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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摘要 一 门阀政治的开始与终结 东汉时期，随着土地兼并的进行和文化资源的垄断，出现了累世为官的世家大族，拥有了较强的政治影响力。魏晋时期，世家大族随着入仕途径的固定化，逐渐转变为士族，在政坛的力量进一步扩大，但仍不足以超越皇权。 东晋的皇权因其政权的建立过程而积弱，几家顶级士族的力量足以凌驾于皇权之上，政由己出，专擅军权，故被称为门阀士族，东晋一朝的政治，亦被视为门阀政治。 南朝刘宋开始，北来次等士族的代表陆续成为新的皇权。他们的皇权通常通过武力得来，因而得以重树皇权政治。东晋时遗留下的顶级士族们，依然具有很强的社会和文化影响，但他们的政治力量因外界的限制和自身的原因不断衰落，最终在梁末的战乱中彻底覆灭。 二 东晋的外部矛盾 东晋十六国时期，南北势力的对抗是最大的矛盾，对于东晋，强大的北方胡族国家是最大的外部威胁。因而当北方势力压境，会暂时压住东晋的内部矛盾，使东晋内部的各个阶级和集团暂时合作，一致抗胡，如淝水之战前，面临强秦南下而彼此克制的桓、谢两族。 三 东晋的内部矛盾 （一） 阶级与集团 东晋内部的势力，阶级上分为三类，皇帝及其依附（宗室，近臣等），门阀士族（顶级士族），流民帅（北来次等士族，通常有大量武装流民作为其私兵）。后两个阶级内部，通常又以宗族和地望为单位，分为数个集团。 1. 门阀士族与皇权之关系 东晋一朝，皇权自始至终都致力于抑制门阀。皇权试图重夺权柄的努力有过以下几次：元帝用刘隗、刁协、戴渊等人，立法征发门阀之僮客者，引起王敦之乱；明帝之末试图托后事于宗室近臣司马宗、司馬羕、虞胤等，为庾亮排闼所破；穆帝朝，会稽王司马昱辅政抑制桓温，江左大权终于为桓温所尽握；孝武帝用琅琊王司马道子及太原王氏压制谢氏，但最终招致桓玄反叛，几乎倾颓晋鼎。 2. 门阀士族间之关系 门阀士族之间的对抗，一是争据朝廷要职，目的是控制皇权，借以发号施令，压倒对手；二是竞据形胜方镇，目的是以外制内，凌驾建康。如果某一门阀在这两种角逐中都占优势，就会破坏平衡，引起其他门阀的合作，以维持平衡，延续门阀政治。 有晋一代，各门阀士族间的对抗妥协，兴衰交替，分为如下几个阶段：南渡之初，琅琊王氏独大，号称“王与马共天下”；明帝，成帝朝，颍川庾氏以外戚之姿，对抗并最终压倒琅琊王氏，但不久即为龙亢桓氏所取代；朝廷用陈郡谢氏抗衡并抑制桓氏后，成功边缘化谢氏；最后登场的太原王氏两支，已经无法专权，只能党附于孝武帝与相王司马道子，在桓玄之乱中灭亡。 3. 门阀士族与流民帅之关系 流民帅有兵。皇权和门阀士族都想利用顺从的流民帅，用其兵；清除不顺从的流民帅，夺其兵。而几代流民帅作为独立政治力量的意识亦在不断觉醒，最终推翻门阀政治，取代晋祚。 门阀士族与流民帅间的大事，主要有以下几次：王敦之乱时，流民帅郗鉴献计于明帝，用诸流民帅所领的流民军平乱，因而得以跻身门阀政治圈，高平郗氏亦成为唯一晋升为准顶级士族的次等士族；不久因与庾氏不和，平王敦乱的诸流民帅造反，酿成苏峻，祖约之乱，除郗鉴以外的第一代流民帅最终全部被消灭；庾氏经营荆州时，夺取襄阳流民帅桓宣之地盘及部曲；谢玄组织淮北流民帅为北府兵，成功抗秦，但北府兵中先后涌现的刘牢之与刘裕，最终埋葬了门阀政治。 4. 北府兵 北府兵是东晋时期驻扎在长江下游京口北府的流民军的统称。广义的北府兵分为几个阶段：郗鉴于王敦乱时，首创北府兵，之后郗氏控制北府兵达四十三年，直至桓温逼走郗愔；谢玄于淝水之战前夕重建北府兵，并以之击败前秦及抗衡桓氏；后谢氏部将，次等士族的流民帅刘牢之掌握了北府兵，最终因其政治上的盲目而彻底失败，这一代北府兵亦毁于桓玄之乱；后幸存的北府将刘裕再次重建北府兵，以其为次等士族的力量，摧毁了最后的门阀如桓玄，压制了其他的次等士族力量如孙恩，征服了北方的胡族国家如南燕，后秦，最终取代司马氏成为强大的刘宋皇权。 上游以襄阳为基地的雍州兵与北府兵类似，其统帅桓宣，杨佺期均为次等士族，先后听命于门阀士族庾氏及桓氏。 （二） 地缘矛盾 分处长江上下游的荆州与扬州，天然构成东晋内部的地缘政治东西矛盾。不同或相同阶级的集团间对抗发生时，对抗双方通常各据荆，扬之一端，王敦与明帝，庾氏与王氏，桓氏与谢氏，孝武帝与司马道子，桓玄与司马道子，桓玄与刘裕，莫不如此。 东晋扬州以都城建康为治，以囤积重兵的京口，豫州拱卫，兼有三吴的物产供应。 上游荆州以江陵为治，襄阳与益州长时间为东晋领土，缓解了来自胡族国家的威胁，又有流民军可用。 江州为上下游荆，扬之间的缓冲之地。每当上下游势力交恶之时，都会出现江州之争，如成帝朝的庾、王江州之争，和淝水之战前夕的桓、谢江州之争。 （三） 北伐 终东晋一朝，进行过多次北伐，成者败者兼有之。除第一次的祖逖北伐，后续的北伐，其志均不在恢复，而在于东晋内部，一是当权人物要借北伐立功立威，压倒政敌，二是门阀士族要借北伐整合流民帅的地盘和军队，增强实力。 东晋的北伐主要有如下几次：成帝咸康朝，庾氏北伐无寸功，但兼并了襄阳桓宣的势力；穆帝永和朝，重臣争相北伐以立威，桓温一次西征三次北伐，灭成汉，逼长安，占洛阳，功盖江左；谢尚北伐虽败，但取回传国玺，犹有荣焉；褚裒，殷浩草率北伐，败多胜少；淝战之后，谢玄北伐，兵至黄河，因忌郁郁而返；刘裕两次北伐，灭两国，几乎恢复中原，终须回师江左维稳，功亏一篑。 四 士族 （一） 士族之兴替 东汉时期，随着土地兼并的进行和文化资源的垄断，出现了累世为官的世家大族，拥有了较强的政治影响力。魏晋时期，世家大族随着入仕途径的固定化，逐渐转变为士族，在政坛的力量进一步扩大。 士族们的兴盛衰微不是一成不变的，有兴于东汉者，如汝南袁氏；有兴于魏晋者，如琅琊王氏；有兴于东晋者，如陈郡谢氏。一个士族维持兴盛的时间亦有长短之分，有自汉末盛至唐末历数百年者，如范阳卢氏；有兴盛百余年者，如江左之太原王氏；有于数十年内骤兴骤衰者，如颍川庾氏。 （二） 南渡士族与北方士族 永嘉之乱，中原士族进行了一次大分化。有南渡者，如琅琊王氏，颍川庾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的两支，他们在江左是北来者，因此被称为侨姓士族；有留北者，如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的一支。大体上说，南渡之族，在永嘉之时多为根基未深的新出门户，多居于河南，在八王之乱中多从属于东海王司马越的洛阳阵营；留北之族，在当时多为根基较深的大族，多居于河北，多从属于成都王司马颖的邺城阵营。 东晋十六国及南北朝期间，南北士族各自发展。南渡士族在东晋实现了门阀政治，超越皇权成为政权的支配者；在南朝期间因为新皇权的抑制和自身的腐化而逐渐衰落，最后在梁末的战乱中彻底覆灭。北方士族在北朝多出仕于历代胡族政权；在进入隋唐时代后虽有颓势，但仍保持其政治力量直至唐末之乱。 （三） 文化 文化方面。东汉期间的世家大族多崇儒学，家学传经或传史，以察举征辟入仕。魏晋时期，士族开始崇尚玄学，以九品官人之法出仕。之后的南渡士族，更加重玄，态度上的出儒入玄，成为顶级士族的必要条件。北方士族则更多地保留了汉儒的特点，以其经世之学用于胡族统治者。 魏晋时期，佛学与道学亦开始发展。次等士族中出现了世传的道学之家，利用东晋门阀士族尚玄的需求，参与政治。东晋末年的孙恩，卢循之乱，亦是次等士族中的道学之家争取政治权力的一次尝试，最后被次等士族中的另一代表，流民军帅们所镇压。 （四） 经济 经济和社会组织方面。东汉的世家大族即开始兼并土地及自耕农，建立大田庄，施行庄园经济。大田庄产业，一般都是山川与耕地相联的多种经营，具有比较强的自给自足性质。永嘉之后，南北社会均进入长期不稳定状态。南渡士族在江南竞相抢夺产业，但终究因其缺乏根基族小丁寡而难以有效经营；北方士族在大田庄的基础上，建立防御设施以自保，形成了坞堡这一独特的聚落模式。 五大家族相继登场
《世说新语》里有言及门阀之间的政治斗争，也是本文的重点。以时间轴线，讲当轴世族的更替：琅琊王氏-颍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下表主要便于对号入座，门阀当轴年代并不精准，仅为参考）主要讲以下几点： ①围绕着门阀核心人物，考证身世与特征。 ②门阀地盘争夺与流民帅的控制。 ③门阀的政治作为与最终结局 
琅琊王氏。琅邪临沂王氏，起于曹魏黄初年间之徐州别驾王祥。此后位望日隆，历居魏、晋三公之职，王氏宗族繁衍，名士辈出。王衍，被定性为奸庸，清谈误国真代表。桓温评价：“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王衍）诸人不得不任其责。”而田老考证他清谈才能不足以称世。与王衍一届的士族基本都是一个德行，祖尚玄虚，无政治能力。王衍好纵横之术，通过联姻，与皇室、贾充、司马越产生政治联结以求家族政治利益最大化。西晋末，王衍同样是以门户私计考虑，遍“四窟”于齐楚、江左。王衍辞诸弟时曰：“今王室将卑，故使弟等居齐楚之地，外可以建霸业，内足以匡帝室，所望于二弟也。”司马越-王衍的策略是与石勒游击于中原，无南渡之心。然纵横有术、匡扶无能，使四窟之末，司马睿-王导组合的江左，本仅仅是王衍霸业的经济大后方，最终实现匡帝室的谋划。王导坐镇江东、把控局势，是一代名相。相比之下，元帝司马睿只是江左政权合法化的装饰品以及门阀间利益的平衡器。元帝也想干自王莽始削门阀振皇权的事，然而他是最没有资本干这事的皇帝。元帝欲用谯王承刺湘州以扼王敦，王敦假手其弟王異杀害谯王承，宗室却不敢道其杀亲之仇，可见皇权之卑微。然王导也深知门阀间平衡的重要性，以及北方刘、石的威胁，所以王导始终无篡立之心，只可惜王敦怀有异心。元帝欲用给客制度和发僮客为兵揽走门阀荫占流民特权时，众门阀支持王敦清君侧；王敦欲自自立时，众门阀用流民帅灭之。从书中感觉田老对王导的看法相当冷峻，不捧不杀。田老认为王导没有一匡九合的报负，只是尽力笼络南士，和辑侨姓，以图苟安。当然司马睿也不以克复中原为念。他们扬言北伐而不出师，任由刘、石侵犯中原至西晋灭，最后独占道统。华夏危难之时，内部各方仍以门户利益为重，刘、石之辈不过三流货色，汉族各方却不戮力同心共渡难关。所以两晋之交的人物中，田老私心赞许的，仅祖逖、桓宣二人。
颍川庾氏。帝室联姻和庾亮出入儒玄的个人素质成就了庾氏之兴。庾亮风格峻整，动由礼节，闺门之内不肃而成。时人皆惮其方严。他既入玄又不废礼教。王敦乱后，明帝欲用门阀间矛盾废黜王导、庾亮企图压制门阀，庾亮站在门户角度排闼入宫，以帝舅身份扭转事态。可见每每触及到门阀共同利益时，门阀往往齐心协力，而皇权、宗室诸王、礼法旧族、流民帅们以惨败告终。但庾亮不安于流民帅导致苏峻之乱。苏峻之乱，晋几亡矣，宗庙宫室，尽为灰烬。庾亮引咎出宫，待温峤、陶侃死后把控上游，与中枢王导对峙。咸康五年，王导、庾亮相继死去，庾冰执掌中枢。咸康八年，庾怿欲毒死王允之失败，挑起两家矛盾，怿自裁。（具体死因不明）自庾氏兴起后，琅琊王氏受到压制，最后势力被划分到吴郡、会稽一带，王允之是琅琊王氏中以军事实力维护家族利益的最后一人。庾氏经营上游，实力非此前王敦、陶侃所能及，然庾氏却被龙亢桓氏取代。总的来说，庾亮起于外戚，无功晋室，而又措置乖谬，不可与王谢相比。
谯郡龙亢桓氏。五世儒宗、迭为帝师的龙亢桓氏族谱断于六世。田老开启挖掘机模式，扒出桓氏惊天内幕：曹魏嘉平元年，因曹爽之狱被诛夷的桓范。有理有据，若真如此，桓玄代晋真是因果轮回。桓彝南来却止于江北，未得到王马集团的信任，后跻身于江左八达且志在立功。桓彝参与平王敦之乱而显达，后在苏峻之乱中死节为家族攒够政治资本，为桓温上位打下基础。桓温与一般士族子弟不同，有无赖赌徒行径，且谈玄不胜继以逞武，为其他世族所鄙，太原王氏王述压根看不起桓温，实际上当时桓温已权倾朝野。桓氏玄学素养、人物品格较劣，但有军事才能。克成都、灭李势，后先让朝廷北伐消耗中央军力，且中央战败，桓温趁势接过北伐旗帜。开始奠定政出桓氏，祭则寡人的局面。永和十年、十二年，桓温两次北伐克复洛阳，起还都之议。但桓氏族单势孤，未将成果转化，对内未能插手中枢政柄，外未能获得豫、徐二州（第三次北伐败而得）。加上桓温终被门阀观念所束缚，废海西公时，讨九锡，要理资序，未至太甚，犹是半和秀才。桓温几乎积攒了所有篡位资本，但被王谢为首的政治力量以和平手段挫败。待到桓玄，朝中再无谢安之辈，桓玄终于得逞。
陈郡谢氏。应该说是五大家族里整体评价最高的一家。建元之后，时政多虞，巨猾陆梁，权臣横恣。其有兼将相于中外，系存亡于社稷，负扆资之以端拱，凿井赖之以晏安者，其唯谢氏乎！从相处形势上来看，陈郡谢氏与龙亢桓氏如同琅琊王氏与颍川庾氏，但我认为谢氏格局不只在于门阀斗争而在于社稷安危。王敦乱时，谢鲲阻王敦清君侧之谋，推理安常，时进正言。桓温讨九锡时，谢安与众门阀扭转局势，力保晋室。淝水之战，谢氏居功至伟，然而功高未赏，谢安死后有碑无文。谢氏人才济济但未出如王敦、庾亮、桓温、桓玄之辈。谢氏门风看起来更有儒家传统，未曾有僭越之举。谢氏结局最为惨烈，刘宋期间，谢氏家族人物被杀者比其他家族多，农民暴动中士族被杀者也以谢氏为多。刘裕把谢氏当作门阀集团的代表，以不得谢混奉玺绂为憾。但我看刘裕对谢氏的戒心还是很重的，后来连谢灵运也杀害了。 太原王氏始显于曹魏时的王昶。王昶后人显于西晋者为昶子浑的一支，显于东晋者为昶子湛的一支。王昶、王浑、王济，是太原王氏在中朝的嫡宗，北方的华族。他们祖孙三代，都与并州匈奴贵族刘氏关系密切。司马睿初建的东晋政权，既然由于历史原因，一贯仇视刘、石，那么，对于太原王氏长期与匈奴刘氏有深交的王济一支，自然是不能相容的。在东晋门阀政治中最后登上舞台的士族太原王氏，出于其家族中与匈奴刘氏没有瓜葛的王湛一支。陶潜《群辅录》谓太原王氏”五世盛德，闻之故老”，所列五世为昶、湛、承、述、坦之。因其数世齄鼻，人称“齄王”。王昶兄子王默之孙王峤、王讷兄弟，是“齇王”以外太原王氏在江左较为重要的一支。王峤携二弟避乱渡江，其一弟王讷为新淦令。王讷之子王濛，哀皇后之父，是永和名士的冠冕。王濛子王蕴，孝武帝皇后之父。王蕴与子王恭，也都是当时名士。“齇王”一支王坦之之后，于孝武帝时依附于居于相位的会稽王司马道子，会稽王妃出于此支。王峤兄弟一支王濛之后，则依附于孝武帝，孝武帝皇后出于此支。 
刘裕与孙恩——门阀政治的“掘墓人” 一 晋末的北府兵 北府兵摆脱士族控制而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是王恭兵败以后的事。刘牢之由王恭府司马上升为都督数州诸军事，从此北府兵成为一支独立的军事力量。 刘牢之为统帅这个阶段的北府兵，正经历着由门阀士族军队向次等士族军队的转变。它虽在军事上取得了独立性，但政治方向不明确，行动无准则，朝秦暮楚。它想在门阀政治的斗争中取得近利，但摆脱不了对门阀士族的政治依赖，终于在几经挫折以后归于失败。 刘牢之失败后，其军事力量也随之瓦解，在南的北府旧将，被桓玄诛戮殆尽。后来刘裕兴北府之师以克桓玄，并没有现成的北府兵可用。刘裕虽然起兵于北府，但是从义诸人除刘裕本人确知曾为孙无终司马、刘牢之参军外，其他人与昔日的北府有过直接关系的，恐怕不多。而这一点对于刘裕以后的活动是相当重要的，从此北府兵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 元兴三年，刘裕在京口重组的北府势力，完全是次等士族的武装。它摧毁了以桓玄篡晋形式出现的门阀士族统治，也就是门阀政治的回光返照；它压平了由另一些次等士族领导的农民反抗斗争；它又取得了多次的外战胜利。然后，出现了刘裕代晋自立。这一支本来是次等士族的力量，转化为刘宋皇权，终于恢复了中国古代皇朝的权力结构形式和统治秩序。 二 北府将乐安高氏与刘牢之 北府将乐安高氏与刘牢之家族为世交。祖高衡与刘牢之之父刘建，同为谢氏豫州旧部；高衡子高素与刘牢之为同僚兼姻亲；高素子高雅之娶刘牢之女。 高、刘二家在江左多变的局势中曾一度分属司马道子和王恭两个对立阵营，这大概是由于刘牢之、高素两家南返时机不同的结果。但司马道子遣高素劝降刘牢之、王恭败死以后，刘牢之与高素二人进退就基本一致。 在桓玄事件中，高氏和刘氏是同步进退，同归失败。卷入上层政治旋涡的将门，不知如何自处，行动相当盲目，高氏、刘氏是一样的。他们同是次等士族进入最高统治地位这一历史性事件的先驱者和牺牲者。 三 道术与政治
在次等士族的代表人物刘牢之、刘裕以北府力量取代门阀士族统治地位的过程中，在刘裕取代东晋政权的过程中，次等士族的另一些代表人物以道术为手段，采取不同的方式，也在进行目的相同的活动。 东晋时期，佛道思想都受玄学影响，彼此抵触无多，与萧齐时顾欢引夷夏观念入于道教，因而出现佛道交争的情况不同。这是东晋时佛道得以同步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 孙恩之乱及其背景 卢循为孙恩妹夫，范阳卢氏卢谌之后。卢谌子辈有北祖和南祖之分，居巷南者号南祖，居巷北者号北祖。北祖卢偃以下，历仕慕容、拓跋，世传卢谌书法，子孙繁衍贵达，以迄隋唐，是范阳卢氏正宗。南祖卢勖，史不著其后人。因此江左卢氏南祖世系当为卢勖、卢嘏、卢循三代。 孙恩、卢循、徐道覆的家族，具有如下一些共同之点：一、同为侨人；二、同为寓居江左的次等士族；三、同奉道教；四、共为婚家；五、同活动于建康以外而不得进入东晋政治中枢；六、同有突破门阀政治限制的要求。这种种条件，使孙、卢、徐三家结合在一起。他们先是力求凭借道术跻身门阀政治行列之中，失败以后转而利用他们所团聚的道教信徒乘时举兵，反对当权的司马道子父子。 安帝朝，上下游的藩镇兵皆不在司马道子父子之手，道子父子欲补充京师兵力以求自保，只有从三吴一隅征发，于是而有发东土诸郡”免奴为客者”，号之曰”乐属”，移置京师以充军役之事，终于激发三吴农民暴动。其事同晋元帝太兴四年（321）”免中州良民遭难为扬州诸郡僮客者以备征役”，性质是一样的。 五 孙恩、刘裕与次等士族 孙泰、孙恩等人在江左以道术奉事帝王公卿，又转而以道术聚众起兵反对东晋当权人物。这是一部分其身份同于次等士族的晚渡侨人谋求政治出路的手段，其社会、政治意义，与原为门阀政治服务的北府将转而颠覆门阀政治一样。 刘牢之与刘裕，孙泰与孙恩，这是两支虽然表现迥异但实质上却有许多相同之处的平行活动力量。它们在各自发展的过程中，走过相似的道路。当刘牢之只是在门阀士族中求发展，未成为独立势力时，孙泰也在门阀士族中求发展，未成为独立势力。孙泰由于企图成为独立势力而聚众时被司马元显诱杀，刘牢之亦以拥兵自重而被桓玄逼死。孙恩乘农民暴动之势起兵反对门阀士族，刘裕则乘桓玄篡晋而起兵消灭门阀士族的代表桓玄。两种势力所走的道路如此相同，是由于它们反映了统治阶层变化这同一的历史趋势的缘故。 门阀士族让出了统治权力。他们在政治上、军事上失败了。但是在社会上、文化上，他们还有相当大的潜力和影响。次等士族胜利了，用军事力量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但还要把门阀士族供奉在庙堂之上，以为自己张目。尽管如此，次等士族的势力业已转化为皇权，中枢和藩镇总是控制在皇室之手，门阀士族人物虽然还可能兴风浪于一时，形成政局的暂时反复，但是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是确定不移地一去不复返了。 东晋和南朝，历来都被认为是门阀政治的时代。实际上，真正的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东晋，不存在于南朝。东晋门阀政治以皇权政治的变态出现。刘宋以后，皇权政治基本上恢复了常态。
门阀政治，是皇权与士族势力的平衡，也是几家士族间的平衡。平衡并不稳定，时有动乱。动乱之源不是专制皇朝常见的宦官、外戚、宗室专政，因为微弱的皇权孳生不了必须依附于皇权而行专擅的宦官、外戚、宗室。动乱来自士族中的权臣，而其余士族将制约企图破坏平衡独吞江左的权臣如王敦、桓温，维持门阀政治格局。 门阀政治下，动乱的方式多为长江上下游之争，因为在士族专兵条件下，彼此制约的士族，其权力的分配正表现为上下游实力的相持。但是上下游的关系又受南北民族矛盾的制约，冲突一般适可而止，较少决裂。王敦、苏峻之乱以后七十余年的和平环境，与这种种条件有关。 门阀政治所依靠的条件在变化。侨姓士族在江左，宗族不大，一受摧折容易凋零。士族专兵是门阀政治的常情，王、庾、桓、谢都是如此。但他们一般只掌握军队的指挥权；而最后的太原王氏，指挥军队的能力也没有了。于是晋末局面大变。刘牢之借北府兵力，本有结束门阀政治的实力，但却没有这种自觉，只能以自己的失败，为刘裕开拓道路。 东晋门阀政治，终于为南朝皇权政治所代替。皇帝恢复了权威，可以驾驭士族；士族纵有很大的社会、政治优势，却无凭陵皇室之可能。士族依然有人物风流的优势，皇帝擢才取士，赞礼充使，都离不开士族，甚至还要向士族攀结姻娅。优容士族的各种成规还在，士族特殊性的消失还有待时日。因此，宋、齐、梁的某些制度带有相当的过渡性质。 宏观考察东晋南朝近三百年的政治体制，主流是皇权政治而非门阀政治。门阀政治只是皇权政治在东晋百年间的变态。门阀政治的存在是暂时性的，过渡性的，它是从皇权政治而来，又依一定的条件向皇权政治转化，向皇权政治回归。皇权政治的各种制度经过南朝百余年的发展，终于与北朝合流而形成隋唐制度的重要渊源。皇权政治在这一曲折反复的变化过程中，本身也起着变化。隋唐的皇权政治并不全同于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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