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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研究到底是问题研究还是哲学史研究，学界一直存有不同看法。王路教授认为，哲学研究不必刻意区别问题研究与哲学史研究，而是要将二者紧密结合；哲学研究需要以一手经典文献为基础，同时重视二手研究文献的阅读和理解，要读懂人们说的是什么，为什么这样说，说得对不对，然后在此基础上说出自己的观点，推动哲学的发展。
张娟娟，中国人民警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王路，郑州大学哲学学院特聘首席教授，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哲学研究到底是问题研究还是哲学史研究，学界一直存有争议。我们发现王路教授的研究有一个显著特征，这就是将问题研究与哲学史研究紧密结合。王路教授从事逻辑学和哲学研究40多年，对从古希腊到现代的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弗雷格等众多哲学家的思想做了相应的研究，成果显著。他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观点，如称“必然地得出”为逻辑的观念；构造“句子图式”作为哲学讨论的工具，认为哲学是“关于认识本身的认识”；提出“加字哲学”这一概念，认为哲学就是形而上学，是先验的，加字哲学是经验的。他还指出，“是”与“真”是形而上学的核心概念，应该将西方哲学中的being一词翻译为“是”，应该在系词的意义上理解being，并且将这样的理解和翻译贯彻始终，等等。王路教授的理论成果在学界已经产生影响，引起关注。但是我们认为，他的研究方式与他的研究成果直接相关，也值得重视。近期，我们对王路教授做了一个访谈，向他请教了这方面的一些问题。
张娟娟（以下简称“张”）：王老师，我认为您的著作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史学研究，如《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说》（1991）、《弗雷格思想研究》（1996）、《逻辑的起源》（2019）等。一类是问题研究，如《走进分析哲学》（1999）、《逻辑的观念》（2000）、《语言与世界》（2016）、《一“是”到底论》（2017）等。还有一类是具有史学意义的研究，暂且称为（二者相）结合研究吧，如《“是”与“真”——形而上学的基石》（2003）、《逻辑与哲学》（2007）、《读不懂的西方哲学》（2011）、《解读〈存在与时间〉》（2012）等。您赞同我这样划分吗？您能谈一谈史学研究与问题研究的区别吗？
王路（以下简称“王”）：我觉得大体上可以吧。我的著作里边应该说带有史学意义的研究。我最开始读书写论文的时候，写的是《亚里士多德的四谓词理论》。我记得当时不太会做，看了周（礼全）先生的两篇文章，一篇是《亚里士多德关于推理的逻辑学说》，另一篇是《亚里士多德论矛盾律和排中律》，然后就照猫画虎，照着周先生的样子做，也就是关注亚里士多德是怎么说的。这篇论文大致就算是史学研究吧。我当时的认识就是要把亚里士多德的话说清楚。后来研究弗雷格的时候我也有这样的认识，要研究弗雷格的思想，总要把弗雷格的思想讲清楚。
我认为史学研究与问题研究有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史学研究往往是从一个重要的哲学家的思想出发。在史学研究中，人们一般不会研究那些不重要的哲学家，人们会研究非常重要的哲学家或者比较重要的哲学家，这些人在哲学史上曾经产生过作用和影响，而且一般来说影响还是比较大的，这是一点。再一点，人们要研究一个哲学家最重要的思想和理论，包括说明他的某些概念和方法在他的思想中具有什么样的作用。如果研究更细一点的话，就要进一步研究他的某个概念、方法在他的某一部著作中有什么作用，在他的整个思想（所有著作）中有什么作用。还有，当研究某一个人的时候，往往不是对他单纯的个人进行研究，还要考虑他的思想与他同时代的人有没有关系，相互有没有影响，以及对于后人有什么影响。比如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理论在他的思想中非常重要，在哲学史上也都是人们喜欢谈论的，对后人影响很大，这都是要研究的。如果做得更细一点的话，要谈他的思想对于他前人有什么继承关系，从前人那怎么来的。这就是所谓的承上启下，思想如何产生和发展，这是哲学史研究中比较注重的。
问题研究的方式不是这样的，它可能会提到张三说什么，李四说什么，但不会细究他们说的是什么，不太会在意他们所说的东西的来龙去脉。问题研究考虑的是所谈论的问题本身：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什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有什么作用，因此想得更多的是问题本身。比如摹状词理论，这是罗素提出来的一个理论。罗素提到了弗雷格，认为他不区别专名和摹状词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从语言的表达上来看，摹状词跟专名的逻辑作用是不一样的。今天人们研究摹状词理论，一定会谈到罗素，可能也会谈到弗雷格，这是因为这个理论与他们的思想相关，他们都对这个理论有贡献。但是如果研究罗素的思想，就要探讨摹状词理论的产生和形成。比如，研究罗素的《数学原理》中摹状词理论的构造和证明，《论指称》中摹状词理论的提出和意义，二者存在什么样的关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联系，罗素后来在《逻辑原子主义哲学》中的相关论述又与之有哪些不同，为什么，等等。这是两种不同的研究。大概前一种可以叫作问题研究，后一种可以叫作史学研究。最简单地说，做史学研究总得有些专门的考据，要整理出一个思想的来龙去脉；而做问题研究可以不需要做这样的事情。
张：您的大作《逻辑的观念》显然是在讨论一个理论问题：什么是逻辑？这本书第一章讲“逻辑”名称的由来，整理归纳了许多逻辑教材、重要逻辑史学家的观点，第二章讲亚里士多德逻辑的产生和形成，第三章讲现代逻辑的基本内容和思想。这三章似乎是逻辑史意义上的研究。《一“是”到底论》讨论您对being一词及其问题的认识，但您详细谈到亚里士多德、康德和黑格尔的思想，讨论中还涉及柏拉图、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论述，似乎同样是具有史学意义的研究。而《“是”与“真”——形而上学的基石》也探讨了如巴门尼德、亚里士多德、波埃修、笛卡尔、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等人的思想，明显是具有史学意义的研究。在您的著作中，问题研究与史学研究有时候似乎很难区别。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王：是的。这可能跟我讨论的问题有关系，跟我讨论问题的方式有关系。比如讨论逻辑的观念，如果仅仅是说逻辑是什么，那我觉得甚至都不用讨论，因为我们都知道逻辑研究有效推理或者推理的有效性，我们都知道什么叫作有效，就是保真，就是从真的前提得到真的结论。这是很清楚的，不用讨论。但是，当时我写《逻辑的观念》这本书的时候，国内有一股思潮：许多人提出要研究自然语言逻辑，要回到亚里士多德，还有很多人说这是周先生提出来的观点，并且说要树立大逻辑观。我认为这些提法跟周先生的说法不太一样。说回到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观没有问题，但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观难道就允许我们把逻辑说成那样，把那些不是逻辑的东西都给弄进来吗？这是错误的。所以我写《逻辑的观念》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回答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逻辑？既然说回到亚里士多德，那咱们就谈亚里士多德，所以就有了这一章。关于教材那一章也是有针对性的。当时国内很多人谈逻辑观主要是根据教材。教材中关于逻辑的说法很乱。再有就是按照自己的想象，诉诸权威，比如康德说过“先验逻辑”，黑格尔说过“辩证逻辑”，那就要考虑这样的东西。当时我想，既然这样，咱们就好好看一看文本吧。逻辑史或者哲学史上第一本逻辑教材肯定是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这样就同样回到亚里士多德那里去了。所以，问题不在于回到亚里士多德，而在于亚里士多德是怎么说的。由此，就有了你提到的前两章：一个从教材来谈，一个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来谈。后来讨论being的问题也是同样的。我们国家西方哲学引进多少年，being的问题就已经存在多少年了。人们把being翻译为“存在”，我认为这等于把西方哲学最核心的思想给翻译没了。being不应该翻译成“存在”，而应该翻译成“是”。但是你仅说being有系词含义，being不应该翻译成“存在”，应该翻译成“是”，仅仅这么说是说不清楚的。怎么办？你必须得拿文献来说话。但是怎么拿文献来说话呢？有人就说，being这个问题，在亚里士多德这里就应该翻译成“是”，在黑格尔那里就应该翻译成“有”，到海德格尔那里就应该翻译成“存在”。所以讨论这个问题，你就得一个人一个人去说。这些工作需要追根溯源，结果给人的感觉都是具有史学意义的研究。所以，虽然我谈的是问题，可是我总会谈到亚里士多德是怎么说的，康德是怎么说的，黑格尔是怎么说的，弗雷格又是怎么说的，是吧？无论是谈论逻辑的观念还是谈论being问题，都是这样。就是说，我总是站在哲学史的角度上来探讨问题。我的工作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问题研究，题目像是问题研究，考虑问题的方式却又不是。我总是拿哲学史上这些人所说的话来佐证，这就给人一种感觉，这是一种具有史学意义的研究。我觉得，你这种感觉是很对的。
怎么区分史学研究和问题研究？除了前面说的来龙去脉，承上启下，我个人倒是觉得没有必要刻意地区分。我们讨论问题是为了把一个问题说清楚，无论是问题研究还是哲学史研究，都会有讨论的问题，都需要把问题说清楚。比如我要讨论逻辑的观念，那我就要想办法把它说清楚。至于我以什么样的方式能把它说清楚，那是一个方式方法的问题。在研究的过程中，假如我认为需要谈一下亚里士多德，那我就去谈亚里士多德。谈being问题我认为也是同样的，我的目的是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假如我需要用亚里士多德文本来说话，那我就用亚里士多德文本；假如我需要用康德文本来说话，那我就用康德文本，就是说讨论文本实际上是一种方式方法的问题，目的是把问题说清楚。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谈亚里士多德、康德等哲学家说了什么？因为这些人在哲学史上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他们的研究具有开创性，他们的一些话并没有过时，所以研究西方哲学的人重视他们说的话，拿他们的话来讨论问题，来寻找一些出发点，寻找一些可以理解拓展问题的空间，寻找一些讨论问题的方式。这可以说是一种正确的方法，也是一种走在正道上的方法。一些人在讨论问题的时候总是想走捷径，总是想研究一些在历史上没有人研究过的、所谓可以填补空白的东西。我不太主张这样的工作，我觉得这样的工作是“偷懒”。哲学史上很多人不被人重视，很可能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本身就不重要。他们的思想对哲学史本身不会起到推动作用，他们被忽略丝毫不会影响历史的发展。所以具有史学意义的研究一定是与重要哲学家的思想相关的，这样的研究是要花费大力气的。
张：有人说哲学研究就是哲学史的研究，也有人认为哲学研究主要是哲学问题的研究，这两种观点泾渭分明。看来您是不太赞同这样的看法了。
王：我看过这方面的一些讨论。真正的哲学问题会与哲学史没有关系吗？或者，有那种单纯的哲学问题研究吗？我说的“单纯”指的是与前人思想没有关系。单纯的哲学问题研究，我认为大概没有。如果说有，大概一定会是加字哲学。加字哲学就是在“哲学”前面加字，比如我看到有人讨论动物哲学。这样的讨论大概历史上没有人做过，亚里士多德没谈过动物哲学，康德、黑格尔也没有谈过，他们也不会谈这种哲学。加字哲学你愿意谈就谈吧，它与哲学史肯定也没有什么关系。问题是在不加字的情况下，哲学问题是什么？我觉得哲学研究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哲学史上哲学家们提出和研究的问题，以及与这些问题相关或者从它们派生出来的问题。哲学家们提出的这些问题给人们以启示，他们建立的理论并没有被人们完全接受，或者被人们认为是有缺陷的并受到了批评。这样说当然是过于简单了。举个例子吧。许多人在表达中喜欢加“ism”， 就是“主义”或 “学说”。而我总是说你们谈问题要尽量避免加“ism”。因为每一个“ism”背后都有一个知识谱系。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任何一个哲学概念、主张、学说、理论，它都有一个产生、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它一定是具有哲学史意义的。你可以单纯地谈论一个概念，也可以把它放到它的知识谱系中去谈论。但是一旦你谈论“ism”，你就必须要考虑相关用语的知识谱系，就不是那么简单了。所以真正的哲学问题一定是与哲学史问题相结合的。
张：难道哲学研究中就没有新问题了吗？
王：我刚才说了，加字哲学会有新问题，也就是说，所谓“新”来自加字，而加字似乎可以随意使用。若是不考虑加字哲学，我认为新的哲学问题大概与讨论哲学的方式有关。也就是说，问题不见得是新的，但是讨论的方式变了，导致讨论的结果发生变化，形成新的理论，并由此产生新的问题。比如过去谈论概念和对象这样的问题，用的是亚里士多德提供的方法，形成了关于对象和概念的一些看法，甚至理论。今天用现代逻辑的方法再谈对象和概念，我们获得了一些新的认识。比如对象处于概念之下，对象是与真值相关的东西，如果一个句子中的名字没有指称对象的话，那么这个句子就没有真假。这都是现代逻辑产生以后才有的一些认识。
从字面上看，问题是问题，哲学史是哲学史，二者似乎是可以分开的。但是，如果你面对一个哲学问题，你把它放到哲学史的背景下，借助哲学史上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去研究这个问题，难道对你的研究会没有帮助吗？同样研究一个哲学问题，一种方式是不考虑哲学史，就事论事进行讨论；另一种方式是把它放在哲学史的背景下，结合哲学史上关于它的讨论来进行研究。这两种方式你觉得哪种方式更好呢？我认为是后一种方式更好。所以，我觉得不必刻意区别哲学问题和哲学史的研究。
二、文本的解释与观点的原创
张：您的研究有一个显著特征，这就是阅读和分析文献。我发现最近这些年您引用最多、讨论最多的就是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的两段话，一段是关于研究“是”本身的，一段是关于“是”有多种含义的。您的讨论方式给人一种感觉，好像您的观点都是有文献依据的，甚至就是从亚里士多德那里来的。这与今天一些人提倡的观点——不要总是解释别人的，要说自己的话——似乎是完全相悖的。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王：这里边存在好几个问题，我倒着说吧。有人说，解释别人的思想没有意思，要说自己的话，这个说法在字面上是对的。一项研究总是要说自己的话，不要老去解释别人，说得没错。问题在于，你自己的思想、你自己的话从哪儿来的？你能说出什么来呀？问题的关键在这儿。你说亚里士多德那两段话我最近几年引得比较多，这是因为我提出了几个新的观点，一个是“哲学是关于认识本身的认识”，还有一个是“一'是’到底论”，多少都与它们有关。人们不是说必须说自己的话吗？这毫无疑问就是我自己的话，这不是别人的话。但是这话哪儿来的呢？这话其实不是我说的，我没那么大本事，实际上这都是从亚里士多德那里来的。“关于认识本身的认识”这句话就是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四卷开始说的“是本身”。他说一门科学研究“是”的一部分，而哲学研究“是”本身。那么按照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今天我提出，一门科学是关于一类事物的认识，而哲学是“关于认识本身的认识”，这是借助亚里士多德这句话来说的，这就把哲学跟其他科学区别开了。同时，用这种方法，我也可以把哲学跟加字哲学区别开来。哲学是“关于认识本身的认识”，而一加字就把这种“关于认识本身的认识”变成了一种关于某一种事物的某一种认识的认识，就将其经验化了。所以说，我这个想法来自亚里士多德。
另外，我认为应该把being翻译成“是”，而不是把它翻译为“存在”，应该在系词的意义上理解being，并且应该把这一理解贯彻始终。人们说我这是“一'是’到底论”。我的这些说法也是从亚里士多德那里来的，特别是《形而上学》第七卷开始那段话。为什么这两年我反复引这两句话呢？我要说自己的话，我自己的观点是这样的，但是我一定要告诉大家我的观点不是没有根源的。并且，我还要告诉大家我的观点不是我独创的，是来自亚里士多德的，我是把亚里士多德的话换了一个说法。当然也有可能我的说法更加明确和清楚一些，因而排除了亚里士多德表述中一些有歧义性或可能会引起歧义的东西，由此产生一些新的认识。但是无论如何，我的说法与他的说法相关，这总是要承认的。
还有一个问题，重视文献的阅读和理解，这确实是我在近20年哲学研究中有意识做的一项工作。除了前面说的，我觉得我们国内有些翻译和解读存在问题，一些所谓的对西方哲学的理解太粗糙了，对于西方文本没有好好去理解。我们往往是有了一个先入为主的概念，然后围绕这个概念去解读西方哲学著作，然后拿西方哲学著作来为我们这个先入为主的概念服务。当自己读不懂的时候，就以一个歧义词或一种歧义的方式进行翻译，而当遇到一些解释不通的情况或读不通的情况，怎么办？就篡改原著，胡乱翻译。你可能看到了，我在讨论文本时比较谨慎和严谨，就是守着一个“是”和一个“真”，即being和truth这两个概念来谈，其他我都没谈。同时，我非常谨慎地说，我只讨论理解的问题而不讨论翻译对错的问题。但是我有一个潜台词，就是我们现在存在的翻译问题实在是太大了。最近我写了一篇文章《随意的翻译和有问题的解释》，就是批评这方面的问题：把海德格尔的一个Sein能翻译成七八个词。不能这么做的。文本是我们阅读西方著作的第一手材料。如果我们没有阅读、掌握好文本，开始已经说错了，到最后想说自己话的时候恐怕已经离经叛道，与原来最开始的思想可能相距十万八千里了。
张：我发现您非常注重对二手文献的研究。您的《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说》一书外文文献76项，您的《弗雷格思想研究》一书外文文献41项，您还注明列出的只是您在书中引用的。国内非常重视一手文献的研究，但是似乎不太重视二手文献。最近几年我看您多次谈到一手文献和二手文献的问题，与国内通常看法不太一样。我这个认识对吗？您可以谈一下您这方面的认识吗？
王：确实是这样的。刚开始我受的教育也是要重视一手文献，老先生们都非常重视一手文献的研究。后来我在国外学习的过程中认识到，只有一手文献研究是不够的。中国传统的思想中比较强或者比较有优势的是一种文化性的东西，真正学术性的东西比较弱。无论是“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讲究的都是一个“注”，讲究的是“我”与“经”之间的关系。就是我读一本书，然后对它做出解释；或者是我读一本书，然后用这本书来佐证自己的思想。可以说，在中国思想文化里对二手文献的重视至少是不够的。
什么是二手文献？简单地说，就是关于一手文献的研究成果。今天我们不是做文化，我们是做研究。研究是什么意思？研究就是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往前走。因此在做研究的时候，光读一手文献是不够的。不看二手文献，对于所研究的人物、思想和问题，你不知道今天已经研究到什么程度了，再做出来的研究可能就是废的。很可能你谈的别人早就说过了，可能你的认识别人早就指出是错的。所以说你应该去读人家已有的成果，然后在人家研究的基础之上再往前走，这才叫研究。我常和学生讲，你读一篇文章，读一本书，你感觉像发现一个新大陆，会有许多想法。为什么？因为读得少。你看一本书就写东西，这叫读后感，这不是做研究。所以一定要在别人研究的基础上往前走，要做出研究成果是不容易的。
张：当我们搜集到文献资料之后，如何对文献进行整理加工？每一本参考著作，每一篇学术文献都要进行精读吗？如何取舍？
王：这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大概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对这个问题可能每个人看法不一样，因人而异。我就谈一下我个人的体会吧。我当年读书是比较艰苦的，最开始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当年没有现在这么好的条件。好在80年代初我出国了，出国那几年我每天泡在图书馆里边读书。这么说吧，几本主要的西方哲学杂志，或者与逻辑史研究相关的杂志（因为那时没有专门的逻辑史研究杂志，都是西方哲学史杂志），我是在图书馆里一期一期一（合订）本一本地读过来的。遇到合适的文章，我就把它复印下来……那时候是这么读书的。刚开始的时候是一篇一篇看，因为不懂嘛。读一篇，发现一个新大陆，再读一篇，又发现一个新大陆，因为谈的都是你没有想到过的。但是当你读多了，积累多了，慢慢你就可以分辨了。比如你去研究弗雷格时，看到人们都谈达米特，你就知道达米特重要，那就把达米特写的东西拿过来看。但是达米特自己不注明参考文献，怎么办？那就去看达米特的那些观点和谁有关，别人在提达米特的时候还会提到谁，然后按图索骥。在长期的阅读过程中，随着知识结构的建立和知识的积累，你会从里边找出一些方法来，能有意识地去分类收集一些文献，渐渐地你可以从阅读的文献中看出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次要的。人们经常提到的、经常引用的文献一定是重要的，这些文献是一定要认真看的；有些文献人们谈得可能少一些，就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去读，有所取舍。比如一篇文献一开始要从头读到尾，后来简单翻看一下就知道其中哪一部分重要，读起来就会有所选择，但是文章总体上依然是要把握的。慢慢地，你会在阅读中形成自己的一套方法。但是，这里有个前提就是必须要坚持阅读，没有捷径，不懂就要去读，一篇一篇文章认真地读。
现在搜集资料容易多了，通过互联网就可以解决。只要把索引词、关键词一输入，文献就全出来了。通过互联网下载到所需文献之后，我会打印出来，分类装订。然后一本一本去读，我今天就是这么读的。当一本读完了，基本上这一类的问题就看过了，会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在读的过程中，你还会发现人家也会谈到某一两篇文章、某一两个观点，它们可能会引起你的兴趣，你就再去下载打印。总之，现在比过去方便太多了。我年轻时总想出国，就是因为当时国内没有这个条件，出国一次就能搜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读文献才能进入研究的前沿，才能跟上研究的前沿。
张：我认为您说的有道理，但是这样阅读文献，要求是不是太高了呢？工作量是不是太大了呢？人们说今天处于知识爆炸的时代，一个意思是说文献太多了，看不过来了。在文献阅读上应该如何取舍呢？二手文献难道就没有水分吗？应该如何在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提出自己新的见解呢？
王：不读文献肯定是不行的。读文献也有一个水平问题。一篇30页的英文文献，一上午应该是能读完的，我认为这是最低要求，否则就不要做研究了。“水货”当然是有的，但是只能通过阅读来识别。我认为这是一个能力问题，也是一个水平问题，需要长期的积累。但是开始时有一个办法，就是去读大家都参考的文献，大家都谈论的文献，去读那些引用率比较高的文献。当然，这些认识也是需要阅读提供的，甚至是大量阅读提供的，否则你怎么能知道哪一篇文献是大家谈论和引用的呢？
这里可以多说两句。读文献其实也是一个基本训练。我认为有三个层次：一是要读懂说的是什么，二是要读懂为什么这样说，三是评价说得对不对。在刚开始阶段，要努力达到前两个层次。没有这个能力是不可能评价对不对的。所以，当你没有具备这个能力时，没有别的办法，你只有认真去读。这个笨功夫谁都得下。我们很多人现在不愿下这个功夫，导致许多基本问题都没有搞清楚，更不要谈做深入研究。如果对文献好坏都分辨不出来，你又怎么提出新的见解呢？那么随着你读书不断深入，当你读文献再没有发现新大陆的感觉时，当你对所读的东西感觉不满意时，你就会思考，它们怎么老谈这些东西？意思何在？慢慢地你就会有自己的想法了。你自己的思考也有同样的问题：你思考的是什么？你为什么这样思考？你思考得对不对？这时候有可能你自己的认识就出来了，就是说，你可能产生“新”的思想了。如果没有这个过程，你没有达到这个水平，读了一两个文献后写一些自己的切身感受，然后认为自己就有创新了？这不是创新，因为它仅是你的感受，没有什么学术的意义，不是研究成果。做学问没有捷径，必须认真读文献。
张：这里我想问一个问题，当我们读了一些二手文献之后，我们是不是可以写一些综述性的文章？综述是研究吗？综述性的文章有意义吗？
王：当然可以进行综述性的研究，写一些综述性的文章了，这当然是有意义的。什么意思呢？比如你研究中世纪指代理论，最近看了30篇文献，30篇文献看完以后，那30篇文献关于指代理论大概有几种看法，每一种看法谈的是什么？与以前的看法有什么不一样？反映出什么倾向和趋势？基于这些认识写一个综述，这也很好啊。有人认为综述不是研究，我认为这种观点是错的。其实综述对于研究来说非常重要，综述表现出你对二手文献的把握，显示出你的研究起点。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读过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它有十四卷，第一卷是什么？它的第一卷就是第一部西方哲学史。亚里士多德明明是要谈形而上学问题，但他第一卷竟然谈的是哲学史。在里面谈了所有人的观点，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智者派、苏格拉底、柏拉图等等所有哲学家的观点。这就叫作综述。若没有综述，就不可能做出自己的研究。二手文献必须做综述，或者说我们用综述的方式来展示对二手文献的理解和把握，这是一个必要的过程。其实做好综述非常难，好的综述是很重要的。
我20年前写的书《走进分析哲学》中的第一章，还有《弗雷格思想研究》的第一章，都是综述。看完文献之后，我把现有的成果摆在那里，关于这个领域所有的研究达到什么程度，然后开始说我的东西。所以综述是必要的，综述能够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一个帮助。但是，写综述要动脑筋，也是要下功夫的。比如你看了30篇文献，然后你写一个综述，告诉大家至少有这样一些文献，围绕某个问题谈了一些什么样的观点。这个工作虽然说的是别人的东西，但是有你的分析、提炼和总结，有你做这个工作的一个思考方式和思路，这就是一个进步，对吧？
张：最后一个问题。您曾经研究过中世纪逻辑，翻译了奥卡姆的《逻辑大全》，在《“是”与“真”——形而上学的基石》中，您有专门一章“中世纪的探求”，谈到波埃修和托马斯·阿奎那。您曾说过：“逻辑在中世纪思想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您还提到周先生一直建议您把《中世纪逻辑》一书写出来。但是，近年来几乎看不到您关于中世纪的研究。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看到您写的《中世纪逻辑》这本书啊？
王：哈哈！你大概永远也看不到了。我觉得最开始的时候我不太懂如何研究。那时候我就想先研究亚里士多德，研究完亚里士多德我再研究中世纪，中世纪研究完了，再研究弗雷格，那时候完全是想当然。我从国外回来，当时好像是1987年，写完《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说》一书，就开始读中世纪。其实我研究亚里士多德的时候已经收集了很多中世纪的资料，开始专门在读中世纪了。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商务印书馆把弗雷格选题给我，让我翻译，从那以后我基本上把中世纪研究放下，没再去研究中世纪了。我慢慢明白了，自己当时对于研究的认识是错的。什么叫研究完亚里士多德然后去研究中世纪？没有研究完那一说。我研究了弗雷格以后，回过头研究亚里士多德，才发现我对亚里士多德有了更深的理解。基于对亚里士多德更深入的理解，我回头再去看弗雷格，发现我对弗雷格又获得了新的认识，我再进一步思考这是为什么。亚里士多德和弗雷格是两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一个是古希腊的人物，一个是现代人物。这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既是逻辑的创始人，又是哲学的创始人。亚里士多德是形而上学的创始人，弗雷格是现代分析哲学的创始人，分析哲学被称为当代形而上学。他们的逻辑理论是不一样的，导致他们的哲学也是不一样的，但在根上是一样的。因为他们的问题都是“关于认识本身的认识”，他们的逻辑观是一样的，都是“必然地得出”，都是推理的有效性。亚里士多德强调的是“S是P”，弗雷格强调的是“真”，也就是一个强调句法，一个强调语义。你对这两位哲学家进行研究，还不够你学的吗？把他们研究完了再去研究中世纪，想什么呢？这两个人绝对够我研究的了。
你看我近年来写亚里士多德只写他的形而上学。他的《后分析篇》我读过了，但到现在为止没有写过这方面研究的文章。有关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我还要继续读，不管是一手文献，还是二手文献。关于弗雷格还有很多东西我也在读，研究没有止境。我的思想水平和亚里士多德、弗雷格还有比较大的差距，要好好去学，能把他们的思想学好，那就不错了，是吧？所以说，中世纪这方面的理论我肯定不会再研究了。另外还有一点，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不可能研究那么多东西。
张：按照我的理解，您的意思是说，无论是哲学问题的研究，还是哲学史的研究，都要好好读书，不仅要读一手的经典著作，而且也要读二手的研究文献。要认真读文献，要读懂人们说的是什么，为什么这样说，努力达至能够认识到人家说得对不对，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上说出自己的看法，推动哲学的进步。谢谢王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