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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道格拉斯(Lord Alfred Douglas)于1870年出生在英国的伍斯特郡，是他父亲的第三个儿子，从小很受母亲溺爱。父亲昆斯伯里侯爵九世臭名昭著，平生最喜欢玩三样东西：拳击，女人和马，现如今拳击规则里有一条叫做“昆斯伯里规则”的就是他建立的。 道格拉斯14岁在温彻斯特学院学习，19岁在牛津的莫德林学院学习，但没能拿到学位。王尔德1891年与道格拉斯相识于王尔德在伦敦泰特街的家。道格拉斯此时才21岁，正在牛津大学读书。会面前几个月，他已读过《道林格雷的画像》，非常崇拜此时在文学圈子里已是争议四起的作者。两人的第一次会面并无任何特异之处，只是进行了一般性的交谈。 几天后，两人在阿尔玛特俱乐部第二次见面，王尔德开始被道格拉斯所吸引：后者是一位小有名气的诗人，外貌俊美，举止迷人，加上又是一位侯爵的儿子，这一切都促使两人的关系加速发展。 从大约1892年5月开始，王尔德不停地邀请道格拉斯一起吃饭，给他写信、写便条、发电报、送礼物，还为他写了一首十四行诗。 道格拉斯的父亲昆斯伯里侯爵，是位傲慢、暴躁、怪异的苏格兰贵族，他唯一为人称道的是发展和推进了业余拳击规则，即所谓的昆斯伯里规则。昆斯伯里侯爵刚开始还有点儿得意，毕竟王尔德已是家喻户晓的名人，但慢慢地，他开始认为王尔德在对自己的小儿子施加不好的影响，于是他写了一封信叫儿子离开王尔德，但道格拉斯拒绝了他。 1892年年底的一天，王尔德与道格拉斯正在皇家饭店吃饭，发现昆斯伯里正在临桌窥视他们。王尔德要求道格拉斯去请他过来，昆斯伯里侯爵虽不情愿，但还是过来了。两天后，昆斯伯里侯爵给儿子写信，说自己收回以前对王尔德的所有评价，他认为王尔德是位迷人、聪明的绅士。 但这种相对友好的友谊并未维持很长时间。1894年初，昆斯伯里侯爵听到了各种关于王尔德与道格拉斯的传言，认为王尔德很可能是位同性恋者，于是就开始写措辞严厉的信，要求儿子终止与王尔德的关系，否则就断绝他的经济来源。道格拉斯反唇相讥：“你是一位多么可笑的小男人！”这让昆斯伯里侯爵更加恼羞成怒：“你这个目空一切的小无赖。如果我再看到你和那个人在一起，我就用你想都想不到的方式公开侮辱你们！我已经在秘密计划此事了。无论如何我不会因允许这种状态继续下去而受到任何指责。除非你们断绝交往，否则我就实施我的威胁计划。” 昆斯伯里侯爵开始像疯了一样出没于王尔德与道格托斯经常光顾的酒店，放风说若再见到两人在一起就“打烂”他们。道格拉斯采取的应对措施则是：每次要到某个酒店之前，都写信告诉父亲具体的时间和地点，并邀请他来“看看”。如果他采取任何计划中的“行动”，“他自己会落个什么下场”。 王尔德此时已经感觉到一种可怕的威胁正慢慢逼近自己，他曾对道格拉斯说过，他不愿意卷入他们父子之间的冲突，不愿意做他们彼此发泄仇恨的工具。也许更重要的是，他不愿被昆斯伯里侯爵纠缠，因为他知道，以自己现在的名誉和地位，与昆斯伯里侯爵无论怎样斗争，最终都是得不偿失。但道格拉斯却始终斗志昂扬，恨使得他什么也看不见了。 道格拉斯通过律师正式通知父亲：自己将拒绝昆斯伯里侯爵给自己提供的经济帮助。昆斯伯里侯爵非常伤心。 事情走到这一步，王尔德显然也没料到。他后来在狱中以泪洗面时，对这事件的发展过程做了这样的总结： 你的律师写给你父亲的信的结果，当然是逼着他走得更远。你使他除了继续下去别无选择，你迫使他面临着要么是保持名誉，要么是毁誉的两难选择。你的逼迫无疑对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我并不认为他已真的放弃了这件事，他身上强烈的家族本能使他对你的恨与你对他的恨一样持久、强烈，我只是你们两人的工具、借口，既是你们的一种攻击方式，也是你们彼此躲避的方式。他对罪恶的热情不只是个人性的，而且也是家族性的。如果他对这件事的兴趣刚有一点点消退，你的信和电报就会很快又把他的兴趣刺激起来……（《狱中记》） （二） 1894年5月，在朋友的建议下，王尔德去咨询了律师，想知道昆斯伯里侯爵信中关于自己和妻子的言论是否可以诉诸法律，或可以采取什么办法阻止昆斯伯里侯爵的激烈和侮辱性的行动。他与高级律师、经验丰富的犯罪学专家，后来成为他的法庭辩护人的查理 奥克塔维乌斯 休姆夫雷斯认真讨论了这件事。后来，道格拉斯的堂兄为了维护自己家族的荣誉，与王尔德达成协议，让昆斯伯里侯爵表示道歉，而王尔德则不再继续追究此事，7月13日，昆斯伯里侯爵回信拒绝任何道歉。 1895年1月，结束了《诚实的重要性》的彩排之后，王尔德为了逃避昆斯伯里侯爵的追逐，带着道格拉斯到阿尔及尔旅行，但昆斯伯里侯爵仍用威胁性的电报追逐着他们。 实际上，这次旅行是一次错误的逃避，王尔德等于给昆斯伯里侯爵留下了足够的时间搜罗对自己不利的证据，如果他留在伦敦，采取断然的行动，历史可能就是另外一副样子了。 1895年2月14日，《诚实的重要性》首演，昆斯伯里侯爵密谋在演出中间向观众发表演说，侮辱剧本和演员，并在演出结束王尔德走到幕前时，向他扔垃圾。这显然是想通过作品来摧毁作者名誉的阴险诡计。但他得意忘形之下，在别人面前夸口说出了他的计划。王尔德得知后通知了警察。当昆斯伯里侯爵带着他的拳击手来到圣詹姆斯剧场时，发现各个入口都有警察把守，他使尽浑身解数也进不去，在剧场外徘徊了三个多小时，最后才骂骂咧咧地走了，临走在剧院门口给王尔德留下一把“奇形怪状的蔬菜花”。 2月18日下午4点，昆斯伯里侯爵来到阿尔玛特俱乐部（王尔德为其会员），让看门人转交给王尔德一张写有讽刺话语的卡片，看门人在卡片上记下收到的时间，然后装进一只信封。 颇具讽刺意义的是，据王尔德后来说，他又失去了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在昆斯伯里侯爵留下明信片后的两星期内，王尔德和道格拉斯以及后者的一个朋友一起住在艾冯达勒旅馆，三人一起住了10天，花费甚巨。道格拉斯两人离开后，王尔德本希望到法国长期旅行，但因欠旅馆的房费，无法成行。 2月28日，王尔德来到这家俱乐部，看门人如约将卡片交给了他。读完卡片，王尔德立刻给道格拉斯和另一位挚友罗斯写信，让他们抓紧时间来商议此事。罗斯建议王尔德立刻去见律师，由律师申请以诽谤罪逮捕昆斯伯里侯爵。第二天，三人一起去见休姆夫雷斯，后者让王尔德发誓自己所说一切属实，王尔德发誓，这位律师说“如果真是这样，你赢定了。”他答应申请逮捕昆斯伯里侯爵。 现在的另一问题是：王尔德已成负债之人，难以支付诉讼。道格拉斯答应由自己的家庭提供所有必需的花费，因为对昆斯伯里家庭的每一个人来说，昆斯伯里侯爵一直都是一个妖魔，他每天都给家人制造数不清的烦恼和绝望，他们也经常议论着如果可能就把他送进疯人院，所以，现在王尔德控诉他，道格拉斯的家人也理应支持王尔德。 听了道格拉斯的话，律师立刻开始着手办理此事，王尔德则急忙去了警察局。但实际上，道格拉斯辛苦一番也只借到360英镑。 3月3日，昆斯伯里侯爵被捕，并以诽谤罪被起诉。 查理·休姆夫雷斯在法庭陈述中解释了王尔德提起诉讼的原因，并传唤了阿尔玛特俱乐部的看门人和执行逮捕的警察，听过证词之后，法官宣布推迟一周审理，侯爵取保候审。第一次出庭为昆斯伯里侯爵辩护的律师是乔治 列文斯，他是王尔德家的常客，不愿意再牵涉进这个案子，昆斯伯里侯爵找到了爱德华 卡森。 卡森与王尔德曾是大学同学，虽然在大学期间和毕业之后两人的关系都很一般，但与自己的同学打官司的确也不是让人愉快的事，另外他对打赢这场官司也没信心，直到律师事务所告诉他已经找到一个名叫查理 帕克的证人，可以证明王尔德与他曾在萨瓦旅馆发生过猥亵行为，他这才决定接下这个案子。 3月9日上午11点30分，法院重新开庭，这次听证会座无虚席。法庭上的王尔德犹如站在了演讲台上，法庭听众的拥挤显然进一步给他造成了这种感觉，炫耀的心情一下猛涨起来，这种作秀的诱惑后来证明对他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这次审讯最后以昆斯伯里侯爵再次取保候审结束，法官宣布下次开庭期间再重新审理和判决本案。 此时距下次开庭时间实际上已不到三周了，对双方来说准备时间都不多。休姆夫雷斯决定请一个在各方面都堪与卡森媲美的著名律师为王尔德辩护，于是他带着王尔德找到伦敦法庭的著名律师爱德华 克拉克爵士。王尔德以自己的名誉向克拉克严肃地保证：“对我的指控绝对是错误的，没有任何根据。”王尔德庄重而严肃的誓言最终促使克拉克接下了这件案子。 （三） 与此同时，就在附近的律师事务所里，昆斯伯里侯爵的辩护律师们也在积极准备反控王尔德。实际上，自成为被告以来，昆斯伯里侯爵就雇佣了私人侦探到处刺探王尔德的隐私，寻找可以使王尔德名誉扫地的证据，而且小有收获。通过一个嫉恨王尔德的演员兼作家查理 布鲁克菲尔德和一位妓女提供的线索，这位侦探找到了许多和王尔德有关的材料。 大战在即，王尔德本应留在伦敦，静心思考应战的策略，但道格拉斯坚持要去法国南部的蒙特卡洛，去享受一段大战前的自由呼吸。两人离开了伦敦，来到了“一个汇聚了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丑恶的地方”。道格拉斯没日没夜地赌，王尔德因为对赌博毫无兴趣，就孤零零地留在赌场外边。 大约在开庭前一周左右，王尔德才回到伦敦，那些真心希望他幸福的朋友，其中就包括王尔德两个最著名的文坛好友萧伯纳和弗兰克·哈里斯，恳请他带着妻子尽快离开英国，到相对宽容的法国去继续写作，不要面对一个不可能取胜的判决，因为陪审团不会判决一位父亲。另外，王尔德创作艺术作品是行家，但昆斯伯里侯爵却专以斗争为乐，王尔德在目前的情况下应该拒绝与一位父亲作战。道格拉斯当场表示反对，他转身对王尔德说：“你如果听他们的话就是懦夫！”说着从桌子旁站起来，“你们这样做不是我的朋友！”王尔德随声附和，也站起来，与自己的俊友一起离开了酒店。 克拉克似乎远没王尔德轻松，他的当事人一回到伦敦，他就紧急召见他，磋商出现的新情况。任何人都能看出，昆斯伯里侯爵搜集到的证据已经远远超出文学的范围，若只局限在文学领域，对王尔德还是有利的，但一旦脱离这个领域，王尔德的实际行为与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就构成了激烈的冲突。若换成别人，面对这么多新的不利于自己的证据，肯定会心慌意乱，但王尔德仍然是那副事不关己的漠然态度。当时道格拉斯也在场，他的在场显然坚定了王尔德的这种态度。他相信自己的名声和地位可以使自己免除一切不利影响，所以他要静等胜利的到来。实际上，关注这件案子的人越多，王尔德就越是看重这次作秀炫耀自己口才的机会。维多利亚时代的严苛道德观，在他看来就像剧中的谐语智言一样，抖抖衣袖，张张口，就可博得满堂喝彩。 1895年4月3日，奥斯卡 王尔德控昆斯伯里侯爵诽谤案在老贝利法院开庭，法庭依旧座无虚席。最先进来的是昆斯伯里侯爵，他看起来没有一点贵族的气派，身穿蓝色猎装，手里拿着帽子，独自站在被告席前。过了一会儿王尔德才进来，他则身穿一件时尚大衣，扣孔里插着一朵花，他径直走到自己的律师前面，轻松地与他们交谈。而在另一间房里，昆斯伯里侯爵召集起来的一群年轻证人在抽着烟，在笑着。 简短地问过证人之后，王尔德开始接受庭审。昆斯伯里侯爵的辩护律师爱德华 卡森对王尔德的讯问很有技巧，他的讯问围绕两方面：文学方面和事实方面，都集中在王尔德过去的各种关系。 在接受讯问的过程中，王尔德尽量用无礼的回答使整个程序显得可笑。他的回答与众不同，充满睿智，哪怕前后矛盾，他就是要让严肃的法律程序在自己风趣而轻率的回答中变得轻松一些。他在调侃，在打趣，在讽刺，似乎浑然忘了这是在法庭，而不是在酒吧和咖啡馆。 当卡森开始问王尔德与几位年轻人的关系时，王尔德明显开始感到不舒服了。当卡森出示一些精致的衣服，镶银的手杖等物品时，王尔德承认这些东西是自己送给年轻朋友的。卡森表示怀疑的是这些礼物并不是送给“智慧精英”，而是送给报童或失业者，有时甚至是目不识丁的人。王尔德对此的解释是“在我眼中没有任何社会地位之分，对我来说，年轻，只是年轻，就是极其奇妙的，我宁愿与一个年轻人谈半小时，也不愿在法庭上被人讯问。” 当卡森在对昆斯伯里侯爵的辩护词中宣称他要传唤一系列与王尔德“有性联系”的年轻人出庭时，法庭的气氛开始变得紧张起来。爱德华 克拉克意识到自己的当事人处于非常严重的危险境地。因为根据1895年法案，即刑事法修正草案，任何带有“粗俗倾向”的行为都是犯罪。 当天审判结束之后，爱德华 克拉克立即告诉王尔德：根据目前的情况，几乎已无任何可能让陪审团宣判一个竭力要将儿子从一种罪恶关系中拯救出来的父亲有罪。克拉克请求王尔德准许他撤诉。王尔德同意了。4月5日上午，克拉克宣布撤诉诽谤案，昆斯伯里侯爵被无罪释放。 （四） 审判结束的当天，昆斯伯里侯爵的律师就向检察官提交了一份一些他们本来要传唤到庭的年轻人的证词副本。法律机构立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快速运作起来。当天下午3点半，苏格兰检察院的检察官出现在法官面前，要求法院签发逮捕王尔德的逮捕证。5点，逮捕证签发，一位报社记者跑来通报王尔德，王尔德一下子“脸色灰白”。他一动也不动地坐着，一杯接一杯地喝着酒。6点20分，王尔德在卡多根旅馆被捕。 1895年4月26日，王尔德被控有伤风化案在老贝利法院开庭审理。一队年轻男证人和他们的证词让王尔德非常痛苦，他后来将自己与这些人的交往比作“与野豹同游”。 审判进行到第四天，站在证人席上的王尔德已没有了第一次审判时的那种盛气凌人。他安静地回答问题，否认自己有过任何猥亵的行为。 爱德华·克拉克随后代表自己的当事人进行了有力的结案陈词，他最后要求陪审团“还如今我们这个时代一位最著名、最有成就的文学家以清白，而还给他清白，也就是清除了社会的一个污点”。克拉克的辩论总结听得王尔德热泪横流。 陪审团讨论了三个多小时，最后得出结论：许多指控无法成立。5月7日，王尔德交了保证金后获释。 在第二次审判时，自由党政府决定无论如何要对此案作结，这显然非常不利于王尔德。据说当时的首相罗斯伯里在做外交部长期间，与昆斯伯里侯爵的另一位漂亮儿子弗朗西斯 道格拉斯之间有亲密关系。就在弗朗西斯意外死亡之后不久，昆斯伯里侯爵开始暴跳如雷地向王尔德寻衅。有人说此时昆斯伯里侯爵或其他人威胁罗斯伯里，若不判决王尔德有罪就披露这段隐情。有意思的是，据说在宣判王尔德之前的两个月内，罗斯伯里一直患有严重的失眠症和忧郁症，但宣判之后，他的这些病都突然消失了。 对王尔德的第二次审判显然避轻就重，集中关键证词进行诘问。经过三小时评议之后，陪审团做出判决：王尔德罪名成立。法官宣布王尔德被判入狱服苦役两年。 王尔德后来在《狱中书》中试图解释自己的行为，但并未加以辩护。他把自己的沉沦都怪在阿弗雷德的头上，不过这篇文章也是王尔德对自己信念的辩护与自白，其中写道：“上帝几乎将所有的东西都赐给了我。我有天才、名声、社会地位、才气，并勇于挑战知识。我让艺术成为一种哲学，让哲学成为一种艺术。我改变了人们的心灵与事物的色彩。我的一言一行无不让人费思猜疑。我让戏剧这种最客观的艺术形式，变成一种和抒情诗或十四行诗一样个人化的表达方法，同时也扩展了戏剧的范围，丰富了戏剧中的人物刻画。除此之外，我还拥有一些与众不同的事物。我放纵自己浸淫于无意义与感官上的安逸感。我以无所事事为乐，喜欢当个时髦的花花公子。我的身边尽是小心眼的人。我肆意浪费天分，挥霍青春更是带给我一种奇异的喜悦。我厌倦了登高，故意步入深渊，寻找新的感觉。到最后，欲望成了一种病或疯狂状态，或者两者都是。我对他人的生命变得漠不关心。我只关心自己有兴趣的事物。我忘了一件事，那就是性格由日常生活中每个小动作组成，人总有一天都会大声哭着揭露自己以前偷偷犯下的行为。我不再是自己的主宰，也不再是自己灵魂的船长，而我却浑然不知。我让你主宰了我，让你的父亲恐吓着我。我的结局如此令人羞耻。现在的我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完全的谦逊，而这也是你惟一可拥有的东西。你最好和我一起学学谦逊吧。” 1897年5月18日晚上，王尔德被偷偷转到潘顿维尔监狱，以避开昆斯伯里侯爵计划的抗议行动。第二天早上，王尔德终于从潘顿维尔监狱获释，当晚便前往法国，从此再未跨进英国一步。 （五） 在狱中的两年里，王尔德为道格拉斯写了一封长信名为De Profundis（译为《自深深处》或《狱中书》），信中表达了王尔德对道德拉斯爱恨交织的情感。在狱中的时候这封信不允许被寄出，出狱以后王尔德让Robbie Ross抄录一份寄给道格拉斯，但道德拉斯到死也没有收到这份长信。 1897年8月，王尔德出狱的几个月以后，俩人又在法国里昂相遇，两人又在意大利那不勒斯一起生活了几个月。很快因为个性冲突、经济原因以及加诸种两人身上的各种各样的压力而分道扬镳。这次的和好也遭到了他们各自的家人和朋友的反对。分手之后王尔德在巴黎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的几年，而道格拉斯则在1898年底回到了英格兰。 两人在那不勒斯生活的这段日子在之后变得相当有争议，譬如王尔德说道格拉斯只提供了房子，但没出生活费。而当道格拉斯终于享受到他死去父亲遗产的时候，他拒绝为王尔德提供永久的经济资助，虽然偶尔的他也会给王尔德一点救济。而当王尔德在1900年故去的时候，可以说是穷困潦倒。王尔德的葬礼上，道格拉斯的身份是主持。传闻说葬礼上道格拉斯和Robert Ross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这场争吵也预示了不久的将来这两位王尔德的前任情人的一场斗争。 王尔德死后，道格拉斯认识了诗人、双性恋Olive Eleanor Custance，1902年3月，俩人闪电恋爱闪电结婚，后在同年的11月生下了一个儿子：Raymond Wilfred SholtoDouglas，这个孩子在24岁那年被诊断出患有分裂情感性障碍，后来多次入住精神病院，终身未娶。 1911年，道格拉斯转信天主教以后，两个人的婚姻生活就开始风云不断。1913年俩人分居，在1920年代Custance也转信了天主教，然后两人复合。没多久Custance又不信天主教了，俩人就再次分居。不光是宗教信仰问题，还有他们儿子的问题，屡次的进出精神病院，也让夫妻二人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他们分分合合多次，始终还是没有离婚。 十多年以后，道格拉斯才看到当年王尔德在狱中写给他的情信。当时道格拉斯正在起诉一本描写有关王尔德生活的新书中对他诋毁，而王尔德的这封长信当时保存在大英博物馆，因为这场官司被拿出来当作呈堂证供，而且被当庭念了出来，其后这封信中的一部分还被发表在全国各种报刊上。道格拉斯当时觉得这是灭顶之灾，此后的十多年里，道格拉斯都沉浸在对王尔德深深的厌恶愤恨之中，厌恶的对象还包括一切跟王尔德有关的人和事。他打了无数场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官司，就为了彻彻底底的跟王尔德划清界限。 在庭审的时候，他把王尔德描述成“欧洲近350年以来出现过的最邪恶的力量”，他说自己极为后悔认识了王尔德以及帮他翻译《莎乐美》。 1923年，道格拉斯对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当时丘吉尔还不是英国首相）提出诉讼，他控告丘吉尔谋杀奇纳勋爵。但这次他最后反以刑事诽谤被判入狱6个月。 上天有时候是公平的，道格拉斯终于有机会体会当年王尔德在狱中的苦难生活了。也许是监狱的生活给了他新的感悟，道格拉斯对王尔德的情感和态度也发生了转变。后来他会在作品中带着爱意和感情来回忆王尔德，而不再是怨恨。 王尔德说过，艺术并不模仿人生，只有人生模仿艺术。只是不知道Bosie的一生，模仿了谁的艺术。 （本人转载自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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