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超越孙子兵法

越到高处，大家用的原则越是一致。

我们解读《孙子兵法》的始计篇，一窥毛主席和孙武的几个差别。

孙子认为，兵者，是国家的大事，是涉生死存亡的。毛主席则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所以前者认为军事是创造国家政权生命的，而后者认为军事是创造出国家政权的。前者偏攻略，后者偏孕育。

孙子认为，军事的决定要素有道、天、地、将、法，也即认为是由这五大类矛盾决定的：

1）“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危也”，这里列举同意与反对、生死、安危三组矛盾。这三组矛盾是基于人与环境需要、目标间的关系引发的矛盾。这是战场因素。

2）'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这里列举了阴阳、寒暑、时之及与过三组矛盾。这三组矛盾都是基于人与环境里不同时间的关系引发的矛盾。这是战场因素。

3）“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这里列举了远近、险易、广狭、死生这五组矛盾。这些矛盾是基于人与环境里不同地形的关系——即空间与我军人员和装备引发的矛盾。这是战场因素。

4）“将者，智、信、仁、勇、严也”，这里列举了智愚、信与不信、仁与暴、勇与怯、严与宽这五组矛盾。这些矛盾是由人与双方不同策略的关系所引发的矛盾。这是策略因素。

5）“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这里列举了军队内部的组织矛盾、官兵矛盾、消耗与补充这三组矛盾。这些矛盾是由人与人不同关系所引发的矛盾。这是策略因素。

这五大类矛盾，也是毛主席所关注的，毛主席通过战场的选择和战场的布置，以取消或者缓解己方这五大类的矛盾，而引发或者加深敌方这五大类矛盾，从而获取胜利：

1）道对应——目前形势与任务、用政治统帅军事、军民一致；

2）天对应——重视时机选择，比如重视夜战、没有准备好不与战等；

3）地对应——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

4）将对应——条件的创造、为将者对策略的执行、策略间的博弈；

5）法对应——践行官兵一致、自力更生等。

这里出现了四个巨大的差别：

差异一，毛主席关注的不仅仅是这五大类矛盾，还关注可转化敌我关系的矛盾

看出其中的矛盾与可能性。不要只看见漆黑一团，闭门不纳，望而却步，这些都是不对的。

通过看出其中的矛盾与可能性，就把转化关系的小可能性变成大可能性，再把大可能性变成现实实际，即具有培育机会、逆转可能性、转化关系的能力。

也即毛主席还擅长于把握敌我关系转化的可能性，而孙子更侧重于消灭敌人、故不能消除吴国的隐患。

差异二、孙子兵法忽视生长和教育，而毛主席极其强调相生相长、教育和普及。

比如，强调教育集团。

保存一个领导集团，一个教育集团，一个军事集团，依靠很好地形，很好的民众，一定有办法。

比如，强调相生相长。

党是从群众中生长起来的，群众的文化程度和政治水平是和党的组织状况有联系的，此种状况当跟着经济工作和教育工作的发展而改变，也只能由此而改变……问题是在教育和更多的革命经验，而不是什么提倡“尚贤”、“尚同”可以解决的。

强调相生相长、教育集团，所以就有了伟大的群众路线，只要有一些种子，经历群众路线，就可以生长发展到很大的力量。而这种思想是孙子兵法里所没有的。

差异三、孙子兵法认为“智、信、仁、勇、严”是为将者的品格、是种绝对化，而毛主席认为是策略错，尤其是策略的时机问题，并强调“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线”。

市委书记和市长必须委派懂政策有能力的人担任。

懂政策是关键因素，有能力是指能灵活执行政策、会拆分步骤和阶段。

并不是目的错，完全是策略错。所谓策略错，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这里没有归因到智、信、仁、勇、严这些东西。

比如

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

藐视当然是不对的，但与重视结合，就是对的。

比如

你们去联合国，困难很多，要“以勇为本”，更要注意“为将当有怯弱时”。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勇敢不是绝对的，怯弱也不是绝对的，是要按时机走的，是要符合既定策略的。

而根据博弈论的概念，策略显然是极端重要的，显然这种策略思想，也是孙子所欠缺的，毛主席就此要远远超过孙子。

孙子可以判断将的合适与不合适，但他难以造将，而毛主席不仅可以判断将的合适不合适，还可以培育出将、生长出将来，并且可以生出兵来——普及策略即可。

总结各项政策都要搞出条例来。

差异四、孙子兵法强调胜，而毛主席不仅强调胜，而且强调歼灭战，而不要击溃战。

所以，孙子可以打败楚国，但却不能吞并、征服楚国，歼灭战的处置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因素。

可以说孙子可以由弱变到强，而毛主席不仅可以以弱变到强，还可以由小变到大。也即，

1）如果毛主席穿越到春秋时期，他有能力统一中国；

2）而孙子在春秋时期，有能力称霸、但不能统一中国。

在孙子的思想体系里——“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只要将不够有能、兵众不够强、士卒训练不足，他便不好胜利。

而在毛主席的思想体系里——通过由小歼灭战到大歼灭战的阶段路线，

经过这种小歼灭到大歼灭的过程的。我军入朝以来五次战役，已完成这种小歼灭战的一段路程，但是还不够，还须经过几次战役才能完成小歼灭战的阶段，进到大歼灭战的阶段。

即使将不够强，通过这种阶段路线，也可以培养出强将来；即使兵众不够强，通过这种阶段路线，也可以变强；即使士卒训练不足，通过这种阶段路线，亦可以支撑使用、并且变成强兵。

换句话说，如果孙子来操盘解放战争，则大概率仍然要败，也没有能力指挥出四渡赤水这样的战役来。

孙子，正是基于这些认知，所以说“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

而毛主席，则是“问题是在教育和更多的革命经验，而不是什么提倡“尚贤”、“尚同”可以解决的。”

孙子说“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孙子仍然以利害来计算，从利害上造势，以获取主动权、置敌于被动，以确保利的得到。从这个角度来说，孙子是个军事家，而不是战略家。孙子瞄准的是战场的胜利，毛主席瞄准的是全局的胜利。

毛主席认为利与害是相互间转化的，没有绝对的利与害，着重的是战略上“事物走向它的另一面”的实现。因为军事家要的是打败对手、消灭对手，而战略家要的是消灭对手、征服对手、发展自己。所以孙子可以败楚，但不能灭楚——因其缺少了征服对手和发展自己的着重。

但孙子和毛主席对于主动权的获得，这一点认知是相同的，即因利而制权也。只是双方对“利害”的理解和定位不同。

孙子说“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这个核心在于把自己置于矛盾关系的一面，把对手置于矛盾关系的另一面。

比如，自己置于多方、把对手置于少方，自己置于强方、把对手置于弱方，自己置于实方、把对手置于虚方，自己置于有序、对手置于混乱，……。

在这块策略上，毛主席和孙子基本相同。但毛主席不是诡道，而是行策略，造奇袭——核心是使对手不备和犯错，既着重使对手在战术、战役上犯错，更重要的是造成对手在战略上犯错，而孙子是行阴谋、使对手在战术、战役上犯错。

也可以理解为，毛主席是彻底的从自身立于不败之地出发、覆盖战略，而孙子仍然是从使己方不败、对方失败出发，战略虽也有覆盖，但远不及毛主席覆盖的深。

孙子说“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这是战术、战役上的，不是战略上的。

孙子说“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这是通常的胜负法，但是对不起，毛主席根本不会给对手这样计算的机会，毛主席一是使自己先处于不败之地，二是在对手必败的时候，再动手取胜。

比如，

集中南面兵力攻正太路有如下缺点：一、不能必胜；二、敌有由道清攻洛阳，由临汾攻潼关之势，我军向北不便策应南边，因此仍以现时部署不大变动为宜。

因不能必胜，所以否决。

比如，

不到必要时机与必胜地点，不要轻易同桂军作战。

因不能必胜，故不轻易作战。

比如，

对于强敌，或关系紧要的战场作战，应以绝对优势的兵力临之。

也即在战术、战役上，不与敌人进行势均力敌的较量，而要的是摧枯拉朽、势如破竹式的较量。这也是征服的要求。

综上，孙子尤重打败敌人、消灭敌人，兼顾保存自己，是个军事家；而对于毛主席来说，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发展自己，三者缺一不可，可以说极端重视发展自己，是个战略家。

可以认为，军事家和战略家的区别在于是否发展自己，是消灭敌人、还是征服敌人。而为了发展自己，消灭敌人不仅仅是消灭敌人、更是征服敌人，这就要在全局战略上来解决。

对军事家来说，他要解决的问题——用战争消灭敌人、获利；对战略家来说，他要解决的问题——用战争消灭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