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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衡》,一本东汉的鲁迅所写的书

 凤凰山居士 2023-01-01 发布于江西

作者

王充(公元27年—约公元97年),是东汉时期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家、文学批评家。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绍兴上虞)人。出身“细族孤门”,自小聪慧好学,博览群书,擅长辩论。不慕高官,不贪富贵。晚年汉章帝下诏派遣公车征召,王充不就。永元(汉和帝年号)年间,病死家中。

《论衡》对以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为代表的汉儒等唯心主义哲学和以《白虎通义》、谶纬学说为代表的神秘主义进行强烈批判和抨击,是中国历史上一部不朽的无神论著作。

积极性一面

《论衡》提出:天地万物(包括人在内)都是由“气”构成,“气”是一种统一的物质元素。“气”有“阴气”和“阳气”,有“有形”和“无形”,人、物的生都是“元气”的凝结,死灭则复归元气,这是个自然发生的过程。由“气”这个物质性的元素出发。天地、万物和人,都是由同一的充塞于宇宙中的气形成,而且是在运动的过程中形成。天和地都是无意志的自然的物质实体,宇宙万物的运动变化和事物的生成是自然无为的结果。他认为万物是由于物质性的“气”,自然运动而生成的,“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生物间的相胜是因为各种生物筋力的强弱、气势的优劣和动作的巧便不同,并非天的有意安排,天不是什么有意志能祸福的人格神。

人和五谷不是上天有意创造出来的,而是“气”的“自然之化”。认为天是自然,而人也是自然的产物,“人,物也;物,亦物也”,这样就割断了天人之间的联系。他发扬了荀子“明于天人之分”的唯物主义思想。他说:“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能随行而应人”。他认为社会的政治、道德与自然界的灾异无关,所谓“天人感应”的说法只是人们以自己的想法去比拟天的结果。

这从宇宙观上否定了“天人感应”的“天”,还世界的物质性面貌,也是对春秋时期的道家思想的一种发扬和传承,动摇了天人感应的思想根基。相对于当时的主流思想,是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的。

批判“符瑞”等君权神化的事物,把一些想像的和自然的事物,如龙、麒麟、凤凰、雨露、嘉禾、芝草等等,通过自己直观的观察和自然描述进行解释和说明,将历史上的一些历史事件,如:“商的祖先是其母吞吃了燕子的蛋而生的”、“汉高帝刘邦是其母在野地里和龙交合而生”等等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还原,动摇了封建君王统治的思想基础和政权的合理性,把帝王赤裸裸地搬到了地上。

在当时,这无疑是“非圣无法”、“诽谤圣朝”之罪,是要遭杀身灭门之祸的。由此可见,王充有丰富的理论基础和极大的胆识,体现了他的伟大之处。

对“天人感应”说中的社会历史观一一“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社会观和“一治一乱”的历史循环论,即“同姓不再王”世界上没有万世一系的帝王但统治阶级的对万民的统治却是万古不变的这一说法,进行思想上的攻击。

它认为社会治乱的原因是寓于其本身之中,而不在于“人君”的“德”、“道”;相反地,“人君”的贤不肖是由社会历史所决定的。

“世之治乱,在时不在政;国之安危,在数不在教。贤不贤之君,明不明之政,无能损益”一一《论衡·治期》篇。

而自古而然的“一治一乱”同样是自然的现象,不是取决于“上天”或人的意志。

王充反对“奉天法古”的思想,认为今人和古人相“齐”,今人与古人气禀相同,古今不异,没有根据说古人总是胜于今人,没有理由颂古非今。他认为汉比过去进步,汉在“百代之上”,因为汉在“百代”之后。

可以明显看出,王充继承发扬了道家的自然主义的唯物论,承认客观物质的力量来说明社会历史是个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发展过程,否定“天”和“人君”是历史发展的力量,否定“德”和“道”及“天不变、道亦不变”。他也认为历史是不断进步的,可以看作是对“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的阐述和解释。这种历史观是带有唯物性的,也是具有开拓性的,为当时的人们思考历史和社会提供了一种更加先进的思路。

《论衡》并不拘泥于一家之言。它批判地吸取了先秦以来各家各派的思想,特别是道家黄老学派的思想,对先秦诸子百家的“天道”、“礼和法”、“鬼神与薄葬”、“命”、“性善和性恶”等等,都进行了系统的评述。如葬礼方面,结合了道家儒家和墨家之言,否定鬼神的存在,反复阐明人死无知,不能为鬼,不能致人祸福,提倡薄葬。

这有点类似于杂家的吕氏春秋、淮南子,但更多的是偏向于朴素唯物主义思想。

《论衡》有一定的科学贡献。王充考察了云雨产生的自然机制。指出“雨露冻凝者,皆由地发,不从天降也。 ”(《说日》),即雨并不是天上固有的,而是由地气上蒸,遇冷“冻凝”而成的。先是“云气发于山丘”(《感虚》),而后“初出为云,云繁为雨”(《说日》),科学地解释了降雨的机制。既然云雨是有规律可循的自然现象,那么一些向天求雨止雨的举动都不过是无用的蠢事。王充还指明了云、雾、露、霜、雨、雪等,只是大气中的水在不同气温条件下的不同表现形式。

对于雷电,他认为雷电是由“太阳之激气同云雨一类阴气分争激射”而引起的,运用自然界本身的原因说明了雷鸣电闪只是一种自然现象,而决不是什么“天怒”。依照这个原理。王充还说明雷电发生的季节,“正月阳动,故正月始雷;五月阳盛,故五月雷迅;秋冬阳衰,故秋冬雷潜”,驳斥了所谓“夏秋之雷为天大怒,正月之雷为天小怒”的无稽之谈。王充还用“雷者,火也”,“人在木下屋间,偶中而死矣”,说明雷电杀人的现象。

对于虫害,王充指出虫的特性和一定的生长条件进而谈到干暴麦种、煮马粪汁浸种和驱赶蝗虫入于沟内加以消灭等防治病虫害的办法。

针对潮汐现象,,王充把潮汐涨落同月亮盈亏联系起来,指出“潮汐之兴也,与月盛衰,大小、满损不齐同”。同时,他还注意到河道“殆小浅狭,水激沸起”(《书虚》)的现象,并以此作为说明涌潮现象产生的一个原因。

对人的生死变化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他认为“阴阳之气,凝而为人,年终寿尽,死还为气”,“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死而精气灭。能为精气者,血脉也,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形体朽,朽而成灰,何用为鬼”(《论死》),对于那些“道术之士”,企求“轻身益气,延年度世”的荒诞思想,王充也予以批驳,提出了“有始者必有终,有终者必有死”,“唯无终始者,乃长生不死”(《道虚》),把认识提到了新的高度。

王充所应用的科学武器涉及到天文、物理(力、声、热、电、磁等知识)、生物、医学、冶金等领域,这反映了王充有关于科学技术的渊博知识,更反映了当时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这是对以前的科学技术的总结,也为后来的中国科学发展打下了基础和铺垫,对后世有积极作用。

局限性一面

王充的思想虽然是继承和发展了古代的元气学说,但也包含有宿命论等唯心主义的糟粕。

他认为人的生死祸福天生就定了下来,如果是富贵的命那他必定富贵。如果是穷困的命,那他必定穷困。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就算人贤明与否,和他的财富、权力是无关的。将入仕宦的达与不达归结为遇与不遇,“操行有常贤,仕宦无常遇。贤不贤,才也;遇不遇,时也。才高行洁,不可保以必尊贵;能薄操浊,不可保以必卑贱。或才高行洁,不遇,退在下流;薄能浊操,遇,进在众上。世各自有以取士,士亦各自得以进。进在遇,退在不遇。处尊居显,未必贤,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

截取片段:贤不肖可豫知,遇难先图。何则?人主好恶无常,人臣所进无豫,偶合为是,适可为上。进者未必贤,退者未必愚;合幸得进,不幸失之。

翻译:人品好不好可以预先知道,但能否得到君主的尝识和重用,却很难预料。为什么呢?因为君主的好恶变化无常,臣子要进献什么才符合其心意,却无法预先知道,偶然投合算是做对了,凑巧与其心意一致就要算是好的了。升官者未必贤能,退隐者未必愚笨,投合受宠的得任用,不受宠的则被斥退。

或许这也和汉朝的历史以及他自身的经历有关系。王充终生徘徊州县,淹滞不进,最终也只当了一个郡守。

但这无疑是具有极大的片面性的。他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这也与他对社会历史的认识有关系。

他把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归结到“时”和“数”上,认为是一种盲目的自然力量在起作用,否定了一定社会的阶级、集团和个人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由此可见他的社会历史观仍然带有巨大的历史局限性,难以超出他那个时代的认知。

而他部分对于自然的阐述也是通过直接观察而得出的,由于受到时代的限制并没有运用科学方法,这也导致了他可能在某些时候陷入了经验主义的错误,对于部分自然现象的解释也会出现偏差。

思想总结:虽然《论衡》受当时的社会和历史条件影响,没有能完全跳出时代的框架。对于汉儒的批判也是主要基于道家的思想进行的,他的思想根基终归有一些不足。

但是他一方面正是王充冲决了正统思想的束缚,而在科学技术一系列问题上提出了精辟的见解;另一方面,正是王充勤奋学习,努力掌握当代的科学实践,从而获得同正统思想作斗争的勇气和力量,并为阐明自己的思想体系提供了有力的依据。运用元气学说与神学目的论相抗衡,用自然主义和直观的观察来描述世界,特别是在社会历史观上基本是唯心论的,但它产生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即封建国家处于统一和强大、儒学与谶纬神学相结合,成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的时期,它敢于宣布世界是由物质构成的,敢于不承认鬼神的存在,敢于向孔孟的权威挑战,并确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古代唯物主义体系,这在历史上是起了划时代的作用的。它对今后的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诸如魏晋时期的哲学家杨泉、南朝宋时的思想家何承天、南朝齐梁时的无神论者范缜、唐朝时期的刘禹锡和柳宗元、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夫之等等,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思想来源

王充的思想一方面受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道家朴素唯物主义、自然主义的影响,更直接影响到他的是东汉哲学家、经学家、琴师、天文学家桓谭的思想。桓谭坚决反对谶纬神学,宣扬无神论,“极言谶之非经”,被光武帝目为“非圣无法”,险遭处斩。他的《新论》也是一部不朽的著作。


文学赏析

《论衡》一书也运用典故,辛辣的讽刺了封建社会时期的不公与黑暗。一些故事和道理直到今日仍耳熟能详。

截取片段:周人有仕数不遇,年老白首,泣涕於涂者。人或问之:“何为泣乎?”对曰:“吾仕数不遇,自伤年老失时,是以泣也。”人曰:“仕奈何不一遇也?”对曰:“吾年少之时,学为文。文德成就,始欲仕宦, 人君好用老。用老主亡,後主又用武,吾更为武。武节始就,武主又亡。少主始立, 好用少年,吾年又老,是以未尝一遇。

翻译:周朝有个人想做官,屡次都没有被任用,年纪老了头发白了,在路边低声哭泣。过路人有的问他:“为什么哭啊?”回答说:“我想做官却屡次不被任用,自己悲伤年老错过了时机,因此哭了。”有人问:“你想做官为什么一次也不被任用呢?”回答道:“我年少的时候,学的是文。到文治之德成就了,开始想做官,而当时君主喜欢任用年老的。爱用老年人的君主死了,后继君主却又要任用会武的,于是我改为习武。武艺刚学好,重用会武的君主又死了。年少的君主刚即位,喜欢任用少年,我的年纪又老了,因此一次也没有被任用过。”

这则故事无疑对于当时的封建君主制的不公进行了抨击,讽刺了君王按照自己的喜好任免人事。

王充的“三累三害”之说对于他人的恶意攻击、造谣、网络暴力、虚假信息传播仍然有积极的借鉴意义,由此可见时至今日,这本书仍然可以折射出当代社会一些不好的一面。对于独立思考、反对盲目权威也有帮助。而更多的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东汉及以前的历史和社会面貌,可以直观的感受古代中国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感受古代思想家的智慧和精神。

发布于 2020-04-24 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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