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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瓷与士大夫的“隐逸文化”,也许是下一个流行趋势

 大馅儿说瓷 2022-12-15 发布于北京

白瓷是重要的瓷器品种,在中国古代的瓷器发展过程中起到特殊的工艺作用。在彩瓷繁荣以前,白瓷是继青瓷之后制作最普遍的颜色釉品种;在彩瓷繁荣以后,它又作为彩瓷表现的基础,而与各种彩饰同放异彩,这种作用连青瓷也望尘莫及。 

白瓷首先出现于我国的北方,经考古发掘而被发现的北齐范粹墓中,出土有白瓷三系罐、四系罐、长颈瓶及一些碗、杯等器物。这些器物的型制,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青瓷制品的流行样式,在当时的瓷器中较为普遍地出现。这些白瓷的出现,反映出我国北方于北朝时已经具有生产白瓷的能力。

北朝的白瓷从出土实物看,胎料经过淘洗,显得相对细腻,色调呈现白或灰白,有些胎体还呈现淡黄色或者淡黄褐色;然而与后来的白瓷相比,仍显得粗糙,不仅含有杂质,而且孔隙较普遍,釉层比较薄,色呈乳白,并泛青黄色,个别之处泛青色。

白瓷的出现以后,为什么得以为当时和以后的人们所重视,并发展成为一个专门的颜色釉品种呢?对此,须把着眼点放在当时人们的审美情趣上。因为白瓷之所以被人们一再制作出来,并被发展成一个专门的品种,俱在于人们欣赏它;否则的话,人们又何以追求它那样的效果呢?所谓的人们欣赏它,就包含了人们的审美情趣。

白瓷出现于北朝时,因此说北朝时的人们喜欢白色,就是在情理之中的。然而当时不独北朝的人喜欢白色,在南方也存在着尚白的习俗。

入隋以来,崇尚白色的习俗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更为盛行。程大昌《演繁露》中说:“隋时以白幍通为庆吊之服,国子生亦服白纱巾也。”《隋书·礼仪志》中说:“隐居道素之士,被召入见者,白单衣。”《隋书·李泌外传》中说:“时呈白衣宰相。”《猎狐记》中说:“卢龙节度使张直方欲令秀才张知古同出猎,时方雪,知古有祁寒意。直方出皂袍令服之,知古乃加麻衣其上焉。”这里的麻衣即白衣。


通过上述情况,反观北朝、隋代的白瓷,便会发现其制品之所以存在一种从工艺简略,制作粗糙,到工艺相对精细的过程,皆因当时人们的喜爱,以至其中凝结了许多深入探索和不断完善的功夫。隋代时,白瓷制作较多,在某种程度上已形成了规模。所见鱼蒌罐、铃铛杯等,不仅胎体洁白而致密,而且釉饰白度也大为增强。这说明当时的人们正极力使白瓷向自己心目中所憧憬的那种效果发展,即朴实无华,素雅明快,纯洁恬淡。

北朝人和隋代的人们为什么会对白色有如此浓厚的兴趣和深切的崇尚心理,这也是探讨白瓷发展内在因素的一个重要方面。

前面所载当时人们的尚白之事,则显露出这些方面的一些迹象。如前面记述南北朝人尚白事,出现“诸王出入,得白衣裙帽”、“唯上幸第,乃白服乌纱帽”、“天子宴私,着白高帽”、“太子在永福省则白纱帽”。这些字句表明在南北朝时,尚白习俗所流行的范围可至封建统治阶级的上层。

另如记述隋人尚白的文献,出现“隐居道素之士”、“白衣宰相”。这些字句表明隋时,官员和士庶有着白衣的习俗。以上种种表明,南北朝、隋代的人们的尚白习俗,集中体现在封建统治者和士庶的意识形态之中,而这种意识形态则具有深远的历史内涵。

士大夫阶层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处于掌握社会文化,与统治阶级既互为依存,又有所距离的地位。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社会结构是完整的、紧密的、统一的,这种结构的特点决定了皇权统一意志的不可动摇,决定了皇权对士大夫阶层的绝对统治和制约。

但同时,士大夫既是封建统治的参与者,又与封建统治者的利益不尽相同,因此对之具有一定的离心力,而这种离心的结果,则是使士大夫阶层向社会的渗透程度加强,于是它与整个社会关系,与民众的关系就显得相对密切了一些。这样皇权统治的逐步加强,就是既要克服士大夫阶层的离心力,又要通过士大夫阶层,对整个社会进行统治。

在这里,封建统治者既要对士大夫阶层加强统治和制约,又必须使其不要离自己过远,如果过远就会失控,造成社会的动荡、危机和解体。同时,士大夫阶层是封建统治的参与者,这包括直接参与统治,如隋代使建立科举制度,士大夫参加到封建统治中来等,也包括提供统治方略和统治思想等。

但是由于中央集权政治日益加剧,士大夫阶层的利益受到很大的损害;即使这样,由于封建社会的特性,士大夫不可能远离封建统治而去。于是中国的封建社会就在封建统治者与士大夫阶层的这种相互的谐调关系中,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

士大夫阶层与封建统治者发生关系的方式中,最鲜明,最具有成效的形式则是意味深长的。如“士人阶层的相对独立既然是社会机制必然的客观要求,而集权制度的性质又决定了凭借直接和积极的方式实现它的程度只能是十分有限的,这就迫使士大夫阶层必须寻找和创造一种高度发达的间接和消极的方式,以保证自己的相对独立达到社会机制所必需的程度,这种方式就是隐逸文化”。

先秦时期,虽然奴隶制国家对士人也具有制约的一面,但这种制约较之后来封建社会那种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统治的制约要宽松得多。先秦时期出现的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反映出学术活动的自由和学术环境的宽松。

然而由于封建社会的逐步建立,秦汉时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汉武帝时董仲舒向武帝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学在封建统治意识形态中占据统治地位。这些对于士人来说,意味着宽松的学术环境已经基本消失,自由的学术活动受到极大的限制,因而处于极端的压抑状态。不仅如此,在封建专制统治下,士人的命运有时甚至是十分悲惨的,其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司马迁受宫刑之祸。

然而东汉后期,由于汉代封建统治的衰落,士大夫阶层的离心倾向日益强烈,继之士人曾受到极大压抑的文化激情,突然开始迸发。魏时,玄学兴起,其创始人王弼说:“上之所欲,民以之速也。我之所欲为无欲,而民亦无欲而自朴也。” “言者所以明象,得意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 入晋以后,流行清谈之思想。《晋书·王衍传》中说:“天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存者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也,衍甚重之。”魏晋时的“竹林七贤”,反映出中国隐逸文化的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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