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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陶瓷的出土與傳世─以三國吳至西晉青瓷獅形器為例 📍謝明良| 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特聘教授 【摘要】本文以三國吳（222－280）至西晉時期（266－316）浙江省越窯所燒造的青瓷獅形器為例，借由這類獅背負管有時被視為燭台、硯滴、插座或壟統地稱做辟邪之類的器物，省思歷史上的中國陶瓷不乏自燒成出窯之後歷經埋藏入土、發掘出土，經二次入土、二次出土而後傳世的現象，此一現象同時也涉及如何正確評估復古之作的課題。 臺北故宮博物院收藏一件清宮傳世的灰陶繭形瓶，瓶身飾10組間隔有序的複線弦紋（圖1），從這類在瓶身錯落裝飾幾組陰刻複線弦紋，並在頸部和高圈足飾數道凸棱的同式灰陶繭形瓶常見於陝西、河南或湖北等地秦（221BCE－207 BCE）至西漢（202 BCE－8 CE）初期墓（圖2）， 1 可知故宮傳世繭形瓶的年代也在西元前三世紀末和前二世紀初之間，特別是和河南三門峽後川村等地西漢墓出土製品較為接近。
不過，故宮藏繭形瓶瓶身前後兩面均鐫刻乾隆皇帝御詩，其一刻：「出陶先越器，落葉起龍舟，自 稱納約，為罇同戒饕，雅看樸素質，不事琢磨勞，花養能成實， 中元氣豪」，詩後另刻署「乾隆巳酉清和御題」和「齊物」印記；另一面刻「癸辛雜識云，長安耕者得古陶，器如臥繭，養花成實，此器相類，蓋土為萬物母，經陶歲月火氣去，而土性仍在，花實皆元氣中也」，詩後刻「乾」、「隆」圓形和方形印。 就如乾隆皇帝御詩所示，該記事乃是來自周密（1232－1298）《癸辛雜識》。周密原文曰：「伯几云，長安中，有耕者得陶器於古墓中，形如臥繭，口與足出繭腹之上下，其色黝黑，勻細若石，光潤如玉，呼為繭瓶。大者容數斗，小者僅容數合。養花成實。或云，三代秦漢以前物，若漢物，則苟簡不足觀也。」 2 從周密轉述伯几即鮮于樞（1246－1306）的見聞所描述的造型瓶式看來，乾隆皇帝將上引清宮繭形瓶比附為鮮于樞提及之可以養花的「繭瓶」，實在是高明又正確的提示。 《癸辛雜識》「繭瓶」的出土年代可能是在鮮于樞在世的宋元之間，但清宮傳世繭瓶在漢代入土之後，於何時被發掘出土一事已不可考，惟可確認的是瓶在出土之後輾轉流入清宮的年代絕不晚於乾隆皇帝做〈古陶缶歌〉的乾隆壬申年（乾隆十七年，1752）。3 個人認為，上述繭瓶例很可以說明其從生產製作（西漢）、埋藏入土（西漢）、以迄出土（年代不明）和出土之後進入清宮（不晚於1752年），再傳世到今日臺北故宮的簡歷，是陶瓷出土與傳世議題中的一個明確案例。相對而言，以下擬提起討論的青瓷獅形器除了出土、傳世議題，另涉及到區域傳播等情事，情況相對多樣，也因此更值得予以梳理披露。 元代（1271－1368）陶宗儀《輟耕錄》提到，至正甲辰（1364）有盜墓人發現一座帶東晉「太元二年（377）造」紀年磚的塚墓，其盜獲的古銅器當中包括一件「水滴，作獅子昂首軒尾走躍狀，而一人面部方大，髭鬚飄蕭，騎獅子背，左手握無底圓桶，右手臂鷹，人之腦心為竅以安吸子，吸子頂微大，正蓋胸心，儼一席帽，胡人衣褶及獅鷹羽毛種種具備」，接著又說該長5寸（15.7公分）、高4寸（12.6公分）構造奇巧之物，實「非晉人所能，乃漢器無疑」。 換言之，學識淵博的陶氏既從胡人頭上外觀如高帽，頂開孔洞、內安吸管，敏銳地辨識出此利用虹吸原理提水的「奇物」乃是「水滴」，並認為該銅水滴乃是漢代傳世寶物，迄東晉太元二年（377）才被墓主陪葬入墓。  按該墓為三個孩童合葬墓，出土文物量多質精，從墓葬形制及伴出土的帶西晉「大（太）康七年（286）」、「大（太）康八年（287）」紀年銘漆器，結合越窯青瓷雞頭壺的造型特徵或青瓷器上的模印貼花、網格紋裝飾帶，可知洗硯池一號墓絕大多數出土越窯青瓷的年代應是在西晉時期（266－316）。 雖然該墓也伴出一件帶曹魏「正始二年」（241）紀年銘文的銅弩機，考慮到後者紀年距同墓太康八年（287）銘漆器相隔僅只四十餘年，與其說刻意的保存傳世，其性質似乎接近是將舊物一併入墓陪葬。 這樣看來，洗硯池一號墓出土報告書所謂「銅仙人騎獅器」的年代，就很有可能是在同墓所出帶「大（太）康八年」紀年漆器的西晉時期。由於其外觀特徵和頭頂開孔可以提取汲水的裝置，幾乎和《輟耕錄》東晉太元二年（377）墓所描述的胡人騎獅像如出一轍，不排除太元二年（377）墓的喪家乃是以百年前的傳世古物做為葬儀物陪葬入墓。
圖4 青瓷胡人騎獅像 通高27.1公分 山東省臨沂洗硯池西晉墓（M1）出土 從前者青瓷人騎獅頭頂置高帽式的圓管看來，或可推測其原亦配置有具提水等功能的細長管，不過儘管同墓未經盜擾，但卻並未發現任何可置入頭頂圓管的管狀配件，故青瓷人騎獅器的用途仍應保留。從目前的資料看來，此類青瓷人物騎獅器在造型和紋樣裝飾等方面表現頗為多元，有的人物跨騎在三隻獅背上，頭頂管形帽上貼飾同心鳥（圖5），其連獅意匠與四川省合川縣東漢（25－220）畫像石墓出土報告書所謂辟邪蟾蜍倚背連身帶管石座相近（圖6），也和西元前三世紀印度阿育王柱柱頭寓意國王統治四方的四連獅造型有異曲同工之趣（圖7）。
 圖7 獅子柱頭 高213.5公分 Sarnath考古博物館藏 二、青瓷獅形器的出土與傳世 從作品的造型、胎釉特徵和成形技法，可知六朝青瓷獅形器的產地應有多處，於今浙江省（越窯）或江西省（洪州窯）等地瓷窯都曾燒造這類製品，而以越窯青瓷獅形器的產量最多，品質精良，出土分布也最廣，是本文以下所擬討論的重點瓷窯製品。 儘管南方六朝墓出土越窯青瓷獅形器的年代有的可早自東吳（222－280）時期，晚迄東晉（317－420）墓間可見到，但明顯集中在西晉（266－316）期。 以紀年墓為例，目前最早的出土例見於南京將軍山西晉太康七年（286）墓，其次依年代序分別為浙江省餘姚西晉太康八年（287）墓、江蘇省句容西晉元康四年（294）、南京江寧張家山元康七年（297）墓（圖8）、南京江寧六郎公社元康九年（299）墓、浙江省新昌縣西晉元康九年（299）墓、福建省霞浦西晉元康九年（299）墓（圖9）、山東省鄒城西晉永康二年（301）劉寶墓（圖10），以及南京石閘湖西晉永寧二年（302）（圖11）或杭州西晉太安二年（303）墓等，結合其他非紀年墓資料，可知越窯青瓷獅形器流行於三世紀後期至四世紀初期。
圖8a 青瓷獅形器 高8.6~9.4公分 長13.2~13.5 公分 寬6~6.1公分 南京江寧西晉元康七年（297）墓出土 南京博物院藏
圖8b 同上 墓平面圖 編號13~15、18獅形器
 圖11 青瓷獅形器 高12.5公分 長19公分 圓管口徑3公分 南京石閘湖西晉永寧 二年（302）墓出土 南京市博物館藏 至於少數東吳墓出土例見於南京甘家巷墓（M23）或南京江寧上湖墓（M2）；東晉墓出土例也不多見，除了被比定為東晉初帝陵的著名南大北園墓之外， 5 浙江省義烏東晉義熙十年（414）墓亦見出土（圖12）（附表一）。因此，光是紀年墓所出越窯青瓷獅形器的年代，就已顯示其可早自西晉太康七年（286）晚迄東晉義熙十年（414），存在跨幅長達一百二十多年。 圖12 青瓷獅形器 高9公分 長13.7公分 浙江義烏東晉義熙十年（414）墓出土 義烏市博物館藏 就陶瓷史領域而言，某特定器式流行百年甚至跨越數個世紀也非不可思議之事，例如繼承漢代造型要素並做為隋唐時期同類壺式原型的青瓷盤口壺就流行於整個六朝時期（222－589），但在這三百餘年間，盤口壺當然也隨著時代於造型或裝飾細部有所變化，因此學界可依恃盤口壺的器式而得以掌握其相對年代，並予細緻分期。 問題是，前述浙江東晉義熙十年（414）墓所見越窯青瓷獅形器的造型和裝飾特徵（同圖12）竟和一個世紀前的江蘇江寧合里張家山西晉元康七年（297）墓（同圖8）或山東鄒城西晉永康二年（301）劉寶墓出土同屬越窯的獅形器（同圖10）幾無區別。這就讓人懷疑其是不是和本文所討論的傳世現象有關？ 從作品外觀不難觀察到越窯青瓷獅形器的成形技法有兩種，其一是獅身前後部位以轆轤拉坯再予接合，並在前部置獅頭，背部設管（同圖11），另一則是以模製成形，亦即將兩側面半獅模製品接合成形後，再於局部進行刻劃花或安貼半模製成的貼花飾，浙江上虞越窯址亦曾出土製作貼花飾的模具（圖13）。 圖13 印模具 浙江省上虞越窯窯址出土 設若後者用以成形的模具被善加保存，甚至世代相傳，確實有可能在一個時段持續製作尺寸規格一致的獅形器，此屬製作模具傳世的課題。雖然獅子圖像是東漢至整個六朝時期人們喜愛的母題，不過如果我們著重考慮吳至西晉青瓷造型和裝飾紋樣的時代性，如前引青瓷人物騎獅像（同圖5）、三獅座（圖14），或在罐上方貼塑獅像的所謂穀倉罐、在壺罐肩部飾獅頭俗稱的獅頭壺，以及各式壺罐身腹所見模印獅形紋樣，可知越窯獅形造像或獅形紋飾集中見於三世紀後期至四世紀初的西晉中期，此與越窯青瓷背管獅形器的流行時代重疊。
圖14 青瓷三獅插器 高26公分 美國 波士頓美術館藏 就此而言，在造型、胎釉和成型技法等各方面均和百年前西晉墓作品一致的東晉義熙十年（414）墓所出越窯青瓷獅形器，就有較大可能是西晉作品的遺留，不像是利用前代傳世模具翻製的慕古之作。 另一個案例是1980年代發掘清理的山東省臨淄市北朝崔猷墓（M15）出土的越窯青瓷獅形器（圖15）。需要一提的是，發掘報告書執筆者提示墓主崔猷是葬於北魏太和十七年（493）， 6 筆者過去也不加思索援用這一說法， 7 後來重讀報告書才驚覺報告書中所揭示的墓誌文拓本卻明記崔猷乃是葬於北魏延昌元年（512），理所當然應以誌文為是，謹在此對報告書執筆者的錯誤提示和我個人的盲從做一訂正。 圖15 青瓷獅形器 通高9公分 山東省臨沂北魏延昌元年（512）崔猷墓出土 總之，崔猷墓獅形器的入墓年代比出土同式製品的江蘇省江寧張家山西晉元康七年（297）墓（同圖8）要晚了兩百餘年，除非混入，否則無疑是利用出土古物的二次入墓。 山東北魏崔猷墓（512）之外，1980年出版的《河北省出土文物選集》也揭示了一件同省滿城縣閻童出土的「北齊」越窯青瓷獅形器，該器後來又收入2008年出版的《中國出土瓷器全集》（圖16），但收藏單位依然堅持其年代為「北齊」，只是附記提及也有西晉說法。8 從滿城閻童青瓷獅形器的造型、裝飾和成形技法看來，很容易識別出其應來自浙江省越窯西晉製品，本文不再贅言。
該青瓷獅形器在裝飾細節上，如獅身腹的數道卷首羽翼凸紋，既見於前引南京江寧西晉元康七年（297）墓（同圖8），亦見於山東（蓬萊市潮水鎮，1973年出土）、 9 安徽（穎上縣西十八里鋪墓，1993年出土）、10 洛陽（澗西，1972年出土），11 近年陝西省洪瀆原西晉墓（M49）也出土了此式越窯青瓷獅型器（圖17）。因此，設若河北省滿城出土的該越窯青瓷獅形器是出自北齊墓葬或遺跡，則是以古物入墓的又一案例。 其實，以古代陶瓷入墓的例子所在多有，如近年公布的北宋名門陝西藍田呂大臨（著有《考古圖》）家族墓就出土了東漢綠釉陶鼎（圖18）。該墓墓主為葬於北宋崇寧三年（1104）的呂錫山妻侯夫人墓，12 而在當時仍健在的丈夫承事郎呂錫山的張羅安排之下，年輕早逝的女眷陪葬品仍然表現出呂氏家族在慕古、玩古時代氛圍下以古物入墓之風。其次，從藍田呂氏家族侯夫人墓的東漢綠釉陶鼎的樣式而言，和陝西省東漢墓出土品一致，13 屬關中樣式，這也是呂氏族人相對容易取得的古物。另外，考古發掘資料亦頻見以名窯古瓷入墓之例，如江蘇省無錫市李家莊元代早期墓即伴出了相對年代在十世紀末至十一世紀初北宋前期的浙江越窯類型注壺（圖19）。14
三、青瓷獅形器諸面向 中國江蘇省、浙江省、山東省、河北省、陝西省、河南省、湖北省、安徽省、江西省、福建省、廣東省以及廣西壯族自治區等省區均見青瓷獅形器出土例。不僅如此，朝鮮半島或越南亦見出土，分布可說廣遠。 不過，本文以器式種類予以命名歸類的所謂獅形器，在細部造型或裝飾紋樣，甚至胎、釉和成形技法往往不盡相同，造成這個現象的原因不一，如越窯窯區有複數瓷窯燒造此類製品，而個別瓷窯作坊亦可擁有一式以上的成形模具，再加上時代早晚等因素，致使越窯青瓷獅形器在尺寸或細部上有所差別，但此屬同中有異，設若結合胎釉特徵，仍可辨識出越窯類型青瓷獅形器的大致特徵。 另一方面，也可見到無論是在造型或成形技法，甚至胎和釉的特徵，都和越窯類型相異的青瓷獅形器。此如江西省南昌京家山西晉墓出土報告書稱為「青瓷辟邪狀水注」即為一例（圖20）。從外觀看來該青瓷獅形器是以分段拉坯而後接合成形，青綠透亮釉帶開片，胎釉結合不良，有剝釉現象，類似的標本曾見於同省同田鄉龍霧州（龍江村）烏龜山窯址，可知是江西洪州窯所燒造。15 做為唐代陸羽《茶經》六大名窯之一的江西省洪州窯早在六朝時期已頻仍地將產品銷往外地，如湖北省鄂州市新廟茅草汪家灣墓（M1）出土的「青釉獸形插器」（圖21），或鄂城西晉墓（M2247）的「青瓷插座」16 即是其中稚樸逗趣之例。 圖20 青瓷獅形器 西晉 高12.5公分 長17公分 寬9.6公分 江西省博物館藏
從造型和胎釉特徵等看來，湖北省鄂州市三國吳墓（M3011）出土的「青瓷插器」（圖22）也屬洪州窯所產製。17 這類背置竹節式長管獅形器於越窯青瓷亦可見到，除了前引連背三獅製品（同圖14）之外，山東省新泰市果都鎮也出土了同式越窯青瓷獅形器（圖23）。
有趣的是，浙江省永嘉縣礁下山出土的同式青瓷獅形器之造型、成形工法和胎釉特徵（圖24）既和同省越窯不同，但卻和洪州窯製品極為近似，因此個人推測很有可能也是來自洪州窯的製品。 此正意謂著縱使是當時瓷窯林立的浙江省仍然存在自外地輸入陶瓷之例。從目前的資料看來，江西洪州窯的銷售網絡委實讓人刮目相看，朝鮮半島之外，越南亦見出土，後者也包括青瓷獅形器（圖25），該器一說是七至八世紀安南時期製品，18 但此說法並未明示其定年和窯屬依據，詳情仍有待查證，本文從胎釉等特徵看來認為其有可能屬洪州窯製品。
圖25 青瓷獅形器 13×16公分 雖然如此，越窯青瓷的品質和販路無疑要比洪州製品更勝一籌，如江西九江國棉四廠東晉墓出土的青瓷獅形器，背管已缺，但仍可辨識應來自越窯所產（圖26）。 若以當今行政省分為單位來予區分，則除了前述浙江省溫州出土洪州青瓷獅形器（同圖24），湖北省既出土洪州窯製品（同圖21、22），亦見越窯青瓷，此可反映越窯製品仍是當時的強項商貨，朝鮮半島平壤高句麗東山洞壁畫墓出土的越窯青瓷獅形器（圖27）也說明了這點。 後者獅身兩側陰刻羽翼，而於獅身陰刻羽紋的越窯青瓷獅形器既見於南京江寧上湖三國吳墓（M2）的「瓷辟邪形燭臺」（圖28），亦見於南京板橋鎮石閘湖西晉永寧二年（302）墓（同圖11）或福建省霞浦縣西晉元康九年（299）墓（同圖9）出土之同類型品，故其相對年代在三世紀後期至四世紀初。 圖26 青瓷獅形器（背管殘） 東晉 江西九江國棉四廠墓出土
圖28 青瓷獅形器 高7.8公分 南京江寧上湖三國吳墓（M2）出土 與本文主旨直接相關的是高句麗東山洞壁畫墓雖無明確紀年，但早乙女雅博經由墓葬形制推測其年代在四世紀末期，19 趙俊杰則就墓室壁、藻井形態和抹角疊澀結構及龕室等推定其時代在五世紀後葉晚段。20 這也就是說，東山洞壁畫墓的年代要比同墓伴出來自中國的越窯青瓷獅形器要晚了一至兩百年，無疑是以古物入墓之例。從東北亞以異國傳世古物入墓例而言，《魏志倭人傳》載魏景初三年（239）賜日本倭王卑彌呼「銅鏡百枚」的銅鏡多出土於日本四世紀的古墳，而這些中國銅鏡甚至成了倭王和在地首領維繫其政治秩序和倭王統治的象徵物件。21 另外，以異國文物做為籠絡地方勢力的推想也見於朝鮮半島百濟地區出土的浙江省晉至南朝越窯青瓷。如權五榮就認為，江原道原城郡富論面法泉里第二號墓出土的東晉四世紀中期前後的越窯青瓷羊形器（圖29），或忠清南道天安郡花城里古墳出土的青瓷盤口壺，乃是百濟中央（王室）賜予地方勢力的賞賜品，並借由東晉文物的賜與試圖牽制新羅的勢力；一說甚至推測做為百濟前期（漢城期）王城之一的夢村土城或許就擁有並保管有中國陶瓷器，以備王侯崩逝時提供入墓之用。22 設若王城當中真的存在負責保管中國陶瓷等文物的處所，則不排除當中或也包括了若干年代要比生產製作年要晚些的傳世之作，問題是以上兩種說法均難實證。 朝鮮半島原州法泉里二號墓出土 無論如何，目前並無跡象顯示東山洞壁畫墓的越窯青瓷獅形器具有類似的政治性象徵意涵。總之，東山洞壁畫墓的喪家是如何獲得百餘年前的青瓷獅形器？其到底是將此前代代相傳的珍貴古物入墓陪葬，抑或只是將當時偶然發見的異國古物陪葬入壙？目前仍一無所知。 巧合的是與朝鮮半島一水之隔的山東半島崔猷墓（512）也是以越窯古董青瓷獅形器陪葬入墓（同圖15）。筆者在1990年代曾為文梳理中國北方晉墓出土青瓷，指出青瓷獅形器於墓葬或遺址的高頻率出土這一不尋常現象。23 2015年耿朔所彙整表列的中國北方出土西晉瓷器，24 其在出土數量上已比拙著當時增加許多，但就造型類別的出土頻率而言，仍舊清晰可見此一值得留意的出土傾向，如山東省九處出土西晉越窯青瓷遺跡當中，就有三處出土獅形器，另有一處可見人物騎師像（同圖4）。 曾布川寬曾引用山東臨沂出土的一對石獅，其頸部左背部有「雒陽中東門外劉漢所作師子一雙」的隸書銘，結合武梁祠石獅乃是置於墓前神道，進而提示凶猛的獅是墓葬的鎮墓獸，到了南朝陵墓中獅子仍然和麒麟、四神等神獸共同肩負辟邪的功能，同時又有佛教中護法獅的性質。25 獅子圖像於墓葬中的鎮墓辟邪功能，雖有助於理解背上負管的青瓷獅形器之所以會使得陶工喜用獅子的造型，甚至導致擁有者的傳世契機，但與獅形器的功能無涉。 四、青瓷獅形器的功能問題 在展場說明、藏品圖錄甚至於考古發掘報告書，往往可以看到對於青瓷獅形器的各式各樣的命名，常見的有：水注、硯滴、酒具、燈座、燭台和插座等，其雖多未明示其功能命名的依據，但可以想像當中有的只是基於獅形器背上負管之造型特徵的主觀連想。但是考古發掘當中，間可見到一些可能與青瓷獅形器用途相關的現象，茲列記於下。 （一） 1950年代廣州市西北郊桂花岡晉墓（M4），墓室後方平台有一方石硯，「硯上左後角處放一個小陶盌，左側有陶水注（即本文所稱越窯青瓷獅形器），右邊有一團墨，硯後面有一個小銅器（即俗稱的三叉形器）平貼於平台上，這幾件都是文房用具」。26 （二） 1980年代揚州胥浦西晉末至東晉初墓（M90），獅形器出土時是置於硯台之上，該墓並伴出有研石亦置於硯上。27 （三） 1990年代南京江寧縣上湖吳至西晉墓（M2）的越窯青瓷獅形器，據報告書的記述出土時孔中尚存半截白蠟，現已氧化為褐黑色（同圖28）。28 （四） 1980年代發掘南京江寧縣張家山西晉墓元康七年（297），墓由平面呈雙凸字形的前後室墓所構成，出土越窯青瓷獅形器計4件，陳列在前室、西側邊牆下方（圖30），報告書認為可能是做為插燭用的燭台。29
圖30 江蘇江寧縣張家山西晉墓平面圖 14~17獅形器 （五） 2006年南京江寧縣谷里鎮發掘的一座西晉墓（M1），為土坑豎穴磚室結構，墓中面為凸字形，墓曾遭盜掘，但室前部磚砌長方台（72×54+5公分），東西兩側發現越窯青瓷獅形器4件（同圖8），報告書稱為「辟邪形燭台」。30 以上五個案例當中，（一）、（二）所見現象似乎指向獅形器為硯滴、水注類。事實上，其他六朝墓亦可見到獅形器與青瓷硯共出之例，如浙江省杭州西晉太安二年（303）墓31 或前引江蘇省南京大學北園東晉初期墓即為其例。不過，另有更多未經盜掘的六朝墓出土例顯示硯和青瓷獅形器並無共伴情況，兩者無必然的組合關係。32案例（三）值得重視，而在科學化驗獅形器內遺存內容物是否確實是蠟之前，例（四）和例（五）例，特別是例（五）的陳放位置耐人尋味，其似乎指向是照明用的燭台或安插小型帷帳的插座，只是絕大多數的六朝墓青瓷獅形器出土例是一墓一件。另外，我們還應留意廣東省肇慶市端州坪石崗東晉墓出土的一件青瓷獅形器，該獅形器不僅背負短管，並附有活動的錐形青瓷插栓可予拔開使用或填塞獅腔中的內容物（圖31）。
從造型和胎釉等特徵看來，該青瓷獅形器既非越窯所產似也和江西洪州窯製品不同，筆者所實見的洪州窯標本很有限，但直覺認為不應排除是尚待證實的廣東地區瓷窯所生產的可能性。無論如何，從背管的插栓配件看來，這類集中於三世紀後期至四世紀初期墓葬，但又曾在六世紀墓再次登場的陶瓷獅形器，恐怕不限於單一功能。相對於上引諸例，山西省忻州市田村西晉墓的施罩黃褐色鉛釉的背管獅形器則在胸前加置耳杯（圖32），33 表明其很可能屬文房用硯滴。
圖32 褐釉獅形硯滴 長12公分 山西省忻州市西晉墓出土 五、出土和傳世現象 從紀年墓以及可大致判明相對年代墓葬的出土例可知越窯青瓷獅形器是存在於三世紀後期至四世紀前期，流行於三世紀末至四世紀初的西晉中期。問題是同屬越窯燒製的浙江義烏東晉義熙十年（414）墓、山東臨淄北魏延昌元年（512）崔猷墓，或朝鮮半島平壤高句麗東山洞壁畫墓（四世紀末至五世紀末）等出土之青瓷獅形器的實際燒造年代，至少要比墓葬年代早了近百年。這到底是傳世後入墓所造成？還是逕將當時發現的出土品一併入壙？針對這個問題的任何具體明確回應，恐怕都只能是難以實證的想像。考慮及此，本文在回答上述提問之前將先例舉幾種和中國陶瓷傳世相關案例以資參考。 中國陶瓷傳世議題當中，最為人知的收藏應該是故宮博物院藏清宮舊藏的傳世器，但此一看似單純的傳世器收藏重鎮，其實涵蓋許多有著不同流傳履歷之作，如一件造型倣自西周青銅簋的北宋定窯白瓷簋，從其圈足內底露胎無釉處墨書「仲和珍玩」，下方硃鈐「王鏞」篆印，可知是明代晚期著名藏家曾以重金購入西周「文王鼎」而聲名大噪的王鏞（字仲和）舊藏，可惜該白瓷簋在王氏之前流傳經緯不明，王氏之後進入清宮傳世至今。34 歐洲的王室貴族藏品則見另類情況，如從現藏義大利彼提宮（Museo degli Argenti）的一件元代龍泉窯青瓷盤盤底書銘可知，其是1487年埃及蘇丹Q’ait-Baj贈予佛羅倫薩洛倫佐‧美第奇（Lorenzo di Medici）的禮物；從器形和裝飾等看來，該青瓷盤乃是元代十四世紀前期浙江省龍泉窯製品，因此埃及的蘇丹乃是以百餘年前的中國傳世古瓷餽贈美第奇家族。35 以上兩個案例，前者屬宋代名窯古瓷，後者龍泉窯青瓷對埃及蘇丹而言是帶有異國情趣且先進的製品，兩者的履歷是：生產製作─→使用或鑑賞經歷轉手而傳世至今。 日本區域的相關例更是多元，不僅諸多寺院，江戶時代以來德川將軍家庋藏寶物、著名茶人或豪門世代相傳的中國古瓷不計其數，36 並且可見傳世和入土案例。如福井縣一乘谷是戰國大名朝倉孝景（1428－1481）於文明初年（1469）所建立的都城，後毀於天正元年（1573）和織田信長（1534－1582）的戰火，考古發掘表明大名所居朝倉館寺院遺跡出土了宋金時期十二世紀定窯白瓷殘片，而一處推測是醫生居宅遺跡也出土了元代十四世紀龍泉窯青瓷瓶殘件，37 此表明日本貴族和富裕階級有的擁有數百年前的中國古瓷鑑賞消費，直到十六世紀因戰火而入土，至二十世紀因考古發掘才重見天日。其履歷是：生產製作─→傳世─→埋藏入土─→出土。 前引臺北故宮藏刻有乾隆御詩的繭形瓶（同圖1），因其比起日本一乘谷出土的定窯或龍泉窯例多了清宮傳世過程，所以其履歷是：生產製作─→埋藏入土─→出土─→傳世；至於陝西省呂大臨家族侯夫人墓（M25）東漢鉛綠釉陶鼎（同圖19）的情況則是：生產製作（漢代）─→埋藏入土（漢代）─→出土（宋代？）─→埋藏入土（宋代）─→再出土（二十一世紀）。 回到前文的提問，到底是什麼原因致使浙江義烏等墓葬會出土百年以前燒製的越窯青瓷獅形器？筆者對此並無得意的解決方案，也不想任意對號入座，但從有限的資料看來其若非是製品出窯經傳世後再入土，應該就是製品出窯（西晉）─→入土（西晉）─→出土（東晉、北朝）─→再入土（東晉、北朝、高句麗）之例。 文末，應該一提的是，中國中古時期墓葬出土陶瓷當中，偶可見到器式與漢代製品極為相近之作，這類或可稱為倣古式或復古的作品無關傳世，但談論陶瓷傳世議題首先就需面臨它的製作年代，也就是區分出其到底是當代的倣古作，抑或是以古物入墓？如韋正所曾指出河北省贊皇縣北魏永熙三年（534）李弼夫婦墓（M8）出土的漢式陶壺（圖33）和陶鈁（圖34）為北魏的復古之作。38 雖然同氏並未具體敘明該一判斷的依據，但若就上引陶壺和陶鈁的胎土和同墓伴出的具有北朝造型特色的盤口長頸壺相近，而陶鈁所見簡化到幾乎難以辨識的鋪首飾既和漢代製品大異其趣，並且陶壺所見相對細工的鋪首又和山西省大同南郊北魏墓（M116）出土的鎏金銅鋪首銜環相近（圖35），因此我也同意其屬北魏倣古之例。
其次，山東省壽光縣北魏孝昌元年（525）賈思伯墓出土的報告書只揭載線繪畫的陶壺（圖36），據說也是北魏復古之作，39 墓主賈思伯《魏書》、《北史》均有傳，提到他「以儒素為業」，也曾參與明堂制度的討論，此或是墓中伴出漢式陶器的緣故。40 不過，就個人見聞和能力而言，實在不容易僅只依據報告書的圖照甚至線繪圖而得以判斷出土作品的確實年代，如河南省鄭州萬福花園墓（ZWM）出土的大口長頸壺，報告書描述該壺為泥質灰陶，肩腹部位鋪首銜環，施青綠釉，並揭載了線繪圖（圖37）。41
由於該綠釉長頸壺是和其他隋代陶瓷井然有序地並列於墓室棺床一側，應是入壙時一併陳置的陪葬物，可惜光憑報告書的線繪圖其實很難區分出該施罩鉛綠釉陶的長頸壺到底是隋代人以東漢期的古物入墓？還是隋代的倣古作？期望將來有機會目驗實物時再予檢視此一涉及以傳世或出土古物入墓，並省思今日公私收藏所見漢陶與漢式倣古陶之間的區別。 儘管目前的資料仍然極為有限，但可隱約察覺前引北魏倣漢式壺（同圖33、36）般倣古器式傳統，似乎延綿不輟未有斷絕，如河南省寶豐清涼寺窯址出土的北宋汝窯青瓷製品（圖38）；四川簡陽縣園藝場元墓更可見到一面扁平滆合新舊樣式呈壁瓶形的漢式銅壺（圖39）。
因此，雖說宋代的復古、玩古之風以及徽宗（1100－1125）敕編的《宣和博古圖》，對於宋代或之後倣古器物的製作有著推波助瀾的作用，但前引考古資料卻也顯示，不少漢代器式自出現以來歷經各代雖有興衰，依然綿延持續地製作。 圖40 陶繭瓶 高19公分 陝西省西安元至元二年（1265）段氏 夫婦墓出土
換言之，蒙元時期關中地區曾以秦至漢代初期繭瓶為原型進行了倣製。《說文》載：「椑，圓 也」，林巳奈夫認為山東臨沂西漢墓等出土的陶繭形壺應該就是圓，也就是「椑」、「椑 」一類的酒器。44 陝西扶風召陳宮殿址曾出土西周晚期的繭形壺，戰國時期秦國迄關中漢墓亦經常可見，是秦文化的典型產物，45 從目前的資料看來，繭瓶在漢代以後似已銷聲匿跡，迄蒙元時期再度做為入壙陶器出現在歷史的舞台。 筆者以前曾指出，前引伴出繭瓶的段氏夫婦墓中報告書所謂「陶倉」、「螭首短柄杓」等陶器或與北宋聶崇義《三禮圖》（962）的簠簋和瓚有關，46 而同樣出土有繭瓶的劉黑馬墓已經盜掘，但同塋區家族墓則伴出有與《三禮圖》同式的簠或簋（M8、M15、M16、M26），其中包括劉黑馬之子卒葬於至元十二年（1275）的劉元振及夫人郝柔墓（M16，大德六年，1302祔葬），47 目前已無從得知劉黑馬墓是否原亦置有簠簋等陶器。 無論如何，可以確定的是關中地區於元代初期曾頻仍地將與《三禮圖》禮器形制相近的新燒陶器陪葬入墓，段氏夫婦墓例則又表明元初繭瓶曾被做為內盛穀物的明器「五穀倉」。48 就本文出土與傳世議題而言，宋元時期關中等地區屢屢出土西元前三世紀末至前二世紀秦漢時期陶繭瓶（同圖2），十三世紀蒙元時期的陶工據此為原型進行了倣製並陪葬入墓，後者又因二十世紀後期至二十一世紀初的考古發掘而重見天日（同圖40、41），結果是其和清宮傳世的西漢初期繭瓶（同圖1），同時出現在我們的眼前，若無意外，亦將併行再傳世。
註釋： 1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上官榮光），〈河南三門峽后川村西漢圍溝墓發掘簡報〉，《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21年3期，頁79，圖35、36；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陝縣東周秦漢墓》（北京：科學出版社，1994），圖版72之1。另可參見：楊哲峰，〈繭形壺的類型、分布與分期試探〉，《文物》，2000年8期，頁64-72。 2 周密（吳企明點校），《癸辛雜識》，別集上，〈燕子城銅印〉條（北京：中華書局，1988），頁261。鮮于樞，字伯几，本人也自署伯几（王連起，〈鮮于樞生卒事跡考略〉，《文物》，1998年12期，頁71），本文從之，將上引吳氏點校本之「伯機云」，改為「伯几云」。另外，關於鮮于樞生卒年說法不一，本文採張光賓先生的說法，即生於蒙古元定宗元年也就是南宋理宗淳佑六年（1246），卒於元成宗大德六年（1302）（張光賓，《元四大家年表》﹝臺北：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2010﹞，頁28-29）。鮮于樞精於文物鑑賞，出生於北方，但至元二十一年（1284）以後基本上都在杭州，趙孟頫跋王羲之《思想帖》載大德二年（1298）他和周密等人「集于伯几池上，石之（郭天錫）出右軍《思想帖》，令觀者嘆為神物。」（此參見：王連起，〈鮮于樞生卒事跡考略〉，頁71-83）。 3 在乾隆皇帝近兩百首的詠瓷詩當中，就有四首是吟詠這件繭瓶，分別是壬申年（1752）〈古陶缶歌〉、癸巳年（1773）〈詠古陶缶〉、己亥年（1779）〈詠古陶弦文缶〉和己酉年（1789）〈詠古陶缶〉，並將後者鐫刻於瓶身，可參見：謝明良，〈乾隆的陶瓷鑑賞觀〉，原載《故宮學術季刊》，21卷2期（2003），後收入《中國陶瓷史論集》（臺北：允晨文化，2007），頁240及頁264。 4 徐湖平主編，《江蘇館藏文物精華》（南京：南京出版社，2000），頁53，圖51及頁127的解說。關於這類製品的用途，除了利用虹吸原理提水的水滴說之外，Olov R. T. Janse曾將越南Đông-so’n出土，頭戴正中穿孔盤口柱形帽的青銅人物跪坐像，想像復原成孔內置燈芯，人物身軀內腔可蓄油的燈火器（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Indo-China[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vol. II, p. 138.）。不過，頭頂盤口小而平坦，不適用於燃燈。 5 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組，〈南京大學北園東晉墓〉，《文物》，1973年4期，頁49，圖18。 6 淄博市博物館等（張光明等），〈臨淄北朝崔氏墓地第二次清理簡報〉，《考古》，1985年3期，頁221。另外，承匿名審查人的教示，崔猷墓又收入毛遠明校注，《漢魏六朝碑刻校注》，第四冊（北京：線裝書局，2008），頁225-227，0483「崔猷墓誌」。 7 謝明良，〈魏晉十六國北朝墓出土陶瓷試探〉，原載《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1期（1994），後收入《六朝陶瓷史論集》（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6），頁201。 8 河北省博物館、文物管理處編，《河北省出土文物選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張柏主編，《中國出土瓷器全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第3冊‧河北，圖14的解說。 9 「海上絲綢之路」研究中心，《跨越海洋─中國「海上絲綢之路」八城市遺產精品聯展》（寧波：寧波出版社，2012），頁18。 10 張柏主編，《中國出土瓷器全集》，第8冊‧安徽，圖28。 11 洛陽文物工作隊，《洛陽出土文物集粹》（北京：朝華出版社，1990），頁77，圖62；張柏主編，《中國出土瓷器全集》，第12冊‧河南，圖13。 12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等，《藍田呂氏家族墓園》（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第3冊，頁751-754。 13 類似的釉陶鼎可參見：程林泉等，〈西安市未央區房地產開發公司漢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1992年5期，頁25，圖5之5。 14 張柏主編，《中國出土瓷器全集》，第8冊‧安徽，圖101。 15 余家棟，《江西陶瓷史》（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7），頁116-117。 16 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等，《鄂城六朝墓》（北京：科學出版社，2007），彩版11之2。 17 蔣贊初等，〈湖北鄂城六朝考古的主要收藏〉，《中國考古學會第四次年會論文集1983》（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頁289，圖2之2；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等，《鄂城六朝墓》，彩版12之2。。 18 Philippe Truong, The Elephant and the Lotus: Vietnamese Ceramics in the Museum of FineArts, Boston (Boston: MFA Publications, 2007), p. 35. 19 早乙女雅博，〈高句麗東山洞壁画古墳出土の青磁獅子形燭台〉，收入飯島武次編，《中華文明の考古 》（東京：同成社，2014），頁319-331。 20 趙俊杰，〈公元4~5世紀樂浪、帶方二郡故地與中國江南地區的關係─從平壤新出土的青瓷獅形器談起〉，《中國考古學第十六次年會論文集2013》（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頁362-370。 21 岡村秀典，《三角 神 鏡の時代》（東京：吉川弘文館，1999），歷史文化ライブラリー66，頁146-175；同氏，《鏡が語る古代史》（東京：岩波書店，2017），岩波新書（新赤版）1664，頁217-226。 22 五 ，〈4世紀の百 の地方統制方式一例─東晋青磁の流入 緯を中心に─〉，《韓国史論》，18（1988），轉引自：門田誠一，〈百 の地方支配と中国陶磁器─東アジアにおける冊封‧除爵と領域支配の考古 的 討のために─〉，《貿易陶磁研究》，13（1993），頁57-59。 23 謝明良，〈魏晉十六國北朝墓出土陶瓷試探〉，頁201。 24 耿朔，〈北方地區出土西晉瓷器初探〉，《故宮博物院院刊》，2015年3期，頁35-39〈表〉一。 25 曾布川寬（傅江譯），《六朝帝陵》（南京：南京出版社，2004），頁74-75。另外，劉漢所作獅子報告見頁163所引米內山庸夫，〈漢代獅子石像〉，《支那》，19卷9號（1928）。 26 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麥英豪），〈廣州西北郊晉墓出土簡報〉，《考古通訊》，1955年5期，頁43-49。 27 胥浦六朝墓發掘隊（吳輝等），〈揚州胥浦六朝墓〉，《考古學報》，1988年2期，頁233-255。 28 南京市博物館等（賈維勇等），〈南京江寧上湖孫吳、西晉墓〉，《文物》，2007年1期，頁41，圖12。 29 南京博物院（張敏），〈江蘇江寧縣張家山西晉墓〉，《考古》，1985年10期，頁908-914。 30 南京市博物館等（馬濤等），〈南京江寧谷里晉墓發掘簡報〉，《文物》，2008年3期，頁24-31。 31 浙江省博物館編，《青色流年：全國出土浙江紀年瓷圖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頁99，圖上、圖下。 32 江蘇、江西和福建省六朝墓出土文物一覽可參見：謝明良，〈江蘇六朝墓出土陶瓷組合特徵及其有關問題〉的附表；〈江西六朝墓出土陶瓷綜合探討〉的附表；〈福建六朝墓出土陶瓷初步探討〉的附表，頁170-177；頁130-133，以上均收入《六朝陶瓷論集》（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6），頁50-87，頁170-177，頁130-133。 33 忻州市文物管理處（任青田等），〈忻州市田村東漢墓發掘簡報〉，《三晉考古》，第3輯（2006），圖版20之2。雖然原考古發掘報告書中推斷忻州市田村墓（M94）屬東漢期墓葬，不過如果觀察同墓伴出的三足樽既和北京順義縣西晉墓（M4）相近（北京市文物工作隊﹝黃秀純等﹞，〈北京市順義縣大榮村西晉墓葬發掘簡報〉，《文物》，1983年10期，頁66，圖22之1。），而忻州田村墓伴出的卷沿罐也和遼寧三道壕西晉墓（遼陽博物館﹝鄒寶庫﹞，〈遼陽市三道壕西晉墓清理簡報〉，《考古》，1990年4期，頁335，圖3之6。）或朝陽王子墳山墓所見同類作品器形一致（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尚曉波﹞，〈朝陽王子墳山墓群1987、1990年度考古發掘的主要收穫〉，《文物》，1997年11期，頁13，圖25之2。），再結合報告書所稱，和田村墓（M94）形制彼此基本相似之相鄰墓葬（M92）所出具典型西晉特徵的陶 或雙繫扁壺（如李軍等，〈河北邢台西晉墓發掘簡報〉，《文物》，2006年1期，頁27，圖8、9；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喬棟等﹞，〈洛陽谷水晉墓（FM5）發掘簡報〉，《文物》，1997年9期，頁45，圖8之17；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隊﹝趙芝荃等﹞，〈河南偃師杏園村的兩座魏晉墓〉，《考古》，1985年8期，頁728，圖11之6-9。），可以確定忻州田村墓（M94）應屬西晉時期（266－316）。相關討論參見謝明良，《中國古代鉛釉陶的世界─從戰國到唐代》（臺北：石頭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4），頁63-64。 34 謝明良，〈定窯劄記─項元汴藏樽式爐、王鏞藏瓦紋簋和乾隆皇帝藏定窯瓶子〉，原載《故宮文物月刊》，377期（2014），後收入《陶瓷手記》（臺北：石頭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5），頁78-79。 35 謝明良，〈鳳尾瓶的故事〉，《陶瓷手記4：區域之間的交流和影響》（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21），頁80-81。 36 長谷部樂爾曾為文介紹日本區域的中國陶瓷傳世現象，但未涉及出土例。參見同氏，〈中国陶磁の伝世について〉，《MUSEUM》，356（1980.11），頁4-7。 37 小野正敏，《 国城下町の考古 》（東京：講談社，1997），講談社選書メチエ108，頁106-107。 38 韋正，〈北魏洛陽時代的墓葬禮制建設〉，收入楊泓先生八秩華誕紀念文集編委會，《考古、藝術與歷史─楊泓先生八秩華誕紀念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頁52-55。 39 韋正，〈北魏洛陽時代的墓葬禮制建設〉，頁52。 40 方笑天，〈塑造傳統：北朝墓葬中的復古陶器〉，收入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等，《贊皇西高北朝趙郡李氏家族墓地─2009~2010年北區發掘報告》（北京：科學出版社，2021），頁105。 41 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劉彥峰等），〈鄭州市幾座隋墓的發掘〉，《中原文物》，1997年3期，頁61-69。 42 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王玉清等），〈西安曲江池西村元墓清理簡報〉，《文物參考資料》，1958年6期，頁59，圖9右。 43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李舉綱等），〈西安南郊大朝劉黑馬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 2015年4期，頁27，圖11之6；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元代劉黑馬家族墓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頁14，圖12；彩版6之3。 44 林巳奈夫，《漢代の文物》（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76），頁249-250及頁99圖5-154、155。 45 李零，〈論楚國銅器的類型〉，收入同氏，《入山與出塞》（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頁312-313。 46 謝明良，〈北方部分地區元墓出土陶器的區域性觀察─從漳縣汪世顯家族墓出土陶器談起〉，原載《故宮學術季刊》，19卷4期（2002），後收入《中國陶瓷史論集》（臺北：允晨文化，2007），頁157-159。 47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元代劉黑馬家族墓發掘報告》，彩版20之1、2（M16），彩版34之5、6（M8），彩版46之1（M15），以及彩版65之2、3（M26）。 48 （宋）司馬光《書儀‧穿墳》所載明器有「五穀」一項，金元時期的《大漢原陵秘葬經》亦列記「五穀倉」，相關討論可參見謝明良，〈北方部分地區元墓出土陶器的區域性觀察─從漳縣汪世顯家族墓出土陶器談起〉，頁157-158。 本文節選自謝明良教授2022 年 9 月 刊發於美術史研究集刊 第五十三期 第1—43页。 如有轉引，請核對原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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