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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翻译文献，居然是日文......这是暑假时候帮朋友的朋友翻译的。看不下去专业书，不好好复习考试，啧啧~~原文我是收到的PDF的截图。这里做一个纪念，上传一下自己译文，好歹也是辛苦好几天...有了这次经历，真的能感受到要尊重别人的翻译工作，真的很劳神！ 刘克莊撰“孟少保神道碑”译注 （原日文作者：榎並岳史） 开始~“孟少保神道碑”题解~ 本稿中所写到的“孟少保神道碑”（以下称为“本碑”）是，南宋后期，孟珙（1195~1146）的同时代文人刘克莊（1187~1269）受宋理宗的旨意所撰写的碑。全文被收录在共4部的《后村先生文集》中。 著者刘克莊，字潜夫，莆田（福建省莆田县）人。中进士，任秘书少监、中书舍人等职位。在同时代文人中，刘的文笔名气很大，特别在写诗方面得到的评价很高。刘的诗文很多，其子后来将刘的写作收录编辑成共196卷的《后村先生大全集》。 虽然《后村先生大全集》收录了本碑文，但是仍然有一些缺憾的地方。首先，根据上海涵芬楼影印抄本的影印件，碑文只被收录了13页。原文的尺寸为，长6寸8分（约22.6cm），宽4寸3分（约14.3cm），板心处可以看见“赐砚堂”。 其次，现在已经无法确认本碑的碑石所在地。虽然在《大清一统志》（乾隆29年，1764年重订）中有记载，孟珙的墓前立有石碑。但这个石碑是否就是本碑至今尚不明确。 再者，本碑的完成（神道碑文写成以及建碑完成）的年份也没有清晰地记录。本碑文中，刘写道“巳酉，荆襄流寓父老请建祀，议谥立碑。”（淳祐巳酉年，也就是1249年，孟珙的祀庙和石碑似乎建成。刘收到了，往荆州湖北一带逃难而来的父老们的立碑的请求。）只是，从随后的事情来看，祀庙的建设尚且顺利展开，但是碑文制作进程受到了阻碍。最终的完成时间并不明确。同时，碑中有记载，“二女，长嫡武功大夫，右领军卫将军权发遣柳州王该，次后公6年卒。”。所以我认为，本碑至少在孟珙死后6年才被建成，即淳祐12年（1253年）以后的某个年份。 “孟少保神道碑”的史料价值 孟珙在当时以湖北一带为中心的地区，前半生与金人，后半生与蒙古人作战。孟是一位立有战功的将军。特别地，孟受在和蒙古人联合作战的蔡州之战中的主将，后升至右丞相兼枢密使的京沪制置使史嵩之（？~1250年）的提携，作为主要力量活跃在当时的第一线。此外，孟也负责和蒙古将军タチヤル联络交涉。可以说孟是当时南宋对外方面的军事，政策的重要参与者。 只是，襄阳府，鄂州等地是距离首都临安较远的屯兵之地。几乎没有和中央地区文人存在交集的可能。因此，孟的事迹也只有在宋史中有着少许的记载。相比于孟对于那个时期的南宋影响之大，记载孟的史料却是极其之少。 正因为如此，本碑是现存极少的，孟同时代人对其事迹的文献记录。虽然，《宋史》孟珙传（《宋史》卷412，以下都写成《宋史》本传）中对孟有所记述。但其内容也从本碑中引用不少。因此，可以把本碑看作是关于孟的最基础史料。而这点，正是本碑的价值所在。 此外，本碑还含有许多在其他史料中所没有的，关于孟氏一族的记述。这点则体现了本碑的更高的历史价值。比如，本碑的开头处写有，孟氏的曾祖父随岳飞从山西的绛州迁移到湖北，最终定居在随州。这也就是说，孟的一族是从华北而来的迁移住民。随后，经历了3代人的发展，直到孟的父亲孟宗政时期，孟氏一族已经是在当地作为极具势力的地方家族团体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而有史料就曾指出过，在当时的淮南到湖北一带，像孟氏一族这样从山西迁移过来，并逐渐发展成地方大家族，继而为地方的驻地屯兵提供军事支援这样的事例。同样也有史料可以查到孟氏一族在当时有着何等的社会地位。 与此同时，关于孟珙以后的孟氏一族的人与经历的记载，我们也应当给予关注。在本碑完成之前的记载中存在少许关于孟男氏——孟之经和孟之缙的内容。也存在少许关于孟氏一族在孟珙之后有着怎样的地位的内容。此外，我关于孟珙的2位女儿的记载也很有兴趣。次女在孟去世之后的第六年也离开人世，长女则嫁给了武功大夫·左领军卫将军权发遣的王该。在关于孟氏一族和什么样的人通婚的研究上面，这里是可以作为一个案例切入的。目前，聚焦于士大夫之间的同族的、学术的、地缘的人际网的研究很兴盛。但是受制于史料，此方面的研究目前被局限在了长江下流的士大夫群体。而现在，本碑把在长江中游地区，严格上并不属于新兴期的士大夫阶层的孟氏一族的实态告诉了我们。这让我们在思考长江中游地区社会基础上，可以有更多的史实材料来用于进一步的分析。 关于孟珙自己的言行这点上，本碑的作者刘克莊因是孟的同时代人，故和后世编写的史料相比更加详细。尤其地，孟珙和蒙古人武将沟通交流这点上，本碑记载了《宋史》本传上没有的内容——孟可以说蒙古语。我对本碑展现了孟有说蒙古语的能力这点上很有兴趣。 本碑比起后世史料，在孟所率领的军事力量中的人员构成方面也有很多具体的记载。这也是本碑文价值的体现地方。 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注意本碑的内容也是存在局限的。 首先，问题是在《神道碑》这点上。根据《金石例》卷一记载，“三品以上，神道碑。”。所以，神道碑基本上是为高官而立且具有纪念性质的墓碑；或者是作为赏赐，皇上赐给臣子的情况比较常见。因此，为某人制作神道碑，通常被认为这是某一段时期内的政治权力的意向的一种反映。考虑到孟珙自己作为正真意义上的长江中游地区的军政、民政的实权者的同时，还是接受了“少保”这一称谓的高官。那么，为了表彰孟的事迹而制成的《神道碑》就很难不被认为包含着某些具体的政治意图。通过《后村先生大全集》中所收录的《神道碑》，我们发现了一篇专门关于本碑的文献——《奉勅撰》。通过这份文献，可以证明《神道碑》的制作是依据了宋理宗的指示。因此，很有必要对于根据本碑制成背景而分析得来的当时政治倾向给予关注，并且仔细分析史料为佳。 此外，本碑的作者，刘克莊是否是合适的人选去为孟珙写《神道碑》也是值得推敲的。说起刘克莊和孟珙的交集，从史料中唯一可以确定的一次是在端平元年（1234年）。此时，孟因灭金有功，被委任主管侍卫马军行司公事。因此有过在宋首都临安的短期记录。同时，刘克莊则处于家乡福建莆田和临安之间往复的状态中。在本碑中记载道，孟在去建康府副都统制赴任前，刘为孟饯行。除此之外，再无两人交集的明确记载。因此，我认为刘作为孟的神道碑作者是存在不合适的地方的。还有一点支持我这个观点的地方是，当时刘对于孟的政治后盾史嵩之抱有反感。史嵩之在为自己父亲服丧期间却二度复任宰相之职，刘作为反对派，撰文弹劾此事。因此，从刘的政治地位来考虑，孟是刘的对立势力中的人物。刘对孟保持疏远且没有好感是合理的。在这样的立场下，即使是作为本碑文的作者，我认为在碑文中仍然会有所体现。比如，孟宗政去世之际，《宋史》孟珙传中记载，孟珙收到了回朝复职的征召，但孟为了给父亲服丧，拒绝了此事。然而，在本碑中关于此事则全无记载。这对于是被用来颂扬已逝之人的神道碑而言，遗漏了这样的美谈之事，很明显是不自然的。 刘在碑文中强调孟是对蒙古的主战派人士，然而当下学界的观点则认为孟和史嵩之皆是对蒙古的主和派人士。因此，碑文在此处的强调也能让人感受到前文所谈到的，刘作为碑文作者的一些不合适之处。本碑有云，“及上问和议，则曰'臣介胄之士，只当言战，不当言和。’。其英杰又如此。”。刘引用了孟宛如是对蒙的主战分子般的言论，但是在《宋史》中，孟在这段话前面还有，“帝问恢复，对曰'愿陛下宽民力、蓄人才，以待机会。’。”这句话的记录。也就是说，孟在向蒙古人武力出击以及华北的收复这两件事情上的态度是消极的。而“臣介胄之士，只当言战，不当言和。”这样的言论，与其说可以借此来判断孟为主战派人士，不如说这是孟作为武官的职守本分之言，或者是关于外交方面直接表态的一种克制性言论。在本碑上，“愿陛下宽民力、蓄人才，以待机会”和“臣介胄之士，只当言战，不当言和。”分离开而记录。这种把一句话切分成两句话而记录的行为，比照过其他史料后，便明晰地将刘的不自然处体现出来了。 综上所述，对于如何解读作者刘克莊这种带有自身意图的写作，正是我们在活用本碑文之际所要探求的地方。 在写成本注解之际，参照了其他的史料来解释前文所提出的问题，本碑作为反映南宋中后期的地方政治、经济的重要材料，希望可以在今后的研究中得到更好地运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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