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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创作——尤其是诗歌翻译方面的——经验和实践向我揭示了阿拉伯语的特点，它是一种隐喻和想象力的语言。相比较而言，法语更是一种逻辑和理性的语言。因此，我经常鼓励我的译者大胆地挑战语言，让译文的语言富有隐喻和想象力，或者说，为译文注入一点“疯狂的能量”。 东西方的人们在思想方面有可能达成一致。差异在于语言。身份体现为差异。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只能翻译表面的语言结构，而无法译出身份？不过，这是极为复杂的另一个问题了。 王炎：阿多尼斯先生在法国，杨炼先生在英国，你们与当地主流文学圈有广泛的对话吗？对法国、英国诗歌创作的现状有何看法？ 杨炼：我不喜欢“主流”这类说法。我在全世界都一样，只和我喜欢的诗人交往，英国也不例外。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出版了13本英译诗集（诗选），其中，观念性、实验性极强者如长诗《同心圆》，形式要求严格者如《艳诗》，这构成了诗人切磋的基础。英国有从中文古典诗歌汲取灵感的深刻传统。阿瑟·威利以译文流畅见长，更有敢想敢干的大诗人庞德，他的“意象”之说，不仅改变了整个现代英诗的语感，捎带也“发明”了当代中文诗人们的安身立命之所。不过，同样普遍的是，正在创作的诗人最有活力。我和当代活跃的英国诗人如威廉姆·赫伯特、帕斯卡尔·帕蒂、罗伯特·米黑尼克、费奥娜·萨普森、波丽·克拉克、唐·帕特森等广有交流，那不是泛泛的酒肉之交，而是潜入诗歌深处的精神交往。例如，《李河谷的诗》中，一半作品由我和这些不懂中文的英国诗人共同翻译，某种意义上，翻译过程中讨论的语言、文化、生活、历史等深层内容，甚至比“译诗”更有意义！你要了解一个外语诗人，没有比坐下来、翻译几首她／他的诗更好的方式了。因此，我也通过翻译他们的作品，时时给当代英国诗歌创作“把脉”。或许你听说过“黄山诗歌节”？那是首次仅在中、英两个语种间举行的诗歌节，就为追求交流的深度。再一次，“诗人对译”是交流的地基。3000年时间里持续转型的中文诗，和空间上涵盖英国、美国、新西兰、尼日利亚不同文化背景的英语诗直接对话。你想象得到汉语诗的声调，比较非洲口头文学的音乐性时，有多么精妙迷人吗？ 但我也不得不承认，和叶芝、艾略特、庞德那一代大家比，当代英语诗让我获得的满足感有限。简单地说，“小精品”不少，开创性的大作罕见。究其原因，我认为不在诗歌本身，还在思想文化根源上。这个时代，“思想危机”远甚于经济危机，而西方（姑且借用这个总称）诗人对此缺乏锥心之痛。某种意义上，大战的血腥、专制的残酷、宗教的强权，是些“可见的”灾祸。但冷战后全球系统完备的实用和虚伪，像最糟的流感，传染给每个人无力和无奈。我们有思想吗？文学有意义吗？甚至无关痛痒的“诗歌”，也能变成空话世界的无聊装饰。在“政治正确的”、“有思想的”西方，这提问来得更刺眼。归根结底，这是“人”的问题。人之不存，诗将焉附？ 阿多尼斯：我不能说我真正了解英语诗歌，因为我读的只是译成法语的英诗。但是我了解法国诗歌，尤其是法国诗歌的巅峰之作。对这些法语诗，我推崇备至，我曾经、并且依然受其影响。 当今的诗歌呈现出多种风格。有些诗受美国诗歌语言的影响，注重描摹、记述日常生活，这类诗不能吸引我，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对现实的再生产。还有一些诗，理性色彩很浓，也有艺术性，但不能吸引我。最后一类诗体现了空间和迁徙的诗学，富有想象力，具有口语化特征，讴歌身体及其在恋爱中的存在。我关注此类诗歌，对它情有独钟。 王炎：阿多尼斯先生一直主张理性、民主的原则，对阿拉伯国家保守、因循的文化现状持强烈的批判态度。杨炼先生也一贯坚持鲜明的启蒙立场。在全球化时代，特别是“9·11”之后，批评阿拉伯世界已成为西方主流话语，两位诗人游走于两个不同的世界之间，如何坚守诗人对所处世界的批评立场——既批评母语文化的保守与落后，又反思西方文化霸权？对两个世界的批判尺度如何把握？ 杨炼：匮乏个人创造性的传统，不配被称为“传统”，充其量只是一个冗长的“过去”。当代中文文学的能量，来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个人对传统的深刻反思——“发出自己的天问”。这向内质疑的深度，让我们也能读懂其他文化中的特立独行者。阿多尼斯之令我感动，正在于此。而且，他批判的是神本主义精神控制，比起能“过时”的政治，看到改变的希望渺茫多了。作“主动的他者”肯定孤独：对内，他动摇权力和制度的基础，也不投机民族情绪；对外，又匡正各种“简单化”，从用意识形态话语裁判一切，到“文化的冲突”式的居高临下。但我们必须保持这双向的锋利。今天这世界，少了些冷战说辞，却多了纯利益这面镜子。透过全球化市场涂抹到中国廉价劳力身上的灯红酒绿，过去半个多世纪现实、历史、传统和语言的裂痕，依然清晰可辨。“9·11”之后，不是“文化的冲突”，而是没“文化”也不再有任何冲突。哪有“两个世界”？眼前只剩一个世界：金钱能收买一切，包括最华丽的词藻和最难堪的自相矛盾。我们生活在一个词、义彻底分裂的时代，你什么都能说，却什么都不意味！这不止是“中国问题”或“阿拉伯问题”，这是人性的普遍绝境。那怎么办？作为诗人，我觉得还要恪守一种真诚的、质朴的、美的感受力，不盲从任何官方或流行的说辞，却抓紧自己纯然的感受，从中提炼出对一切的判断。自私和玩世不恭的全球化之外，还应有诗和思想的“全球化”。无论多么无望，每个个人仍坚持“说出”自己的想法。这又让我想到阿多尼斯反思阿拉伯文化的论著《稳定与变化》，那最终丰富了“这个”阿拉伯人的思想，从而熔铸成他诗作的底蕴。只要心地纯净，“传统”就不会被毁掉，终于获益的正是诗。 阿多尼斯：我完全赞同杨炼对传统、对传统与创作关系的理解。这种双重批判极为必要，这是由自我与其历史的关系、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决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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