应地增强了不少。

就比如说，宁远下灌村的李氏、江永上甘棠村的周氏，都绵延了一千多年。永州这样的村庄，还有不少。这在乱世中国，是很难想象的。如果没有家族里一茬一茬的官员来反哺和护佑，战乱来临时，留在家中的蒙昧耕者，就只有给历史送头颅的份。不要以为这是危言耸听。唐朝元结公元763年任道州刺史前后，西原蛮就多次攻陷道州，烧杀抢掳，无恶不作。

连道州城都被攻破了，下灌村这样的村庄又凭什么能逃过兵祸？只有两种可能，一是李氏大族早已与西原蛮暗通款曲，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二是李氏致仕归乡官员，能有效组织兵丁族人，凭借多年积存的刀剑矛矢，已将村庄经营得铁桶一般。

值得一提的是，上甘棠村本是谢沐县治所在地，县衙在汉初就已建好。而县衙所在地，必有百姓围聚而居。可到了隋代，谢沐县衙竟凭空消失了，只留下巨石垒砌的遗址被藤蔓攀爬。乐观估计，是县城整体搬迁了。但真相很有可能是，这里曾被屠城过，并且杀得一个不剩。过了两百年后的公元827年，也就是李郃考上状元的前一年，大族周氏的其中一脉，才将这片兵燹之地，再次选作定居之所。自此后，这个村庄就再没有焚毁过，千余年来，这里出了十几个进士，一百余名七品以上官员。直到现在，全村几千人，男丁仍全部姓周。即便是通途之地，这些大家族仍有强烈的排外性。

为什么要读圣贤书？是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你要这么说，我也不反对。可如果更世俗一点地说，那便是这样的：读书是为科举，科举是为做官，做官是为名利，名利是为繁衍。这才是“修身齐家”的真相，也是耕读文化的本质。也只有背靠望族巨族，才有“治国平天下”的可能。最初刘邦之所以被项羽打得无还手之力，就因为项羽是根正苗红的豪族。

正如李氏一族占据下灌村时，李道辩已是一员大将。周氏支脉占据上甘棠村时，仅在永州，家族里就已有几十位进士了。可以肯定，下灌村和上甘棠村一样，经过近千年的开垦，村前已是肥田沃土一片，根本用不着李氏和周氏的祖先筚路蓝缕、胼手胝足再去拓荒。年年沃土上的丰收，一为修筑高墙，再为繁衍子孙，三为培育仕人。

与元结杀来斗去的“西原蛮”，现在说是广西一带以壮族为主的少数民族。可其实依我看，是文化变异后的先秦人。短命的秦朝占领广西和广东后，设立了桂林郡、南海郡和象郡。大将赵佗不及撤兵，秦朝就灭亡了，赵佗只好自立南越国，与汉朝对峙了近百年，直到汉武帝才将它征服。随后岭南就一直处在权力的半真空状态，属地虽归中央，但百姓却是自由生长。留在那里的汉人与百越人互通婚姻，互染习俗，再结成松散的社会组织，然后就有了所谓的西原蛮。要不然，南方的少数民族，单凭一己之力，是根本攻陷不了当时文明化程度已相当高的道州及永州等地。而如果蛮族真能攻破城池，那周围的村庄，也没有与他们媾和的可能。连语言都不通，怎么去商议和平协定啊？

三、

元结任道州刺史四年，四十年后，公元805年，柳宗元任永州司马，在永州整整呆了十年，这个司马的全称是“司马员外置同正员”，只是一个领工资的闲职，不需要坐班，连办公衙门都没有，并且连住房都没有分配，柳宗元一家只能借居龙兴寺，年迈的母亲和年幼的女儿，先后病亡。他苦闷而抑郁的心灵，只能依靠游历山水和书写诗文，才得以遣怀。

但不管柳宗元把永州描写成怎样一个凄凉寂寞地，可事实却是，这里几千年前就有舜帝南巡，一千年前就有五十万秦军打此经过；从西汉到三国，这里有据可查的零陵太守就有16位；下灌村李氏豪门已在这里生根了三百余年；上甘棠村作为谢沐县衙虽然已被摧毁，要20年后，周氏一脉才会搬迁过来。但这时周氏一族在永州已落地七十余年了，单二代弘字辈24人，就有18个中了进士。文脉之盛，令人瞪目结舌。这时的永州之野，或许仍产异蛇，但绝然不是遍地乱爬的那种，应该已被捕得差不多了，再想捕捉，就得去溪沟隐蔽地寻找。

或许是柳宗元文名太炽，之后历朝统治者都中了《捕蛇者》的毒，一旦有官员忤逆己意，气不过，就往永州扔。哼哼，让他被异蛇咬死好了！据统计，永州历代有名有姓的贬谪官员，就有80余位之多，占了整个湖南贬谪官员的一多半。可谁知《捕蛇者》一文也是模仿了《礼记·檀弓下》中的《苛政猛于虎》。泰山之下，孔子借虎讽刺苛政；永州之野，柳氏借蛇哀叹生民。这并不说明两地虎蛇太多，只能证明两地的百姓生活太惨。

当然，也可以换一种思维来理解。将人发配去永州算什么？还没像苏东坡那样发配去岭南呢，发配去琼州呢。贬去永州，可能还是帝王生了恻忍之心呢。要知道，宋代湖南共有908个进士，永州就占371人，如果以现在的行政县计算，前三甲都被永州囊括了，分别是祁阳93位，零陵73位，道县63位。而宋代包括长沙、湘潭、益阳等地在内的大潭州只有150名进士。到了明代，永州进士数额虽然不再一骑绝尘，但也位列湖南各市州之首。这样一对比，就知道宋明之时，永州的文明程度是湖南最高的地方。以零陵为中心，沿潇湘两水西溯东下，到处都是繁华的商业重镇。因为道路狭长，商旅必经，所以人气非常集中，不像湘北平原，太平坦了，从哪里经过都可以，人气反而散了，商业难成规模。

从卫星地图看，各色人马从长江进入湖南，常德和岳阳开口很阔，到了湘中，平旷之地逐渐萎缩，到永州被阳明山分隔成两条狭长地带。一路溯湘水而上，从冷水滩、零陵到广西的全州、兴安、桂林。一路从湘江支流舂陵江而上，从常宁、新田、宁远，到道县、江华、江永，进入广西贺州、梧州。因湘水与漓水相通，所以零陵一路更为顺捷。舂陵江止于蓝山，后面皆是陆路，且时有矮岗相拦，所以道县一路较为滞塞。

而且道州一途，很多山形类似桂林。比如说九疑山，看起来群山耸峙，一派万岳朝宗之势。可走近了，你就会发现，山与山间距很宽，像屏风竖立，稍微绕一下，就过去了。其间更多的是平野、丘陵和河流。官道虽蜿蜒，但并不崎岖，河流虽曲折，但少有险滩。在这样的地方伐木造屋，依山傍水而居，是非常惬意的。

你甚至都无法定义自己是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平原？是的，屋前阡陌交通，平野花香袭人。山地？是的，放眼群峰飘渺，恍若置身石林。丘陵？山不高不大，恍若丘陵，却不是丘陵，它非常陡峭，不好攀爬，可勿需攀爬，一切用度，皆可取于屋前平畴。水乡？是的，家家户户都被溪流环绕，旱时水浅，雨时水高，但一直清澈见底，可以直取瓢饮，可以濯缨濯足。正因这样，很多大族都选在这里扎根。比如道县何氏一姓，名人辈出，现在其人口竟占了半个州县，被称为“何半州”。

而零陵一途，地貌与湘楚相同，若是高山，必成阻隔。若是平野，则无险可守。在这边扎根的望族，相对要少些，并且也晚了很多。可因沟通楚越的湘江之故，这边人流量极大，其商业发展很快就超过了道州一方。这里的读书人更多有商贾背景。商贾既便人丁兴旺，也不会聚首一地，而是分散在各个交通要道，经营大江南北的生意，财富积累比务农者要快得多，接触信息也多，见识面也广，因此家中读书娃成才就更容易一些。这也是两宋期间，祁阳、零陵之地的进士反超道县的原因之一。

潇湘文化发源于地理分割的要冲处，所以它既有中原文化，又有巫楚文化；既有农耕文化，又含商业文化；既有羁旅文化，又含军旅文化；既有梅山文化，又有百越文化，既有仙侠文化，又有佛道文化……总之，杂得很。所以，永州人其实一直很矛盾、很纠结，一直不知道是守成好，还是进取好；是居家好，还是闯荡好；是求取庙堂之高好，还是身处江湖之远好；是自强不息去拼搏好，还是厚德载物以养气好。

有些人埋头苦读，一朝成名，比如状元李郃、吴必达、乐雷发，可很快就发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也很无奈，与自己高洁志趣，实在大相径庭。所以，只匆匆在庙堂和江湖亮个相，就隐居在故乡著书、立学、培养后辈去了。

而另有一些人，从少年时就出去闯荡了，一颗进取的心，至死方休。比如怀素、周敦颐、何绍基。出去后，就再没回来长居过了。特别是怀素，他算得上是中国最有进取心的和尚，你无法想象，二十二岁初出茅庐的他，是怎样找上诗名满天下的老爷子李白的？并且还让他为自己写下了《草书歌行》！假如他晚出发三年，李白就去世了。没有了“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之句，后世怀素的声名会不会稍受影响呢？呵呵，现在很难判定。

总之，这个和尚一辈子就这样在江湖上拜师求友，以证书道，当无数名人都为他留下诗文时，他的草书艺术也到了登峰造极之境。“颠旭狂素”，后世将他与吴中另一书法家张旭并称为草书二圣。怀素最独特之处在于，历史上所有的著名书法家都有功名和官职，怀素是惟一的白丁。这就需要他不但有深厚的艺术功力，还要有强烈的成名决心和良好的人际关系。而周敦颐和何绍基等人的求知求学意志，完全不亚于怀素。甚至现在我还能从许多永州人身上，看到当年“怀素们”孜孜以求的心劲。

还有一些途经永州的文人和官员，会感叹光阴如流水，寄身如飘蓬，人生如幻梦，他们会在喀斯特地貌的高崖石壁，摩岩雕刻很多诗文、铭记或题字，以证明沧海一粟的此身，曾在急流飞瀑般的时间长河里秒存过。狭长地带的永州，就像一个穿风而过的弄堂，时光在这里仿佛突然加速，这时回首庙堂，或遥望江湖，不管哪一种情绪，都会在内心反应剧烈，让人或长啸、或恸哭、或大笑，很难自已。这也是永州诗文石刻特别多的原因之一。

可惜的是，到了今天，很多石刻字迹湮灭难辨，已不知晓他们的主人是谁，又是何意要勒石于此。只有少数幸运儿，还被光阴珍存着，但被时代操纵了注意力的今人，只会匆匆一瞥，再难停杯投著，共景共情共笑泪了。

四、

在潇湘合流处的萍洲岛，是潇湘八景的第一景：潇湘夜雨。如果细想，你就会觉得惊奇。夜雨只有声音，并无风景，如果硬说有，那也只有两色，两岸墨黑，一江微白，再多，无非中间点缀几粒灯火。这算哪门子风景？由此可知，潇湘第一景不是在眼中，而在耳侧。或者说，在内心。内心有就有，内心没有就没有。

马致远的《寿阳曲·潇湘夜雨》给此景定了基调：“渔灯暗，客梦回。一声声滴人心碎。孤舟五更家万里，是离人几行清泪。”大侠金庸笔下的衡阳莫大先生，更是用二胡将《潇湘夜雨》曲奏得如诉如泣，悲咽凄凉，让人魂惊泪落。

现在看来，潇湘夜雨的意境，应该更为丰富才对。每个人都该有自己的潇湘夜雨图啊。“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卧迟灯灭后，睡美雨声中”，“昨夜风疏雨骤，浓睡不消残酒”，“一庭秋雨，故人剪烛西窗语”，“前山急雨过溪来，尽洗却，人间暑气”，“一雨纵横亘二洲，浪淘天地入东流”，“朝曦迎客艳重岗，夜雨留人入醉乡”，“黄梅时节家家雨，闲敲棋子落灯花”……这么多的意象，都可以充作潇湘夜雨心曲啊。在这个人来人往的通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欢喜与悲忧，景本无情，相同的风景，因人而异，产生不同的情绪。

现在，出于一种微妙心态，永州人以水流量和河流长度为凭证，大力宣扬湘江的源头是起于蓝山潇水，湖南人也乐见其成。母亲河始于本土，又终于本土，不就形成了闭循环吗？

然而，它是形成不了闭循环的。即便我们能论证潇水是湘江的源头，可湘江还能改名为潇江吗？既然改不了名，那么以湘水为主、潇水为辅的文化特征，就永远也无法抹除。湘水东流，文化西去，都只是过境而已，就看半开半合的永州和兼收并蓄的湖湘，能留住多少了。

很显然，潇湘文化与潇湘情怀既有“采菊东篱”的悠然和明静，也有“诗与远方”的空灵和凄迷，还有“忠厚传家”的坚韧和持久……等等。永州是羁客的他乡，也是耕者的家乡和游子的故乡。种种情怀，只看是什么时候，对什么人了。

永州之永，喻示着永久与绵延，不但包括了永恒的不变，也包括了永恒的变化。从潇湘文化到后来的湖湘文化，那种包罗万象的胸襟气势、经世致用的实践方针和开放革新的动态趋向，更加证明了永州以及湖南，惟一不变的就是“变革”。我们一直在路上，也许会伤感，也许会停留，但向前进发的姿态至死不变，这既是潇湘的地理特征、也是湖南的文化特征决定的。（载《湘江文艺》2022年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