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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果然很有料》-122 【科举制的弊端】 新老两代神童以这样的方式告别科举和官场，令人在惋惜之余还带来另一个思考，全社会无数双眼睛紧紧盯着的科举，真的会出现作弊吗？ 不但有，而且很多。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同理，有考试的地方就有作弊，科举考试也无法避免。代代读书人除了皓首穷经学而不倦外，也费尽心思琢磨着走捷径的作弊方法，花样层出不穷，令人叹服。 周星驰的《武状元苏乞儿》里有这样一段情节：苏乞儿在考场大睡，监考官直接就把他的白卷替换成了早已准备好的满分卷。 星爷是无厘头鼻祖，真实作弊当然不能如此明目张胆，论效果却异曲同工。 在唐朝，科举制度创立未久，各种规则都在摸索制定中，加上贵族政治余波未息，要想作弊还是有点方便的。 有种模式叫“行卷”。 行卷本身而言，不能算是作弊。它是指在省试之前，举子们把自己平时的作品写成卷轴，送给政坛权要或是学界名流，这些人与主考官多有来往，一旦文章得到他们的赏识，就能向主考官推荐。 这种方式相当于考生为自己造势，名头在主考官那里打响了，万一考试时发挥不佳考砸了，主考官也能酌情打分，有些挽回的余地。毕竟一考定终身嘛，有点残酷，行卷更像展示平时学习的综合分数，避免有才华的举子因偶然性落榜。 著名的行卷故事是白居易，他以诗集行卷于顾况，第一篇便是著名的《赋得古原草送别》。前辈诗人顾况欣赏于白居易的文采，立马给他来了个点赞评论转发三连，白居易因此名声大振，27岁便一举登第。 白居易是真材实料，但行卷这种形式，白居易能用，其他人也能用。对高干子弟来说，行卷就更方便了，他们行卷的目的就多了一个——作弊。 行卷作弊结合于“通榜”，“通榜”是指主考官出于公心，会请一些有声望，有地位的人与他一起决定录取名单，这本来也是一种民主，但结合了行卷，就变得不民主起来——请来通榜的人是不看试卷的，他只是靠行卷的结果来提出名单。 这里面的操作，大家都懂了。 显然，除非人人都是白居易，通榜者个个都是顾况。否则，行卷无论如何都是不利于寒门子弟的。
卷只是一种，还有“请托”。 “请托”就很直白了，顾名思义，又请又托，这种办事方式极具中国特色又极有效。 它甚至不需要作品，只要拥有出身和财富，就能打通关节，求得录取。 比如唐文宗开成三年 ( 838年)的一次请托，举子裴思谦走的是当红宦官仇士良的关系，开口就要知贡举的礼部侍郎高锴录取他为状元，高锴心领神会——“不得已 ,乃遂从之”。 作弊方式当然不止这两种，在考场上又有代考、互相抄袭、内外勾结等方式。与李商隐齐名的花间派鼻祖温庭筠，另一个身份就是位著名的“考场枪手”。 宋朝与士大夫共天下，决定人才选拔的科举考试地位就异常重要。宋真宗亲自写下《劝学诗》，画下“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样的大饼来激励士子读书取士。他高声对天下士子宣布，金榜题名时，要比洞房花烛夜来得更加荣耀啊！ 不过天下读书人这么多，挤破头的鲤鱼跳龙门概率还是太小，为了走捷径，自然也会有人作弊。 从制度上说，经过了唐朝的磨合，科举制已经成熟了许多，行卷通榜之类统统失效了。 百姓的力量是无穷的，何况是这些饱读诗书的举子，一计不成，再生一计。 宋朝有种作弊方式叫“冒贯”。它抓住了宋朝科举制度的一个漏洞：录取名额。 录取名额的地区差异，从古到今都是有的，这也能理解。学霸多的地方，就只能少录取一些，从国家层面来讲，得照顾到学霸少的地区。 比如，欧阳修曾说，东南和西北相比，东南州郡二三千人只取二三十人，西北州郡百人取十人，考生录取率要相差十倍之多。 本来这是现实需要，但宋朝有个户籍漏洞被考生注意到了，就产生了冒贯。 冒贯的具体操作，是考生在多地设立户籍，到录取率最高的州郡应试，这样成功率自然就提高许多——举子奸计，多占邻近户籍，至有三数处冒试者。籍于多试之中必有一得。 当然冒的手段是灰色乃至非法的，如认兄为父，贿赂地方官，走私循情等等，但在中举的诱惑下，这点风险还是大有人冒。 冒贯没有消失，它流传了下来，也就是明清时候的冒籍，士子们在避难就易这条路上，始终是在孜孜探索的。 老朱一度采取全国统一试卷的方法，“南北榜案”后发觉行不通，后来改为“南榜”和“北榜”分开录取。这并不能改变明代科举作弊尤甚的现实，学子们吸收前代经验，发展出了“贿买钻营、怀挟倩代、割卷传递、顶名冒籍”等一整套作弊方法，已是“弊端百出，不可穷究，而关节为甚”。 此种情况下，许多有才能的人就被挡在门外，无法施展长材。更惨的是，还有人牵连其中，下狱丢官，郁郁而终。 标榜公正取士的科举，变得越来越不公正起来。
除了作弊，科举选材的局限性也越来越强。 比如会试，这个位于明代科举考试体系第三级别的考试，担负着为国家选拔出最优秀人才的目标，历来是重中之重。 会试一共三场，三天考一场，考生们需要在丑时（凌晨1点到3点）入场，只许携带笔墨纸砚，经过一一搜检后才能入场进入自己那长约四尺，宽约三尺的小隔间（号舍）。 举子全部进场后，大门落锁，由五城兵马指挥带领士兵环墙四面严加防守。除非京师将被攻陷，否则墙外一切事情都与举子们无关。 接下来他们要在这个小格子里呆上九天九夜，自带干粮，吃喝拉撒也不许离开，直到会试结束。
会试的规则为三天一场，一共三场，但并不是说一场只要写一篇文章。第一场要考的是“经义”，考生要在三天时间里写三篇四书文，四篇五经文，全部以八股形式写就。 第二个环节是“论”、“诏诰表”、“判语”。 “论”可以理解为议论文，根据题目自由发挥；“诏诰表”考的是举子公文写作能力，如弘治六年的考题拟“唐以张九龄为中书令诰”，要求考生代入唐代张九龄，以中书令的身份写出一篇诰文；“判语”是司法题，考察的是举子对《大明律》等法律条文的熟悉度 第三个环节是“策问”。策问主要是就儒家经典来发问，所答试卷叫“对策”，有问有论，其本身也是文章。无论哪一级的考试，策问都是必考内容。 “经义”相当于阅读理解，“诏诰表”是公文写作，“策问”是时政议论文，从实用角度来说，“策问”理应最能体现一个士子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从唐至明初确实如此，策问历来是科举考试的灵魂，最后的录取也需要权衡三场成绩得出结论，即“三场并重”。 但自明代中叶起，朝廷录取的标准越来越偏向于擅长“经义”的考生，这主要是当时的统治思想决定。 明代越来越集权的趋势，决定了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依据在四书五经，所以这些儒家经典在统治者思想中分量最重。 统治者所要的是驯服的工具，不需要异端的改良思想。自宣德八年起，只有五经的第一名才能进入前五，也即是否“经魁”已成为能否进入前五名的先决条件。这种情况必然引导考生重视首场考试，忽视第二第三场，也即重视对儒家经典的理解和运用能力，而忽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这样选举出来的人才，多半是四平八稳，不求有功至少能无过。
那么问题来了呢，科举考试，到底需要选举出什么样的人才，来帮助皇上治国理政呢？ 儒家经典中有这样的表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 按这样理解，选举人才的基本要求是要做到天下为公，选取贤能的人。 说穿了，所谓天下为公也不过是种理想的追求，对统治者来说这是种标榜；对读书人来说只是个幌子。在现实政治权利和实际利益驱使下，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读书人，在科举中往往表现出最丑陋的一面。 统治者所要的是驯服的工具，读书人所要的是高官厚禄，只要达到目的，无所不用其极。所谓“习得文武艺，卖与帝王家”之类的话，描述的就是赤裸裸的买卖关系。 那么就只剩下贤能了，可是这样只重经义的考试，真就能选拔出最贤能的人吗？ 科举制一度很先进，历朝历代尝试了各种人才选拔机制后，终于摸索出了科举制——中华文明史上最重要的制度之一。 这是一套决定谁来当官的制度，它的好处是公正、平等、择优录取。初衷是排除门第、血统、私人关系乃至违法作弊，保证不受干扰地选拔人才，防止阶层固化。 科举制一出现就表现出它强大的生命力，历朝大量治国人才通过科举被选拔出来，它成了读书人向上攀登的最好阶梯。科举成功者不仅改变了自身地位，也改变了门庭，促进了社会各阶层间的流动，为统治阶层不断地注入新鲜血液。 通过努力就可以得到成功，这是多么公平的事情啊！它把最优秀、肯努力的精英人才吸收到帝国内部，理论上给天下人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平的机会，即贫贱之人也有机会通过读书飞黄腾达。它激发着全社会特别是青年人奋发进取，使整个社会充满活力，成为社会进步的潜在动力。
在另一面，一项制度久而生弊，到15世纪，始于隋朝的科举制度已实行了800余年而未加以更新，它内在的缺陷就会不断地扩大。 又因为中华文明在农耕时期非常成功，以至于固化停留在这个层级很难破局，这种危机便危害到整个国家和社会，违背了科举制设立的初衷。 在现实中，明代科举名列前茅者，不一定就是贤能，很大可能只是会写文章的循规蹈矩之人。图新求变，富于创造性的人很难在科举考场上胜出。 科举的导向，往往使大多数举子成为墨守成规、因循守旧、僵化平庸之人。 如果说科举在之前的数百年表现出了优越性，那么在这个节点，它已和所有一成不变的制度一样，步入了衰老期，疲态尽显。
【15世纪的世界】 朱见深崩于1487年，按中国纪年这一年叫成化二十三年，在世界上叫十五世纪晚期。 15世纪之前，世界相对是封闭的、分割的。东方的农业文明，中亚的伊斯兰文明和欧洲的基督文明既相互吸引又相互排斥。 甭管皇上们再怎么折腾，大明帝国仍是相当强大的。 15世纪起，世界开始发生变化。 这个世纪在世界史上被称为探索时代，也称发现时代，正式始于15世纪初，一直持续到17世纪。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欧洲人开始从海上探索世界，寻找新的贸易路线、财富和知识。 探索时代的影响将永久改变世界，并将地理学转变为当今的现代科学。 世界殖民文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世界文化交流。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宣扬资本主义的文化发展，解放了欧洲中世纪封建文化的束缚，资本主义得到发展，为后来的工业革命培养了土壤。 大明对世界变化的感知是是迟钝的，一方面是由于大陆文明和海洋文明的区别。 地理决定了大陆文明是一种农业文明，海洋文明是一种商业文明。 海洋是流动的，变化的，宽容的，有较大自由度，较少狭隘观念与保守思想。海洋又是积极的,进取的,浪漫的,有广阔的想象与联想的空间，开拓人的心灵世界。 这些构成了海洋文明的基本特征，也构建了海边民族容易接受新事物与新观念的心理素质。 陆地是稳定的，农业社会要求稳定，风调雨顺。封建政权的代号为“江山”，即使说“四海为家”,也是以四海为边界。传统所谓“六合”、“四方”一般都不包括海洋。 洪武皇帝当时列出十六个不征之国，根本不考虑向海洋扩张的可能性。永乐皇帝颇具国际视野，可惜郑和之后再无郑和，明朝向海洋的探索就此止步。 明清实行“海禁”政策，也把海疆排除在外。安土重迁，安贫乐道，惜别怀乡，这些都是大陆文化的生成背景：封闭，保守，墨守成规，求稳求太平，害怕社会变动。 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大陆文明虽然平和、厚重、典雅、精致，其局限性亦是很明显的。 话虽如此，光看表面是不完整的，中国没有参与世界大发现并不能与掉队划等号。文明的基因来自内部文化，东方文明的基因来自科举制度和儒家文化，在这个节点，它已开始表现出与落后于世界变化的趋势。 再说大一点，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很大根源就在科举制的跟不上时代，这差不多就是在弘治年间开始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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