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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周显王十年（公元前359年） 卫鞅欲变法，秦人不悦。卫鞅言于秦孝公曰：“夫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甘龙曰：“不然。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卫鞅曰：“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公曰：“善。” 柏杨白话版：公元前360年（周显王十年） 秦国公孙鞅既获得秦孝公（嬴渠梁）的绝对信任，准备大刀阔斧变法革新，在意料中的，立即受到既得利益的贵族们的反对。公孙鞅对嬴渠梁说：“就普通人而言，面对一项重要突破，开始时他不可能会热心投入。可是等到丰富的成果呈现出来，他一定欢天喜地。真正有高贵品格的人，绝不随波逐流，建立不世功业的人，也绝不去征求每一个人的意见。所以，圣人们认为，只要可以使国家获益，不一定要遵守传统。”高级官员甘龙表示异议说：“恐怕不见得，遵循传统的风俗习惯，依照传统的法令规章，处理国事，官员们可以胜任愉快，人民也不致骚动。”公孙鞅说：“普通人习惯于他们所习惯的那种生活方式，而专家学者们的见解，又往往局限于他自己专业的那个狭小的知识领域。这两种人，教他们在他们的位置上，遵照规定，处理刻板事务，是上等人选。但不能跟他们讨论大计方针、政纲政策。智慧的人指出方向，平凡的人实践执行。贤明的人变法改革，庸碌的人牢牢抱住现状，死也不放。”嬴渠梁毅然说：“我听你的。” 读书笔记：商鞅和甘龙的这段对话，是改革力量和保守势力的一次思想交锋。商鞅金句频出，富于哲理，至今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改革需要顶层设计，长远考虑。大多数人由于眼界见识、经验能力所限，无法看得那么远，只能看到眼前的利和害。再加上人们普遍害怕既得利益的失去，往往是看到改革带来的好处时举双手造成；一旦改革触及眼前利益时，马上又举双手反对；在改革的方向和具体措施上，则大家都会本能的朝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方向去考虑。另外，人的天性是厌恶改变的，因为现有的、熟悉的，会让人产生安全感，政策的改变总是有很多未知数，会让人产生恐惧和担忧。所以，但凡改革，在开始的时候，往往会有反对的声音，改革措施不可能在所有人支持后才实施，因为这是不可能的。“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当享受到改革成果时，老百姓自然就会支持改革了。“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改革者是勇敢的，也是孤独的。 改革是需要社会成本的，一是会触动很多人的既得利益，二是改革过程中难免有失误或者暂时性的、局部性的负面影响，三是改革的成果往往不会马上显现，需要一个时间过程。所以，关键是从政策出台到成果显现这期间，要敢于坚持，顶得住压力。 法家是务实的，目标导向性很强，变法的目的就是富国强兵，“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关键是能不能强国，只要能强国，过去的传统该就改，无须犹豫。 “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才智高明的领导人，是规则的制定者，而一般的普通百姓，是规则的遵守者，两者不在一个维度。 《资治通鉴》这段记述取材于《史记・商君列傳第八》，但司马光做了删减，其中一些金句被删掉了，实在可惜。比如“行无名，疑事无功。”“愚者闇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苟可以彊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我把《史记》的原文放在下面，建议大家读一读： 孝公既用卫鞅，鞅欲变法，恐天下议己。卫鞅曰：“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愚者闇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彊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孝公曰：“善。”甘龙曰：“不然。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劳而成功；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卫鞅曰：“龙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杜挚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卫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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