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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明辩粹抄》书影，日本宽政六年（1794）大坂秋田屋太右卫门刻本 本文原刊于《文艺研究》2022年第9期，责任编辑陈斐，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体学逐渐发展为备受关注的学术热点和前沿领域，标志着文学研究向文学本体和中国本土文学理论传统的回归。为了推动文体学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我们邀请吴承学、钱志熙、何诗海三位教授进行对话，探讨文体学研究的意义和现状、文体学史料的整理发掘和阐释、文体学研究方法的传承与出新、文体学研究领域的开辟与拓展等问题。吴承学教授主持对话，何诗海教授整理文稿。 吴承学 我受《文艺研究》编辑部之托，邀请两位就中国文体学研究一起谈谈自己的想法。21世纪第三个十年已经来临，回顾和展望文体学的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中国现代文体学的起点可以追溯到近代，如果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志，至今已过去一百多年了。今天，文体学研究的道路将如何拓展？这是我们交流的重点。 一、文体学研究的意义和现状 钱志熙 首先，我们谈谈文体学研究的意义。文体学虽是传统学问，但有一个向现代学术形态转型的问题。文体是文学作品的基本要素，人们在进行文学创作、鉴赏或批评时，最直观地体察到的文学作品的存在形式，即是文体。文学创作的基本过程就是从运用文体开始的。虽然不是每一位作者在创作时都有比较高的文体自觉，但文体是作者需要掌握的最基本的文学要素。这或许是文体学的发生原理。文体学是人们对“文体”这一文学基本要素进行自觉的省察、研究，并形成一定理论体系的学问。中国古代文体学则是专就中国古代的文体实践及理论进行研究的一门学问，其内容主要有两大部分：一是研究中国古代文章之体用以及各种文体事实；二是研究中国古代（包括近现代）的文体学，即古人对于文章之体用及各种文学体裁的认知成果。文体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与批评思考的基本对象，每一种有价值的理论与批评，都会注意到文体的存在。 何诗海 如钱老师所说，文体问题的确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一方面，文体形态不断创造与融合、更新与超越，是古代文学史演变的主要原因和线索；另一方面，古代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很大程度上就是文体理论和文体批评。脱离了文体，古代文学研究往往是隔靴搔痒，难以把握文学史的发展真相和本质规律。 钱志熙 古代文体学传统有多个层次。首先是关于文体形态及其发展演变的探讨，包括文体的起源、功用、分类、语言、结构、体制特征等。其次是关于文体学理论层面的探讨，如文体风格辨析、尊体与破体、一代有一代之文体等。再次是文体学与其他学科关系的研究，尤其是文体与政治制度、礼乐文化、讲学著述、科举教育、宗教活动等的关系。当然，这三个层面只是粗略勾勒，远未反映文体学实际内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吴承学 文体学的多个层面，是中国传统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文体学研究的当代意义，不是复古，也不仅仅是为了释古，更不是为了抵抗外来文化，其目的在于理解、揭示属于中国话语体系的文体学的独特价值和审美形式，向世界文明贡献中国知识、中国思想与中国智慧，进而推动现代中国的学术转型与文明复兴。 钱志熙 说到传统文体与外来文化的关系，有一个问题，就是近现代受西方影响而形成的诗歌、散文、小说、戏曲四大文体分类法，与中国古代文体事实的兼容与违碍问题。中国古代也有可以对应近现代四大文体的范畴，但具体范围往往不同。如诗歌，概念上基本没问题，但“四分法”中的诗歌范围很宽，大体上说，只要有韵律、节奏就算诗歌。中国古代有些韵文，如颂、赞、箴、铭、赋等，如果按西方或现代体裁分类来讲，都属于诗歌。但传统上这些文体并不被归入诗歌之中。因为确定文体，除了形式要素，还有功能标准。中国古代诗歌更注重言志、缘情功能。一首汤头歌诀，形式上完全符合绝句的标准，但并不被视为诗歌。研究诗歌史，一般也不把汤头歌诀纳入其中。“散文”与“小说”这两个概念更麻烦。中国古代并没有可以完全对应“四分法”中的“散文”概念，只有“文”与“笔”、“古文”与“骈文”这样的概念。 何诗海 但是，“四分法”作为近百年来文学史与文体史研究的基本理论，对中国古代纷繁的文体现象，还是有整合作用的。不仅传统上已大致具足的“诗歌史”得到更完善的建构，而且像“散文史”“小说史”“戏剧（曲）史”这三大类文体史，也是在“四分法”之后才建立和完善起来的。传统文学批评并没有清晰地构建起这三大类的体系。所以，我们现在所要做的，不是简单放弃“四分法”，而是在反思“四分法”局限的基础上，重构中国古代文体谱系，而不能简单地回归到古代文体批评的原初状态。 吴承学 “四分法”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又有本土化的改造。它的意义和局限都很明显。接下来，我们谈谈文体学研究的现状。21世纪以来，作为学科的“中国古代文体学”不仅在学界获得普遍认同，也逐渐成为古代文学研究中显著的学术增长点。得益于越来越多学者的共同探索，古代文体学研究获得长足发展，重要成果不断涌现，研究格局、层次都得到飞跃性提升。 何诗海 目前的文体学研究，既有史料层面的基础工作，又有对中国古代文体形态和文体学理论的深度考察，还有运用文体学研究范式和方法，进行跨学科的多元融合探讨，而且都取得了丰硕成果。比如，古代文体学文献整理、骈文文献整理与理论研究、诗歌文体史料集释、传统批评文体的生成、行状、题跋、墓志、佛事文体、俗文学文体等方面，都有课题获批立项。这反映了当前文体学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吴承学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文体学作为一种研究范式被广泛运用到古代文学及多学科交叉研究中，简帛文献、石刻文献、经学、诸子学文本、戏曲文本、文书程序乃至政治、礼仪制度、职官制度等材料与问题，不断与文体学交叉碰撞。可以说，通过文体学路径阐释各类史料，由此得出的系列结论，不仅为贴近和还原中国古代固有知识传统和文化语境提供了可靠方式，同时也丰富和拓展了当前文体学研究的对象。
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书影，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钱志熙 20世纪70年代末，古代文学研究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一样走向复苏。最先是对艺术性的重视，纠正了五六十年代以来过于重视政治主题和思想内容的研究方法，其中虽有重视文体的因素，但并未特别强调。而稍后的研究对文体问题比较忽视，在研究者主体方面，也出现与古代文体隔膜的现象。21世纪以来，不少学者关注到这个问题，在研究生课程、研究课题上，开始重视文体因素。研究者与古代文体隔膜的情况也有所改进。比如在诗词领域，与大环境中诗词创作复兴相关，高校年轻一代学人尝试诗词写作，甚至古文、骈文及辞赋写作，其艺术成就姑且不论，至少对学术研究起到了一些作用，改变了以前大部分学者不敢从文体方面进行研究的状况。
钱志熙：《唐诗近体源流》书影，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吴承学 当前文体学研究虽然呈现出繁荣局面，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值得反思。比如问题取向的重复与粗浅，许多研究既没有甄综前说，进行扎实的学术史回顾，也没有后出转精，吸收学科前沿成果。如何推进文体学研究向更高层次发展，避免低水平重复，需要学界同仁共同努力，发扬“接着讲”的学术传统。古人的文体观念话语，往往出于感性理解和经验，语约义丰，理解起来比较困难，所以使用古代文体理论文献，不能简单引述，而要从细读文本出发，在尊重古人语境的基础上，加强对古代文体理论的深度阐释，努力克服碎片化、粗浅化、生僻化的研究倾向。 何诗海 比如，古代文体学两部经典之作《文章辨体》《文体明辨》，长期以来学界只重视其文体序题，却忽略了二书作为总集选本的属性。事实上，从入选文本对序题所论文体体性的呼应和证明，能够看出古人对文体的文本感知和辨体的内在逻辑。自现代学科观念建立以来，中国文体学知识传统出现断裂，导致一些研究尽管可以泛泛空谈“体”的问题，却无具体文本作支撑，其成果只能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从文本细读出发，不仅能在辨体研究中对古代文体的渊源流变与特色获得更为深切的认识，同时也可对接古代文章学的深厚根植，解决一些文学研究的本位问题。 二、文体学史料的整理、发掘和阐释 钱志熙 史料的搜集、整理和阐释，对任何人文学科来说，既是基础工程，又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研究者的学术意识和创新能力。古代文体学研究要有整体推进，首先要重视史料的整理、发掘与合理阐释。 何诗海 近年来，古代文体学的文献整理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总体而言，这方面还比较薄弱，亟待加强投入。对于任昉《文章缘起》、陈骙《文则》、黄佐《六艺流别》、朱荃宰《文通》、孙梅《四六丛话》、许学夷《诗源辩体》、王兆芳《文体通释》、刘咸炘《文学述林》等影响较大的文体学理论专著，采用传统方法进行笺注、阐说，于当下文体学研究仍有重要意义。在此方面用力，厘清和把握这些经典文体学著述的理论内涵和创见所在，不仅是回归古代学术传统的具体实践，也有助于当代研究打造传世精品。 吴承学 除了重要文献的整理，新史料的发掘和利用也非常重要。所谓“新”，一方面指考古发现，关注出土文物为文体学研究提供了哪些新质和可能突破的空间；另一方面，也要善于从文体学视角发掘常见但不为文学研究者重视的传世文献的特殊价值并加以运用。古代文体学与文学史、批评史研究相关但又不相同，三者对文献的关注既有共性和交汇，又有差异和特色。研究者对于这种差异和特色，要有敏锐的把握，由此才能避免对许多有价值的文献视而不见。比如，从选本角度看，《文章辨体》《文体明辨》《文章辨体汇选》等影响不算大，因此，一般文学史和批评史都很少论及它们，但从文体学角度看，这些总集是明代辨体思潮高涨的产物，在文体分类和体性辨析上具有集大成的意义，同时又使总集具备了“假文以辩体”（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的新功能，广泛使用将选文与序题结合起来辨析文体的方法，这对明清文体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可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学界对这类选本的价值认识不够，研究自然也不充分。类似文献，还有黄佐《六艺流别》、费经虞《雅伦》、孙维祺《明文得》等，都值得深入探讨。 何诗海 又如类书，学者多用于校勘、辑佚，主要关注其保存文献的价值。从文体研究角度看，综合性类书是时人对当时整个知识体系的总结，内容包罗万象，当然也能体现编者对于文体及文体理论的认识。类书分类编次的体例，落实到文体上，就是分体编次，可由此考察编者的文体分类思想。现存规模最大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分六大汇编，编下分典，典下分部，全书共6117部，构建了古代中国庞大而完整的知识体系。其中《理学汇编》的《文学典》按文体类别编次，计有诏命、传、记、论、经义、诗、词曲等48部，亦即48类，呈现了时人心目中重要和常用的文体。与《文章辨体》等明代文体学著作相较，此书文体分类比较简明，类目较少，但增加了经义、词曲等新目，体现了文体价值观的转变。如词、曲二体，在传统观念中品位卑下，故此前综合类文体学著作都轻视甚至无视其存在，不予收录。此书特设词曲部，态度显然更为开明。又如，此书对48类文体的排序，实用文居先，其下又以帝王的下行文为先，诗赋、词曲类抒情文体居后，体现了重文体实用功能和尊卑有别的正统文学思想。总之，古代类书的内容、体例等，本身就可成为文体学研究的对象，因此我们不能只关注类书的校勘、辑佚价值。
《古今图书集成》书影，中华书局、巴蜀书社1985年版 吴承学 再如字书对文体语词的训释，往往从古文字的构形与演变入手，颇便于后人考察文体的原始状态、形象与意义，进而揭示古人对文体最为原始的认知，由此也可以看出古代文体形成、命名、分类乃至观念演变的一些规律。然而，《尔雅》《释名》《说文》等字书，多为文字、音韵、训诂学研究者所用，文学研究者很少关注。其实，在《文心雕龙》确立的文体研究法中，有“释名以章义”（《文心雕龙·序志》）一条，即通过对文体命名意义的考察，揭示其体性特征。这种研究法往往借助字书，比如《说文》：“奏，进也。”《文心雕龙·奏启》：“奏者，进也，言敷于下，情进于上也。”《释名·释言语》：“颂，容也，叙说其成功之形容也。”《文心雕龙·颂赞》：“颂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可见，刘勰释名章义，多吸收字书的训释成果。
刘勰：《文心雕龙》书影， 清道光十三年（1833）两广节署刻朱墨套印本 钱志熙 域外中国文体史料的整理与研究，也值得重视。目前国内主要是王水照主编的《历代文话》（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收录两部日本文话，而大量域外文体学文献有待关注。仅关仪一郎编《日本儒林丛书》［（东京）凤出版1971年版］中，就有十几种与文体相关的要籍，如荻生徂徕《萱园随笔》（1714）、太宰春台《文论诗论》（1739）、五井兰洲《琐语》（1767）、伊藤东涯《闲居笔录》（1768）、猪饲彦博《操觚正名》（1795）、熊坂台洲《律诗天眼》（1798）、青山延于《文苑遗谈·文苑遗谈续集》（1856）等；若加上平安宫廷文学、五山禅僧文学中的文体学论著，则更加可观。
王水照主编：《历代文话》书影，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三、文体学研究方法的传承与出新 吴承学 关于史料问题，就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谈谈文体学研究的方法问题。我认为，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中提出的“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是传统文体学研究方法的经典模式，也是我们要继承的基本方法。 钱志熙 刘勰所说的这四点的确是文体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此外，我认为还要以古代的文体学经典为取法对象。这些经典约有两类。第一类是《文心雕龙》《文体明辨》《文章辨体》这样综论众体的著作，以多种体裁为研究对象；对每一种体裁，分别考察其起源、流变、体性特征，标举典范作家与作品。第二类则是专论某体的著作，以《诗品》为代表；其方法也是从体裁起源的探讨开始，追寻其发展历史。这两类论著，都以文体为核心，所用的方法可用章学诚标举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校雠通义序》）来概括。 吴承学 当然，建立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文体学，方法上除了继承，还要有所超越。简言之，就是继承经典研究模式，然后“鉴之以西学，助之以科技，考之以制度，证之以实物”（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近年来，简帛、石刻、写本、类书、图像、金石、文书等资料得到不断运用，这显示出文体学研究的多学科融通交叉的发展态势。片面、孤立地诠释与文体有关的简帛、石刻、写本等资料，易造成对其他学科及相关研究已有认知的简单重复。如何在借鉴多元学科研究成果和范式的基础上，立足学科本位，真正解决文体学研究的问题，是目前学界需要重点突破的。
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书影，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钱志熙 研究方法也可以以旧为新，比如从文体学角度关注辞章之学。中国古代文体学有两个特点值得重视：一是篇体文的文类与文体异常发达，二是辞章艺术突出。这两点又是联系在一起的。篇章的特点我们注意得比较多，辞章研究则极其匮乏。离开辞章艺术研究文体，看到的只是一些表面的、形式的文体因素。只有从重视辞章艺术的角度考察文体构成及发展、作家创作中的文体运用等问题，才能使文体学研究丰满起来。《文心雕龙》之所以堪称中国古代文体学的经典，甚至今天仍被视为文体学研究的典范，正在于它将文体要素与辞章艺术要素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中国古代各种文体都有各自的辞章艺术，所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一离不开文体，二离不开辞章。 何诗海 除了两位老师所谈的，文体与书写载体的关系也是比较重要的视角。在印刷术普及之前，文章的传播除手抄以外，石刻是最为重要的一种方式。较之纸上文献，石刻文献不易改动，往往能提供更为可靠的原始文本，不仅具有校勘价值，还可通过书写实物获知文体义例，对文体学研究帮助很大。常见石刻文献所包含的文体如墓志、诏奏、题记、祭祝等，多数可以上溯至汉代；魏晋以降直至明清诸朝，也都有存世和出土。即使是同一文体，在不同时代呈现的面貌也不尽相同，因此，必须将纸质文本与实物文本互相比照，才能准确揭示出相关文体的演变轨迹和时代特征。比如，石刻文献中某些文体常呈现为“格套”式写作。这种格套，往往受制于书写载体的形制特征，与经过整理誊于纸上的文本有所出入。通过实物图证，可从实际应用角度对格套获得更为深入的认识。此外，敦煌遗书中留存较多律、令、格、式、告身类文书，也有较为固定的书写方式和写作范式。总之，书写实物可提供多元信息，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艺术等都有关联。通过实物考察文体，有助于整体推进古代文体学的研究。
敦煌P.4638《右军卫十将使孔公浮图功德铭并序》，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吴承学 除了实物，还要重视新技术广泛应用带来的研究方法的突破。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而言，数字人文方兴未艾。《文艺研究》2019年第9期刊载的王兆鹏等《借器之势，出道之新——“数字人文”浪潮下的古典文学研究三人谈》，对于目前数字人文在古典文学研究中的运用情况、优势，以及未来发展需要注意的问题、可能的前景，都进行了探讨。这些探讨，对于文体学来说也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何诗海 近年来，从大数据、数字人文角度选题的古典文学研究论文明显增多，所涉文体较为广泛，但较有影响力的成果主要还在诗歌一体，比如王兆鹏、蒋晓晓《时空一体化——唐宋文学编年地图平台的学术理念与学术价值》（《三峡论坛》2020年第5期）、刘京臣《盛唐中唐诗对宋词影响研究：以六大诗人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都是利用大数据考察诗歌文体。其他文体特别是散文研究，还有待展开。今后的研究，一方面要扩大数字人文在文体学研究中的应用范围；另一方面要利用数字人文在数据、平台、团队上的优势，对此前文体学研究中的问题做更为深入的探讨。如清代曾经有过不太充分的关于古诗声调谱的讨论，学者们之所以各执一词，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一致结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没有人能掌握足够多的数据。有了数字人文的助力，我们可以对类似问题乃至文体演变及规律进行更为深入、全面、客观的研究。 钱志熙 数据库已经成为古代文学研究者必备的工具，各类古籍文献库、报刊数据库、金石文献库等，为研究提供了巨大便利，但目前尚未出现以古代文体为索引的专门数据库。在现有技术条件下，有必要整合已有的文献数据资源，建设“古代文体分类数据库”。利用大数据等智能分析手段，依托海量文本资源，实现对各类文体的精细化查询，更为直观地呈现古代文体的分类和形态差别。这类数据库建设，必定能为文体学研究注入新的推进力。
钱志熙：《黄庭坚诗学体系研究》书影，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出版社2015年版 四、文体学研究领域的拓展 吴承学 不管是史料发掘还是方法创新，都是为了开辟新领域、解决新问题。接下来，我们重点谈谈文体学研究领域的开辟和拓展。尽管新时期的文体学研究发展迅速，但有待开拓的空间依然广阔。从时段看，一直有两个比较弱的时段：早期与近代。近年来，地下材料的不断出土，给文体学研究带来机遇和挑战。通过出土材料进行文体的物质性研究，可了解文体的实物形态，包括载体、篇章、使用场景等，从而更为准确地把握其功能、形态特征及制度背景。出土文献扩大了从多个面向认识文体文本的可能性，比如，通过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文本对比，可对同一文体的不同形态甚至同一文本的异文进行研究，进而探究背后的联系与规律，体察文本流变过程中的文体发展和文体观念之变。处理出土材料，要求研究者具备较高的文献甄别和释读能力，准确判断材料的出土背景、性质和年代，并将其与包括传世文献在内的多种材料进行比勘。早期文体学研究要与语言文字学、文本生成、文献学、考古、制度、文化、观念史等研究融会贯通。 何诗海 谈到早期文体学研究，吴老师新著《中国早期文体观念的发生》（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9年版）颇可参考。语言文字是构成文体的基石，要对早期文体及其观念的发生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离不开文字、词汇、语法、音韵等方面的分析；早期文体发生及发展的动力多源于制度，因此文体与制度的融合研究不可忽视；对文体实物形态的研究必然涉及对考古学研究成果的利用。合理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有助于文体学研究形成更为广阔而深远的问题意识。近年来，国外汉学界在早期文本的研究上取得一系列进展，提出了一些新观点、新方法。站在文体学立场审视，可以发现其中既有值得我们吸收和借鉴的内容，也存在需要反思的成分。在早期文本生成研究方面，文本经典化、文本流动性乃至文本素材库等论题的提出，都为理解古代文体发生提供了新视域。
吴承学：《中国早期文体观念的发生》书影，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9年版 钱志熙 说到早期文体，我还想到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古代文学以篇章文体为主的特点。我们所说的文体，绝大部分是指篇章文体。篇章发源于口头修辞时期，先秦书籍如《尚书》《左传》中都记载了口头修辞的事实。如《诗经·定之方中》“卜云其吉，终然允臧”，毛传在解释中提出了“九能”之说，这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为早期的文体学理论。所谓“九能”，包含九种文体的使用场合。其中有些属于书面，有些如“山川能说”“登高能赋”，实际上属于口头。这说明古代的篇章文体，存在着一个从口头文体向书写文体发展的过程。这种演变最典型的实例，是从歌谣、歌曲发展为文人写作的诗歌。后起的小说、戏曲，其实也都存在从口头向书面发展的事实。在中国古代，文体与著述、著作相关而有别。著述、著作如经书、史书、子书，当然也存在一个书写文体的问题，也使用散文、韵文、骈文等体裁。但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的重心，不在著述文体，而是立足于篇章文体。即使研究经、史、子及百家杂著中的文体问题，其基本参照仍然是篇章文体。这是因为，除了后起的长篇小说、杂剧、传奇等大型文学著作外，构成中国古代文学主体的是篇章文学。而长篇小说、杂剧、传奇等大部头作品，也可以理解为篇章文体的发展，其发展方式有二：一是通过联篇、组篇，将短篇延展为长篇，如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章回小说，其基本要素仍是章，由单章延展为联章；二是在长篇中大量使用篇体文，如小说中大量使用单篇的诗、词、曲、赋，戏曲分文、白两部分，白的部分来自白话小说，文的部分则来自联套曲体，甚至还运用了诗或赋的形式。 何诗海 与早期文体学研究相比，近代文体学研究的重点是探索在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的背景下，传统文体学如何转型，如何形成近代文体学的独特形态。晚清民国时期，文体学的知识传统尚未断裂，而是随着现代学科观念的引进，逐渐融汇在文学、文本、言说方式等方面的研究之中。重构这一历程，不仅是研究文体学学术史的必然要求，也是了解中国文史知识架构在激烈的时代转型中，如何与新文化、新思想、新名词进行互动的有效途径。目前，学界对知识转型进程中古代文体传统变迁与现代文体观念建立的消长和对接已有勾勒，但是仍未描绘出清晰的图景。以近世知识转型为背景，从文体学角度追溯报刊文、科技文、行政公文、散文、小说乃至新名词的接受和使用，以及现代国文学科、语言学、修辞学的传入和建立等，有助于揭示近代文体学发展演变的脉络。 吴承学 报刊是中国古代文学向近现代文学转变过渡的重要媒介。晚清以来，随着西文报纸流入中土，报刊作为新兴的传播媒介，逐渐成为文学传播的主要载体之一。中国传统文体，如论、说、序、传、记、赋、诗、词、戏曲、小说等，也借新式报刊得以赓续与传播。同时，报刊上出现了大量新文体，如新闻、新闻评论、社论、通讯、小说话等。报刊聚集了一大批作家、作品，报刊媒介的特性逐渐影响着文学生产的思维、传播和接受方式。拜新技术之赐，近代以来的报刊数据库相当丰富，当时的主要报刊都很容易看到。研究者可以凭此考察晚清以来文体变革的发生、定型及其发展机制与规律，探索新传播媒介在古今文学演变历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钱志熙 这方面可研究的内容确实很多。如果延伸到白话文，范围就更广了。从文言的篇章文体来看，我觉得研究近世报章中的各种文言文体很有意思。如民国报人曹经沅，抗战时期曾主持《国闻周报·采风录》，同光体、晚唐派的一些诗人都在上面发表过作品，他自己也因此成为诗坛的重要人物。研究近现代的各种旧体文学史，报刊是重要的取材对象，已经有一些研究者注意到这方面的史料了。 何诗海 是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使晚清民国的文体形态及变化空前复杂。随着国门洞开，西方政治、历史、地理、法律、文学、艺术、风俗、机器、工艺以及自然科学知识大量输入，对中国传统文体谱系形成巨大冲击：一方面，出于适应新思想、新生活、新社会的需要，产生了大量新文体，如报刊文、应用文、科技文、行政公文等；另一方面，传统文体或逐渐消亡，或发生新变，如王韬在《循环日报》连载的系列论说文、梁启超轰动一时的新民体等，都是用传统体裁书写新世界、新知识、新观念的典型。与此相应，人们的文体观念也发生了巨变。最重要的是文学“四分法”的形成和普及，彻底改变了中国文学史的整体格局。传统诗文逐渐边缘化，新诗、小说、戏曲则不断从边缘走向中心，引领时代潮流。对于这些巨变，学界已多探讨，但仍有开拓的空间。如翻译与新文体的关系，有深度的研究成果还不多。又如西学与旧文体的关系。近年来，晚清民国传统文体研究逐渐兴盛，其中西学的影响不可忽视。当时固守旧文体的人很多通晓西学，这是否影响到其旧文体的写作？陈三立、郑孝胥等文化立场保守之士，其旧文体创作是否与西学毫无瓜葛？这些都不能想当然，需要细细考量。 吴承学 在文化碰撞、交流视域下研究文体学，除了关注“文化输入”，还要重视“文化输出”，即传统文学对异域文学的影响。文化输出的成效，在域外汉籍中有集中体现。域外汉籍与文体学都是近四十年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的学术前沿，前者最亮眼的表现在于对新文献的开拓，后者的精髓在于对古代诗文理论传统的回归与激活。事实上，东亚汉文化圈的汉诗文创作与研究，都存在“以体制为先”（吴讷《文章辨体序说》）的传统与原则。以日本为例，其汉文学自发展伊始即十分重视文体问题。最早的汉诗集《怀风藻》，即标明每一篇入选诗作的文体形态。汉文学总集《本朝文粹》，命名拟诸《唐文粹》，分类拟诸《昭明文选》，将所录作品分为39类，彰显出平安时代“文章盛行……词赋之绮雕，诰敕之谨严，叙事之体制，议论之精确，于是大备”（堀杏庵《新刊本朝文粹序》）。其他汉文化圈内的朝鲜半岛、越南等，也不例外。
《本朝文粹》书影， （日本）岩波书店1992年版
萧统编：《文选》 书影，清光绪元年（1875）饶氏双峰书屋刻朱墨套印本 何诗海 近年来，不少学者尝试将域外汉籍研究与文体学研究相融通，如张伯伟《“文化圈”视野下的文体学研究——以“三五七言体”为例》（《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7期）、王小盾《论朝鲜半岛词文学的产生》（《文学遗产》2019年第1期）等，都具新意。这种理路，呈现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在新时代的崭新发展趋势，有许多基础工作尚待展开。如在“以体制为先”的传统与原则影响下，整个东亚汉文化圈产生了不少分体总集、别集及探讨文章体裁类别、语言特征、章法结构、风格体貌、诗文体用的文体学专著，这些都有待研究。 钱志熙 域外汉文学研究的确起到了扩大视野的作用。我在日本讲学时，浏览了一些日本与中国琉球的汉诗。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如何引进汉文学，后来又是怎么发展的，与中国汉文学的文体、风气如何呼应，是很值得探讨的。如果著述整体的文体发展史，应该将东亚纳入考察范围。研究域外汉文学，应该采用略有不同的方法，比如在不同的民族及语言中移植一种类似于外国文学的文体研究视野。不同民族、语言、文化中相同文体的使用，学理上应该如何阐释？外国人通过学习汉语文学的经典作品来掌握其文体，并且进行模拟式的写作，甚至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准。这与今天中国人学了英语、写作英文诗歌还不是一回事。这种文学创作现象应该怎样理解？应该怎样从文体学理论上去阐述？很值得研究。也许从这样的角度出发，我们对于文体问题会得出一些新认识。 吴承学 前面谈了较多近现代文体学研究的问题，下面我们谈谈传统文体学的研究。古代文体多因相关制度运作而产生，经由“考之以制度”的研究路径，既能够回归古代文体发生和运用的具体环境，也可为文体学研究与经学、史学、民俗、宗教等研究的结合提供可操作的空间。如汉代职官制度与文体的互动已经得到学界关注，这一研究范式还可以延伸到魏晋六朝、唐宋等历史时期。职官制度的改革和变迁与当时文体形态的新变具有某种对应关系，值得进一步考察。 钱志熙 文体与政治关系密切，早期的许多文体如诏告、章表、令谕、檄移，都是政治活动（包括祭祀、军事）的产物。诗赋本是纯文学文体，但又被使用于政治与制度之中，如科举试律诗、试律赋、献赋等。而政治在使用纯文学文体时，不是完全被动地接受，而是对文体、文风都有积极干预，使其发生变化。文体学研究应该明确提出“文体与政治”之类的课题，甚至应该写出这方面的概论性著作。 吴承学 礼仪制度也是古代文体运作和衍生的重要基础。将古代礼制纳入文体学学术史予以审视，探讨礼制作用于相关文体的原则和规律，以及历代礼制发展与文体演变之间的联动关系，可为考察相关文体发生和文体观念的演化构建充分的学术空间。在历史学、考古学界，对礼制铭文、礼器、简帛、出土文献、丧葬、建筑与不同时期礼制的关系，已有了充分研究。相关成果与古代文体学研究关联紧密，值得借鉴。 钱志熙 “礼仪制度也是古代文体运作和衍生的重要基础”，这个提法很好，是文体与文化研究的一个纲领性观点。礼、文相生，礼是文章最重要的基础。礼本身就含有文的意义。比如中国古代诗歌与音乐的关系，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可以纳入礼乐文化的范畴来研究的。礼仪还有多种层次，从朝廷到民间，从士俗到民俗。各个层次的礼仪都会产生相应的文体。所以，正如前面谈到“文体与政治”应该有概论性著作，“文体与礼仪”也应设为专门的研究课题。 何诗海 宗教制度与文体的关系也不容忽视。如道教科仪、佛教仪式是相关宗教文体流衍、实践的基础，学界已有关注。近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的课题，就有“先秦道家流派生成及文体特征研究”“唐五代佛事文体研究”“唐前佛教杂记文体研究”等。不过，宗教文体研究不能将目光局限于文本诠释，还要将文体与仪式制度结合起来考察，才能得出符合研究对象发生语境和学术逻辑的可靠结论。 钱志熙 宗教文体很多。研究宗教与文体的关系和考察宗教文体，应该略有差别。宗教与文体的关系，涉及许多正统的文体，骈文、散文、诗、词、歌、赋都和宗教发生过关系。宗教文体则只在宗教活动中使用。比如青词，民间又叫“情旨”，就是一种宣祷文体，清雍正年间山阴道士陈普然编有《情旨了然集》；又有所谓“绿章夜奏通明殿”（陆游《花时遍游诸家园》十首之二），也值得专门探讨。这方面甚至应该做些田野调查。另如佛经中的偈颂，是一种很特殊的文体，多用四、五、七言的齐言体，但又不押韵，究竟要不要算到诗歌、韵文范畴中来呢？目前尚无定论。 何诗海 宗教文化与文体的关系，近代以来，一直较为学界关注，成果也很丰富。如魏晋南北朝僧人传、神仙传，佛教与宫体诗及近体诗声律的关系，佛教讲唱文学与白话小说，传教士小说（包括译介、创作）与近现代小说等，都得到了深入探讨，但有待开拓的空间依然广阔。比如，目前对宗教文体的研究多集中在其思想价值及其与其他文体的关联上。除偈颂、变文等少数文体外，大部分宗教文体的审美价值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掘。孙昌武《道教的仙歌及其文学价值》（《文学遗产》2012年第6期）通过对道教仙歌中部分代表性诗歌构思、内容、表现手法的分析、品评，阐发其审美意义，进而楬橥仙歌对传统诗歌艺术的贡献。孙先生的研究可以说提供了一种范式，那么，在其他同样具有程序化、教条化倾向的宗教文体中，是否存在同样具有审美价值的作品，值得进一步挖掘、探讨。 吴承学 文体与物质载体的关系也颇值得开拓。例如，古代金石义例著作从历代碑志中归纳其写作规范，内容多为阐释义例成因、描述其发展变化。可惜绝大多数金石义例著作都没有实物或图证，往往不够清晰直观，甚至令人难以理解。如果借助现代科技手段，把实物、图像与纸文本结合起来，无疑能深化对古代金石义例的认识。 何诗海 目前学界对文体与书写载体关系的关注，主要着眼于石刻。这里再谈谈印刷术。中国的雕版印刷初现于唐，从宋代开始对创作产生显著影响。到了晚明，印刷成为文本流通的主要模式，印刷文化正式取代了抄本文化。雕版印刷给文体带来的变化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有利于制造稳定、同一、可复制的文本，对文体的规范起到了促进作用；二是使大规模的商业出版成为可能，从而催生新文体，并引发旧文体内部的变化。目前学界对商业出版与文体新变关系的研究较多。章回小说、白话短篇小说和戏曲，都是在商业出版的环境中最终发展成熟的，印刷文化已内化为其“基因”。那么，雕版印刷是否促成了传统诗文的变革？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几乎还是空白。另外，在商业出版浪潮中，小说、戏曲之外，八股可能是出版量最大的文章读物。通过商业出版，官方意志和民间取向快速交流，从而影响八股文文体的变革。目前的八股研究，很少涉及这方面的内容。 吴承学 古代类书收录了众多文体的文本格式与形态范例，这为研究文体的原始语境与实物载体提供了丰富的文献。就实用文体而言，《翰墨全书》等类书提供的启札范例尤其价值重大。宋代以降，日用类书日益兴盛，正如宋人熊禾所说：“书坊之书，遍行天下，凡平日交际应用之书，悉以启札名，其亦文体之变乎？”他说《翰墨全书》“自冠婚以至丧祭，近自人伦日用，远而至于天地万物，凡可以寓之文者莫不毕备”（《翰墨全书序》）。这些类书的特色，在于为民间提供一种日常使用的文体范本。民间实用文体以往被视作“艺文之末品”（《文心雕龙·书记》），今天以文书式作为切入点进行研究，不仅有助于从语言特征、体貌风格等方面分析民间实用文体所具有的文学特性，也有助于认识有关文本的社会文化效能。此外，追踪文书式在日用类书中的传抄、改造，能对不同时代民间实用文体在演变进程中产生的形态调整和审美转型有所认识。总之，文书式与民间实用文体的程式化写作，也是一个可以尝试的研究领域。 何诗海 类书文献非常丰富。日本长泽规矩也编《和刻本类书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共收录唐代以来21种重要类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化室编《明代通俗日用类书集刊》（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东方出版社2011年版）收录明代通俗类书42种，而“爱如生数据库”中亦有“中国类书库”，收录魏晋至清末民初的类书一千部。这都为类书与文体关系研究提供了基本文献。
《和刻本类书集成》书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明代通俗日用类书集刊》书影，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东方出版社2011年版 钱志熙 各层次的类书，可以说是文体学的取材渊薮。这方面的研究目前基本还没有展开，原因是难度大，需要研究者具备较高的理论修养与文体研究能力，而且要善于发现问题。 吴承学 最后，我们谈谈文体学研究的当代性问题。现实需求是学术研究的强大推动力，强烈的实用性是中国古代文体学的鲜明特色。在政治、文化、语言环境已经发生根本变化的今天，传统文体是否还有现实活力呢？这是可以探讨的。中国古代有些文体是当时社会制度下的产物，如帝制时代皇帝的诏令、臣下的奏议，随着帝制被推翻，其形式当然也就没有存在的合理性了。科举取士的一系列考试文体，现在自然也失去传承的意义。但是还有大量文体，比如诗、词、小说、戏曲，乃至辞赋、书牍、序跋、赠序、杂记、箴铭、碑志以及哀祭类文体，仍有一定的社会需求与生存空间。当下各种诗词大赛的盛况，足以说明传统文体在当代仍具有深远影响力和顽强生命力。 何诗海 中山大学非常重视古代文学教学和研究的当下意义，已实施“中国文学的传承与实践”项目十多年。大学生对此有强烈的兴趣，他们的创作既有传统的根基，又自觉融入当代精神和审美，呈现了传统文体的当代活性。这类教学活动，可以弥补目前高校中国古代文学史、古代文学作品选教学偏重理论传授而忽视写作实践的弊端，激发大学生的艺术创造力，使他们对文体特征获得深切体认。“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观书有感二首》之一）我们必须不断激发古代文体学的现代意义，这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传统文学教育方式的回归，因为中国古代文体学在很大程度上是指导人们文章写作的。
何诗海：《汉魏六朝文体与文化研究》书影，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钱志熙 的确如此。中国古代的文体传统，具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特点。古代文体学家本身都有文体写作的丰富实践。现代是文学研究与文学创作分流的时代。不仅古代文学界，就是当代文学界，作家与批评家也是分流的。不过，当代文学批评家，都还程度不同地拥有当代文学创作的经历与体验。相比之下，古代文学界的这个问题就比较突出。如辞赋、骈文研究，多年来推进甚少，与这些文体的写作几乎停滞不无关系。鉴于这种情况，我认为在培养古代文体研究的人才时，适当地增加古代文体的写作课是有必要的。这几年，很多高校开设诗词写作课，效果很好。诗词是古代文体的中心，由诗词写作练习出发，学习者会对古代文体发生兴趣，逐渐增强文体感知能力。这与新旧文体之争比如新诗、旧诗之争完全无关，只是从培养古代文体研究者的需要出发而说的。 吴承学 感谢《文艺研究》给我们提供对话平台。这些对话仅是各人的研究心得，有些只是推论或预测，都是一己一时之见，不妥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历代别集编纂及其文学观念研究”（批准号：21&ZD254）成果。 *文中配图均由作者提供  吴承学 中山大学中文系 钱志熙 北京大学中文系 何诗海 中山大学中文系 |新媒体编辑：逾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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