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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风的认识，历代说法不一。秦汉至隋，一直认为是内虚为风邪所中，气血逆乱亦是一个病机。如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风历节病脉证并治》中所说：“夫风之为病，当半身不遂，或但臂不遂者，此为痹？脉微而数，中风使然。”“寸口脉浮而紧，紧则为寒，浮则为虚，寒虚相搏，邪在皮肤；浮者血虚，络脉空虚，贼邪不泄，或左或右；邪气反缓，正气即急，正气引邪，口呙 僻不遂，邪在于络，肌肤不仁；邪在于经，即重不胜；邪入于腑，即不识人，邪入于脏，舌即难言，口吐涎。” 上段文字，说明当时认为中风属外风。至唐宋400年间《千金方》、《外台秘要》以至宋代方书如《局方》、《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等，对中风的认识无大进展，只《局方》有“暗风”的提法，使用至宝丹、牛黄丸等治疗。金元四大家有了新的提法，河间以火为主，认为火能生风。将息失意，心火暴盛，肾水虚衰是其根本。
张子和亦主张“莫治风，莫治躁，治得火时风燥了”。东垣认为中风非风邪，本气病也。凡人四旬，气衰之际，七情房劳，或肥人形盛气虚，易患本病。丹溪认为湿土生痰，痰生热，热生风，当从痰治。总之以上四家从内因之论。明代王安道提出真中与类中之分，即有风邪所致者为真中，火、气、痰引起的为类中。虞抟进一步发挥了真中与类中之说。张介宾明确提出非风的观点，认为是“内伤积损颓败而然”。清代叶桂认为中风是体内的阳气变动，阴精衰耗，阴虚阳亢，肝阳化风，非外来之风，治以滋水平肝。张师总结了前人的经验，又从《内经》的《脉解篇》“肝气当治而未得，故善怒，善怒者，名曰煎厥”，《调经论》“血之与气，并走于上，此为大厥，厥则暴死。气反则生，气不反则死”，《生气通天论》“阳气者，大怒则形绝，血宛于上，使人薄厥”三段文章中悟出一个道理，即“风名内中，言风自内生，非风自外来也”，提出了自己的中风非外风的观点，创制了镇肝息风汤。
用以治疗内中风证。其脉弦长有力，或上盛下虚，头目时常眩晕，或脑中时常作痛发热，目胀耳鸣，或心中烦热，或时常噫气，或肢体渐觉不力，或口眼渐形歪斜，或面色如醉，甚或眩晕，至于颠仆，昏不知人，移时苏醒，或醒后不能复原，精神短少，或肢体痿废，或成偏枯。方用怀牛膝一两，生赭石一两，生龙骨五钱，生牡蛎五钱，川楝子二钱，生龟板五钱，生杭芍五钱，玄参五钱，天冬五钱，生麦芽二钱，茵陈二钱，甘草钱半。心中热甚者加生石膏一两，痰多者加胆南星二钱。尺脉重按虚者，加熟地黄八钱，净萸肉五钱。大便不实者，去龟板、代赭石加赤石脂一两。张师认为，肝为木脏，木火炽盛，亦自有风。此因肝木失和，风自肝起。又加肺气不降，肾气不摄，冲气胃气又复上逆。于是，脏腑之气化皆上升太过，而血之上注于脑者，亦因之太过，致充塞血管而累及神经。方中用牛膝引血下行，此为治标之主药。而复深究病之本源，用龙骨、牡蛎、龟板、芍药以镇肝息风，赭石以降胃降冲，玄参、天冬以清肺气。肺中清肃之气下行，自能镇制肝木。
至其两脉之尺弱者，当系肾脏真阴虚损，不能与真阳相维系。其真阳脱而上奔，挟气血以上冲脑部，故又加熟地，山萸肉以补肾敛肾。肝为将军之官，其性刚果，若单用药强制，或转激发其反动之力。茵陈为青蒿之嫩者，与肝木同气相求，泻肝热兼疏肝郁。川楝子能使肝气下达，又能折其反动之力。心中热甚者，当有外感伏气化热，故加石膏。有痰者，恐痰阻气化之升降，故加胆南星。此方为张师治疗中风所用滋潜镇降之代表方，从立论到治法，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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