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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在中国北方发生了一场大瘟疫，感染人数众多，死伤惨重，被文献记录下来的，就包括“建安七子”中的四位，还有“司马八达”之一、司马懿大哥司马朗，没被记录的无名无姓的普通老百姓，更不知道有多少染疫而亡。 【建安七子中四人染疫而亡】建安二十二年的这场瘟疫，各种文献可以互相佐证，如范晔《后汉书·孝献帝纪》记载：“是岁大疫”。曹植《说疫气》一文称：“建安二十二年，厉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据《三国志》记载，建安二十二年，兖州刺史司马朗随军征吴，到居巢（今安徽省巢湖市）时，军中暴发疫情，司马朗亲自巡视疫情，又访医施药，不幸感染疫病，享年47岁。曹魏官方史书《魏书》收录了司马朗临终时的一段遗言：“刺史蒙国厚恩，督司万里，微功未效，而遭此疫疠，既不能自救，辜负国恩。身没之后，其布衣幅巾，敛以时服，勿违吾志也。”颇有“出师未捷身先死”的遗憾。  许昌市文峰游园内的建安七子。牛志勇 摄 图片来源：许昌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官网 建安二十二年冬，“建安七子”中最后四子徐干、陈琳、应玚、刘桢相继染疫而亡。第二年，魏王世子曹丕在写给元城令吴质的书信中追忆了这场疫病之痛：“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七子”中，孔融、阮瑀已分别于208年、212年去世，王粲在216年冬随军伐吴，217年春返回邺城途中病亡。到当年冬，已无“建安七子”。 按照曹植的说法，当时惨状是家家都有死人，户户都有丧事，更有甚者全家、全族覆灭。不过，这次疫情中，死伤惨重的多是平民百姓、穷苦大众，名流名士其实很少染疫，就算感染了，不幸死亡的也是少数。 所谓“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被褐茹藿”是指穿短褐衣，吃橡茹、藿歠这类粗食的人，“荆室蓬户”是指用荆条建房子，用蓬草做门，这两者都指贫寒人家。“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则指生活豪奢的名门世家。徐干、陈琳、应玚、刘桢这几位名士之所以也染疫而亡，可能是他们交际应酬太频繁，又没做好个人防护，曹丕《与吴质书》中说这些名士，“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在宴席上或娱乐场所，完全不注意社交距离，染疫也是迟早难免。 疫情发生第二年，魏王曹操下了一道救助灾民令，称“去冬天降疫疠，民有凋伤”，70岁以上没有儿子的寡妇，12岁以下没有兄弟的孤儿，以及“目无所见、手不能作、足不能行”，又没有妻儿父兄和产业的残障人士，国家将终身提供口粮。  图片来源：许昌市博物馆 【汉末三国大战之中有大疫】对于疫病原因，曹植否定了“疫者，鬼神所作”的迷信，他嘲笑“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疫病与鬼神无关，挂符厌胜也只能是心理安慰，但曹植所谓“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也没能正确认识疫情起因。 汉末三国处于乱世，连年战争、政府失能、治理失序，才是造成“大灾之后有大疫”“大战之中有大疫”的主因。东汉名医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自序中写道，建安以来，他的宗族200多口人，十年不到，就死去了三分之二，其中因伤寒去世的又占十分之七。这里伤寒也包括瘟疫。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瘟疫、饥荒和战争总是相伴而生，建安二十二年曹操由居巢进攻濡须的孙权，爆发第二次濡须之战，当时魏军中疫病流行，司马朗染疫去世，而长年在吴方前线的横江将军鲁肃和偏将军凌统也在同年病逝，有可能就与魏吴前线的瘟疫相关。 早前建安十三年（208年）的赤壁之战，曹操撤军也有很大因素是军中瘟疫流行。《三国志·武帝纪》记载：“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於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三国志·先主传》记载：“时又疾疫，北军多死。”《三国志·吴主传》记载：“公烧其余船引退，士卒饥疫，死者大半。”《江表传》又记载，曹操说：“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襄樊之战，关羽对魏作战水淹七军，而后又在对吴战争中败走麦城，参与荆州争夺战的吴方将领吕蒙、孙皎、蒋钦等在战后相继因病去世，可能就与战争中瘟疫流行有关。而这一年，与伤寒、瘟疫作战的“医圣”张仲景也去世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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