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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老问题了，而且貌似已经有答案了，但是实际上还是囫囵吞枣，没有一个合适的解释。英国在二工中为什么没有成为主导呢？ 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生于19世纪70年代及其以后，大约在20世纪初完成。英国作为当时工业基础最好、资本最庞大的经济体，竟然错失了这个良机，这难道是受到了行业既得利益的阻碍吗？不可否认，肯定有这个原因，但是同时期的美国德国其实也都有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靠着蒸汽机形成既得利益的工业企业群体，而且他们比英国还有一个便利之处，那就是没有一个明确的金融集权阶层在调度资源、分配利益，按理说更容易保守自己的工业技术，阻挠新技术的引入，然而事实上他们没有发生这种事情。英国的金融集权阶层虽然是一个在政治上控制纳税人精英的财政借款人阶层，但是他们在利益上却是不折不扣的食利者，是帕累托所谓的狐狸主义者，不可能完全守成，那样是帮助这些旧工业维持自身的利益与地位，扶持一个依靠新技术与资本的企业家阶层远比维持原状要好得多。 从一般规律上说也是如此，一个大的经济震荡之后就会产生新技术的崛起，这是因为一般而言，商品市场在受到资本市场上的金融集权阶层收割之后，后者为了持续食利，必然会重新投资商品市场，而在这其中，更容易选择获益更大的投资对象，所以这个时候新技术就比较容易得到投资，进而形成一个新产业。包括蒸汽机的应用在内都是这么崛起的，第三次技术革命里面的电子计算机和半导体技术，虽然不是单纯为了民用市场而开发出来的，但是计算机技术却广泛的运用到各行各业，尤其是制造业领域，直到80-90年代，随着苏东剧变，西方收割前者破产红利，大举应用于相关产业投资开发，直接促成了克林顿时期的“新经济”繁荣局面。但是到了二工这里，上面的逻辑似乎就不适用了，缘何？ 其实真正原因还在于过度金融化。英国在19世纪正式确立了金本位制度，实际上确立了英镑的霸权地位，以此为中心，英国在全球范围内扩张英镑的影响力，借助债务陷阱等办法，获取了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发行权，例如在波斯设立的帝国银行，就几乎垄断了当地的发钞业务，发钞业务背后隐含的是对当地以债务任意赋权的自由，这种自由绝非单纯靠抵押税收获取债务人源源不断的利息与偿债收入，这个债权人还可以在债务国的资本市场上制定对自己有利的规则，进而牟取更多暴利。这种收益远比在资本市场上放长线钓大鱼的投资新工业要周期短、获益快且多。也就是说，英国当时的主要经济发展重心放到了更快变现的金融扩张上，如果说法国是高利贷帝国主义，其实与英国相比只是相形见绌，在此基础上英国还扩充了不少殖民地，因为修建苏伊士运河而拖欠英法债务的埃及，在1882年被英国武装占领，而突尼斯情况也类似，后来被法国占领，西方依靠债务陷阱扩充财富的历史悠久而且臭名昭著，今天却用来指责别人，实在令人不齿。 英国的工业自然也是得到了投资的，只不过这个投资的效率是不如德美的，想想也能明白，即便是美国，在过度金融化之后，也出现了这种相对迟缓的状态，在一些新兴的技术领域有被赶超或者已经出现落后的状况，这是因为他们比较专注于金融性扩张与发展了，资本市场的发展成了主要动力，而商品市场的产业资本成了一个附属，这种情况是危险的，虽然内在的借贷消费规模、外在的资本做多都会得到膨胀，但是实体经济受到了削弱，经济体本身的竞争力是会下降的。这个体现在长期动能上。因为扩张总是要有一个周期的，不可能无限扩张也就是做多下去，英国的这个周期拉得过长，使得原先蒸汽机支撑的那一波工业产能也跟着盲目扩张，到最后收割的时候再播种下一茬，长出来的品种就还是老品种，而其他“农户”早就开始投资改良新品种，等到下一茬的时候自然长出来的效益就比旧品种的要强。在这个过度依赖资本市场做多的过程中，商品市场也会出现传统产业过度发展的问题，而传统产业膨胀式增长，其中利好使得资本市场也加大对其投资，相应的，对新技术、新产业的投资比例就会缩小，进行新技术产业固定资本更新的时间成本就会拉长增多，进而在新技术产业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就美国与德国当时的情况而言，如果英国真的认真与他们在新领域进行投资竞赛，他们自然是比不上英国的，但是英国比较关注重视资本市场本身的做多，而不重视产业经济为核心的商品市场做多，导致英国19世纪下半叶出现了一种繁荣但工业技术更新迭代相对停滞的增长，所以德国和美国本身并不出众的商品市场产业经济投资速度反而要比英国更多更有优势，这完全是相对而言的。英国在这样一个繁荣周期后获得的是一个更加臃肿的蒸汽动力工业，而非更有利可图的电气化工业。法国的情况也类似，只不过法国因为内在的小农经济债权化情况更加复杂，工业发展更不完善。 德国有没有类似的危险与可能呢？也是有的，但是德国当时为了军事发展而强调军火业发展，所以在原先就有工业基础的莱茵兰开发新技术产业，也就是重化工业，而且德国的七容克银行都是受到新的第二帝国政府控制和监管的，不是为了自身利益可以随心所欲的投资的，因而很快就把投资重心放到了商品市场上，换言之就是重化工上面，所以德国的商品市场投资效率是得到提升了的。美国则是因为尚未形成一个有效的金融集权阶层，完全依靠北方商业集团发展起来的工业资本自我发展，所以依靠西部市场与西欧技术发展起来，为什么要形成一个高关税壁垒，因为不设立这个壁垒，美国的立国之本就要动摇，原先南部联盟的诉求之一就是和英法搞棉花贸易，这就是甩开北方要单干，如果美国再搞自由贸易，就要亡国的。而且这个时候美国还有一个有利条件，那就是英法之间围绕墨西哥债务加剧的矛盾，而后直到1902年，英法矛盾一直都很深刻，使得英国没法抽身来拿捏美国，不过委内瑞拉危机中英国搞了一下，狠狠捏痛了美国的金融，一下子震荡得非常厉害。美国也由此深知，虽然自己在1898年成了世界第一大工业国，但是离着真正挑战和取代英国地位路还远得多。 美国在一战前还是欠了欧洲很多钱的，但是到了战后，这些债务全都变成债权了，因为欧洲在战争期间借了好多美国的钱，这下美国的金融地位才得到一个质的提升，美国的资本做多扩张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其实我们一直关注《延债宣言》等事件，却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在英法美大三角的情况下，美国可以畅通无阻的在德国进行资本做多而不受限制，同时由于德国收益的增多，变相的弥补了协约国战债长期拖欠带来的损失，这样一战期间协约国的欠美国的战债变相由德国偿付了，所以单纯从这层资本市场的合作关系来说，德国也比英法同美国的关系更近一些，所以英国在一战后绥靖的真实对象不是德国，而是美国。美国在一战期间既做到了借助债务向欧洲进行资本市场扩张，实现资本市场做多，同时还因为生产军需品和其他战略物资实现了商品市场的实体产业资本扩张，商品市场做多，两个做多使得美国在经济增长效率上又比欧洲高出一头，这样也奠定了后来美国经济增长优势的基础。美国增长的优势其实是很脆弱的，在1900年只是一种因为英国过度倚重资本市场发展带来的相对优势，在1914-1918年间发展为一种强化的相对优势，同时还出现了英国式增长（也就是资本市场扩张），而其他欧洲对手们要么因为商品市场供应链导致断裂资本市场崩溃，要么出现了严重欠债，有被动陷入债务陷阱的危险之中。这个时候，靠着双驱动，美国的增长优势已经比较巩固了，而英国的资本市场驱动也受到了威胁，尤其是英美法大三角战略窘境与美国的债权地位，使得德国承受偿付债务成了一种不得不接受的结果，这样变相导致了战后二十年英国外交与发展的被动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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