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传播与社会主义

全文载于《国外理论动态》2022年第5期

提要：本文基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阐述了社会主义技术的特征，分析了社会主义与技术的关系、社会主义与传播的关系，探讨了我们应如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传播/数字社会主义的概念。本文还提出了传播/数字社会主义政治的主要原则，并力图为当前世界社会主义理论及实践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关键词：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  数字  传播  共享

作者：克里斯蒂安·富克斯

译者：冯红

一、社会主义与技术

（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

资本主义是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为基础的。在资本主义社会，技术使劳动社会化，也就是说，它带来了新的合作形式，带来了向集体所有制、新公共产品（比如数字共享产品）以及减少必要劳动时间的方向发展的可能性。这些都是实现共产主义的潜在因素。数字资本主义创造了新的合作形式和技术，这是新公共产品得以生产的基础。但是，这种形式和技术从属于阶级关系，成为资本主义剥削和统治的手段，公共产品往往受到商品形式、阶级关系和资本的潜在控制。在资本主义社会，新的共产主义潜能无法得到充分发展，而技术的发展又导致了社会对立的加剧，出现了不稳定的劳动和生活状况。马克思恩格斯用以下方式描述了这种社会对立：

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呢？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办法呢？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

在《资本论》第1卷第二十四章，马克思以如下方式阐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产生出消灭它自身的物质手段。从这时起，社会内部感到受它束缚的力量和激情就活动起来。”

21世纪的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就是建立在阶级关系与现有的网络生产力的对立之上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互联网允许通过点对点的平台和其他技术形式实现免费的信息共享，这一方面对文化的资本主义特征提出了质疑，导致了音乐和电影行业的恐慌，另一方面也给资本主义社会中依赖文化商品生存的艺术家带来了问题。信息网络加剧了资本主义社会中集体生产与个人占有商品的对立，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受到现有生产关系束缚的生产力并不会必然地或自动地得到充分发展，生产力绝对无法自动摆脱生产关系的束缚。只要社会个体受到束缚，生产力就无法得到自由发展。网络是社会个体自由联系的物质条件，但生产关系的合作联网并不能自动产生网络化的生产力。

（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机器论片断”中有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对立的论述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机器论片断”中指出，现代技术减少了必要劳动时间（一个社会为了生存而需要的年度劳动时间），从而为社会主义社会、个性自由以及以自由时间作为财富来源的生活创造了条件；与此同时，现代技术又嵌入到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中，而这种阶级关系不得不将劳动时间作为财富的来源，从而通过日益社会化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加深了对劳动者的奴役，也加剧了失业、动荡以及资本主义的危机倾向。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就是必要劳动（技术的发展导致必要劳动日益减少）与剩余劳动（资本的扩张导致剩余劳动不断增加）的对立。在资本主义技术不断发展的条件下，

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现今财富的基础是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这同新发展起来的由大工业本身创造的基础相比，显得太可怜了。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群众的剩余劳动不再是一般财富发展的条件，同样，少数人的非劳动不再是人类头脑的一般能力发展的条件。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立的形式，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

（三）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技术和时间

马克思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两种趋势的对立，即技术减少必要劳动时间的趋势与把所有劳动时间转化为剩余劳动的资本主义趋势的对立，并认为现代技术为社会主义社会奠定了基础，而在社会主义社会，超越了必要劳动的自由时间和自由活动得以最大化并成为社会财富的来源：

 [资本]采用技艺和科学的一切手段，来增加群众的剩余劳动时间……。于是，资本就违背自己的意志，成了为社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创造条件的工具，使整个社会的劳动时间缩减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从而为全体[社会成员]本身的发展腾出时间。但是，资本的趋势始终是：一方面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另一方面把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为剩余劳动。如果它在第一个方面太成功了，那么，它就要吃到生产过剩的苦头，这时必要劳动就会中断，因为资本无法实现剩余劳动。这个矛盾越发展，下述情况就越明显：生产力的增长再也不能被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所束缚了，工人群众自己应当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当他们已经这样做的时候——这样一来，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就不再是对立的存在物了——，那时，一方面，社会的个人的需要将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尺度，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因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那时，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

马克思补充说，“真正的经济……是劳动时间的节省”，这样可以“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明确表示，社会主义社会需要技术基础，从而使社会建立在“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原则的基础上。只有社会主义成为一个计算机化的、高科技的、后稀缺的社会，才能为所有人创造财富和快乐。

罗曼·罗斯多尔斯基（Roman Rosdolsky）在他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中论述了社会主义的技术基础的重要性：

今天——在一场新的工业革命的进程中——几乎没有必要强调这种极具活力的和本质上乐观的概念的预言意义。因为这位1858年流亡伦敦的孤独的德国革命者的梦想，现在第一次进入了即将成为可能的领域。今天，由于现代技术的发展，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具有了最终和彻底废除“窃取异化劳动时间”的先决条件；此外，当下是生产力首次能够得到快速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事实上，在不久的将来，衡量社会财富的标准将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支配的时间。

（四）全自动化的奢侈共产主义？

亚伦·巴斯塔尼（Aaron Bastani）在《全自动化的奢侈共产主义》一书中认为，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带来了日益丰富的信息，基于人工智能的自动化、绿色能源技术、太空旅行、3D打印、基因治疗和重组以及人造肉等合成食品将很快使人类摆脱匮乏，进而带来更多的自由时间、能源、空间、健康以及可持续的人造食品。巴斯塔尼将这些技术视为实现“全自动化的奢侈共产主义”（fully automated luxury communism）的基础。在这样的社会中，“工作将被淘汰，匮乏将被富足所取代，劳动与休闲融为一体”。全自动化的奢侈共产主义是一个“富饶的王国”，“人人享有奢侈”，人人享有一切。

巴斯塔尼正确地重申了马克思的观点，即共产主义需要物质和技术基础，因此共产主义只能是一种高科技共产主义。他对技术因素的分析避免了技术决定论，因为他意识到共产主义不会自动地从技术中产生，而是需要政治经济变革。他在《全自动化的奢侈共产主义》中的分析体现了一种否定技术决定论的技术乐观主义。但是，这种乐观主义不过是乌托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新形式，因为它低估了资本主义对当代技术发展的潜在负面影响。在巴斯塔尼看来，技术只有积极的潜力，他似乎乐观地认为，当共产主义到来时，可以使用同样的技术，人类无需对其加以改造和重新设计，无需消除其中的不利因素。他还低估了技术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在任何社会中都可能产生不可预测的负面后果。巴斯塔尼的技术分析提供了一种完全可控的技术前景。当他写下“资源、能源、健康、劳动和食物——就像信息一样——想要获得自由”时，他忽视了只有人类而不是资源才能行动，才有兴趣。自由如同需求，获得自由是人类的需求和兴趣，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技术。

自动化技术可能涉及编程，也会出现系统错误，从而导致严重的事故和灾难。太空探索是地缘政治和军事竞争的一部分。即使在相对和平的共产主义社会，对太空探索的大量资源投入也可能导致福利资源短缺。3D家庭打印可能产生大量不可回收的消耗品，带来环境问题。基因工程可能导致新的疾病，给健康和生命带来风险。大规模的人造肉培植可能带来不可预测的风险，生产出不洁净的肉类，并可能消耗更多的能源。如果不利用可再生能源，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就会增加。共产主义有可能降低技术的风险，但基于使用价值的集体所有权和非营利性生产并不是解决新技术带来的潜在风险的灵丹妙药。共产主义社会需要对具有前瞻性的关键技术进行评估，对新技术的技术伦理和技术政策加以规范。技术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还具有基于经济、但不局限于经济的政治和文化维度。

能否实现“全”自动化是值得怀疑的。自动化必须永远处于人类的控制之下，永远无法完全取代人类。为了社会的存续，技术及其相关群体需要得到建构、完善并获得道德诊断和评估，这些工作只有人类才能做到。此外，人类的工作还涉及社会关怀和教育等。如果我们希望人类社会建立在共产主义的关爱原则之上，那么将这些工作自动化在道德层面就是不可取的。无需人工劳动的后人类技术将带来技术引发的社会崩溃，因为一旦维修机器人的机器人遇到系统错误或停电，人类就必须介入。后人类的意识形态高估了技术使人类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实际上，机器人无法理解什么是关爱，从而也就无法去关爱，不能将关爱自动化。因此，对关爱的自动模仿不过是廉价的赝品。共产主义需要技术基础，但仅有高科技是不够的。

巴斯塔尼提出了一种后人本主义的共产主义形式。他没有过多地关注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他认为，劳动创造使用价值的一个原因在于人类渴望自我实现和创造，因为人类的潜能在阶级社会中是无法充分实现的。在共产主义社会，人们会自觉自愿地、不受任何强制地从事各种社会和生产活动。对于巴斯塔尼来说，奢侈民粹主义（luxury populism）是新自由主义政治的对立面。但是，在他看来，国家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是否会继续存在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他主张国际主义，而不是另一种形式的全球化。国家是一种人为的意识形态建构。民粹主义对一个国家有吸引力，但对工人阶级并没有吸引力，因此它主要是以民族主义为基础的。但是，马克思恩格斯知道，共产主义的政治基础是全球团结。共产主义需要工人阶级政治，以便将人类从阶级、资本、劳动、艰辛、污染、破坏、战争等环境中解放出来。

1892年，彼得·克鲁泡特金（Peter Kropotkin）在《面包与自由》一书中谈及在共产主义社会人人都会享有富足与奢侈时指出：“现在由极少数人享受的特权将惠及所有人。奢侈不再是资产阶级的一种愚蠢的和炫耀的展示，而将成为一种艺术的享受。”显然，克鲁泡特金的理论是建立在马克思的见解之上的，因此他认为人人享有的奢侈和财富需要一种高科技的共产主义社会：“首先，社会仍然需要大力发展这种目前仅限于某些行业的生产力。但是，显而易见的是，为了利用这种高度发展的生产力，为了确保所有人的福祉，社会必须占有一切生产资料。”

默里·布克钦（Murray Bookchin）在1960年代指出，我们在“本世纪终于开启了物质丰富的前景，可供所有人享用——充足的生活资料不再需要日复一日的辛勤劳作”，技术的发展使“后稀缺社会”成为可能，在那里，“社会可以提供食物、住所、服装和各种奢侈品，不会浪费人类的宝贵时间，也不会在盲目的劳动中消耗人类可贵的创造力”。布克钦提醒我们，并非所有的技术都可以让人类获得解放。技术需要与环境保护主义和共同体主义相结合、相促进。布克钦提出了一种“生态技术方法，这种方法采取生产单位集体联合的形式，由太阳能和风能设备提供能源”。

倡导社会主义技术的理论家还包括赫伯特·马尔库塞（后技术）、埃里希·弗洛姆（人性化技术）、伊万·伊里奇（快乐技术）、安德烈·高兹（后工业社会主义）和恩斯特·布洛赫（联盟技术）等。奢侈共产主义是巴斯塔尼的新发现，但并不是由他提出的，而是关于技术和社会的激进理论史上相对古老的理论。共产主义理论需要适当地涉及这段历史。尽管《全自动化的奢侈共产主义》颇具理想主义和历史主义的盲目倾向，但它仍然为思考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提供了积极线索。

二、社会主义与传播

（一）资本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

鉴于社会主义社会扬弃了经济、政治和文化，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会出现一种新的传播关系。在这样的社会中，人类思考、工作、生活和交往的方式发生了变化。表1对比了知识和传播分别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作用。

 

在资本主义社会，知识和传播技术作为私有财产由少数人私人控制和拥有；而在社会主义社会，知识和传播技术是由集体生产和所有的，属于社会公共产品。如果考察当代媒体公司的运作方式，就会发现决策是由一小部分首席执行官和经理做出的，他们以一种专制的方式控制着这些公司的决策过程。相比之下，社会主义政治意味着文化和传播行业的组织不仅应该由劳动者所拥有，而且应该有民主的决策结构，以便其中的劳动者或相关的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其中。资本主义的文化制度会生产意识形态和等级制，社会主义文化则创造了团结、尊重并承认所有人及其身份和生活方式的多样性统一。

（二）公共服务媒体与社群媒体

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在资本积累之外并与资本积累相对立的媒体和文化形式。在资本之外运作的两种最重要的传播形式是公共服务媒体和社群媒体。两者都属于非营利性的传播方式，不同之处在于公共服务媒体是在国家立法的框架下组织起来并得到资助的。它们不受资本和国家的控制，但是其职能（比如公共服务的内容）和资金（比如许可费）受到法律法规的约束。社群媒体是记者和制作人等公民经营的媒体。

传播政治经济学家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认为，媒体和文化部门存在着三种可能的政治经济模式：资本所有权（商业化的传播模式）、国家所有权（公共服务的传播模式）、社会所有权（作为公共品的传播模式）。公共服务媒体拒绝商业化的运作逻辑，它们需要运用国家权力收取许可证费或部分税收，以便为其业务的运行提供资金。开放频道、免费广播电台、非正式纸质媒体或另类互联网平台等社群媒体都是由市民社会团体运营的。社群媒体也拒绝接受商业化的逻辑，不希望将传播内容、技术和受众视为可销售的商品。由于拒绝进行价值交换，它们必须寻找其他资金来源，以便在资本主义内部生存，例如自愿的无偿劳动、国家资金资助、个人捐款以及基金会捐赠等。表2展示了资本主义媒体、公共服务媒体和社群媒体之间的区别。这三类媒体分别建立在商品信息、作为公共产品的信息以及共享信息的基础上。这些信息的所有权形式不同，并在不同所有权形式下扮演特定的文化角色，供人们获取、交流和组织信息。

 

媒体和传播学评论家斯拉夫科·斯普利卡尔（Slavko Splichal）指出：“公共服务媒体必须是由公众管理、为了公众利益而提供服务的媒体。它是面向公众的服务，由公众资助，其所有权归公众所有。总而言之，公共服务媒体应该成为'民主的基石’。”而根据传播学家埃莉·伦尼（Ellie Rennie）的界定，社群媒体“通常以非营利性方式来运营，为社群成员提供参与媒体制作过程的机会”，并具有民主管理的形式。

公共服务媒体、社群媒体与资本主义媒体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资本主义带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扩张的特征——它试图将一切都纳入商业运作的模式下，摧毁不符合商业化逻辑的生活领域。因此，公共服务媒体和社群媒体很难在资本主义社会生存。在资本主义社会，社群媒体往往以志愿者参与、个人出资、无报酬或低报酬的形式运营。非正式媒体和社群媒体都经历过自负盈亏、人力和财力不稳定的发展过程。这种媒体往往缺乏资源。虽然非正式媒体代表了超越资本主义媒体的公共媒体，但它们缺乏有效挑战资本主义媒体公司所需的公共资本。其文化、信息和其他产品及服务的去商业化运作必须通过社会斗争才能实现，才能使公共媒体服务于公众或公共利益。社会的商业化逻辑越强，公共服务媒体和社群媒体的生存就越困难。商业化运作模式受到的限制越多，公共媒体就越能蓬勃发展。在社会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媒体不复存在，信息和文化也不再是可以销售的商品。

马克思指出了非资本主义媒体运作方式的重要性。他写道：“新闻出版的最主要的自由就在于不要成为一种行业。”马克思担心资本主义对媒体的控制会导致对言论自由和表达自由的限制，并进一步造成对公共领域的侵占。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主义者需要实施的政治措施之一是把全部传播和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

在20世纪，许多国家垄断了电信、广播网络、铁路和邮政服务。它们都属于大型信息传播类基础设施。如果把它们当作公共服务来运作，可以使社会成员公平、普遍和便利地使用公共服务。今天，人们需要公共服务的互联网平台，比如由公共服务公司网络运营的公共服务平台YouTube，诸如此类的平台可以挑战谷歌、脸书、推特等数字巨头公司的垄断。

（三）民主的传播系统

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传播》一书中区分了专制的、家长式的、商业化的和民主的传播系统。前三种传播系统分别涉及政治、文化和商业领域，都具有工具理性的特征。专制的传播系统涉及国家对媒体的控制、操纵和审查，其“传播的目的是保护、维护或促进少数人掌权的社会秩序”。家长式传播系统是“有良知的专制媒体：也就是说，其价值观和目的超出了维护自身的权力”。在这种传播系统中，存在着旨在将某些道德价值观强加给受众的意识形态控制。这一传播系统的控制者认为，灌输特定的道德观有利于普通公民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在商业化传播系统中，传播受到商业化的操控：“只要你能负担得起，你什么都可以说，什么都可以做。”这三种形式都具有工具理性的特征：它们将传播当作可以控制和支配的工具。

相比之下，对威廉斯来说，民主的传播系统建立在理性合作的基础上，是一种“参与决策和共同讨论的传播方式”。威廉斯主张建立一种公共服务媒体、文化合作和地方媒体相结合的文化民主制度。这种民主制度确立了“新型的集体公同合作的机制”。威廉斯提出的这一主张，其核心是“由于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传播手段和文化生产的权力被租赁给自治的管理团体，以最大限度地确保风格和政治观点的多样性，并确保不受任何形式的官僚控制”：“公共服务的理念必须脱离垄断公共领域的理念，并提供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服务。”工具性媒体与合作性媒体是相互矛盾的。只有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才能阻止资本主义对公共传播领域的侵占。在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传播是主要的传播形式，“基本的文化技能广泛普及，传播渠道得到了尽可能的扩展和明确”

（四）社会主义新闻学

贝拉·福加拉西（Béla Fogarasi）是匈牙利哲学家。他在《共产主义新闻媒体的任务》一文中区分了资本主义新闻媒体与社会主义新闻媒体。他认为，资本主义新闻媒体是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利器，其目的是“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资本主义新闻媒体力求塑造读者的意识结构，使他们永远无法区分真假，无法将因与果联系起来，无法将单个事实放置在总体背景中，无法理性地将新知识融入读者的观点。”福加拉西隐晦地将格奥尔格·卢卡奇对具体的意识形态的批判应用于对资本主义新闻媒体的批判。在资本主义新闻媒体中，人们关注的焦点往往不是总体性、特殊性和个性的辩证法，而仅仅是单个的、孤立的新闻事件。在福加拉西看来，资本主义新闻媒体的策略包括：报道大量孤立的事实，并以此满足读者对知识的渴望；追求去政治化和耸人听闻，并“系统地服务于这种偏离”；以及伪客观性。与此相反，社会主义新闻媒体试图将社会作为一个总体的意识主体，进而建立单个事件之间的联系，并考察这些事件的更广泛的背景，以揭开资本主义新闻媒体的面纱，让读者成为新闻报道的生产者参与其中。

福加拉西不仅将卢卡奇的“物化”和“总体性”概念应用于新闻业，而且早在1921年就预见到瓦尔特·本雅明将“消费者……变成生产者”，将“读者或受众变成合作者”的观点；以及贝尔托·布莱希特“不仅要让听众听到节目，还要让他们表达心声”的观点。福加拉西的文章还预见了爱德华·赫尔曼和诺姆·乔姆斯基提出的宣传模式的一些要素。赫尔曼和乔姆斯基指出了资产阶级新闻对现实进行创造性再现的某些维度。资本主义企业媒体使用了以下五种限制媒体自由的过滤方式：企业的所有权和垄断；广告；对新闻来源的选择；游说效应；意识形态。

（五）数字共享

计算机和计算机网络使组织信息、传播和合作的新方式成为可能。计算机应用已经成为现代社会重要的信息资源。利用计算机来组织信息、传播和合作已经成为人类的需要。在一切社会中，人类都有认知需求（比如被爱和被认可）、交往需求（比如友谊和社交）和合作需求（比如与他人一起工作以实现共同的目标）。在数字和信息社会中，计算机是实现这些需求的重要手段。但是，考虑到计算机总是在某种社会环境中使用，其使用本身并不必然地促进美好生活，相反，它还有可能导致人类生活的破坏。

此外，数字资本主义加剧了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为走向超越资本主义逻辑的自由王国奠定了新的基础。网络化生产力与数字化生产的阶级关系之间存在着对立。这种对立也是数字劳动力与数字资本、数字礼物与数字商品之间的对立。

表3从经济、政治和文化维度上概括了社会共享、数字共享的特征，以及缺乏对社会的公共控制和缺乏对数字社会的公共控制的情形。“共享”体现了亚里士多德和马克思的美好社会愿景，它是社会的本质，因此数字共享也是数字社会的本质之一。对于黑格尔和马克思来说，本质往往隐藏在虚假表象的背后，而现实意味着本质与表象的统一。我们需要区分数字社会的本质与数字社会的虚假表象和存在（即数字阶级社会和数字资本主义）。阶级社会是一般社会的虚假状况，数字阶级社会是数字社会的虚假状况。有关数字共享的批判理论不仅需要展望数字社会的美好愿景，还需要对数字资本主义进行批判。

  

三、传播/数字社会主义

政治的十大原则

在笔者看来，公有制、计算机化的高科技、为所有人创造财富的后稀缺社会、全面发展的个性、按需分配、参与式治理、共享的文化和国际主义精神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

资本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对立的基础上的，而在网络化时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展现出新的关系形式。建立在共享基础上的公共通讯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通讯方式的替代方案。公共服务媒体和社群媒体成为两种非营利性媒体模式，它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面临着特有的矛盾。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传播和文化具有共同的特征。社会主义的传播手段具有共同管理、共同决策、反映共同文化等特点。社会主义传播是真正的民主传播。社会主义政治应当关注而不是忽视传播政治。美好社会必须是社会主义的社会和以共享为基础的社会，其中应当包含传播/数字社会主义这一维度。社会主义是一种政治—经济运动，其经济基础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已经存在的社会化经济形式，其政治基础是反对资本主义、争取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政治应该将公共服务和市民社会视为孕育替代方案的领域。

传播/数字社会主义政治的十大原则包括：

1. 倡导技术辩证法。社会主义的传播政治避免了技术乐观主义、技术狂热主义和技术悲观主义。它提出的问题是：如何塑造技术和社会才能造福于全人类并发挥社会和人类的积极潜能？

2. 推动激进变革主义的传播政治。社会主义的传播政治既不是服从资产阶级利益的改良主义，也不是空想的革命浪漫主义。它倡导变革与革命（激进的变革主义）的辩证法。它努力寻求既能带来立竿见影的变革又能推进非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的各种措施，并为实现传播/数字社会主义而斗争。社会主义的传播政治将在政党与社会运动层面同时发挥作用，它以政治联合的形式促成各方的合作。

3. 通过阶级斗争将传播工作者团结起来。传播公司对各种劳动者进行剥削。要想取代传播资本主义，只能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来实现。社会主义的传播政治致力于将全世界的数字和传播工作者团结起来。为了使这场阶级斗争发挥效力，我们需要国内和国际的各种工会组织将不同的部门、行业、国家、企业的传播工作者团结在同一个传播工会中。传播工作者的阶级斗争往往是碎片化的。为了打击全球资本，特别是全球传播资本，全球传播工作者需要团结起来，与无处不在的（包括传播网络中的）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的意识形态作斗争，并制定国际团结和联合斗争的战略。

4. 对作为生产资料的传播工具进行集体控制。在数字/传播资本主义中，计算机、应用程序、软件、硬件、数据和内容等传播技术都是生产资料。资本对传播资源实施控制，并将其商品化。这些资源在劳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工人要求、争取和获得对传播工具的集体控制并将其作为经济上的生产资料就成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5. 打破传播垄断。传播垄断企业将经济权力集权化，这对民主构成了威胁。社会主义的传播政治主张并致力于打破企业的垄断。它既不认为国家资本胜于国际资本（抑或相反），也不认为中小资本胜于大型资本（抑或相反），而是主张用公共品取代资本。

6. 重视个人隐私。公共的和基于共享的传播应尊重用户的隐私，并尽量减少对他们实施经济、政治以及其他形式的监控。个人数据的收集和存储应尽量减少到以绝对必要为标准。国家的监控能力应从对公民的持续性监控转向对公司逃税漏税和白领犯罪的监管。国家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谴责并致力于废除对劳动者以及其他公民的大规模监控。社会主义对个人隐私的保护意味着数据收集最小化，信息和传播系统的设计应保护用户的隐私，监控应针对有影响力的企业，以提高其经济和金融业务的透明度。

7. 公共服务媒体与传播机构通力合作。为实现社会主义而斗争需要在公共服务、国家以及市民社会等领域展开。政治左翼应该为争取建立以下三种集体传播服务系统而斗争：国家公开经营或支持的传播服务；工人合作社集体拥有的传播服务；作为公共/共享的伙伴关系（公共机构和市民社会的伙伴关系）而组织起来的传播服务。

8.在公共媒体中推进民主。传播资本主义及其商业化的运行逻辑往往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流于肤浅，追求信息和新闻的高速流动，并导致政治的私人化、庸俗化和单向度。替代方案应当减缓信息流动（慢媒体），通过集体创新来促进公民对政治辩论和信息的知情，以及参与到无广告、非商业和非营利的公共传播空间中。这样的公共空间使专业媒体、市民媒体以及两者的辩证融合成为可能。社会主义的传播政治支持媒体的创新和维护。通过推动并参与批判的、辩证的、反意识形态的思考和辩论，这些媒体有望形成批判的、反意识形态的思想，并反对有阶级偏见的、法西斯主义的、种族主义的、仇外的和性别歧视的话语。

9. 传播政治和反抗等信息。信息通讯技术并不直接导致抗议、反叛和革命，却是传播政治和反抗等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的传播政治应力求利用信息通讯技术向广大公众传播社会主义政治。在可能的情况下，它支持发展和使用由非商业、非营利媒体组织的公共传播，旨在避免出现“另一种形式的贫民窟”，即以不稳定的劳动力为基础的资源匮乏的媒体。为此，我们需要一种能将资源提供给新媒体的政治。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的政治教育也是政治传播的一个方面。政治教育使人们能够批判性地反思社会，并进行复杂的、辩证的和独立的思考。

10. 实施自治的民主管理。社会主义的传播政治支持、相信并推进对媒体机构进行民主的参与式管理，从而使在这些机构工作的劳动者以及受这些媒体影响的公民代表能够民主地参与决策过程。

总之，共享的伦理关乎政治，因为它需要取代资本主义的实践和斗争，为人类社会带来繁荣，并释放其潜能。共享的社会超越了资本主义，因为它摆脱了资本主义。

［作者：克里斯蒂安·富克斯（Christian Fuchs），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译者：冯红，天津外国语大学通识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